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的张景琛刚刚约见了她的保险顾问，计划再给丈夫买一份重大疾病保险，此前，她的家庭保险年支出已达1万元左右。
张景琛一家，是当下70年代人中最典型的“421模式”。一对夫妇，上面要赡养四位父母长辈，下面要供养一个小孩。这种倒金字塔结构，再加上住房、医疗、教育的“新三座大山”，令多数人感觉吃力。
张景琛家里的老人都有退休金和社会医疗保障。但一位同事的经历还是令她颇为忧心。同事的父亲虽然也有基本医疗保险，但一场肺癌，花去了几十万元，因为所在单位效益不好，大部分无法报销。那段时间，那位同事为筹措治疗费用非常着急，所有的亲朋好友，能借的都借了。
目睹同事经历后，张景琛特地去银行给家中的老人开了个账户，每个月都存入一笔钱。“跟保险差不多，当作备用资金，万一有大笔的医疗开支，就动用这笔钱。”
“我们面临的是养老和养小的双重压力。”张景琛去年刚生了小孩，奶粉钱、保姆费等等，一个月至少要花掉2000元。现在每个月除了给父母存养老备用金外，张景琛还要给孩子存一笔数额不小的教育基金。
为了要小孩，在某会计师事务所任职的张景琛两年前辞去了“昏天黑地”的工作，小孩9个月大的时候，张景琛把孩子扔给了父母，又回到了“老东家”。“养老费，教育费，房贷，养车费，生活费，不努力工作，怎么扛得了？”
张景琛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也早有计划。她一方面增加储蓄，购买商业养老医疗保险，同时也做了一些投资，比如股票、房产等。
投资不动产，是张景琛最看好的稳定投资。两年前，她和丈夫购买了第二套住房。“这就是为养老打算的。不指望能涨到多少，每个月有稳定的房租，减去贷款，也可以做养老金的补充”。
目前，“以房养老”，被不少专家认为是有效的养老举措之一。即通过“倒按揭模式”，退休前取得住宅产权，养老之时，把自有产权的房子抵押给金融机构，后者通过评估，每月给房主一笔固定的钱。房主继续享有居住权，当房主去世后，其房产出售，所得用来偿还贷款本息，其升值部分归抵押权人所有。
对于这种养老模式，社会上也有不同看法。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杜鹏所长就曾指出，真正有条件以房养老的人，是现在四五十岁、购有商品房的中年人。其次，大部分“倒按揭”的要求，已经将老人限制在一个相对数量并不大的圈子里，而对这个范围内的老人来说，“倒按揭”补偿的资金只是他们养老金的补偿，不是支柱。
张景琛认为，养老问题最终还是需要国家在制度上做彻底改革。“单靠社会统筹养老，显然是不够的，应该全面实施年金制度。基本社会统筹，加年金补充养老，再加上商业养老保险，这样的话，我们对未来的养老问题就不那么担忧了。”
80年代人：即将披挂上阵，部分人要承担父辈祖辈养老
提起养老，高子谦觉得这还是离自己挺遥远的话题。
和很多8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24岁的高子谦在父母眼里是个“幸福宝宝”。大学毕业，高子谦进了一家日资企业，工资属于白领里的中档。他父母目前还都在工作，有相对完善的基本生活保障。
“我年轻的时候多挣钱，老了就住养老院去，指望下一代是不行的，我不给他们添麻烦就很不错了。”高子谦说。
机构养老确实是近年来逐步被推广的养老模式之一。但机构养老，对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是一个挑战。同时对“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配套设施的不完善，也是正要面临的问题之一。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主任卢汉龙研究员的一项调研显示，全球95％的老人依旧钟情“居家养老”，为此，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把“居家养老”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主流模式。
对尚未感受到养老负担的高子谦来说，养老问题还可以“走一步看一步”。但对25岁的任建军来说，这个离同龄人或许还遥远的问题，已令他颇感压力。
来自四川绵阳小镇的任建军，大学毕业后和女友一起在北京打拼。虽然每月七八千元的收入貌似不错，但去掉房租、生活费等开销，基本就所剩不多了。
任建军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容乐观：妈妈退休后每月有500元的养老金，爸爸下岗后开了个小茶馆，每月也有四五百元左右的收入，“这些钱，加上他们的积蓄，相当于当地的中等水平。”
但任建军的父母目前还要承担爷爷、奶奶、外婆三位高龄老人的养老重任。“乡镇消费低，基本生活没什么问题，就是怕生病。前阵子奶奶因为小毛病住了次院，就花了2000多元，这对我父母来说，就是大笔支出了。后来爷爷和爸爸各出一部分，分担了这笔开销。”
“我们因为事业还刚刚起步，经济能力有限，现在也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给家里一些钱。”任建军估算了一下，他和女友每年给家里的钱，合计大概1万元左右。
“我们应该算是典型的老龄社会家庭了吧。我和女友两个人，以后首先要赡养双方父母四位老人，然后再加上爷爷奶奶外婆，这样的模式在以后的老龄化社会里，估计是很常见的。”任建军说。
任建军对养老重任，并无良策，他现在考虑的惟一可行方案，就是回四川。“北京买房的压力太大了。我们计划在北京再辛苦两年，攒点钱，就回四川去，找个安稳的工作，做一些养老的规划，还可以就近照顾老人。”据说，很多漂在北京的青年人，都有类似的想法。
此外，他就指望国家的养老保险改革了。“我年轻时当然要努力挣钱，但也希望我国能发展成高福利国家。我的同学在丹麦工作，听说那里从摇篮到坟墓，国家全包了。”
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往往要负担整个家庭的养老问题
一个煤气灶，平放的两张床，一台电视机，四样物件已经把房子的空间挤得所剩无几——这是贾易东一家人的客厅、卧室兼厨房。一家4口就住在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
23岁的贾易东是中国人民大学大四的学生，他的弟弟易南21岁，没读完初中就辍学到外地打工。他们家本来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山村里，那里是国家级贫困县。2004年10月，贾易东把一家人接到北京，现在住在玉泉山脚下的一间平房里。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为父母各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弟弟也来到一家技术安装公司工作，他们的生活比在农村时稍有起色。但2006年6月17日早晨，父亲突发脑溢血，做完手术后已经过去100天了，他一直没有醒过来。
当被问及父母养老问题，贾易东无奈地说：“他们没有别的保障，只有我们两兄弟。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很多次，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只能靠我们出来赚钱养他们了。”
目前，贾易东上大学的学费都要依靠银行的贷款，父亲突然犯病后，他四处借钱，筹了一些钱，但医院每天住院及治疗花费约在千元上下，这笔钱很快用完后，他只好将父亲接到家里疗养。后续的治疗费每月仍需1500元以上。
“我们做子女的压力太大了。”贾易东感叹道，“父亲康复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现在每一笔花销对我们来说都是压力。没有政策支持，我们的日子不好过。”
他父亲在2005年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除此之外，没有买任何保险。但因为他需要在北京治病，连合作医疗的优惠也无法享受。
贾易东从大一就开始准备考法学研究生，现在正进行最后的冲刺。可是突如其来的这场变故让他开始考虑是否要先找工作，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考研。
“我找工作的首要条件是工资高，但现在就业压力太大。”贾易东说，“父亲的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康复，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不能仅仅考虑他的病，还有责任让家里其他人都过得更好。”
“我们还算幸运的，能够借到一些钱。我知道村里有几家人，孩子还比较小，家长在工地上出了事，被送回老家治疗。而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负担更重。”贾易东说。
“关键是养老体制的问题。现行养老体制覆盖面没有涉及农村。”对法律政策颇有研究的贾易东对养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已经不现实了，因为它主要是靠伦理道德来维系。而土地之类的资本，又不足以维持老人晚年的生活。再加上多数农村青壮年出去打工，谁来照顾老人？真正的解决之道，还是要靠法律政策来保障老人的权利。”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带来了哪些压力？该如何应对？就这些问题，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本公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到，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的25年，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准备期，非常关键，怎么看待这25年？
李本公（以下简称李）：我们说这25年非常关键，首先是因为这一时期是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全国老龄办的预测结果表明，中国在这一时期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3．51亿。
其次，这一时期是我国人口红利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这一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世界银行有一个测算，中国养老金体系在未来几十年中除了短暂的“人口红利期”略有盈余外，将长期处于赤字状态。中国只有在此时期内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及时改革并积累足够的资本，方能应对随之而来的抚养比例上升带来的压力，否则防范与化解养老金危机的机会将转瞬即逝。
25年准备期这个概念，是相对2030年到2050年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而言的。到那个时候，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超过30％，解决老龄问题的难度将更大。
在未来25年中，如果老龄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就可以为以后的老龄事业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还准备不足，还必须在制度安排、经济发展、社会环境、文化建设等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
记：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带来了哪些压力？
李：首先是养老保障压力较大。一方面，我国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供养比例和资金支付压力很大，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80年我国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1990年为10∶1，而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锐减到3∶1。
此外，每年新增退休人员300多万人，养老保险基金将面临巨大的资金支付压力。辽宁大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镇养老金收支均衡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按照现行政策不变，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赤字将在2016年后真正地凸显出来，在2035年~2040年到达高峰，每年将产生1000亿元的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赤字。国家行政学院研究表明，要应对2030年的人口老龄化高峰的资金压力，战略储备资金至少要达到25000亿元。因此，社保基金需要我国财政在未来20年内，年均向其拨付1000亿元左右的资金。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很窄，只覆盖总人口的15％，97％的农村人口没有养老保障。
其次是医疗保障面临挑战。卫生部曾经有过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60岁以上老年人余寿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处于带病生存。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9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高龄老年人口的猛增，各项费用将进一步上升，将给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分布不均衡，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小，个人负担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和政府投入不足，致使广大群众特别是老年人“看病难”的问题十分突出。
三是养老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全国几次较大规模调查的数据表明，60岁以上老年人口余寿中有平均1／4左右的时间处于肌体功能受损状态，需要不同程度的照料、护理。调查还表明，5％的老年人有入住养老机构的愿望，且将逐步增加。发达国家养老床位数约为老年人口总数的3％~5％，而我国目前共有各类养老床位数168万张，仅占老龄人口总数的1．17％。许多地方排队入住养老院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家庭“空巢”化现象十分突出，根据最近我们做的大中城市老年人居住情况调查，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社区空巢化比例达到55％以上，沈阳市铁西区的康宁社区竟高达73.08％。
记：该如何为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做好准备？
李：我们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做好准备：一是建立健全老龄政策法规体系；二是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三是培育和构建养老服务体系。有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发达国家的社会服务业收入占GDP总值的60％以上，而我国仅占GDP的40％左右。其中，发展相对缓慢、潜力最大的恰恰就是养老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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