农村新型合作组织调查

　　央视《中国财经报道》10月23日播出节目《农村新型合作组织调查》，以下为节目内容。

　　最近我们在一些农业大省调查的时候发现，一种由农民自己建立起来的合作组织，正在各地农村生根发芽。这种合作组织，有的叫“合作社”，有的叫“联合会”，虽然名字不一样，但在农民眼里都差不多，按他们的话说，这是“咱农民自己帮自己解决困难的组织”。

　　让我们吃惊的是这种组织发展的速度很快，根据农业部的统计，目前全国运行较为规范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经有15万个之多。然而，他们发展得越快，引起的争议也越多。有人质疑它的合法性；有人担心它会抢了农村基层政府的饭碗；还有人担心这些组织发展下去，会出现非法集资，或者严重的伤农事件。

　　到底这些质疑和担忧有没有道理？这些合作组织究竟是些什么样的组织？为了了解其中的真实情况，我们也选取了湖南、吉林一南一北两个比较有特点的合作社进行了调查。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合作社是怎么兴起来的。

　　一、双峰县里的“新组织”

　　2002年8月，湖南双峰县走马街镇出了件大事儿，镇上相邻的两个村泉水村和马仙村有将近一半的村民，加入了一个叫“农村科技合作社”的新组织，大家准备在合作社的发起人王运芳的带领下联合起来种植葡萄和柚子。没有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们，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心态，他们只等着看合作社的笑话。

　　湖南双峰县走马街镇泉水村村民凌晓光：“要求愿意来的就来，很多人还有想法，不知道种的这个柚子有没有果挂，有的人甚至还说，‘是结个柚子还是结个茄子出来，要是结个茄子出来那就害死(人)了。’”

　　双峰县位于湖南省中部，是有名的农业大县。对这里的农民来说种地再累都不怕，就怕忙乎了半天自家的地里生不出钱来。其实为了增收，农民们各种办法都试过，但不是这出问题就是那出问题。就拿马仙村来说，土地承包后每家每户都在想办法调整自己的种植结构，但因为缺乏经验，没少被假种子、假农药坑害；自己不行，那就参加政府组织的种植项目吧，可还是有问题。像前几年镇政府号召种板栗，干部们只管卖种苗，怎么种就没人管了，到头来农民们还得自己摸索，结果种了三年板栗树全死了，全村农户损失了10多万块钱。

　　湖南省双峰县马仙村村民王权松：“他只要你种，种完之后，他就不管了。”

　　合作社的发起人王运芳也是双峰县农民，看着乡里乡亲整天为这些事发愁，他也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成立一个组织，为大家解决这些单靠自己或者政府都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呢？

　　湖南省双峰县农村科技合作社理事长王运芳：“解决的最大问题第一个是科技的问题，把技术推广到千家万户。另一个是销售问题，把产品延伸到大市场。第三个就是，如果把科技推广和产品延伸市场，关键就是一个，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

　　那时候王运芳刚从农校毕业，他自发创办了一个“青年科技服务站”，从提供技术、农药和种子开始，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发展，服务站终于发展成了现在的“农村科技合作社”。

　　湖南省双峰县农村科技合作社理事长王运芳：“市场需要什么农民就种什么，适应了市场什么样的规模，就发展什么样的规模。这就是尊重市场。”

　　不过对马仙村的人来说，以前科技服务站并没有开到他们这里。尽管这回王权松和不少村民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和“科技合作社”签了种植合同，但大家入社的时候心里也并不那么塌实。

　　湖南省双峰县马仙村村民王权松：“也许相信，也许不相信，目前这个形势，骗子是比较多的。”

　　打动王松权的，是白纸黑字的合同。合作社不仅承诺从选种子、买化肥，到种植、销售，他们全包了；而且根据合同，“社员”只要按要求种植葡萄和柚子，挂果之前的三年，每年社里都会给每亩地补助300斤稻谷；社员可以在挂果以后再交种苗款；如果没挂果社里会按每株30块钱赔偿；要是发生冰冻等灾害，合作社还将免费补种。不过销售收入合作社要参与分成。

　　这样的合同在王权松看来几乎是只赚不赔的买卖。

　　湖南省双峰县马仙村村民王权松：“这个农民是比较实际的，谁是实事求是，谁干实事，谁(使他)受益，他就相信谁。”

　　王运芳真的能做到只赚不赔吗？其实，王运芳心里也有一丝担心。虽然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运行流程和风险控制标准，虽然合作社有几百位农业专家和市场专家帮忙把关，但一个人的时候，王运芳还是会反复检查合作社运营的每一步流程，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风险。

　　二、双峰县里的“新组织”

　　自打马仙村的农民们签了合同入了社，大家就等着看王运芳到底有多大能耐了。让村民王权松没失望的是，合同签了没多久，王运芳就把种苗和肥料拉到了他家门口，而且两样都比市场价要便宜。不过，老王还是有点担心苗子种下后没人管，于是不管遇到大问题、小问题，老王都要拨打合作社留下的热线电话，而合作社每次也都派出科技人员或种植专家帮老王解决问题。这一切被当时专门来调研的湖南省科技厅副厅长看在眼里。

　　湖南省科技厅副厅长李求长：“他们的96318在这个合作社里边，每家每户的电话，都连在他那里，有了96318一打，那个地方马上，我们的那个库里面的很多专家，数据库里面，很多这方面信息，很多，技术告诉他怎么办怎么办，他就解决了。”

　　2004年秋天，马仙村的葡萄就要成熟了，快到收获的时候，王运芳向社员们承诺，每亩葡萄至少能收2000块钱。王权松当时并不太相信。

　　湖南省双峰县马仙村村民王权松：“王运芳说(每亩收益)没有超过2000(元)，他就补足2000(元)，葡萄熟了，他(王运芳)就销售出去。”

　　王运芳卖葡萄确实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在专家的建议下，为合作社里的葡萄统一注册了“谐美牌”商标，还请了十几个“合作社经济人”到各地去搞推广。有了品牌葡萄刚上市就有不少水果商主动来村里收购，价钱也一下子上去了，最后每亩地居然让社员们收了6000多块钱，比预想的还多两倍！

　　赚到了钱的王权松和其他社员们都乐开了花，而当初没参加合作社的村民们也开始争着入社，这一下 王运芳的“科技合作社”名声叫响了。如今双峰县科技合作社已经遍及全县16个乡镇，建立了以县、乡镇、村为平台的“总社、联社、分社”三级服务体系。社员超过一万人。

　　湖南省科技厅副厅长李求长：“我要问‘农民的辣椒，谁让你们种起来的’，‘王运芳要我们种起来的，’‘你们的那个，水稻，今年为什么那么丰收啊？增加一百多斤了每亩，’‘王运芳合作社给我们找的搞水稻的专家，’都是那么讲，我感到非常地感动这一点，印象也非常深，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

　　王运芳说，他看过有关部门的一个调查数据，规模化经营后，即便是生产同一种农产品，参加合作社的农民也要比没有加入的农民多增收10%到40%。目前在双峰科技合作社，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每年都能增收300多元。

　　湖南双峰的这个“万人合作社”之所以能帮农民们赚钱，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有了组织以后，农民们的生产、销售都有了规模，而且有专人在各个环节负责，这样就解决了以往农民们单凭自己的力量，或者即便是依靠政府也不能完全解决的——与市场全面对接的难题。

　　话说回来，从人民公社到土地承包，应该说我国农村的经济组织形式已经发生过几次变革了，可为什么农民增收问题还是不能很好地解决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953年一场土地改革在我国各地农村兴起，土改“分田分地”，让翻了身的农民们彻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土地私有也带来了生产规模太小等问题。

　　于是在1953年——1957年，我国又开始实行土地合作制度，土地逐渐过渡到了集体所有，虽然那时候也叫“合作社”，但合作生产都是政府来组织的。随后的1958年，“人民公社”在全国遍地开花，当时，全国99%的农民都把自家的所有土地，还有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都无偿交给国家，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但这种“吃大锅饭”的体制，也导致了农业生产效率极差，发展到后来农民们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改革的念头也开始在农民心里渐渐萌发。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为了彻底改变他们的贫困状况，冒险立下了“生死状”，他们签订了中国第一个分田到户的合同，这件事当年非常轰动，而农民们的举动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那一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在全国推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瞬间被激发了起来。之后短短四年，中国就解决了农民们的吃饭问题。

　　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实行就是20多年，而农民们也不仅仅满足于温饱，大家现在的目标是增收致富！可这个目标一提出来，问题就又来了：分田到户以后，我国农村的生产形式又变得非常分散了，成了以单个农户家庭为主体的小农经济，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双峰县，单独的农户家庭，抵御不了那么多的风险，也解决不了产业链上的所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来解决分散生产带来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说到这儿，就不能不讲另外一种新的农村合作模式——“土地托管”，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兴起的这种合作模式比我们刚才说的合作社还要大胆，它完全突破了现行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地种粮大户告诉我们说，把土地交出去给别人种，一年至少能多赚1万多块钱。有谁能比种粮大户还能种地呢？我们还是来看记者的调查吧。

　　三、“土地托管”是颠覆还是升华？

　　今年开春，马德库又承包了几百亩地，照例他还是把地交给了当地农场统一耕种。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光芒村种粮大户马德库：“我今年种了500多亩地大豆，全部以(土地)托管的形式交给了克山农场。在投入方面呢，少投入了将近1500元左右，增加的亩效益是10多元，500多亩是8000元左右。”

　　土地托管最初也是农民们自发形成的。农场每亩地只收十几块钱的管理费，到了年底还会按土地比例把收获的粮食再交还给农民。马德库说，有了农场帮着种地，他家六口人有一半人现在都外出打工了，另外三口人则在家搞养殖，这样家里就又添了两项收入。村支书寇河告诉记者，现在村里交给了黑龙江农垦统一耕作的土地已经有5000多亩，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可以降低投入并增加产量，预计今年可以让全村增收8万多块钱。齐齐哈尔农垦分局机械局刘怀山局长介绍说, 出租大机械一年也能给分局带来大约2千多万元的额外收入。但土地托管这种双赢的模式, 会不会颠覆已经实行了30年左右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呢？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局长隋凤富：“土地托管是对现行农村一家一户小农生产的一种否定，是以前代耕代收的一种升华。在土地制度没法改变的情况下，用农场带动农户，在局部地区，实行规模经营，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加快新农村建设必然趋势，可能对现行土地承包制度也是一种冲撞。”

　　那么这种合作形式，会不会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冲突呢？农村土地问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认为，土地对农民来说，应该既能产生“经济收益”又能提供“经济保障”，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到现在，已经出现了“廉价征用土地”和“土地私有化”两大风险，而农民们自发的合作恰恰规避了这些风险。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这个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新型合作化，是一种合作化的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土地经营。恰恰能够使中央定的那个土地承包制，长期不变，这个方针我是坚决赞成的，它的实质不是时间，不是三十年或五十年，是我前面讲的这个，保证，切切实实的保证农民的两个最基本的土地经营权益。”

　　看起来，这些农民们自发形成的合作组织还真不简单！农民们的智慧也不能小看！除了解决增收难题，改良土地制度，一些农村合作组织还改变了当地农民的融资模式。在吉林四平梨树县就出现了一个合作社，专门给农民贷款。

　　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农民贷款应该去找农村信用社呀！农信社都解决不了的，农民们自己就能解决了吗？这个问题，其实也正是我们去调查之前最大的一个疑问。

　　四、梨树县人的“小银行”

　　对于所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春天本应该是充满希望的。然而2004年的春天，在农民李丙玖眼里却是一片死寂的灰色。

　　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镇闫家村村民李丙玖：“该人钱，人家要，着急，上火。自己的地种不上啊，春耕根本就没有钱，一分钱没有，买苞米种子，什么化肥啊，没有钱。”

　　种不上地的话，家里人一年的口粮和花消就都没了保障。而让老李更发愁的是几年来跑运输自己赔了两三万块钱，家里现在不但没有积蓄，而且还欠了人家几千块钱。再借，还能跟谁借呢？

　　记者：“找人借过钱吗？”

　　李丙玖：“借过！你借，人家也不借给你啊，不敢借给你啊，怕咱还不起啊，天天跑。就是我该人钱那家儿，人家忙着给儿子娶媳妇，急需用这个钱。咱们吧宁可地种不上，也想还人这个钱。”

　　记者：“当时没钱的时候想过向信用社去贷款吗？”

　　李丙玖：“当时想过，到那儿贷不来，咱没有钱，信用社知道我是外债累累，根本就不敢贷给你，怕还不上。”

　　李丙玖是个要面子的东北汉子，地可以不种，但钱一定要还。可钱从哪儿来呢？

　　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镇闫家村村民李丙玖：“就是家里不管有什么东西，值钱的我都能卖了，我还人家饥荒。抬不起头来，就那时候，我连门都不出，成天在屋里呆着。你不呆着怎么着，出去你就觉得磕碜。”

　　一连几天，李丙玖都没有走出自家的院子，当时他的心情也许只有他家忠实的小狗可以理解。到了还钱的最后一天，实在没有办法的李丙玖硬着头皮出了门。

　　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镇闫家村村民李丙玖：“我跟大伙说我该人这个钱，人家等着给儿子娶媳妇呢，这钱我还不上人家，我借了不少家也没借着。合作社的这帮人就在一起啊，说‘那你多少钱啊’，我说‘连还人家带我种地我得五千多元’，然后他们大伙说‘大伙合计合计，咱们大伙帮你一下吧’，就这么的，这帮人拿出五千多元来。”

　　借给老李救命钱的这个合作社，是梨树县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以前大家只进行生产互助，集体凑钱救济一个社员，这还是头一回。有了合作社给的5千块，老李不仅还了外债，还买了种子和化肥。

　　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镇闫家村村民李丙玖：“啊，重新做人一样啊。用钱人家借给我了，人家用钱的时候我还给人家了。这帮人给我的脸给圆上了，我就觉得挺高兴。在一起学习，我们就唠嗑，我说咱们办一个互助合作社不行吗？”

　　农村生产风险大，说不准哪天拉饥荒的事也会落在自己头上。大伙一合计，老李说的资金互助有道理。于是在2004年7月，由合作社8个农户发起的“资金互助合作分社”就这么成立了。不过，要想让更多的人入社却并不容易，虽说每户只需要交200块钱，但村里大多数人还是有想法。

　　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镇闫家村村民张志生：“你说入合作社，那时候，不想入这合作社，不想加入这合作社，走社会(人民公社)的时候走够了。那时候走够了，那时候是，你一天挣不多少钱，还挣不多少分，这折腾也不挣钱，这回可下自由了，我可拉倒吧，我可不，还入合作社？”

　　这个叫张志生的老汉之所以这么反对，是因为“合作社”的名字让他想起了当年的“人民公社”，虽然后来抱着随大溜儿的态度张老汉也入了社，但他还是将信将疑。直到去年冬天张老汉才真正明白合作社是怎么回事。

　　当时做豆腐的张老汉看到黄豆涨价涨得厉害，就想提前进2000块钱的豆子作原料，可家里当时偏偏就缺这笔钱，于是张老汉想到了合作社，有了合作社的支持，这才让他觉得这个社没白入。

　　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镇闫家村村民张志生：“一块一，买完黄豆，就涨到一块四，一斤差三角，两千黄豆差不多600元嘛，差600元。我做完豆腐，这一斤黄豆我还剩一元多，还挣一元多，这就3000多元。要合作社不支持我这2000元钱，能挣3000多元吗？”

　　打这以后，张老汉逢人便夸合作社。眼下合作社已经吸纳了村里43户农民，社员入股资金将近7万元。就在记者在闫家村调查的时候，梨树县主管合作社工作的农资局田局长也来调研，他说这样的资金合作社在当地已经有四个，在农民心里合作社就是救急的“小银行”。

　　吉林省梨树县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局局长田景斌：“你像今年我们成立两个资金互助合作社，那个资金速度发展也比较快，他们都在五、六万元钱。它这个组织，现在目前来看，也就是解决燃眉之急。”

　　不过调查中记者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村民在缺钱的时候，都很少提到农信社。如果说李丙玖贷不到款是因为有欠款记录，那其他人又为什么呢？

　　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镇闫家村村民张信：“银行借不好借，银行得有人，没人你借不出来，借出来的话，得给人家，讲话呢，点儿好处，不给还不贷给你。”

　　张信告诉我们，他不愿意去信用社贷款除了因为要托人情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信用社的贷款机制不够灵活，每年只有春耕的时候才给贷一次，之后追肥、打药再需要钱就没人管了。可这庄稼不等人，不及时追肥的话，那损失可就大了。

　　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镇闫家村村民张信：“减产，像我这一垧地要是不追肥的话，一垧地得减产一千多斤。”

　　吉林省梨树县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局局长田景斌：“(合作社)突出主要还是个灵活性。在农民用资金的时候，信用社它还有政策性。它周期性都是一个农业周期，一个周期，算一个贷款(周期)。但这个农民的，互助资金合作社，它随时随地，如果有资金的话，随时随地，经过理事会研究，就可以给他贷款。这是最大特点。”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对近2000个农户的问卷调查，目前大约只有1/5的农户能够从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亲戚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仍是农村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目前我国正规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依然相当突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我觉得农业银行啊，这些商业性银行都在从农村撤出，现在农村就剩下信用社一家了，那么仅仅靠农村信用社一家是不可能解决农民的信贷需求的。”

　　韩俊告诉记者，根据他们的调查，农民们即使能贷到款，一般也只是3000——5000元的小额贷款，而5000元以上的大额贷款，通常需要担保或抵押，可大多数农民既没有值钱的物品抵押，也没有足够的信用资质，所以真到了需要大笔钱扩大再生产的时候，农民就会被资金捆住手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农村金融改革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思路就是一定要有竞争，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框架，能够有效地规范这些新的农民自己组织的合作金融组织的行为，将来它可以补充我们农村金融体系的不足，可以形成一种真正功能合理的、一种有效竞争的、一种监管有序的农民的新的金融体系。”

　　农民们反映的，到农信社贷款还得托人情的问题确实应该引起重视，而在这背后，暴露出的恰恰是农村信贷严重不足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自己搞起资金互助合作，说实话也是给逼得没辙了才想出来的办法。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农民们自己成立的这些组织到底算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又是搞生产，又是搞金融借贷的，这中间会不会出问题呢？

　　农民们自己可能想不了那么多，谁能给他带来好处，他自然就相信谁。只要能致富，他们大多不会去计较这个合作社是谁组织的，应该由谁来管。

　　可我们不能不计较，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他们的利益。而且调查中，我们确实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五、合作社有没有“死穴”

　　记者在湖南和吉林调查的时候发现，对于农村合作组织这个新鲜事物，入了社的农民们是一片赞扬，而没入社的农民们则普遍是谨慎和观望。因为当地关于合作社的争论，一直都很激烈，一些质疑和反对甚至来自当地的政府部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湖南双峰县的农村科技合作社，能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发展到一万人的规模，这让当地县委书记李大剑感到吃惊。为了了解合作社的运作情况，李大剑专门参加了合作社的几次大会，第一次会议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湖南省双峰县县委书记李大剑：“开会的这种响应度、积极度和认真度要超过我们政府组织干部开会的这个程度。我就感觉这个合作社是真心受欢迎的，使他们感觉是自己的合作社，而不是政府强加给他的一种合作社，还是他们真正自发的，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所以参加他们的这个合作社，当时我都受感动了。”

　　然而，就在科技合作社红红火火，县委书记也表示支持的时候，当地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而且反对者不是别人，正是专门分管县里农村工作的领导——双峰县农办主任胡亚飞。

　　在双峰县农村工作领导办公室，记者见到了胡亚飞主任，但他拒绝采访。考虑到他的顾虑和压力，记者和县委书记李大剑进行了沟通，李大剑说县里欢迎不同的意见，胡亚飞这才同意采访，但希望只录音不录像。我们尊重了他的意见。

　　胡亚飞告诉记者，他不太相信仅凭一两个农民弄个合作社，就能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湖南省双峰县农村工作领导办公室主任胡亚飞：“我们政府，有农业局，有农技站，有林业局，都是从事这个农业这方面的，还有高级职称、中级职称，有专业的人员从事为农民服务。应该说农民是比较满意的。但是，还跟不上这个形势。你一个农民所组织的所谓农民科技合作社，你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对于胡亚飞的这个质疑，合作社牵头人王运芳并不认同，他认为合作社现在之所以能发展到300多个分社，靠的并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完善的组织流程和体系。

　　而在县委书记李大剑眼里，对合作社出现一些非议也是可以理解的。

　　湖南省双峰县县委书记李大剑：“那么这个矛盾主要是什么呢？第一个，传统的这种政府部门，来承担这个农业技术服务的这些部门，感觉到是否这个抢了他们的饭碗，甚至占了他们的位置。很多骨干力量，被我们这个农业科技合作社吸引走了，这个他们感觉到，是否也形成一种竞争。所以当时农业部门可能，临时有一种排他，心里还有一种失落感。”

　　调查中，胡亚飞主任提出的第二个质疑则是直接针对王运芳的。他告诉记者，王运芳自己已经不种地了，他的收入完全来自合作社。这样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很难让人想象它能为农民做好服务。

　　湖南省双峰县农村工作领导办公室主任胡亚飞：“你像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专门就是做这个农村工作，我走到哪里，我跟哪个农民交谈，我不收农民的钱，农民欢迎我。但是有一条，我现在我是想赚你的钱，你们信不信。”

　　记者调查后发现，双峰科技合作社确实像胡亚飞所说，是赢利的。每年合作社都要向每户社员收取50块钱的会费，而且合作社提供的服务很多也不是免费的，比如，泉水村葡萄进入盛果期后，合作社每年就要从中收取14000元左右的“有偿服务费”，再加上收益分成，合作社的收入非常可观，仅今年上半年，合作社的总收入就有62万元。这么多的钱，是不是都落在了王运芳个人的腰包里呢？调查中，农民王权松给我们讲了他知道的一些情况。

　　湖南省双峰县马仙村村民王权松：“那个肥料他也要贴一些，还要给技术人员发工资，每年还要开几次会，还要发奖金，再加上贷款，贷款要补贴利息，每个村每一年要补1到2万元的利息。这里出一点，那里出一点，他的钱就没那么多了。”

　　王权松说，社里最大的一笔固定开支是每年20万的风险基金，这笔钱是用来对那些可能失败的项目进行赔偿的，而且王运芳拿多少工资村民们都知道。这是因为，合作社不仅公开了帐目，而且还成立了理事会，28个理事都是社员们自己选的，凡是重大决策、资金使用，理事会都得投票才能决定。

　　湖南省双峰县农村科技合作社理事王敬凡：“我们有2/3的理事反对这个事，他就不能执行。”

　　为了加强监管，合作社还自愿请求县里的财政审计部门每年进行年度审计，审计结果必须在每年的社员大会上予以公布。对于这一点，县委书记李大剑给予了证实。

　　湖南省双峰县县委书记李大剑：“本来这个应该是市场条件的一种运作，但是考虑到实际农民这么多，考虑到农业风险防范不同于其他的营运，所以我们政府也承担了这个职能，就是根据他的要求，每年对他进行一次审计。”

　　资金管理和运用，合作社确实有一定之规，不过农办主任胡亚飞还是对合作社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担心。胡亚飞说，他主管农业工作20多年，处理过很多失败项目的赔偿问题，王运芳当年在石榴乡就有过种百合的失败经历，当时也是他参与处理的。

　　湖南省双峰县农村工作领导办公室主任胡亚飞：“当时我为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农民是吃了亏的。所以你说，我对他这个对外的服务，我能够，我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我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要对农民负责，农民不能吃亏。但是你到这个时候他没钱，你怎么办，农民找政府，政府怎么办。”

　　记者：“你现在也担心他现在这个合作社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胡主任：“对。”

　　胡亚飞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戳中了王运芳的伤口，他告诉记者，六年前他们的科技服务站看好了食用百合的市场前景，可没想到由于技术员经验不足，错把药用百合种子当成了食用百合种子，结果农民们种出来却卖不掉，连种苗钱都没收回来。王运芳说，这次教训让他开始格外重视风险控制，眼下合作社的运营每一步都有专家把关，而且社里每年都会拿出20万元作为风险基金。不过如果遇到天灾，这些办法就都不顶用了，现在他们只能通过发展多种产业来分散风险。

　　湖南省双峰县农村科技合作社理事长王运芳：“让这个产业赚了钱，可以弥补那一个产业亏了一点或者赚了一点，可以进行补偿。”

　　对于合作社的风险监管，县委书记李大剑也坦言，由于合作组织一直都没有合法身份，所以也没有相应的法规适用，尽管他们帮王运芳的合作社在民政部门备了案，但现在还挂着两块牌子，这给他们的管理带来了不少困难。

　　湖南省双峰县委书记李大剑：“那么他们还是一个，农业属于弱势产业，而我们怎么去支持？政府怎么去扶持和支持，帮助他抵御风险？仍旧没有找到一个比较，这个有明确法律规定政策规定的一个东西。”

　　农办主任的反对，看来也不是全无道理，点来点去，王运芳还是被点中了一个风险防范的“死穴”！那么，吉林四平梨树县的资金互助合作社是不是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呢？

　　六、合作社有没有“死穴”

　　在吉林四平梨树县的调查中，一位不愿意露面的村民问记者，他们这里的资金互助合作社，不但收利息还分红，这算不算非法集资。类似的反映其实也引起了当地银监局的关注，就在两个月前，四平市银监局还专门派人到阎家村进行了调查，当时带队的张新东局长向我们介绍了相关情况。

　　银监会四平监管分局局长张新东：“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比较吃惊，作为一个农民来讲，金融，金融是一个专业性，专业性很强的一个行业要求，农民能做到那种程度，确实令我们很吃惊的。他的基本组织架构、制度设计，和农村信用社基本上是一个类似。”

　　到底合作社是怎么运作的？它真的就不存在风险吗？在张新东的建议下，我们参加了一次合作社组织的学习。

　　这是闫家村百信资金互助合作社成员组织学习现场：

　　“咱们既然这个资金互助合作社已经成立了，咱们社员同志就要加强学习，首先咱们要理解为什么创办资金互助合作社。”

　　农民一：“温碧霞可以借两千，我为什么只能借一千呢？”

　　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闫家百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监事长张红军：“因为现在可以看出，温碧霞入股，入的股金是400元，400元按照1：6来算，乘以6就可以贷2000块钱。因为你只入了200块钱，也按1：6来算，你只能贷1200块钱。因为你的股本金不够，如果你想贷2000块钱，首先你要增加你的股本金，再增加200块钱，变成400块。”

　　合作社监事长张红军说，为了避免给谁钱多给谁钱少的纠纷，合作社制定了详细的章程，农民入社最低标准是200元，200元获得一个表决权，每多入股400元，就增加一个表决权。入社后农民能享受两项权力，一是可以按照1：6的比例借款，二是年终可以按入股比例对利息赢余进行分红。合作社借款期限从一个月到一年不等，利息最低8.1%，最高12%。

　　农民二：“监事长，我问一下，如果温碧霞贷了款了，贷了2400块钱，如果她要是不还怎么办？”

　　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闫家百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监事长张红军：“为啥说咱们规章制度有个风险防范呢？因为咱们借款必须有担保，担保人金额必须达到借款人40%……”

　　对于风险防范，记者也查看了合作社的章程：社员借款必须找其他社员做担保，担保人要拿出相当于借款额40%的钱来做抵押；如果借了款不还，不仅借款人的原始入股资金要被扣掉，担保人的抵押款也要被扣掉；其他不足的部分则要由全体社员来共同承担。姜志国说，村里人不是亲戚就是邻居，要是有谁故意不还钱，那他在村里的信誉就完了。但如果真揭不开锅，亲戚朋友帮一把也是应该的。那么，这么多社员们的钱放在一起，怎么管？谁说了算呢？

　　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闫家百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理事长姜志国：“我们合作社的资金要想拿出去，必须通过，因为我们合作社存折，现在因为还没立法，合作存折由监事长保管，存折把着，谁要想取钱的时候必须得经过理事长出印章，会计的签字也是盖上戳，完了出纳员去上监事长那儿，把存折咱们都一起拿到银行，或农村信用社，把这款支出来，不至于被个人弄跑。”

　　即借款流程如下：申请借款——借款员审查并开具借款合同和借据——理事长批准——报监事会监督——会计记帐——到出纳领取款项。

　　资金管理和风险防范似乎都很详尽，但入股、分红的事实也确实存在。那么，这种合作组织有没有非法集资之嫌呢？当地银监局的张新东告诉记者，这也是他们当时调研的项目之一。

　　银监会四平监管分局局长张新东：“它也算比较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有相应的组织架构，董事会、理事会，也有一个管理人员，管理层次，再一个它的资金运作，还有资金来源，它都是体现了一个合作互助这样一个形式，它体现互助，它不是单纯盈利的。”

　　张新东说，非法集资的目的是非法赚取暴利，结果会坑害参与者，而农民合作组织还是比较规范的。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合作社就没有潜在风险。

　　银监会四平监管分局局长张新东：“它没有相应的管理人员，就是它没有风险控制能力，它没有风险控制。如果这个业务它发展大了，它的控制能力就很值得怀疑。从管理的角度，从国家管理的角度，从社会稳定的角度，金融稳定的角度，我觉得要保证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业务范围，还有业务的地域范围，做一定的限制，这对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也是非常有益的。”

　　农民们自发形成的这些合作组织，将来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怎么才能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呢？稍后，继续我们的调查。

　　七、会诊“合作社”

　　有没有具体的办法，能帮助农村这些合作组织规避可能出现的种种风险呢？其实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一些权威专家的关注，他们甚至自己掏腰包去帮助农民们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尝试着从中找到规避风险的办法。

　　在吉林梨树县不少合作社的墙上，记者都看到了这样几句话：“联合购销，风险最小；资金互助，制度重要；文化建设，收效最高。”而总结出这几句话的人就是被农民们称“用脚做学问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

　　在记者即将离开梨树县的时候，闫家村百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理事长姜志国也托记者捎一封信给温教授，因为他们有一些困惑，想请温教授给出出主意。

　　见到温铁军的时候，他刚从河北农村回来。他告诉记者，除了研究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他还自己掏腰包亲自参与了其中一些组织的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我第一批拿了大概6万块钱，就是合作社，我想小一点的合作社给五千，大一点儿给一万。我跟农民讲得很清楚，我这个钱几个作用，第一是个引导作用，我让农民说交一百块钱入社费，我交一万，或者我交五千，交五千是你的50倍，交一万是你的100倍，有人这么交，我是你的50倍，100倍，你还怕什么呀？先打消他的顾虑，我先引导。第二个我说这是个底垫的风险，风险的底垫，你们一块儿联合搞经营，如果亏了，先别亏你们的，拿这钱先去抵亏损，先不能让农民亏，这是要有人来帮他们承担风险。”

　　温铁军已经用自己的积蓄帮助农民成立了9个合作社，吉林梨树县的合作社他也曾考察过。在温铁军看来，梨树县合作社信里提到的合法身份的事情，也是现在必须解决的农村合作组织的普遍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应该是工商部门，它做了企业注册之后，它作为合作社法人，是企业法人，它才能够对外开展经营业务，对吧，它对内是一个合作社文化和合作社制度的建设，那是一个安定农村的必要的内容，但对外它一定是作为企业来开展经营的。政府的支农优惠政策，在所有的小农经济国家，都是定向合作社的，否则你不通过它来稳定乡村社会，一盘散沙的问题永远没法解决。”

　　温铁军说，合作社目前在全球都是农业发展的一种主流形式。在美国，由合作社加工的农产品占市场总量的80%，荷兰农业合作社的奶制品市场占有率也达到了为83%。而在我国，产供销一体化的合作社模式并没有形成，我国大部分农村合作社还只是在小范围内把农户们组织起来，梨树县合作社信里提到的规模小、潜在风险大的问题实际上在别的地方已经发生了。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河南兰考的农村搞卖大米那个事，一开始上来不就被人骗了，大概骗了几千块钱，不就是有外面的商业单位说我给你包销，结果就拉去了，拉去了以后人家给放到仓库里了，不管，不给钱，不给钱，然后我拉回来吧，拉回来你就得给他钱，倒着给他，倒找钱人家才允许你拉回来，结果连车费、运输费带这个什么，把这个米能拉回来的贿赂，全算上好几千块钱进去了，还一分钱没赚呢，先被这个社会上的这些单位就给骗了。”

　　温铁军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在合作社之间再搞联合，实现统购统销，并逐步向综合农协模式过渡。这方面东亚国家的小农经济模式值得借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所以我说将来长远看，真要解决，一定要靠东亚小农社会的综合农协模式，金融保险、医疗卫生、购销、加工、旅游、饭店、餐饮，甚至房地产等等，全装到综合农业体系，产生综合收益，返还农民，才能过得下去。”

　　对于农村合作社未来的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今年对全国九个省的140家农村合作社进行了调查，他认为，农村合作社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明确与基层政府的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我们的基层政府应该是引导而不是替代，应该把合作组织发展的舞台留给农民，让农民真正唱主角。”

　　韩俊说，去年他曾经对加拿大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做过一次全面的考察，当地合作社对自身价值的理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我问了很多合作社的社员、合作社的领导人，我说‘合作社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他们就讲了一句话，就是“服务”。中国将来随着法律和政策的不断完善，真正可以由农民主导的，真正为农民服务的，这种合作社，真正由‘草根’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它真正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农民，真正成为我们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有生力量。”

　　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在我国的起步很快，但通过这次调查，我们也能明显地感受到，他们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

　　而我本人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对待这个新生事物，各级政府、农业相关部门，以及权威专家普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理解、扶持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理性本身其实就是智慧。

　　就在我们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得知，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加紧对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调研，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已经在制定当中。如果您对农村发展合作组织有什么高见，也欢迎您和我们交流。

　　本期主编：李洋

　　编导：胡旭萍 潘敏 杨泽

　　实习编辑：谷战勇

　　《中国财经报道》播出时间：

　　首播：周一22：03

　　重播：周二2：02

　　周日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