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现在又在全国推行城镇化国策，这让我不禁想到国企改革的“温水煮青蛙”的演变过程，最后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暴富资本家，而国企从国营→国有→官有→私有的演变过程，最终造成今天的私企、外企占全国工商业比重高达70%多的严峻局面，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受到严重威胁。那么城镇化的灾难又可能是怎样的演变路径呢?
一、 资本下乡的目的：
经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土地变成了集体所有——国有化的一个变种，“小岗村模式”只是摧毁了人民公社，但还没有摧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虽然农村里一些农民富豪、村霸违法圈地，但无法将占地合法化，没有权证，身份是灰色的。案例：嘉兴朝阳油品运输有限公司是从国企改制成股东制私企，油库是中石油的，就是办公场所也是原国企的房产。几个股东与农村有血缘性关系，这在中国极为普遍，因为中国工业化是世界上最迅捷的，许多国企职工都与家乡有血缘联系，出生时都是农民身份。股东们的资本撼不动中石油，占不了油库也占不了加油站，资本就在家乡找到了出路，就在家乡用资本也圈租了几百亩土地搞起了休闲农业。每年的公司利润都往农庄里投，置工奴们牛马股劳作不顾，农庄根本就不赚钱，就等着变天呢。海宁三林电子有限公司的三兄弟本就是农村人，虽在县城买了房产，但还是在村里圈了十几亩地大兴土木。民国时期的上海资本家把赚到的钱在上海周边，也包括嘉兴，置买土地。土地改革时地主不在农村而在上海，划成分犯了难，到底是地主呢还是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吧，土地没收了工厂还在，资本家可是当时的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之一。直到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工厂被赎买了，资本家成了职工，算是不挠头了。嘉兴民丰纸业股份公司的原老板及其子女现在是感慨万千了：这工厂原先是他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成了全民的，国企改制后又成了别人的，现在的老板中还有几个的父辈原先还是他家的工奴呢，不知原老板死亡没?如果没有死，现在还要从公司里领退休金呢，现在原老板的子女说不定是现老板的工奴。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荒唐事换谁也想不通。现在的统治法统出大问题了，我就在律师所遇到过当事人拿社会主义改造前的房契向政府和现在房产所有人主张物权呢，这说明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基础出了大窟窿。执政合法性说不清楚，中国就蕴含社会危机的隐患。“打资本，分车间，挖浮财”是当然的选项，否则、土改、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成了非法的了，共产党的这身皮也不得不脱下来，特色社会主义不得不改名为资本主义。
现在全国工商业与全面产能过剩，P民消费不足，庞大资本因找不到利润来源而出路不着，从铁路急于改革就可以看出资本的急懆和颠狂。中外资本家就象朝阳股东们等等资本家为闲置资本急于找出路，自然就瞄上了农村土地这块当今中国最大的蛋糕。农村土地是当今中国的资本保值增值唯一的资源。中国人对土地的热爱是其他国家的无法想象的。
二、 城镇化真能提高工农业经济效益吗?
中央政府制定和推行城镇化国策的重要理由是可以提高工农业效益，果真如此发展吗?我在成都一家律师所遇到一个案例：四川江油某镇实施农村土地流转，一家公司从农民那里流转到了一百多亩耕地搞起了观光农业，农民每年可获三、五百元，还可去公司上班。可公司经营了不到二年就歇业了，农民可就惨了，没班上了，租金没了，土地被破坏了，复垦又要投入巨资，只好去找政府讨说法，可政府又到哪里讨说法，上访中央不敢，追究资本家，可官员与资本家是二家的屎搅到一块了，众所周知，官商一家，就是借个胆，官员也不敢找资本家的麻烦。政府推给法院，叫农民起诉资本家，农民拿着合同起诉到法院，可法院诉状通知书找不到应诉人，自然不受理，因为法院有执行率指标，明显执行不能的案件是不受理的。我在法院门口就见到胜诉人拍卖法院债权文书，谁买?只有黑社会敢买。农民叫天不灵，叫地不应，法律对于农民就相当于一个屁，臭着呢。世界各国，典型如美国，私营企业的统计寿命是五年。如果城镇化是为了集约土地，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农民可以在农业公司里务工。考虑到资本家的资本寿命的统计值只有五年，那么竞争下来，最初的私营农业公司经过几个资本循环后，只有15%的资本家活了下来，其余的也可能变成农奴给竞争胜利的资本家打工了，土地兼并和资本兼并就是水到渠成了。中国国情是人多地少，多数农民衣食无着，只好学陈胜吴广了揭杆起义。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提高了农业效率了吗”?国企改制最初也是打着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的幌子，可最后结果是什么，全国人民都知道。社会运动规律是种统计规律，样本大，出现的问题相同，那就是客观规律在制定运动规则了。国企改制如此，难道农村城镇化就要不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吗?三千万失业工人谁负责，找那个地雷阵总理?找最高法院?找国际法院?暴富资本家有经济效益了，可亿万老百姓遇难了。如果农村城镇化制造了数亿失地农民，那账找谁算?“打土豪，分田地，挖浮财”团结了亿万贫下中农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罪恶统治。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民召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让亿万农民体会到了什么是公有制社会，农业效率比“小岗村模式”高，农业年增长率比改革开放的高，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中央政府推行农村城镇化国策来集约土地经营，提高农业经营效率，解决“三农”问题，可当初为什么要强制解散人民公社?难道人民公社不是集约化土地经营的吗?那可是真正的集约化，政、经、民、军一元化，农工商学医一体化。追究这个国策轮回，那就要思考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了。因为城镇化国策其目的不是让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而是让少部分人富裕，鼓励资本下乡，给资本提供一个保值增值的资源，制造出新的地主刘文采、黄世仁、南霸天等一批地主恶霸阶级。资本兼并扩张下去，就是资本家绑架政府和P民，顺着资本家的意识不可逆地发展下去，如同美国当前的窘境。
三、 市场竞争真能提高效率吗?
市场教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市场竞争能够提高经营效率，果真如此吗?案例：非洲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只要知道一头狮子吃了人，就要千方百计地予以射杀而不是保护它。为什么?因为狮子吃了人就有了好胃口，往后就要寻找人当最好的食物，那对活着的人的威胁极大。同理，市场竞争就是吃人竞赛，市场利润是依靠吃人经济行为产生的。提倡市场竞争就是鼓励制造社会热点，社会热点密度频率是单位社会空间里生活着的人相互发生因权益相互冲撞的统计规律地平均几率。我从事控告和律师业务的经验告诉人们：每个社会热点都不是一方羸一方输，更不是双方羸，而是双方输，动辄双方合计直接物质损失十万元计，数百万元都是小意识，更不要说精神损失。如果竞争失败方被关进了监狱，请问“竞争提高了经营效率了吗”?事实是少部分因吃到人肉而效率高了，多数人喝西北风效率低了，加权累积则整个社会效率更低了。1966——1976年，全上海总计收押犯人为18616名，其中1966年最少，仅435人;1976年最多，为2485名;“文革”十年(统计数字跨11年)平均每年收押犯人为1692人!再看“文革”后十年(1977——1987年，统计数字同样跨11年)，全上海收押犯人为62212名;其中1979年最少，为2194名;1984年最多，为12859名;平均每年收押犯人为5656人!(以上数据采自《上海监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结论是：“文革”后十年的罪犯，要比“文革”十年猛増到334%!就是说，犯罪率是“文革”时期的三倍多!所以文革黑社会产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今天官员无法无天，黑社会杀人放火，甚至能控制一方的经济和政治，乃至警察和武警。腐败，黑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成果真的不错。劳动竞赛活动竞赛失败方不易进监狱，而市场竞争活动中竞争失败方极易进监狱。失败方进了监狱，首先在押犯在监禁期间失去了发展机会，对自己、亲人、胜方、社会等方方面面都损失了财富收入，反而国库要为公、检、法、监、民政等等机关拨付公务经费，大概摊到每个在押犯约每年十万以上。那么，阴阳二方面的总损失又该有多少呢?
四、 法律真能保护市场运行秩序吗?
市场教把法律提高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认为法律完全能够保护市场运行，调整市场格局，规范市场秩序。果真如此吗?我只能说富豪精英是法治的受益者，完全没有体会到法治受害者的苦难。常言道“要想公正，打个颠倒”，富豪精英若真的对法律那么迷信，那就不要只当正方，更要当反方。“六·四”动乱分子、法轮功分子呼天抢地，有多少要求法治的?无不是要推翻现政府为最高诉求。拿我做案例吧：我从事控告几十年，律师业务也做了几年，对法制和法治有切肤之感、切肤之痛。法律不在于法典有多厚，法条有多少，立法者有多么人格高尚，书面多么正义，而在于执行力，执行力的强弱由警察、法官、检察官的意识形态体现出来，而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毛泽东中国时代法典薄，法条少，但执行力强，结果是有案必查，有罪必惩，社会热点密度频率低。“特别是”时代，法典厚得我这个男人都抱不动，法条多得我这个律师都拎不清，但执行力弱得我这个律师都觉得心寒，律师就是个皮条客、娼妓，而警察、法官、检察官黑得乌鸦都羞愧得戴罩袍。美国法治社会是富豪精英们心中的圣地，那我就举美国的法治吧：美国有一个县把法院承包给一个私营公司，法院经费由公司承担，法官工资由资本家发。资本家当然有利润追求，于是法院就把那些犯了鸡毛蒜皮事的青少年判刑，卖给私营监狱，资本家暴利了，法院富了，法官喝汤了，可那些青少年一辈子毁了。我想精英们都羡慕美国社会的信用制度，那么这些青少年的信用污点会带来什么后果呢?私营监狱是什么?就是奴隶庄园，可比数千年前的奴隶庄园先进多了，依精英们的说法，那是“三个代表”。资本家吃到了人肉，法官喝到了人肉汤。美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华尔街金融集团胡作非为，可国会却通过法案保护他们，甚至享有免于审计的法权，闹出世界金融危机，P民聚集华尔街讨说法，可国会制定法律惩罚占领者。中国法治要与美国的接轨?如果警察、法官、检察官都要资本家发工资，如果受害人要起诉那个资本家，法院怎么判?法律怎么保护市场运行秩序?
五、“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
“三农”问题产生的源头是强制解散人民公社，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大陆提供廉价劳动力即工奴，也就是目前的2亿多农民工，出于溶入国际资本主义共荣圈的政治、经济、文化需要。解散国策的意识形态氛围是怎样营造出来的呢?那就是制造出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了“三千万”农民的政治谣言。为什么说是政治谣言呢?请看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中国调研之行。从从1961年9月9日开始，蒙哥马利对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进行了参观访问。在此之前，这些中国内陆城市不曾向西方政要开放过。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曾来到街上的小吃摊上，指着用棍子串起来的油饼问摊主：“这东西多少钱一个?”摊主通过翻译告诉他：“5分钱一个。”他拿起油饼仔细端详了好一阵子又问道：“这有多重?”摊主称了后，告诉他有3两多。过了一会，蒙哥马利说：“这价钱不贵。”从市场回来的路上，蒙哥马利途径一个公共浴室，他便问熊向晖说：“我可以进去吗?”熊向晖回答说：“男部可以，女部不行。”说完，蒙哥马利径直走进了男浴室。浴池里多是中青年人，也有几个少年，他们见到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走进浴室，并同自己打起招呼来，便有些害羞地躲开了。而蒙哥马利却沿着浴池走了一圈，仔细审视着浴室内每一个人的裸体。当他走出浴室后，即对陪同人员说：“来以前，有人说中国正在闹大饥荒，饿死了几十万人……中国每个城市都饿殍遍地。说中国闹大饥荒是没有理由的。这里人的肌肉很好，丝毫看不出饥荒的迹象。”蒙哥马利在中国访问调研期间，对普通老百姓做抽样调查，在不同场合分别向工人、农民、学生或服务员提问：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国家里，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泽东。
当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来自中国大陆的信息最丰富多彩，各国特务力量很强大，更兼有数万大陆民众逃港，所以国际社会传言“中国大陆正发生大饥荒，饿死了几十万人，……”，但一直没有真实的饿死人的凭证如照片/报告等。逃港民众的照片也可以看出面色红润、衣着整齐，根本看不到面露菜色、衣衫褴缕。蒙哥马利就是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中国大陆，通过实地考察，没有看到乞讨流浪者，更没有看到饿殍，真实情况解了他的惑。连蒙哥马利都认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十万人是政治谣言，可之后，走资派和文匪精英为了掩盖他们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的政治企图，为了制造他们执政合法性的政治目的，为了摧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了迎合国际资本财团的需要，竟然制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政治谣言，比当年反华报纸和蒋介石集团报纸的“饿死几十万人”大100倍。
既然是批判农村城镇化国策，就不能当“公知”，动嘴不动手，不会设计蓝图只会对蓝图指手画脚。下面提出我的方案：“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衰败、贫困、前途暗淡。①研究当年的“三线建设”运动，发扬光大其优良组分，把浙江等富裕地区的过剩产能的企业搬迁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顺势就是农民工回流，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等流入，“留守儿童”等等都得到解决，要知道当年“三线建设”、“上山下乡”等运动在今天看来可是社会意义重大，惠及子子孙孙万代，怎么评估都不过分，浙江即便最偏远的村镇都有企业，虽然都是私企，但也远胜过新疆的乡村，最主要的是在软实力上，精神面貌截然不同。中央政府以雄厚国力为后盾，制定国策和法律，营造强大的意识形态氛围，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辅以建设骨干国营企事业单位，掀起开展一场新“三线建设”运动和新上山下乡运动。至于对浙江等的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的企业的搬迁程序的细节，可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比如国营化、荣誉化、经济杠杆化等等。②在新“三线建设”和新“上山下乡”运动的实施过程中，依靠中央政府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管理能力等，重新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以搬迁和新建的企事业单位为锚石，开展一场新“人民公社化”运动，修水利、治荒山、治荒漠、绿化祖国，重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恢复农村的公有制社会，重建农村社会主义新文化。③中央政府运用巨额外汇储备，在国力、军力能够保护的周邻国家如哈萨克斯坦、缅甸、老挝等建立粮食战略基地，“三桶油”还敢在国力和军力无法保护的非洲、中东、南美等国抢占石油资源，尤其美国阴影下的加拿大都敢投资油气资源，更何况边境国家的粮食基地投资。组建、壮大中粮油等国企巨头用巨量外汇租买非洲、南美土地，尤其是乌克兰耕地，开展粮油生产。④发扬光大“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国策，既然贸易出超换回的是绿币，那么就设法贸易平衡，战备储备够全国人民吃三年的粮油，无法平衡的产能就壮大军工产业，发行人民币代用劵比如叫“三农劵”，记名、定量、定有效期、定使用范围，用它收购过剩产能和产品，投放农村，发挥货币功能，组织、动员农民，建设农村，“三农劵”的功能就是组织动员农民对他们自选自定的项目施工，政府只考虑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少考虑经济效益，其目标是把亿万农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56个民族一条心，建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弱化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效益。
学术难民：赵辉
2013年4月8日星期一
浙江省嘉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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