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产品价格上涨谈第二步农村改革
今年以来物价，主要是食品价格飞涨。9月份消费品价格指数达到3.6%，接近警戒线，10月达到4.4%，11月达到5.1%，全年接近5%的可能性很大。
这次物价上涨呈现了典型的结构性上涨。11月，消费品价格指数是这样的：食品：11.7%。其中粮食：14.7%；肉类及制品：9.9%、蛋类：17.6%、水产：11.9%。而其他大类中涨的最多的是住房费用。这个费用不是房价，而是租房和相关费用。涨了5.8%，再次是医疗和家用品，是4.0%。其余基本没涨，甚至服装针织、交通通讯还都下降0.7%。
食品价格飞涨是否是因为生产不好，供给不足？需要加大农业产出提高供给量？贫道以为并不正确。这次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基本动因，是国家在2009-2010年连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推动的。国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改革前期农民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1978年到1995年，我国农民纯收入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5.8%，按指数计算为8.3%。同期农产品收入价格年均增长10.5%。也就是说农民收入增长的三分之二左右来自农副产品价格的增长。这个增长使城乡收入差距在一个时期得到缩小。但1996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长明显放慢，农民家庭纯收入按现价计算为年均增长5.2%，按指数计算增长4.6%。同期农产品收购价格年均增长为-7.1%。可以看出，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产品价格增长高度关联。农产品收购价格高涨时期，当年价计算的农民收入与指数计算的收入差距甚大。而收购价格增长缓慢时期，两者差距就小。
为了解决农民收入增长过缓问题，国家在2004-2006年连续出台政策，免除农业税，加大农产品收购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收入增长过缓问题。但是，农民收入增速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速度虽然比前一时期放缓，但差距总体还是在扩大。同时，世界粮食价格在2005年后开始上涨。由于我国化肥和一些农资以来国际市场程度越来越强，国际农资价格的上涨也带来问题。于是，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后政府再次采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小麦从每斤0.7元左右提高到目前的1元多。。其他农幅产品收购价格也提高，两年来总体提高30%左右。
农副产品价格的提高必然带来饲料和肉类价格的提高，最终会传到到食品价格上来。这是这次食品价格飞涨的根本原因。与专家们分析的流动性过剩和劳动成本上升没有关系。确实与温家宝说的一样，这次涨价“74%是食品，粮油、蔬菜、水果，18%是住房”，其余6%大约是医药，大部分商品不仅没有涨，甚至出现下降。预期中国将出现严重持续通胀是没有根据的。
但是，农产品价格只要涨起来了，指望回落是困难的。除了蔬菜这类供应周期短的商品。不过假如政府真的出台政策，大量增加粮食和肉类、油料的供给，价格确实会回落。但谷贱伤农，一定会再次出现卖粮难、卖猪难……等问题。因此，贫道认为这次食品价格上去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如果政府只会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来实现农民收入增长，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次粮食等农产品提价，不仅已经弥补了中国粮食价格与世界粮食价格的差距，而且已经明显高于国际市场粮价。2010年年中芝加哥期货市场小麦离岸价格为177美元一吨，折合人民币0.58元一斤。玉米离岸价格为149美元一吨，折合人民币0.47元一斤。消息说河北石家庄2010年产3等普通白小麦平均入厂价格2180元/吨，泰州地区面粉加工企业及个体粮食经纪人等社会收购主体收购价格为2100元/吨，外地调入价为2140元/吨。如果按2150元一吨白小麦计算，每斤要折合1.08元。这个价格比国际市场小麦离岸价格高出86%。消息说“国储库昨日已经开始挂牌收购玉米,价格在2030元/吨”,折合1.02元一斤，比国际市场高出117%。因此，再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空间已经被封死了。
政府面临的问题将是：免税的路走完了，持续提高农产品补贴的空间还有，但也不很有效，改革以来最常用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的空间没有了，那么如何保障农民家庭纯收入持续增长，起码接近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呢？
贫道不乐观。原因就在于农村第二步改革的方向和道路上出了问题。
对于一个人均耕地偏低，人口巨大的国家来说，农户不可能变成郭小岗说的那种“大农”（看看美国小麦价格与中国小麦价格比较就知道了）。因此劳动生产率不可能通过集约化来实现，土地集中规模不足，就难以达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阿根廷的水平。这一点连农业技术发达的欧洲也一样。因此，中国不可能走美国农业道路，只能参照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色列和欧洲的农业发展模式。也就是通过合作化这个途径提供一个给农民在金融、产业空间、税收方面均等的优惠条件，给农民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兼业经营空间。让农民一方面从事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小的农业，一方面从事一个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大的产业。
可以说，在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就应该进行农村第二步改革。当时大量村办和组办企业还存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非农产业的规模化专业生产群，一些村集体的经济力量还很强。1991年贫道与几个哥们自己组织，历时一年，调查了河南10个县的县级经济，当时认为农村第二步改革应该围绕农村社区建设来进行。所谓社区建设，就是加强村一级集体的规范化，使之成为组织农业、加工业和流通业的协调者，成为农村社会生活的组织者。虽然当时并未提出这样的改革需要国家给予金融和产业优惠政策，也没提什么“合作化”和“集体经济”（因为当时已经根本不去往这方面想了），但基本思路如果走下去，这些问题都会水到渠成而遇见，并加以思考的。1990年前后的农村，一些村子已经形成规模化的农户个体加工业富了起来，一些村子是村级或组级乡镇企业发展得起来了，农户也很富裕，更多的村子虽然有人通过从事加工业富裕起来，但是多数农民还是靠种地吃饭。同时，大量农民在经营非农产业过程中失败，一些赚过钱的也赔光了。这种情况下，完全靠市场力量是不可能让农民共同富裕的，前景是：随着城市的个体和私企的发展，大量乡镇企业面临经营困难逐渐倒闭；一些人搞到贷款发了财，另一些没有关系的人就束手无策；大量农民即使有了些积蓄，但会在一次次失败中损失殆尽，并彻底服输。因此觉得农村第二步改革是给予或者加强农村集体的组织和协调作用为中心。
但是，小岗村的血手印加上对改革前集体经济的声讨让政府和学界对走合作化和集体化道路有了严重的心理障碍，谁再说集体经济，再说合作化就是万恶不赦，就是走回头路，就是倒退，就是反对改革。这样，就堵死了中国农村第二步改革的正确方向，不得不往美国农业模式继续前进：将农村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到现在就是通过“土地流转”扩大入地经营规模；通过“城乡一体化”和“公司加农户”让城市资本和商业资本控制农村经济。这样必然进一步弱化农村村级经济和政治的作用，与可能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方向背道而驰，越走越远。
实际上，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除了极少数乡镇企业还存在，绝大多数都销声匿迹。尤其是九十年代后期的集体企业改制，将大量集体企业变成私营企业，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农村集体经济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农民的非农产业扶持都将是对少数人的优惠，所以到现在所谓支农资金，要么直接分到种养殖户头上，要么就是基本建设投资。而以南街村和华西村为代表的整个村级社区为一个社会生产生活单位的体制，也就是几个残存的，被南方报系不断批判的“反动样板”而已。
贫道一直认为，农村问题依然是中国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并不会因为城市经济已经占非常大的份额，大量农民已经出来做农民工，农民收入中40%来自打工收入而发生变化。原因是：只要没有给农民提供一个家庭纯收入迅速增长，赶上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机会，那么溢出农村的劳动力忍受最低工资线就一直低于正常水平，同时使城镇青年就业工资不可能提高。只要劳动者报酬因此难以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就持续疲软，两头在外，以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就不得不持续，技术进步冲动就依然低迷，处于“寄主”地位的中国经济就不得不一直“接轨”在美国这个寄生虫的“吮吸器官”上。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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