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黄国治译
导论
可耕地不足一直是中国农业面临最严峻的问题之一。中国拥有世界可耕地的9%，却要为世界22%的人口生产粮食与其它农产品，其人均可耕地面积仅稍高于1亩(即0.0827公顷)，约为世界平均人均可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由于在中国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占全世界农民的40%，每一家户的耕作规模便非常小，平均不到0.2公顷。在一些人口稠密的省份，每一农户的耕作规模更小到低于0.1公顷。此外，中国不仅可耕地少，水资源也少，只有世界水资源的6%，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的25%。人口众多、可耕地有限且水资源稀少，使得农业发展严重受限。中国农业能否长期持续发展，取决于可耕地与水资源能否至少不再缩减，以及每单位面积的产出能否增加。
另一个关系到中国农业能否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用什么方式将可耕地与其它农业投入品分配给不同的类别的农业生产。关于这个问题，目前的争论在于：中国应该继续其过去的粮食的自给自足政策，还是应该将其稀少的土地和其它资源转用于生产在国际贸易上具有比较利益的农产品，并且透过国际贸易来供给中国人口的粮食需求。再者，谈到农业不能不提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农业生产现代化。现代化意味着从事农业的人口得以减少，「剩余」的劳动力能够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最后，中国农业的另一个重要面向是：不同的政策会对中国农民的福祉造成什么影响。今天，依然有九亿人居住在中国的乡村地区，乡村地区总计有四亿八千万的劳动力，其中有三亿两千万仍然从事农业生产(谭术魁，2004：161)。
我们在评估中国的农业政策时，不能只看个别政策对农业生产的短期效果，而应该看它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解决了上述的几个主要问题。要评估一项农业政策是否适合于中国或任何其它国家，最终都必须看它是否可以长期持续发展。
本文将用比较中国两个时期农业政策的方式来讨论上述几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时期是1949-1979年间的30年，其政策包括土地改革，1953-1958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1958年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之后的20年的农业发展。第二个时期是1979年农业改革开始至今的二十几年。这两个时期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本文将比较详尽地讨论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发展，因为若不了解这段背景，就没有办法了解1979年农业改革以后的情况。
在1949到1979年这个时期里，中国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推行它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自力更生的模式需要具有明确目标的中央计划，而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的立即目标是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包括食品、住房、医疗卫生与教育;满足了人民的基本需求之后，接下来的首要目标则是逐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相关的一个目标是要缩小城市居民与作为中国大多数人口的乡村居民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就农业而言，短期目标是要达成粮食、其它消费性农产品与工业原料的自给自足，长期目标则是保护并改良可耕地，并使农业生产现代化。中国在这个时期中，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包括平整土地，建立灌溉与排水系统，蓄水池与抽水站。进行农地建设的目的是要提高并稳定农地的产出。这类农地改良工作对农业现代化来说也是必要的;农业现代化包括使用一些投入品，如耕耘机、改良的作物品种，以及使用拖拉机和其它农机。农地建设与农业生产现代化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辛劳，还减少了农业所需的劳动力，使得更多人可以投入工厂工作以便推进乡村的工业化。
1979年的农业改革制定了「家庭承包制」，并将土地重新分配给个别的农户。1984年公社制度被正式解散。负责购买与分配粮食与其它主要农产品的国家的统购统销体系被逐渐自由化，国家减少了采购的项目与采购的数量。今天，农民大多以市场作为调节生产的主要机制。还有，中国为了在2001年加入WTO，对其国内与国际贸易政策作了一些重大的改革。新的政策将农业生产与销售更进一步地自由化，而且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绑得更紧。过去27年来的发展已清楚地显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由自力更生转变为追求在国际经济中的比较利益。就农业而言，这意味着中国将把更多的资源转用于生产劳力密集产品，如供出口的水果与蔬菜，并进口更多土地密集(land intensive)的产品，主要是榖类和棉花。至于中国是否已经放弃了粮食的自给自足，我们尚不完全清楚;政府宣布自给自足的比率将由100%降低至95%。然而，如果中国要履行其对WTO所作的承诺，那么95%的自给自足率能否持续就很成问题了。
本文由六个小节组成。第一节将分别说明两个时期的农业政策与发展目标的历史背景。第二节评估农田基本建设的影响。第三节评估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成绩。第四节讨论粮食自给自足与农产品贸易的问题。第五节讨论中国农民的处境。最后一节讨论中国农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一、历史背景
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
1949年革命胜利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已延续超过三千年。在此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小撮地主拥有大片的农地，使大多数人民成为无地的农民。1911年革命推翻满清之后，土地仍持续集中，例如在1934年，革命胜利前的15年，全部土地的50%掌握在只占人口4%的地主家庭手中，而70%的农民家庭只拥有17%的土地(吴国宝，2000：179)。租地的贫农常要将他们收成的一半以上交给地主。1949年之前解放区所实行的土地改革，开启了此一残酷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的终结。在革命胜利之后的1949-1952年间，中国新解放的乡村地区也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使几亿农民生平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农民以极大的热情耕种他们的一小块土地(人均土地面积平均为0.2公顷)。1949-1952年间，粮食与棉花的产量快速增加。然而到了1953年，粮食生产不再增加，棉花产量实际上还减少了(苏星，1965：24;Hsu and Ching，1991：28)。
由于一百多年来的外国侵略与内战，加上地主长期对土地的忽略，中国许多可耕地的生产力都极低。长期持续的战争也摧毁了以前建立的农业基础设施。土地改革后大多数农民的土地不仅贫瘠且狭小，他们所拥有的生产工具也很缺无。许多贫农与下层中农的家庭(占中国农民60-70%)连犁也没有，更别提其它工具或耕畜了。若没有农业工具或其它资源的投入，光靠热情已无法使生产持续增加。再者，1953与1954年的水灾与旱灾侵袭了许多农地。个别的农民无力抵抗这样的自然灾害，他们也无法对抗诸如家人生病或死亡等灾难。遇到这些困难，许多农民家庭就只能靠借债，背负着高额利息的债务，他们最后常常不得不卖掉他们刚刚获得的土地。在合作化运动开始之前，私人借贷与土地买卖的情况已开始增加，同时农民受雇的人也增多。如果没有合作化运动，就会出现进一步的两极分化，土地所有权也会重新再度集中(同上)。
为了解决土地小且缺乏农业工具的问题，新政府开始着手推动农业合作化。农户被鼓励开始组成互助组，在几个农户之间互相交换工具和劳动力。下一个阶段是成立初级合作社，这时农户将他们的土地、劳动力与私有的工具集合起来共同耕作。在初级合作社之下，是依据每户所出的土地、工具和劳动力来分配产出。随着生产的增加，合作社开始积累自己的基金来购买农户私有的农具。在合作社买下了农业工具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便进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即高级合作社。在高级社阶段，由于土地与工具是集体所有的，合作社便不再依据每户的出资比例来分配产出，而是依据每个成员所贡献的劳动(Hinton，1983：115-116)。
接着，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取代乡政府成为中国乡村的行政单位。人民公社负责进行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商业交易、以及办教育和其它文化活动，还有医疗卫生体系和自卫的民兵组织。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制。(一)公社建造并拥有大规模的灌溉和排水系统、道路、医院诊所和学校、工厂，以及其它大型农业机械。(二)次一级的是生产大队(production brigades)，他们建造并拥有工厂、大型农机、磨坊、动物/家畜养殖场以及其它设备，供生产队全体成员使用。(三)三级所有制的最低一级是生产队(production teams)，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负责计划与进行生产，并依据每户所贡献的工作(以工分计算)将产品分配给其成员。它也处理基本口粮(quota grain)、公积金(accumulation fund)与公益金(welfare fund)[1]的分配。生产队拥有土地，小型的农机与其它农具。在1978年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之前，全国有52781个公社、690000个大队，以及4816000个生产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00：36)。也就是说，每个公社之下平均有13个大队，每个大队之下平均约有7个生产队。生产队的平均规模约为20-30户农民。
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之前，在1953年便已设立了统购统销体系(Unified Purchase and Marketing System)，掌管主要农业产出的流通，包括粮食、棉花、油籽(oil seed)及其它许多农产品。国家就这些产品订定采购的配额与价格，并要求公社依此进行生产。国家也以粮食形式收取农业税。国家将买进的农产品(如粮食与油)进行加工，之后以补贴价格卖给城镇居民，并依据每个家户的人口数与年龄实行配给。此一体系也促进卖棉花与其它原料给国有的工厂进行加工。卖给消费者的棉布也实行配给与补贴。换句话说，统购统销体系透过国家采购(涵盖所有主要的农产品)来管理这些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国家利用定额采购与销售的数量与价格，维持了这些产品在数量与价格上的稳定。在这个时期，粮食与其它农产品的进出口只是用来帮助平衡国内的生产与消费[2]。政策的目标是要保证在粮食与其它农产品上的自给自足与价格稳定。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加。粮食生产从1952年的一亿八千一百万公吨，增加到1977年的二亿八千五百万公吨。除了1959-1961年之外，粮食生产以平均超过3%的幅度增加，高于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此一时期的增长率打破了中国过去粮食增产的纪录，也打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纪录(Groen and Kilpatrick，1978：619)。到1970年代末，中国在食品方面已经能够自给自足。如前所述，粮食的国际贸易只是用来平衡国内市场。例如，在1975-1977年间，中国每年平均进口约四百万公吨的粮食，仅占其总生产的一小部份，而它出口的粮食与其它农产品也是如此(Groen and Kilpatrick，1978：640)。
除了产量增加之外，中国的农民还令人钦佩地建设了基础设施，以保护和改进可耕地。(后面几节将更详细地解释人民公社时期在农业上的成就。)人民公社制度还提高了中国乡村地区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改进了他们的医疗与教育(见第五节)。
邓小平的农业改革
1979年，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开始进行农业改革，分几步打破人民公社。到了1984年，土地与其它集体资产被重新分配给个别的农户[3]。在农业改革刚开始时，政府将定额内的粮食与其它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5%，超出定额的再加发50%的奖金。改革的前几年粮食生产急遽增加，在1979-1984年的五年之间增加了22.5%[4]。接着，从1984到1996年的十二年期间，粮食生产只增加了20.4%(Wu，1997：附录，A-1)，然后从1999年开始粮食连续四年下降，从1998年的三亿九千二百万公吨减少到2003年的三亿二千二百万公吨[5]。粮食总需求与生产之间的差距约为一年四千万公吨，短缺的大部分来自之前留下来的粮食储备。
改革初期，统购统销体系依然维持，但规模缩减，1985年透过此一体系流通的物品减少到38%，仅达1980年时的30%。自1985年起，越来越多的产品脱离了国家收购的范围，包括猪肉、鱼、家禽、茶、水果与蔬菜。不过，到1997年为止，政府仍然控制了市场上44%的粮食、100%的棉花、烟草与蚕丝(Wu，1997：11-12)。在同一篇文章中，Wu还解释了1985年政府怎样将对粮食的强制收购制改为自愿式的契约销售制。然而，政府给自愿式的契约销售的价格很低，所以无法收购到足够的粮食，而必须再恢复强制性的粮食收购制。接着，国家在1991年将供应城市的粮食的配给价格提高了68%，1992年又再提高了45%，消除了政府收购价格与城市零售价格之间的差距，并且减少了对城市消费者的补贴。1993年底食品价格急剧上升，而国家已不再担负维持粮食市场稳定的责任，转而要求各省政府自己要维持各省粮食市场的平衡。
本文第四节将会讨论与中国加入世贸有关的其它重大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已经对中国农业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将持续影响中国农业的长期可持续性。
有几个原因造成了改革初期粮食生产的大幅增加。当然，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收购价格提高了。1978-1983年小麦、玉米和稻米的收购价格分别提高了70.1%、68.6%和64%(刘惠宇，2002：170)。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初期农业投入的价格尚未上升，因此生产成本与产出价格之间有相当大的差额。再加上，公社时期购买与建造的农业机械与农业基本建设在改革初期都仍能使用。早期建立的肥料厂增加了肥料的供给，1978至1984年间所使用的化学肥料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978年的8840(千吨)增加到1984年的17398(千吨)。
后来，自1999年起粮食生产连续四年下降，直到2004年才又再次出现上升。2003年中国开始急遽增加玉米、大豆和棉花的进口，当年的农业贸易则由顺差转为逆差。对于农业生产与贸易在本文第四节会有更多讨论。
二，农地保护与改良
人民公社时期
1958至1978年间，中国推行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公社、大队与生产队负责计划与进行农业生产。这些单位动员、组织了大量的中国农民进行农地保护与改良工程，名为农田基本建设(farmland capital construction project)。这些计划在1960年代晚期与1970年代早期更加速进行，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较稳定，有更多的劳动力可以从农活转移到建设上来。中国经济专家亚历山大˙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在他的文章〈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对农田基本建设评论道：
更具体地讲，这〔农田基本建设〕实际上意味着，重新塑造一个地区的地貌以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让其它投入品(劳动力、机械、肥料、改良后的种籽)能够得到适当地组合应用，从而达到高产、稳产。这经常需要平整地形或筑造梯田;有时还要夷平山丘并用人力把土壤一筐一筐地搬运到数公里外，以建造水坝或将一些地区覆盖上表土。在许多地方，它还意味着建造地下排水渠道、水库、运河、灌溉渠道、抽水站与管井[6](Eckstein，1978：88)。
1975年，由经济学、农业科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所组成的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The American Small-Scale Rural Industry Delegation)访问中国，他们目睹了这些广泛的农地资本建设工程。他们写到：
在我们访问的每个地区，我们都见到大量的证据证明，可耕地经由开垦与改良工程而增加了。在山西省(Shansi province)，我们看到受到严重侵蚀的山区，风夹带着黄沙，被开垦为良好的可耕地。新阳县(His-yang County)与著名的大寨大队透过建梯田、填平山沟与河床来开垦土地，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进展。在隔壁的惠县(Hui County)与新乡(Hsin-hsiang)地区，黄河以北，我们经过了许多土地开发、灌溉与水利工程，这些有助于将多沙且泥泞的河床改造为具有生产力的农田。在河南省北方的林县(Lin County，North Honan province)，我们看到了70公里长的红旗渠(Red Flag Trunk Canal)及其1500公里长的分流网络。漳河(Chang River)的水被从隔壁的陜西省(Shanshi province)引来，越过高低起伏的山区，灌溉了四十万公顷的肥沃农田。这个水渠是由两万名工人耗时将近十年才建造完成(Perkins，1977，121)。
如埃克斯坦指出的，农田基本建设的目标是要产生高产且稳定的收成。平整土地才能够进行灌溉。建造整套的灌溉与排水的网络是为了要避免旱灾和水灾的毁灭性冲击，这样农地的产出才不会如过去数百年来那样完全依赖天气的好坏来决定。
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是由不同的行政单位组织的。由县或更高层级单位计划、实施的工程规模较大，且通常由固定的年度工程队(permanent year round construction teams)来施作。这类工程会涉及几千个工人，并由县、省，或甚至国家(中央)政府出资，但大队/公社也派出固定的年度工程工人以分担成本，这些工人在其原单位里依然持续得工分，并且有县政府或更高层级的政府所发给的小额日常补给品[7](Perkins，1977，197-198)。要进行这些较大型的工程，国家的资助不可或缺。随着国家在工业发展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家就能够增加对于农业的投资。从1957至1978年，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占其全部投资的百分比从7.8%上升到12.5%(见表二)。
在公社层级，工程经常由数个公社一起规划与施作，因为它们都能享受这些工程所带来的效益。较小型的工程在农闲的季节里进行。中国农民将工作日延长到冬季，辛勤地进行农地建设工程;他们一年的工作日从1950年代中期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250天(Rawski，1979：7-8)。此外，公社与大队也以它们出售年产出所得的公积金，来支付这些工程所需的料件成本。
表三显示全部耕地中的灌溉面积比例，从1952年的18.5%增加到1957年的24.4%、1965年的31.8%以及1979年的45.2%。虽然大型的建设工程仍必须由国家投资，但公社层级已能自行负担较小型工程的资金。而且，这些工程成功的真正关键是在于大队与公社层级的组织。根据一个中国农业专家团指出，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形成了一个组织结构，这个组织结构可以动员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包括农地重建与重大的灌溉工程(Perkins，1977，204)。」
虽然这些为农田基本建设所做的惊人的努力并没有增加中国的可耕地，但是由于一年中的种植次数增多(multiple-cropping)与间作(inter-cropping)，种植面积确实扩大了。多样种植是增加生长季节中种植次数，从一年收成一次到两次，甚至到三次，南方的省份还有多到四次。间作是在一种作物收成之前便种植另一种作物。
改革后的可耕地流失与土地质量恶化
人民公社期间努力保护与改良土地，但改革开始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自1979年农业改革开始以来有大量农地流失，而且由于工业开发、观光业、住宅与商业建筑、沙漠化以及其它开发计划(比如建高速公路)还在继续流失。近年来许多农民也抛下了他们的土地，因为农业投入品价格持续上涨而农产品的价格却停滞或下跌，农民越来越难靠着耕种一小块土地来维生。再者，自然灾害(包括水灾与旱灾)与环境污染夺去了许多土地，使得农业生产的问题更加恶化。(见第六节)
改革以来并没有关于土地流失的确切数据的报告。下面的数字是从不同的评估中汇整出来的近似值。1981到1985年，每年流失的可耕地面积约为500-700万亩，即33万5千至46万9千公顷。到了1987年，土地的流失增加到约800万亩，即53万千公顷。1990年代的土地流失情况没有报告可查，但其趋势肯定是上升的，因为200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近年来土地流失的面积平均约为每年1000万亩(李小云等，2004：287)。」1000万亩相当于67万公顷。至少有两位肯定2002年与2003年的土地流失面积是增加的，2002年是2500万亩(169万4千公顷)，2003年是3800万亩(254万6千公顷)，分别是1980年代前半期的5.4与7.6倍(李小云等，2004：288;谭术魁，2004：152)[8]。土地流失的速率增加是个警讯。2003年流失的土地面积已达全部可耕地面积的2%[9]。看守世界研究中心(Worldwatch)就1979年改革以来每年流失的土地面积所提出的数字较低：每年流失50万公顷，约为全部可耕地的1%的三分之一。25年来所流失的全部土地相当于全部农地的7%。看守地球组织的评估没有指出近年来数字的上升趋势(Worldwatch，2006：15)。
据陆学艺指出，除了可耕地的流失之外，土地的肥力也衰退了，原因是化肥的使用增加而有机肥的使用减少。从1976至1987年间，使用有机肥的土地面积减少了60%。陆学艺还指出，从1980年以来灌溉面积也减少了。在1980年以前，有灌溉的土地面积以每年800到1000万亩的幅度增加，但1980年以后就没有再新建灌溉工程，旧的灌溉系统也因为缺乏维护而失去作用，从此灌溉面积持续缩减。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流失的不只是农业可耕地，连自然森林也损失超过1亿亩、畜牧的草地损失10亿亩，而且土地日益沙漠化(陆学艺，2002：5-6)。
第六节将会解释，中国遭受严重的缺水问题的原因是工业生产与都市化的高速增长。工业与都市居民用水增加，夺走了农业与乡村居民的用水。缺水已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而且使得许多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无法改善。除此之外，还有其它自然灾害冲击农业。这些问题将会决定中国的农业是否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见第六章的讨论)。
1984年人民公社瓦解之后，先前所有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都停止了。过去，公社与大队用其公积金进行土地改良工程;但在乡与村政府与取代了公社与大队，成为新的行政单位之后，它们的功能改变了。原先作为大队与公社的重要收入来源的集体企业被私有化。从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初这些企业蓬勃发展，新的私人企业家变得非常富有，成为中国第一批万元户。他们给自己造起许多大楼房。改革开始的头五年一般的农户的收入也因为收购价格提高而增加，而许多农民便用这笔钱修建房屋。在这几年内，因为从农业得来的剩余被用来建新房，使中国的乡村看起来很繁荣，但同时基本的基础建设(如灌溉与排水系统、土地改良工程以及农业机械)则开始破败。而且，国家在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时，急剧地减少了对农业的投资。再者，随着公社开始崩溃，公社之下的社会福利制度，如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对贫困户的补贴等，也都解体了。第五节对此有进一步的分析。
三，农业生产现代化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现代化
农业生产现代化与农田基本建设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没有农民辛勤工作改良土地，就不可能应用诸如拖拉机、耕耘机、收割机、播种机、移植机等农业机械，而且灌溉系统也不可能从人力挑水改变为电力灌溉。
人民公社时期之所以能达成这些成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任何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都必须要将剩余(surplus)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意即，不发达国家必须靠农业的剩余来对工业进行初始投资。换句话说，为了使工业部门增长就必须「剥削」农业部门。对许多不发达国家和改革后的中国来说，问题在于从农业部门移出剩余的时间持续得太久了。如果农业部门在初始时期之后没有得到重新补充，就不会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生产现代化。
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三十年里，在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之下，国家所推行的政策是逐渐减轻农业部门的负担，并且随着工业部门的增长，国家也重新补充了现代的农业投入。表二显示了1957与1978年间农业税占国家总税收的比例趋于下降，而国家在农业上的开支占国家总开支的比例是趋于上升，对农业部门来说，交易的条件变得更加优惠。再者，在国家对全部重工业的投资中，对生产农业投入品的工业(诸如拖拉机和其它农机)的投资所占的比例也趋于增加。国家以越来越低的价格将农机卖给公社与生产大队。价格的降低才使得不同层级的乡村生产单位能够购买这些投入品以将生产机械化。除了这些来自国家的贡献之外，还加上农民极为辛勤地工作，如前所述的农田基本建设与其它土地改良工程。这意味着公社与生产大队取用它们的公基金并将劳动力从农业工作中转移出来，用于建设它们的未来的投资。
除了这些大型的农业机具之外，在中国农村中也采用了一些简单的机械来取代打榖或加工所需的人力。例如，一个公社拥有并经营的碾米厂便以处理机取代了手工捣米，并且将加工一吨米加工所需的人时(man-hours)从400缩减为10(Eckstein，1978：89)。
乡村工业化与乡村就业
乡村工业化是农业生产现代化的一部份。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为了推进了中国乡村地区的工业化，但是大跃进期间开始的工程与工厂无法持续下去。当时没有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跃进的许多工程进行得太过匆促。另一个原因是1959-1961年的欠收(即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中国遭遇了旱灾与水灾。我们需要一提的是，当今大跃进已经被一些人加以妖魔化的严厉谴责。有一群中国「学者」花了许多精力，极力想「证明」大跃进时期吓人的死亡人数。大跃进时确实犯了错误，在一些地方的确发生了饥荒，有许多人死亡，然而这些「学者」宣称有三千到五千万人死亡却是非常夸大的，是完全不确实的[10]。
到了196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开始急遽增加，许多从前被关闭的作坊与小工厂被重新启用并开始繁荣发展。在初期有五种小型的乡村工业──肥料、水泥、小型钢铁、农业机械与发电站。随着农业生产采用了更多的现代的投入品，附近的工厂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供应系统。这些工业使用当地的原料，例如水泥工业，省下了昂贵的运输成本。农业机械厂提供实时的维修服务。农民尝试错误、反复摸索，才逐渐成功地建立起这些工业。随着这些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整批新的技术人员。因此，乡村工业化从原本的五类工业开始，扩展到食品加工和其它农产品加工，制造脚踏车与其它轻工业产品，生产纺织品以及纺织工业所需的机器，以及生产各式各样的其它工业产品。
根据1975年访问中国的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的纪录，当时中国的农业机械制造工业很有活力，其产品与制程都不断地改进与升级。因此，国家把较简单的机械，转移给公社和生产队所拥有与经营的工厂进行生产。据这个代表团观察，这些工厂：「日益进步，能够克服更多的生产问题。」(Perkins ed.，1977：119)代表团也肯定乡村工业化已达成的一些其它目标，诸如降低了都市化的速度，克制了对外国科技的依赖，缩小了城乡之间、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在社会与经济地位上的差距。而且，代表团还肯定这样的发展有助于将技术能力扩散到整个乡村人口中(Perkins ed.，1977：116)。因此，大跃进给了农民工业化的挑战，而农民不仅克服了此一挑战，而且还大大超越了它。
根据一个知名的中国经济专家埃克斯坦所说，1950年代的中国在都市仍有失业的现象残存，在乡村仍有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 的情况，尤其是在冬季农活稀少的时期。埃克斯坦在他的文章中说，工业、交通以及其它部门的快速扩张解决了都市的失业问题，而乡村的农田基本建设则吸收了乡村地区就业不足的人口。埃克斯坦也说，大跃进是第一个有系统、有意识、全力以赴地利用劳动(中国充裕的生产要素)来创造资本(中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运动。他还认为，虽然大跃进由于许多计划与执行上的错误而失败了，但是大跃进的概念作为一种发展策略，非常适合中国的要素禀赋(意即劳动充裕而资本稀缺)(Eckstein，1978：88)。
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的乡村地区很少有失业或就业不足的迹象。如前所述，中国农民一年的平均工作日，从1950年代中期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250天(Rawski，1979：7-8)。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发现，中国农民并不害怕农业机械化可能会造成失业。相反，他们始终发现「中国人将机械化视为一个有效的工具，可以增进劳动生产力并将劳动力释放到更有生产性的工作中。」(Perkins ed.，1977：118)事实上，到了1970年代中期，许多乡村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工厂在耕种与收成的农忙季节必须停工，让工人可以到田里协助播种和收割。
农业科技的进步
农业现代化的另一个方面是作物品种的改良。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后，公社与中央政府设立了四万多个的农业技术推广与改良站(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expansion and improvement stations)[11]。这些改良站的网络遍及整个乡村地区，并且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吴国宝，2000：181)。
据一位农业专家托马斯˙维恩斯(Thomas B. Wiens)所言，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地改良作物品种，靠的就是这些位于不同气候区域的技术推广与改良站之间的合作。他说：
杂交稻米异常快速地由育种进入大规模生产，这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显示中国在将作物培育成果加以推广的速度上，有能力比其它国家快上好几年。在热带以外的大多数培育计划从开始杂交到大规模生产需要八到十年的时间，因为传统育种通常需要经过六到七代的杂交与选择过程，才能使杂交种籽的特性稳定下来，然后在试种中进行评估，最后才是大量繁殖、宣传与说服农民采用。中国已经组成了一个选种体系，每年可以生殖三代，这个体系通常包括三个改良站，一个在原产地省份，另一个在南昌(江西省)，第三个在热带的海南岛。……再者，透过「四级研究网」(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建立，中国已逐步发展出一个体系，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同步稳定、选择适应当地条件的种籽、鉴定以及大量繁殖(Wiens，1978：680)。
在人民公社制度之下的二十年间，中国能使其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原因有几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公社与大队发动农民，投入了难以置信的大量劳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农民极勤奋地将心血投注于他们的未来与中国农业的未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公社、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将农业的剩余储存为公积金，然后把公积金投资于向工业部门购买农机和其它现代的农业投入品。最后不能忽略的原因是，国家推行了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在初始的几年之后，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减少从农业部门移走的剩余，并且尽可能地提供金融资源和农业生产与现代化所需的工业产品，重新补充农业部门。
农业改革与中国农业的大跃退
如前所述，国家在改革之初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造成农民收入的快速上升。然而，与此同时，国家降低了对农业开支的规模。从1979年至1981年，国家总投资中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比例从11.6%下降到只剩6.8%[12](Perkins and Yusuf，1984：14)。杨兰举等也指出，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从改革前二十年到改革后二十年之间是逐渐下降的。他们在其文章中说，从1950至1970年代，中国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农业生产的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他们还指出，近年来基本建设逐渐减少。他们提出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61-1980年间)，在国家用于基本建设的总开支中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开支的比例，在这几个五年计划中分别是11.3%、10.7%、9.8%与10.5%，但是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开支的规模比例，在第六、第七与第八个五年计划(即1981-1995年)中却大幅下降为6.2%、3.2%与3.0%。他们认为，投资大幅减少使得先前建立的84000个蓄水池中有三分之一在带病运行。(杨兰举等，1999：75)。
在公社瓦解之后，农业生产的责任转回到个别农户身上。较高的收购价格增加了农民的短期收入，但是国家急剧减少对基本建设的开支，已经而且还将破坏农业的长期发展。还有，由于人民公社之下的三级所有制的崩溃，对未来进行计划(如保留公积金进行投资)、进行生产、组织劳动力进行基本建设工作等种种功能都不复存在。在公社时期，许多公积金来自于公社与大队拥有的工厂，但是随着这些工厂被私有化，许多个人一夕暴富，并且将其财富再投资于他们自己的生意上，同时兴建豪宅、奢华挥霍。农民因较高收购价格得到了较多的收入，也盖起了房子。结果，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减少的同时，并没有私人的投资来代替。因此，农业改革促使农业剩余转用于提高(特别是少数富有的)农民当前的消费，而不是投资于未来;中国乡村地区出现短期的荣景，同时，农业的长期基础则开始崩坏。
公社时期所有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在改革之后都消失了。最近15至20年间，中国的GDP增长极快，平均每年增长10%子。在这期间，整体来说中国的经济产生了过度投资的问题，投资数额超过中国GDP的30%。中国大力投资于城市中与城市周边的各种基础建设──高速公路、大型住宅大楼与商业大楼、机场、观光景点、购物商场，更包括了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如上海附近的浦东。这些新的基础建设中有不少很的利用率很低。然而，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却忽略了对农业生产所需的基础建设进行投资。另外，政府在大量投资于出口制造业的同时却相对减少了它对与农业相关的投资。而私人部门则对投资农业基础建设兴趣缺缺，因为这类投资是长期的，且预期报酬率低。
中国农业专家陆学艺证实了杨兰举等人的观察，指出中国农业有投资不足与去机械化的问题。他说，在1980到1986年间，有机械耕作的土地减少了11.1%。他还说，在农业改革开始一段时间之后，灌溉、排水系统与其它农田设施开始因为缺乏维修而失效。而且，1980年以后就没有再建造大型的蓄水池了。陆学艺也指出农田的有机成分下降(陆学艺，2002：5)。先前由生产大队与公社购买的农业机械已经老旧，而个体的农户却没钱投资买新农机。
再者，在某些人口向来稠密的地区，如长江三角洲(Yangtze Delta)，在改革期间土地被划分为细小的长条状出租给个体农户，然后随着人口增长又再被进一步细分。结果便形成了不再能使用大型农机耕作的极小的长条土地。农民倒退回去使用旧的农耕方式，各自使用简单的农业工具耕作，就像在集体化之前那样。怪不得农民会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个晚上回到解放前。」
在中国的中部与西北部，每块的土地面积约为1亩，主要的农作物(小麦与玉米)仍然使用联合收割机收割。在这些地区，投资联合收割机的私人会在收割季节开动(或雇驾驶)收割机，一块一块田去收割，收割1亩要价40-45人民币。在收割季节里，联合收割机的拥有者可以赚得上万元人民币，扣除成本之后利润甚丰。2003年的一部纪录片「(Iron Reapers)」呈现了，在收割机难以到达的地区，有许多贫农在收割季节充任手工收割者。这些农民必须与机器竞争，1亩降价到35元人民币。许多农民离家搭上长途巴士，带着他们的手工具去收割小麦。纪录片显示他们顶着大太阳一天做12个小时，平均一天收割1.5亩，以这么精疲力竭的工作换取大约45元人民币。他们有时也会几天都找不到工可做。这样在整个收割季节之后，每个人带回家的不到200元人民币(Iron Reapers，a documentary，2003)。
中国政府了解农业缺乏投资的严重性，并试图透过金融机构增加农业贷款。2001到2005年间，农业贷款倍增，从600亿美元增加到1450亿美元[13]。然而，这些贷款绝大部分是低于1000美元的小额贷款，而且贷款机构并不确定这些贷款被如何使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http://www.ers.usda.gov)，但是看来它们并不会被投资于长期的基本建设。
中国的农业将会继续恶化，因为它急需更多投资。在第十一五年计划中(2006-2010)，中央政府承诺要给予农业大幅增加投资，但成果如何要看未来几年的执行才能作初步评价。但是再改革后的二十多年中，在农地分配给个体农户后，国家降低了对农业的投资的，公社时期进行的农业现代化便终止了。如前所述，个体的农户没有能力与动机投资大型的农业机具。再者，人民公社的瓦解之后，便无法再像先前大队与公社那样组织劳动力进行密集而广泛的土地改良工程。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乡村地区会出现大量失业与就业不足的问题。
主要依赖体力劳动的小规模的耕作意味着劳动生产力低且收入低。由于不再进行土地改良工程，农民便使用大量的化学品来增加产量。但是农民这些短期的办法已达极限，而且已经损害了土地的质量，引发更多长期的问题。农民的收入在改革初期有所增加，但之后便由于农产价格不稳定且经常滑落、农业投入品价格上升、税赋提高等因素而受到挤压，甚至中国的农产市场还将进一步受到外国进口农产品的冲击(见下一节)。乡村许多家庭因为各项福利的撤销，而生活非常困难，必须依赖家庭成员进城打工的收入。近来中央政府提高收购价格并减免税负是会有些帮助，但是这些措施无法解决小规模耕作的问题：劳动生产力低，而且缺乏使农业现代化的长期投资。
*.此文是马来西亚的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Asian Pacific (PAN) 与People's Coalition on Food Sovereignty (PCFS) 的特邀稿，英文原文将在二月以特刊方式出版。
批注：
1 每个生产队成员不论是否贡献劳动都配有一定数量的基本口粮。公积金是储备用于投资的，公益金是用于帮助急需者。
2 出口农产品主要是为了获得足够的外汇以进口农产品。
3 土地是被租给农民。农民有使用权，但不能卖土地。
4 粮食生产先是快速增加，接着停滞，然后减少;其中的原因将在第三节中讨论。
5 2004-2006年间粮食生产有所增加。
6 Eckstein原本的脚注：「这些重大的建设工程已经持续进行了一段时间，在我1972年12月访问中国期间就已经可以见到。1975年9月与10月举行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又再次推进了它们，这在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所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合国的农村小型工业(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的第五章第2-5页和第6章第7页中有详细的描述。」
7 根据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的纪录，在他们参观的工程中，此一补给品的量为2.3斤(一斤为500克)与0.4元人民币。
8 两位的数据来源相同。不过该网页现已被移除了。http://www.hnagri.com/00luo/00314.htm
9 根据两位所提的数据，2002年与2003年的全部可耕地面积分别是18亿8千9百万亩与18亿5千1百万亩。
10 这些「学者」从1953年的人口数字推算出一个不确实的1957年人口数字，然后由此得出过分夸大的死亡数字。他们也假设1960与1961年的出生率是30%，以此推算出1961年的人口数字。然而，这两年实际上的出生率都低于30%，1960年的出生率是20.86%，1961年是18.92%。Gao Mobo在其书中以令人信服的论据驳斥了夸大的死亡数字，见Gao(1999：126-128)。
11 这些改良站是由县、公社、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层级运作。
12 对于生产农机、化肥、杀虫剂的工业，国家的投资也大幅减少，从1976-1978年期间的年均24.39亿人民币减少到1979年只剩16.45亿人民币，国家对工业的投资总额中用于生产农业投入品的工业的比例，则从11.1%减少到6.6%。
13 2000至2005年间，农业在所有贷款中所占的比例维持在6-7%(Amber Waves，http://www.ers.usda.gov/AmberWaves/April06/Findings/ChineseBanks.htm)。
(下)
四，粮食安全与自给自足vs.透过国际贸易达成比较利益
粮食自给自足
除了1959-1961年之外，中国在人民公社时期达成了粮食的安全与自给自足。当时的中国政府认为，粮食政策若与外贸联系太紧，中国就可能会因为突然的贸易制裁或世界粮食涨价，使中国难以抵抗外国的压力而不能保障中国人民的粮食供给(Eckstein，1978：80)。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模式将粮食当成满足人民需要的物品，而不是商品。因此，经济计划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稳定并且增加粮食供给。
表一显示了各类农产品的长足增长，这为都市与乡村的居民提供了足够的粮食以及衣着的原料。除了某些极穷的公社之外，中国乡村的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土地肥力的巨大改进使得每亩土地的粮食产量增加。由于全部可耕地面积大致不变，甚至有些微减少，粮食的增加便是全部来自于每单位土地产出的增加。在人民公社时期新建成的灌溉与排水系统，使得农民的收成第一次能够减少对于气候的高度依赖，而机械化则使农民能够省却许多繁重的农活。
为了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对农业政策所作的进一步修改
1979年的农业改革根本地改变了农业发展的方向。然而，直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在粮食方面仍然维持着自给自足的政策。在1990年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早期谈判便已开始。如前所述，农业改革之前，中国国家控制着农产品的生产与分配，同时也控制着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在1980年代这些控制逐渐被自由化。然而，中国要加入WTO的话，就必须对农业政策与国际贸易政策作出进一步的修改。
中国加入WTO的条件可分为三大类：一，市场进入(market access);二，限制和缩减对农业生产者的补助;三，限制和缩减对于农产品出口的补贴。中国也被要求消除许多农产品进口的技术障碍。市场进入的规定包括削减关税以及配额关税制之下的最低市场进入机会(minimum access opportunities under a tariff-quota system)(Lardy，2002：75)。
市场进入规定包括降低平均法定关税，以及建立配额关税税率的制度(tariff-rate quota system)。配额关税税率的制度是消除所有非关税壁垒(如进口限额)的方法。它是这样运作的：进口国对其进口的每一样农产品，在协议的特定数量(配额)之内的课征较低的税率，超过此一数量的进口品则征收较高的税率。在特定数量之内适用低税率，这给出口国提供了市场进入，若超过特定数量则征收高税率，这对进口国而言是一种保护措施。如果协议的特定数量越大，或是对配额之内与之外的商品征收的税率越低，则市场进入的程度就越高。
中国同意在2004年1月之前要将进口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22%降低到15%。中国对农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比其它发展中大国要低得多，如阿根廷、巴西、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的税率分别是30.9%、27%、32.4%与36.9%。中国就自己的最敏感的商品(小麦)所设定的进口关税，也比日本就其最敏感商品(稻米)所设定的进口关税要低得多。此外，中国还承诺要将所有的关税约束在新的低税率上，意即未来不会提高税率，但其它国家则只承诺将维持某些项目的关税税率，而且事前还大大高于法定税率。(ibid：79)
中国同意许多农产品适用极低的配额税率：小麦、玉米、稻米和棉花为1%，大豆为9%。不仅如此，它对于这些产品所设定的配额数量很大，这些配额在2004年(大豆是2006年)开始实施，此后还将增加。对于这些产品所设定的最终配额数量极大，是1998年实际进口量的许多倍──就大豆与棉花而言是4.3倍，小麦是6倍，稻米是20倍，玉米是29倍。再者，超出配额的进口商品的税率虽然高出配额内的商品不少，其税率依然大大低于已开发国家。中国订定2004年对于超出配额的小麦、玉米和稻米分别要征收65%、51%和43%的税率，而已开发国家对于超出配额的商品所征收的关税税率比中国高出非常多：欧盟订定小麦的超额税率是150%，美国订定糖的超额税率是200%。对于乳制品，美国与加拿大订定的超额税率是250%，欧盟是500%，而日本对小麦与稻米订定的超额税率是350%(Lardy，2002：77-79)。因此，相较于其它发展中大国与已开发国家，中国的农产品贸易政策更加开放得多。
至于谈到对农产品进行境内支持(domestic support)，中国并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能支持农民，就连在WTO允许的规模上进行补贴都做不到。OECD国家在一份新发表的《农业政策评论》报告书中承认，中国对农业的补助比大多数OECD国家要低出很多。2002-2003年间，中国政府给农民的补助平均约只占农民收入的6%，而同一时期美国、欧盟与OECD给农民的补助则分别占农民收入的20%、34%与31%，日本政府给农民的补助则相当于农民收入的55%(OECD News Report，November 14, 2005)。因此，只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农民完全不可能与这些先进国家的农民有所谓公平的竞争。
中国也承诺不对农产品出口进行补贴，并且承诺消除许多重要农产品进口的技术性障碍(technical barriers)。中国政府在加入WTO时所承诺的改革政策已经对目前的中国农业造成严重冲击，而且未来的影响将更加剧烈。
1999-2003年间粮食生产迅速下降，刺激了中国政府紧急增加农业预算。2004年中国政府额外拿出了30亿(增加25%)来支持小麦与稻米的价格，以及改进农业基础建设(Earth Policy Institute，Eco-Economy update，March 10, 2004)。2004与2005年的粮食产量都增加了，达到了1998年的产量，2006年预期将进一步增加，尽管最近由于夏季两个月的干旱波及了15%的粮食产地而下修了2006年的预期粮食产量(Asian Times，China Business，December 23, 2006)。但时粮食增产是否有长期持续的可能呢?
关于粮食自给自足与农产品贸易的议题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之前，一些中国学者与经济学家大力宣扬入世的好处。比如Chen Yu-he等人便撰文表示，「一旦加入WTO，中国便能多方且稳定地享有WTO134个会员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可以适用WTO会员国中任意两国之间的任何协议。我们将有广阔无边的市场可以出口我们的农产品」(Chen，2002：1)。本质上，他们鼓吹透过贸易可以对资源进行更好的利用，从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进口粮食，然后出口劳力密集的农产品如水果、蔬菜、花卉、药材、水产与肉品。
另一个刘惠宇(2002)则主张「粮食安全」与「粮食自给自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可以不倚靠自己的粮食生产而达成「粮食安全」。她说，由中国自己生产所需的全部粮食违反了比较利益法则，而且并不符合「粮食安全」的意义。接着，她说中国出口的商品从1978年的97.5亿增加到1998年的1838亿，平均每年增加17.2%，增长率超过了同时期所有亚洲国家，中国因此累积了1400亿美元的外汇。她预估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会撤除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与其它劳力密集产品的配额，因此中国的出口将有进一步的增长。她的结论是，担心中国会无力支付进口的粮食，是没有根据的。
国外对于中国的粮食自给自足与农业贸易政策也有讨论。Ilan B. Solot提出，「中国政府农业政策的几个主要部分在本质上是互相冲突的」，意指「(一)粮食安全与粮食自给自足;(二)提高农民收入;(三)贸易自由化与整合进世界市场」。
Solot正确地指出，中国政府过去实行了四个重要的机制来达成粮食安全与粮食自给自足，分别是外贸由国家专营(State trading)，征收关税与加值税，进、出口许可制(import and export licensing)，以及对外贸易统制(foreign trade management)。然而，自从1970年代末展开农业改革以来，这些机制就被逐渐淘汰，而随着WTO之下的贸易自由化，这些机制已全部被撤除。Solot还看到，对政府而言，一方面为了达成粮食安全必需抑制粮食价格，一方面又要提高农民的收入;随着农民的种植越来越依赖市场机制，这两者越来越难恰当地结合起来(Solot，2006：38、39-40)。
即使中国农业政策的目标依然坚持粮食安全与95%的粮食自给自足，而且政府花了大笔经费来补足短缺的大量粮食，但是很难看出这种补足短缺粮食的作法如何能够帮助达成长期的粮食安全。在粮食生产下降的四年里(1999-2003)，粮食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差距几乎消耗掉了所有的储备粮食。看来，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长期而言可以既达成粮食安全又整合进入世界粮食市场。
中国近来的农产品贸易经验
根据人民日报网络版的一篇报导，2002年中国农产品贸易仍有剩余，2003年出口农产品的价值增加了36.9%，但进口农产品的价值增加了61.5%，造成了农产品贸易的赤字。该报导说，2003年随着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外国的大豆、棉花与其它产品开始「大举进攻」。2003年，中国进口了2074万吨的大豆，价值64.2亿，与2002年相比数量上增长了83.3%，以美金计算价值增长了120%。该年进口的大豆数量超过了本国的产量。2003年棉花的进口量也急遽增加，总计87万吨，价值11.7亿，与2002年相比数量增长390%，以美金计算的价值增长530%。进口的棉花数量则将低关税配额完全用尽。再者，在2005年之前的十年间，中国进口的玉米并不多，只有几千吨，但却出口了600-800万吨到南韩与日本。然而，2005年中国农业部批准了从美国进口基因改造的玉米，从此整个情势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中国预期将在数年内转变为玉米的净进口国。2003年中国也进口了541万吨的植物食用油，价值25.8亿，与先前相比数量增长69.9%，价值增长96.9%。该报导也指出，由于某些国家遭遇天灾，这些进口农产品的价格显著地提高了[14](People’s Daily online，June 15, 2004;Chinanews，NEWSGD.com，Beijing，August 21, 2006)。
在中国的粮食进口高涨之际，其粮食出口到先进国家却遭遇更多障碍。根据2006年夏季的新闻报导，中国商业部表示，每年有90%的中国农产品与食物出口遭遇到其它国家的贸易障碍，每年损失达90亿美元。现在，受影响的农产品已经从蔬菜、水果、茶与蜂蜜扩大到动物与水产。技术性的贸易障碍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阻碍(Chinanews，NEWSGD.com，Beijing，August 21, 2006)。此类障碍例如：2003年5月，因为日本宣称在中国进口的鸭肉中发现了禽流感病毒，日本禁止了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家禽制品，使得该年中国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减少了22.5%，中国的冷冻鸡出口也急剧滑落。同年的7月，日本实施了《种苗法修正案(Seeding Amendment Act)》，规定未缴纳专利费而擅自重制或贩卖受保护种籽的组织或个人将课以罚金或刑责。由于许多日本公司委托中国的农企业种植洋葱、菠菜、生姜与大蒜，其种籽可能属于受保护者，因此这些产品便可能成为日本种苗法修正案取缔的对象(People’s Daily online，June 15, 2004)。
人民日报总结中国目前面临两个基本挑战：第一，中国传统的小规模农业无法与外国的现代农业竞争;第二，中国必须面对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已开发国家用高额补贴与其它手段来保护它们的农业。这两个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不太可能改变。文章进一步说，「中国在WTO入会协商期间所作的广泛且重大的承诺中，既没有像已开发国家那样给农业大量补助与出口补贴，也没有如发展中会员国那样实施高关税以保护本国农业。」因此，该报导的结论是，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People’s Daily online，June 15, 2004)。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到加入WTO对于中国农业的负面影响。而Eisenburger与Patel 则提问：「人们会怀疑，中国急剧开放农业部门到底换来什么东西」;这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与WTO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相比，WTO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范围与速度都更广更快。他们引述了美国农业部的Dan Glickman对此问题的坦率回答，他的回答是：「什么也没有」。中国加入WTO却没有换得什么东西，原因是在中国加入之前，除了美国之外的每个国家都已经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这是WTO会员国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再者，在中国入世之前的15年中，美国也在每年重新审查的基础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Eisenburger and Patel，2003)。
除了进口粮食与其它农产品，中国近年来也进口了大量的农业化学品，包括化肥与杀虫剂。根据美国商业司(US Commercial Service)提供的信息，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农业化学品的消费者与进口国，而且2004年中国27%的进口肥料与22%的进口杀虫剂都来自美国(在最近几年里，美国已经成为中国进口杀虫剂的最大来源)。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肥料进口的关税从11%降到6%，而在配额数量之内的关税只要4%。再者，在五年的转型期过后，国家统制的外贸制度将被解除，外国公司将不只有权进口肥料，还可以在中国境内进行销售(BUYUSA.GOV-US Commercial Services)。因此，此一趋势显示，中国不仅将更加依赖进口的粮食，也将更加依赖进口的农业化学品。
不难看出，曾经而且继续鼓吹利用国际贸易来达成中国在农业上的比较利益的那些人，过去与现在都对中国加入WTO所能带来的利益抱有不切实际的预期。然而，过去5年里中国在国际贸易上遭遇的问题，已经给那些相信所谓自由贸易的人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现实。
五，中国农民的处境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收入与其它福利
在1957至1978年间(除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之外)，农民的收入稳定地成长，乡村与都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逐渐缩小。Perkins and Yusuf以农业部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出，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劳动者的人均收入的平均成长速度，比都市工人收入的成长速度还要快。都市工人与乡村农民收入的比率，1957年是5.5:1，1975年是3.5:1，1979年是2.9:1。这两位解释，尽管人均的价值增值比率是工业部门增长快过农业部门，从4:1增长到8:1，但工人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还是缩小了。因此，在1957-1979年间的22之中，乡村地区的收入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增值而上涨，但是都市工人在工业部门的价值增值中所得到的份额则越来越小[15](Perkins and Yusuf，1984：125)。
此外，由于人民公社制度进行收入分配，如果将非货币收入(in-kind income)一起包括进来，现金收入只占农民总收入的一小部份。因此现金收入只是显示农民福利的指针之一[16]。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在分配收入时先扣除生产成本(不包括劳动成本)，接着从总生产中取出要缴给国家的税赋(以粮食形式支付)，然后再扣除给其队员的配给口粮与来年用的种籽，接下来则把剩下的农获与其它产品卖给国家换取现金。所得的全部现金收入，一部份是存进公积金，另一部份则是作福利之用的公益金，剩余的则就每个成员所贡献的劳动，依其工分来分配，这一部份是农民的现金收入。
农民妇女受益于工分制，因为她们所贡献的劳动第一次被明确地计算上去。由于她们的工分，她们能够给家庭带来收入，这提升了她们在家中的地位。即使妇女一天劳动所赚的工分少于男性，男性与女性工分的差距也逐渐地缩小。在社会主义时期，性别不平等的情形有了很大的改善[17]。
生产队的每个成员，即使是太年幼、太年老或因生病而无法工作的人，都有一份配给口粮[18]。除了粮食之外，生产队也用公益金为其成员提供廉价的医疗与教育[19]，五种保障的费用也都由公益金支付[20]。国家也设置基金给付乡村地区的教育(教师薪水与学校建设)，并且进行乡村地区教师与医疗人员的训练。表二显示，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总税收中农业税的比例逐步减少，而在国家总开支中农业方面的开支的比例则逐渐增加。
人民公社时期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让乡村居民都能得到医疗照顾。在革命前，中国农民不仅缺乏足够的营养，也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健。在1930年代，中国人的自然死亡率是千分之27，全国婴儿的死亡率是千分之156，而在农村则可能高达千分之200。将近三分之一的儿童在五岁之前夭折。农民的预期寿命是35岁(Perkins and Yusuf，1984：133-134)。这些可怕的数字并不奇怪，因为1949年每24000个乡村居民才有医院里的一张病床(见表四)。那是完全谈不上什么预防保健。中国人的健康情况十分可悲，以至于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当然也是东亚病妇、东亚病童。
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新政府发动了许多群众运动，透过教育与动员群众来消除传染病。到了1950年代后期，重大的疾病如疟疾、肠道寄生虫、血吸虫病、呼吸道疾病、梅毒、伤寒与肺结核等，不是被消灭就是受到控制。流动诊所(Mobil health clinics)也开始给幼儿和成人接种疫苗，并给农民提供预防疾病与计划生育的信息。
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之后，合作医疗体系开始建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合作医疗体系提供的医疗服务有了很大的扩展与改进，国家给予了更多的财政支持，城市来的医疗人员协助训练了乡村地区的医生与其它医疗工[21]。
合作医疗体系有许多层级。在生产队层级有赤脚医生，他/她们处理队员的小病，在发现较严重的问题时将其送至大队的诊所或是公社/县的医院。医疗体系极为重视预防保健。它延续了教育群众重视保健的早期传统。儿童接受定期检查，并在适当的年龄施打各种疫苗。妇女被教导节育的方法以及产前与产后照顾的重要性。在条件较好的一些公社里，妇女也接受每年定期的健康检查。
公社成员加入合作医疗体系要缴交一笔费用。一个五口之家一年要缴交人民币约7.5元。生产队会从公益金中为每个成员支付0.1到1元给公社的医疗基金。大队的诊所收取人民币0.05到0.1元的挂号费以及小额的医药费。重病(需要开刀或其它复杂的医疗者)到公社或县的医院就医，病人自付约10元即一半的医疗成本，另一半由公社以医疗基金支付。绝大多数农村人口都能负担起这样的费用(Perkins and Yusuf，1984：141)。
解放后随着医疗体系的进展，乡村地区医院的数量1949-1957年间增加了近四倍，1957-1965年间又增加超过四倍，1965-1978年间又再增加四倍，使得一张医院病床所分配的乡村人口数从1949年的24201人降低到1978年的693人，降低了35倍。
革命后中国乡村教育方面的改进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并没有确切的识字率数据，不过估计大约为20%-40%，而且绝大多数识字人口住在都市。1949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识字运动。1958年，有8600万儿童进入了小学，占该学龄儿童的67%，而上中学的则为17%[22](Prybyla，1979：212)。到了1976年，乡村地区95%的学龄儿童都上了小学(Sigurdson，1978：505;Gardner and Idema，1975：226)。1980年公布的资料将此比例稍微下修，但仍显示全国93%的学龄儿童即1亿5千万人进了92.4万所小学，而且乡村地区有90%的儿童都上了小学(Perkins and Yusuf，1984：177)。乡村地区小学入学率扩张的动力是，每个公社平均都建立了15所小学。全国有半数中学学龄儿童即6千万人上了中学，在乡村地区入学率稍低于50%(国家统计局，1981：451)。
中国改善乡村地区的医疗与教育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到了1970年代末，尽管中国仍然是个贫穷的国家，它的医疗与教育指标已经是较接近已开发国家而远远超过开发中国家。死亡率从1930年代的千分之27减少到1979年的千分之6，同时期的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156减少到千分之56。预期寿命增加到1979年的64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便增加了一倍。小学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在1978年是93%(Sidel and Sidel，1983：92-93)。
乡村地区的收入增长比都市快速，以及1950-1970年代末乡村居民生活的其它方面(尤其是医疗与教育)的改善，意味着农业部门在经过发展的初期之后，其剩余已经不再被持续抽取。如表二所示，不仅农业税占国家总税收的比例下降，国家对农业的开支在总开支中的比例也增加了。再者，在此时期中农业部门享有较优惠的交易条件，意味着人民公社有能力从工业部门购买更多的农业投入品，并且由于有较高的收入与较有利的交易条件，乡村居民也有能力购买更多的消费品。这显示农业部门的负担逐渐减轻，公社开始有可能将更多剩余投资于农业生产以及乡村的工业化。它也显示乡村人口可以逐渐提升其生活水平。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时期，这一切成果都是透过工农联盟的发展战略完成的。
农业改革后的农民收入与福利的匮乏
在农业改革开始后的初期(1979-1984)，中国农民的平均收入以每年15.5%的速率急速上升。如第一章所述，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收购价格大幅提高所致。1985-1988年间，农民收入的增长缓和下来，其增长速率减少到5.1%，接着在1989-1991年间则进一步降到了只有1.7%。1992-1996年间农民收入再次急速增长，因为国家再次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然后在1997-1999年间，农产品的生产维持不变，但市场价格滑落了。陆学艺推算平均粮价(稻米、小麦与玉米)从1996年一斤1.0355元(一斤等于半公斤或500克)下降到1999年一斤0.7075元。同时期的农民收入则由10355亿人民币下降到7015亿人民币，减少了约32%即3280亿(Lu，2001)。1999年以后连续四个年度农业生产都下降，直到2004年以前下降的趋势都一直持续着。
一位环境学者Lester Brown仔细观察了中国的粮食生产，认为粮食生产急遽下降的原因之一，是粮食耕种面积从1998年的9000万公顷下降到了2003年的7600万公顷[23]。不过他忽略了自1990年代初以来农业投入品的价格便持续上升，以及1998与1999年政府粮食收购价格的大幅下降，也是农民废耕的重要原因(谭术魁，2004：101-102)。
目前依然有3.2亿农民以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这些农民很难维持生活所需。自1990年代末以来，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或放弃耕作，更多农民还遭受自然灾害侵害;近年来自然灾害也越来越常见。
一大批且越来越多的农民移往都市工作，将他们少得可怜的工资送回家，好让其家人可以过活。目前农民工的数目估计有1.5亿。根据白津夫文章所述，随着失业问题的恶化以及更多农民失去土地(2004年有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2001-2010年间农民工的数量预计将再增加1.06-1.08亿(白文的第十点)。离家的年轻男性通常去城里当建筑工，留下妇女在家辛苦种田并照顾老人小孩。许多年轻夫妻也一起离家到城里工作，将小孩留给祖父母照顾。许多年轻妇女还移往沿海地区的出口工业区工作。这些女工的工资低，工作环境危险，还经常受到雇主的虐待。其它来自中国中部农村的年轻妇女到大城市中去给富裕人家作帮佣。女性的农民工约占全部农民工的40%，而且还在增加(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2004：276)。
农民工受到严重剥削，并且没有任何起码的保护。他们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生病时得不到任何治疗。这些工人遭遇工作伤害的比率是最高的。随着大量的年轻、健康的男性与女性离家外出，留在家中的成员(通常是妇女)所需负担的工作就增加了。统计显示，全部农业劳动力中有超过60%是女性，她们生产了超过60%的农业产出。对四川省乡村劳动力所做的一项调查指出，从事农业与其它生产的全部劳动力有69.9%是女性[24](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2004：276)。再者，对女性的歧视依然持续，而且自改革以来，性别不平等的情况加剧了。例如，如果一家同时有儿子和女儿，是女儿会受到压力要及早去工作赚钱养家，好让她的兄弟可以继续上学念书。
农民身上的另一个重担是地方政府征收的各种合法与非法的税赋，以及其它各式各样的费用，这些从1985年开始便逐渐增加。据陆学艺指出，在某些地区这些税费实际上高达农民总收入的15-20%。而且，较贫穷的地区既是较多人口以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区，也是这些税费负担较重的地区。因此，对中国中西部的农民来说，他们的主要收入是来自农业，而所负担的各种税费则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实质收入(Lu，2001)。
不仅所课征的税赋超出了农民的负担能力，而且乡村的许多地方官员还用暴力来收取税费。两位记者陈桂棣与春桃调查、报导了安徽省的许多令人震惊的案例(陈桂棣与春桃，2003)。除了抽税之外，为了夺取土地用于工业与/或商业使用，官员还用同样残酷的暴力驱逐农民，所给的补偿很少，有时完全不给任何补偿。这使得近年来农民抗争的次数急剧上升[25]。
陆学艺将农民的低消费归因于他们的收入停滞。他说，农民整体占了中国人口的70%，但仅能购买全部货品的30%。农民的低收入也意味着他们的储蓄只占全国总储蓄的19%(ibid.)。如果构成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收入不增加，中国的国内市场就不可能扩大。
在人民公社制度瓦解之后，合作医疗体系与乡村教育体系也崩溃了。农民失去了所有的福利。医疗、教育与其它福利的丧失，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生活福祉。国家对教育的资助不是停止就是大幅减少，结果乡村地区的许多老师领不到薪水，校舍也逐渐倒塌[26]。根据《中国农村情况报告，2003-2004》，农民在各种保险中的投保率都很低。2002年乡村人口参与老年保险的比率是7.7%，但只有1.4%的投保者实际上领到了老年给付。领到最低生活救济金(minimum living expense relief)的人只有0.5%[27]。只有5%的乡村居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保险。2002年，1.7亿人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但只有940万人(约5%)领到了某种灾害救济金(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2004：63)。
预防医疗完全不存在，因此在1950年代以经消除了的许多传染病，诸如肺结核、血吸虫病与其它传染病，已经大规模地重现[28]。妇女因缺乏预防保健所受到的伤害更甚。河北省的许多个健康医疗调查显示，在乡村妇女中，与妇女生殖系统相关的疾病的发生率很高。在某些区域，例如张北县，多达30-40%的妇女有生殖系统的疾病。这些妇女许多人从没做过检查，有了明显的病症也不去理会，因为她们负担不起庞大的医疗费用，因此经常放弃作任何治疗(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2004：281)。乡村妇女健康情况很差，并不只限于个别的县或省，而是相当全面性的。
此外，新的传染病如艾滋病(HIV/AIDS)与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已经影响了数千万人，这不只因为疾病本身的传染效果，还因为政府否认与刻意隐瞒，并且各级政府都不重视公共卫生医疗。如果禽流感真的在中国乡村爆发，农民将无力可以抵抗。
再者，乡村地区的人民还受到因环境污染而产生的疾病的冲击。持续恶化的缺水问题对乡村居民的影响比都市居民更严重。下一节对此将有更多讨论。
在农业改革后的将近30年里，由于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城镇与乡村居民之间以及不同区域的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中国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只占全国总收入的4.7%，而最富的20%人口的收入则占全国收入的50%左右。据白津夫(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29])所言，江苏省最富的20%与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比率是10.7:1(白文第六点)。这个数字很好地表示了城市与乡村的分化，因为最富的20%人口绝大多数都住在东部沿海的城市，而最穷的20%人口则分散在乡村地区。
农民的收入不稳定且不再增长，而且丧失了他们在人民公社时期一度拥有的医疗、教育福利与生活保障。许多农民为求生存而移往都市。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实际上已倒退回革命前的苦日子。
六，中国农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如本文开头所述，与中国的人口相比，中国拥有的可耕地与水资源非常稀少。在第二节里我们看到，自从1979年农业改革开始与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崩溃以来，过去保护与改良土地的工作都停止了，有助于维持农业生产与土地及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的灌溉与排水基础设施也逐渐破败。此一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农业的长期可持续性。再者，由于农业改革是1979年开始的全面改革的一部份，我们在分析中国农业的长期可持续性时，就必须同时仔细考察中国经济的其它部分，好了解它如何影响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以下的小节将首先考察出口导向增长的影响。讨论的重点将摆在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未来对于农业的长期可持续性的影响。
出口导向增长之下自然资源的快速耗尽
中国虽大，但资源贫乏。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开放门户，并且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策略。随着中国的出口在1980年代急剧扩大并在1990年代加速，资源贫乏的问题就变得更加严峻。中国稀少的自然资源被快速耗尽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形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工业产品进行出口。此外，更高的消费水平，如中国最富的15-20%人口(数量超过2亿，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住在乡村地区)购买汽车，也造成了自然资源耗尽与环境污染的问题。
如前所述，在中国缺少资源的问题中，土地与水的缺乏是最为严重的。中国的水资源向来稀少。平均的人均可用水量现在只有2200立方公尺，约为世界平均值的四分之一。根据水利部的资料，1998-2004年工厂与都市居民所消费的水量占总消费水量的比例，从25%增加到34%(Bloomberg.com，February 22, 2006)。目前，水的短缺已达到危机的程度(见后述)。
然而，除了土地与水之外，能源也同样极为缺乏，而GDP的快速增长已经加剧了此一问题。白津夫就中国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的问题警告读者(白文第五点)，他说，自从1990年代末期出口率增长以来，1990-2001年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增长了100%。到2005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仅次于美国。中国国内的石油产量不足以应付其需求，因此从1998年至2003年仅仅五年间石油进口量便已倍增，而且在2004年的前半年便又再增加了40%(Time Asia，October 18, 2004)。2005年中国消费了3亿吨的原油，其中1.23亿吨是进口的[30]。
大量的水与能源被供给制造大量工业产品进行出口的企业。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占去了大片的农地。更有甚者，使用上的无效率又加剧了水与能源的短缺问题。中国水利部指出，由于只有20-30%的工业用水被循环使用，中国每单位工业产出所消费的水量是工业化国家的5-10倍(Bloomberg.com，February 22, 2007)。在能源使用方面，中国也有同样的无效率的问题。根据白津夫的报告，中国GDP增加一元所需使用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与法国的7.7倍，以及日本的11.5倍(白津夫，前引文)。
如前所述，大规模的工业与都市发展从农业部门夺走了越来越大面积的可耕地。过去二十几年来的发展策略只是加剧了资源短缺的问题，并威胁到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因此，中国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透过刺激工业产品出口的增长，短期内产生了高速率的GDP增长。然而，采用这种经济增长策略使得中国以极快的速度消耗掉其稀少的资源。水、农地与能源的匮乏不断加剧，对于农业生产、农村与农民都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些资源的短缺加上农业基础建设的破败，最终将使得农业在长期而言无法持续(见后述)。
缺水的危机
长期而言，中国正面临一场缺水危机。先前所作的规划显示，从1995年到2030年，家庭用水需求将从310亿吨增加到1340亿吨，同时期的工业用水需求将从520亿吨增加到2690亿吨(Worldwatch Institute，News Release，April 22, 1998)。中国的水就是不够用。工业用水与家庭用水消费量要扩张，意味着农业用水将受到进一步的挤压。而且水资源的分配是极不平衡的;某些地区(如西北各省)的缺水问题最为严重，但在未来问题却只会更加恶化。
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数千年来供应了中国人民与中部农业的用水。今天，黄河上游的用水量极大，已经消耗掉了黄河的水，使得该地区有1.7亿人无水可用。由于这个地区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缺水已经开始影响到农业生产，未来情况还会更糟。虽然在1990年代之前黄河便曾在入海之前断流，但自1990年以来问题变得更严重了。1997年，黄河的断流期达到了破纪录的226天(伊慧民，1999：1、12)。《黄河的警示》一书的伊慧民说明了供水匮乏、河水污染以及全国各地的洪水发生率增加的问题。1998年南方的长江与北方的松花江发生了100年来最大的洪水。1999年，长江再次泛滥，使60万人无家可归(伊慧民，1999：1)。此一情况表示，缺水的问题并不完全是由于缺乏降雨(尤其是在长江流域)，而是由于缺乏治理降雨的能力。
不只是河水的供应减少(尤其是在中部与西北)，连地下水也因为过度使用而急剧流失。许多城市的地下水平面正接近危险的低点。例如，根据水利部的说法，北京的地下水平面一年会下降1.5至2公尺。水利部表示，地下水位下降不仅会进一步恶化缺水问题，还会使水质恶化，并增加地震与山崩的风险(“China’s Water Shortage to Hit Danger Limit in 2030”，People’s Daily Online: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地下水大量流失也将加速西北部的沙漠化。根据甘肃的治沙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纪永福表示，由于过度使用地下水与过度放牧，目前沙漠正以一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率扩大(Bloomberg.com，February 22, 2006)。
1990年代末，中国617个城市中有300个面临缺水问题(ibid.)，今天的情况是更加恶化了。面对缺水问题时，城市通常会限制附近区域的农业用水。例如，1994年北京附近一个地区的农民被禁止从他们惯用的蓄水池中取水进行灌溉，因为城市快速增长的用水需求被列为第一优先。
环境危机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环境污染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而1990年代中期之后则加速恶化。中国的环境专家曾经对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生产损失作出各种估计，世界银行则说中国正处于环境危机之中，而且近年来中国每年的生产有8-12%都因环境危机而流失(白文第五点)。
水污染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极大的损失，并使周围的居民(大多是乡村的农民)染上重病。2005年由政府出版的人民日报报导了刘快庄(天津市附近一个6000人的村落)的水污染使得居民得癌症的比率是2004年全国平均值的25倍。此外，化学工厂的意外事故曾污染了松花江，对污染地区的农民造成严重伤害，引来国际媒体的关注。2005年另一个可怕的事故污染了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一个炼锌厂的镉渗漏到河水中;镉是一种有毒金属，会造成神经失调与癌症。
虽然这些大规模的事故震惊了中国与全世界，但其它规模小却持续发生的污染的破坏性更大，如将工业废水倾倒进河流与地下，在农业上使用过量的化学肥料、杀虫剂与除草剂等。根据水利部的资料，中国大部分河流都受到各种毒素的污染。水利部出版的一份报告《The China’s Water Resources 2000》指出，全中国总计11.4万公里长的河流中，水质较佳(属第一、二级)的只有28.9%，水质较差(属第三级)的有29.8%，水质危险不宜人类接触(第四级)的有16.1%，而其余的，占全部河水的25.2%，则污染太过严重无法作任何用途(第五级)。看守世界研究中心给出的水污染统计数据也同样令人忧心，它说，2004年在412个站点监测到的中国七条河流的水质，有58%已脏到不宜人类使用(Worldwatch，2006：7)。
根据看守世界研究中心所说，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估计，中国约有200个城市的悬浮微粒(会导致许多呼吸疾病)的情况低于世界卫生组织(WHO)订定的标准。呼吸道疾病的剧增显示了中国许多大城市空气污染严重的程度。沙尘暴是呼吸疾病的主因之一。去年春天，北京与中国北方其它城市遭遇来自蒙古沙漠的沙尘暴侵袭，该次是史上最大的沙尘暴之一。由于沙漠面积快速扩大(一年增加约超过2000平方公里)，沙尘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影响到了韩国、日本甚至台湾的城市。燃煤也使得中国许多城市的空气中充斥着二氧化硫，在一些情况下造成了世界最严重的酸雨。看守世界研究中心还判断，30%的中国农田遭到酸化，不只损害了农田与森林，也损害了人类的健康(Worldwatch，2006：7)。
即便中国可以现在立刻制止环境破坏的问题，也依然需要极大的努力才能将已经造成的污染清洁干净并恢复生态平衡。在此之前，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根本无法展开。
农民身上的重担是难以持续的
1979年农业改革开始之后的二十几年间，中国农民的负担一直非常重。虽然有少数乡村居民变得非常富有，但他们的财富大部分来自于商业活动，而不是在土地上劳动所得。仍在种庄稼与/或生产其它农产品的3.2亿农民依然贫穷。1.5亿之多的农民离开乡村进城工作，这一事实显示这么多农民的家庭都需要他们送钱回来才能生存。在乡下村庄，有家庭成员在城里工作寄钱回来的农家，处境通常会好得多。此一事实的重要性在于，它意味着中国农业已经不再能支持农民的生活。
大多数农民生活贫困，得不到预防医疗服务，也负担不起看病治疗的费用，可是他们却必须生活在污染日益严重的环境里。许多农民承受缺水之苦，而且情况看来只会变得更糟。对于农民所面对的所有问题，政府都没有提出任何长远的解决办法。这表示，中国农民的处境就像中国的农地、自然资源与环境一样，都无法再长期持续下去了。
结论
中国是个大国，但资源贫乏，环境脆弱。它的可耕地与资源非常有限，却要养活庞大的人口。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人民承受着许多自然灾害的侵袭，如水灾与旱灾。之所以推动农业合作化，就是因为了解到中国人民必须合作、集体地解决自然资源贫乏与环境脆弱的问题。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策略是，农村地区与农民必须与都市地区一同发展;农民的医疗、教育与整体生活水平必须尽可能地与工人和其它都市居民一同改进。中国在改革前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透过保护与改良土地与环境大大推进了农业生产与现代化，其发展的模式已证明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
1979年开始的农业改革草率地废弃了前几十年的发展模式。过去二十几年来，整个经济改革的策略是大量制造工业产品进行出口以刺激GDP的增长率。这种发展策略消耗了庞大的资源，包括土地、水与能源，并且严重地污染了水、空气与土地。同时，农业则被剥夺了这些资源。更有甚者，农业部门还被剥夺了维修与建造新的基础设施所需的投资。随着农业生产退回到个体农户，劳动力就不再能够组织起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虽然在先前的几十年里农业生产现代化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把田地重新分割成小块分给各户之后，这些成果就无法持续了。就土地与劳动生产力而言，中国的家庭式小规模农耕的效率很差。再加上本文最后一节所提到的其它各个因素，我们便可明白，中国的农业长期而言是难以持续的，而且中国人民的食品供应将很不稳定，同时本国的食品市场将逐渐被外国公司占去越来越大的份额。
批注：
14 去年进口的大豆、植物油、棉花与天然橡胶的平均价格分别提高了20%、16.1%、29.7%与33.1%，总计为17.8亿。
15 统计资料来源：农业部(1980)中国农业年鉴(Zhongguo Nongye Nianjian)，第41、347页;中国经济年鉴(Zhongguo Jingji Nianjian)(1981)，V.3，第7页;中国经济年鉴(1982)，VIII-3;以及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1981)，第135、199、302、434-436页。
16 与此类似，对于国营企业工人而言，工资也只显示了工人总收入的一部份。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还有补贴的住房、公共事业、医疗、教育和其它许多福利。
17 1965年妇女一整天工作所得的工分是男性的三分之二，但到了1973年，妇女所得的工分平均为男性的十分之九(Perkins, ed.，1977：231)。所得工分不同的理由是男性的工作通常需要耗费更多力气。参考：Pao-yu Ching，1988：426-437。
18 配给口粮的量依年龄以及是否实际参加生产而有所不同。其中的假设是小孩与老人所需粮食较少，而参与生产工作的人需要较多粮食。
19 医疗方面，个人所需支付的金额极低。教育方面，学生只需负担笔记本、铅笔等费用。
20 对于贫穷家庭(包括失去工作能力者，或是年老而无子女者)的五种保障是：饮食、衣服、住房、医疗与丧葬。
21 在文革期间，大队层级设置了诊所，公社的诊所则升级为完备的医院，同时，赤脚医生则开始在生产队层级运作。
22 乡村中学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可能只有10%(Perkins and Yusuf，1984：173)。
23 Brown解释了耕种面积减少的几个原因：「几个趋势共同造成了粮食耕种面积的减少，包括灌溉用水流失，沙漠扩大，农地转为非农用，改种较高价作物，两期耕作的情况减少。」为了显示1998-2003年粮食生产减少7000万吨的严重性，他说这比加拿大每年的总粮食收获量还要多(Brown，March 12, 2004)。
24 调查范围是四川省泸州市附近的七个县。
25 全中国有报导的、超过一百人参与的抗争数，从2004年的74000件增加到2005年的97000件。
26 有些富有的村自己出钱支持自己的学校，也有一些有钱的个人捐善款建学校。
27 这是一种福利救济金，交付一小笔现金来帮助即贫困的人。都市与城镇居民的金额是130元，乡村居民的金额则不清楚。
28 全中国已有90万人感染了血吸虫病，并估计有3000万人有被感染的危险(New York Times，February 23, 2005)。
29 该研究中心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监督与管理国家资产。
30 直到1992年为止，中国仍出口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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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勘误：
第四十期：中国的农业与农民(上)勘误
◎ 第11页左栏17、18两行之「基本需求」改为「基本需要」。
◎ 14页表一年份修改如下：
◎ 14页文章段落版面位置。
◎ 18页左栏14行之「公基金」改为「公积金」。
◎ 18页右栏1行之「加工」重复，去掉后一个加工，成为「…并且将加工一吨米所需的人
时…」。
◎ 20页右栏8行插入「…杨兰举等也指出，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例』从改
革前二十年…」。
◎ 20页右栏15、16行之「总开支」改为「总投资」。
◎ 20页右栏最后一行插入「…奢华挥霍。农民『在早期』因较高的收购价格…」。
◎ 21页左栏9行的「…平均每年增长10%子」之「子」字去掉。21页左栏16行的「…建
设中有不少很的利用率很低」之「很」自去掉。
◎ 21页左栏19、20行插入「…减少了它对与农业相关『的工业』的投资…」。
◎ 21页左栏最后一行之「出租」改为「分配」。
◎ 22页左栏3行之「但是『再』改革后的」改为「在」。
◎ 22页右栏10行之「税负」改为「税赋」。
◎ 22页右栏最后一行之「本章完」改为「本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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