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回应转基因大米动物试验称，“旨在科研”。据《北京青年报》2013年10月26日报道，农业部转基因专项管理办公室证实，2012年时，委托中国食品药品鉴定研究院和中国农业大学以转基因水稻为研究对象，选取了猕猴、小型猪等动物进行系统的代谢免疫，生殖、发育评价研究，对此次开展转基因动物实验的目的，农业部转基因专项管理办公室表示，只是为了在科研层面提供更充分的科学数据和资料，不是开展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要求。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和营养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昆仑透露，的确是农业部委托他们进行转基因大米动物喂养试验。黄昆仑说，猪、猕猴胃肠道消化过程与人极为相似，其生理性和杂食性与人也很相似，采用他们做试验能更大程度反映出转基因大米对人类食用的安全性。据悉，这次试验时间是90天。农业大学副教授车会莲表示，90天从毒理学来讲，可以看做较长时间喂养，实验结果显示，在90天的喂养时间内，试验用猪没有中毒或者死亡现象，皮毛顺滑，行动灵活，饮食正常，生长发育状况良好。黄昆仑说，这说明在这个时期内，转基因大米和非转基因大米喂养的小型猪在影响方面、安全方面是一样的。
农业部表示，目前国际上很多国家在进行转基因动物喂养试验，美国，德国已经用转基因玉米、大豆在牛、鸡、鱼身上做喂养试验，结果显示没有产生不良影响。
对此，《环球时报》2013年10月26日刊文称，“在科学面前良知、勇气比学识更重要。”文章称，前不久有报道：“61名院士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研究者抱怨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悲观，因为“最大的阻力是政府决策”。25日有媒体采访相关专家，介绍了国内销售的5大类17种转基因生物的情况，并解答了一些关于豆腐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等民众关心的话题。这样的报道不妨更多一些，只有更透明，转基因产品才有出路。转基因农作物及其产品之所以在中国不太受欢迎，很大程度在于从事此研发的人士，一开始就在其安全性问题上打起了“马虎眼”，不坦诚、不透明、不实事求是，以至欲盖弥彰却反而弄巧成拙!
文章指出，“转基因水稻再不推广应用”就会有“严重后果”的说法，不过是在自我拔高的同时吓唬外行。当人们提出质疑时老是含糊其辞、躲躲闪闪，其本身就预示着想掩盖什么，或者根本就不想说清什么!这样一来，只会让内行觉得荒唐，让外行觉得迷茫。
而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佟屏亚则直言说，“转基因作物能抗虫、增产是骗人的”!据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报道，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9月29日在北京召开再论转基因与国家安全研讨会。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航天科技集团、西南财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当前我国转基因问题的性质、形势、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佟屏亚在研讨会上发言指出，“谁控制了种子，谁就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农业!”他说，从2004年我就感觉到孟山都在有计划地打入中国。他有几种进入方式，最重要的是人，从企业普通员工到高管人员，从科技专家到政府官员。抓住人才能解决进入。十年磨一剑，以孟山都为首的跨国集团已经完成了在中国的转基因布局。在跨国公司老板的眼里，中国不只是一个巨大的种子市场，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农业基地。跨国公司把中国种业纳入全球化战略体系，成为全球化竞争赢得全局性胜利的重要环节。
佟屏亚指出，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寻求企业合作，二是开展合作研究，三是聘任高级顾问，四是培养专业人员，五是推动转基因渗透到产业中去。上世纪80至90年代，改革开放掀起科研人员留学、进修、合作研究的出国潮，受到国际咨询机构和跨国种业公司，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资助，陆续回国的学人多数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协会学会乃至政府机构任职，有的已擢升院士、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在国家科技政策方面有一定话语权，在社会活动中有一定执行力，甚至能左右媒体的宣传导向。跨国公司通过长期铺垫，进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或资助科研项目，或进行合作研究，或聘任为高级顾问，对加速跨国公司本土化发展，顺利建立进入政治、经济、科研决策领域的链条。
佟屏亚提请大家注意，这些感恩孟山都栽培的硕士博士陆续进入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担任要职，跨国种业公司顺利地完成中国了本土化布阵，其最终的目的是让中国的土地种满转基因种子。由于上述链条，我们国内2011年发布了“全国种子发展的意见”，以及落实这个意见的《规划》，这个《规划》有三个地方把培育转基因品种的商业化写了进去。它的重点任务是加强生物技术理论方面的研究，培育转基因品种，十年当中培育若干，其中主要是水稻、玉米、小麦，其他作物一带而过。
佟屏亚说，这个《规划》没有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就是以农业部科教司一些人为主搞的。现在每年都要下达项目。最近在进行的一个措施就是支持种子企业发展生物育种，5个亿，全国最后申报的种子公司41家，明确规定要是生物育种培育转基因品种，而且建立生物技术研究室。这41家当中多的获得1200万，少的获得600万，这都是有名单的。而且如果说到今年把这1200万花完了，滚动再给1200万，这样滚动三次。这就是稳步的在渗透，不仅是科研单位，中国的主要的水稻为主的企业都进去了。
佟屏亚指出，跨国公司进来以后稳步地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是有钱，都知道这十年当中由张启发带头的十位专家给原国务院负责人的一封信很起作用，240个亿就下来了。生物育种比常规育种要多出十倍上百倍的资金，有钱就好办，就能拉拢一部分人。农业部科教司有钱有权。农业部其他部门对这个问题几乎不发言，就是农业部的科教司以及农安会这是直接跟上边联系的，下边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还有作物研究所和植物保护研究所，以前两个为主。我是作物科学研究所的，我们所2005年还没有研究转基因的。等到这一批钱下来以后，转基因水稻成为主持单位，玉米、大豆、稻谷都分配下来。所以现在形成了一个基础，中国农科院是转基因研究的基地。他们有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集中搞水稻，只要进入中国水稻，孟山都就掌握了全世界的水稻。纲领就是去年和今年有人在谈的中国有十三亿人，如果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要搞转基因。所以他的目标跟纲领是非常明确的。
佟屏亚说，为什么科研单位站出来的人不多呢?不是不多，而是不愿意站出来，我如果在位的话我也不说，因为大批的钱都在我这儿呢。转基因有两个软肋，第一个就是所谓“增产”。报纸上老在说转基因能增产、能高产，这是最能唬人的。事实上转基因不增产，更谈不上高产。它最重要的宣传目标所谓“解决十三亿人的粮食问题”完全是虚假的。有一次在农科院召集的会上,全部转基因专家在坐，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能不能搞一个增产基因，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转基因高产是一个虚假的宣传。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项转基因作物是增产的，没有任何报道。第二个软肋就是所谓“抗虫基因”。这也是骗人的，它是解决不了生产上用农药的问题。
佟屏亚说，了解了这两个软肋，刚才说的问题实际是不攻自破，现在实际上是孟山都控制了美国的一些官员。有人说美国用了转基因，玉米、大豆都比咱们产量高，不能这么说，美国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中国实际产量并不低，我们现在黄淮海地区种了小麦种玉米，玉米一茬我们比不上他，但是加上小麦我们比他产量高。所以如果用那个理论掩盖，说他们就比我们高，那是虚夸的。到九十年代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以后，我的评价是转基因可以定位各种作物的基因图、可以分子标记，这样跟常规技术结合起来就能加快常规育种，它不是一种方法，而是我们常规育种的辅助技术。如果常规技术再加上它就增加了预见性、增加了成功的几率。这是我很明确地提出来的。林敏说转基因是长枪大炮，常规技术是大刀长矛，我当时批评他说你不是干这玩意的，应该学习农业基础知识。
佟屏亚最后警告说，转基因这个玩意百年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争论最大的问题。但是没有谁做长期的稳定的十年八年的研究，也没有实验。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社会上把钱弄到基层，转基因几乎把中国主要企业都弄进去了!
在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看来，正如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佟屏亚所言，现代生物技术可以定位各种作物的基因图、可以分子标记，这样跟常规技术结合起来就能加快常规育种。它不是一种方法，而是我们常规育种的辅助技术，如果常规技术再加上它就增加了预见性、增加了成功的几率。有人说转基因是“长枪大炮”，常规技术是“大刀长矛”，我当时批评他说你“应该学习农业基础知识”。
这种哲学思维方法论、分类学科基础理论和技术工具方法手段的逻辑推导表述，最终便是要落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标准范式的科学思维、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但科学的局限和科学的悲哀，往往就表现在这个“实践检验”的滞后周期性和“真理评估”的“公信力”上。因此，就必然导致对科学理论假设及其“实践检验”结果的不断修正和“重估”。所谓自然科学的最大发现与突破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是同样如此。
而所谓科学，原本就是“西学东渐”而来的文化知识体系。所谓“文艺复兴”与科学新发现新发明，背后实际上都是从古希腊商业城邦到远洋殖民贸易的“利润化思维”驱动。资本要追逐利润最大化，就要不断提高市场机制的生产资源要素配置效能，就要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和工具设备，这就是科学发现与科技创新的原初动力。不能带来利润增长的科学，在资本的眼里就毫无价值。而能够立刻直接带来眼前利润增长的科学新发现和新发明，就必须是具有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可精确计量性、可控制性和可实证性的技术方案成果。据此，才可以实现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利润最大化。
但问题在于，正是这样的“利润最大化思维”，就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成本最小化”，并进而导致“科研视野”与“科研内容范围”的“最小化”。所谓“科学的局限”和“科学的盲点”，便由此注定了先天性的“基因缺陷”。最直观的例证，就是工业科技发展所导致的地球生态气候与资源环境危机。因为这个宇宙大自然的研究课题和公共科研成本，是哪一家私人资本都不会自愿不计入企业经营成本的。这样“偷工减料”的数量积累和时间积累，便必然注定了地球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自然科学的发展结果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同样如此。
这里最根本的祸因，还是在于这种科学的“利润化思维”及其市场经济机制。自私自利的欲壑难填必然使人疯狂，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贪得无厌必然导致人性泯灭。而所谓科学，只不过是这种疯狂与堕落的现代化加速器和蒙人的文明说辞。故此，用科学来解释和解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也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因为这项生物科技和其它高新科技一样，都只不过是市场经济国际惯例体系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手段而已。其与13亿中国人的粮食安全问题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甚至，二者的利益所求方向，恰恰是相反方向的背道而驰!
其实，以“道术用”的中国式阴阳易理思维，对这个科学“洋玩意”就很容易解释清楚。所谓“道为术之本，术为道之用，术万变而道不变”，包括哲学思维科学和分类学科的理论与技术，也都是“术”的范畴。是为1%少数人的利润最大化之“用”，还是为99%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化之“用”?这二者“用”之不同，又取决于“天之道”与“人之道”的差别。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又云：“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这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就是实现“人人平等”的“大道为公”。而“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便是导致1%与99%贫富等级分化的“大道废”，也是导致经济金融债务危机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危机的“邪路”和“歪道”。“天之道”与“人之道”这两条“道”不同，其“术”之“用”自然就南辕北辙了。
诚如媒体报道所言，“在科学面前良知、勇气比学识更重要。”在这个“西学东渐”的讲科学时代，媒体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实在已经难能可贵。此所谓“良知”和“勇气”，当属于“道”的层面。而“科学”与“知识”，则只是属于“用”之“术”的范畴。当前关于转基因生物技术和其它高新科技毒食品的争论，都已经不是学术专家说了算的“术”之“争”，而首先是一个1%与99%的“道”之“争”!
就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性而言，自公有制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私有制奴隶社会的“公私之变”以来，五千多年的主流文化，都是1%富豪权贵阶级的精英文化。不管是古希腊奴隶制商业城邦的“贵族民主法治”，还是中国古代“仁义道德”的“等级礼法”，尊奉的都是1%富豪权贵阶级的“人之道”。这1%富豪权贵阶级的知识精英，一直垄断着社会文化资源的主流话语权。他们凭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社会教化优势，故意混淆偷换“道术用”的概念，并世代接力地向社会大众灌输着1%富豪权贵阶级的“人之道”。
至此，就尊重知识和尊师重教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而言，便是倒换成了尊崇“至圣先师”的“等级礼教”。就尊重科学和尊重人才的西方现代文化语境而言，便是倒换成了尊崇1%与99%贫富等级分化的“普世价值”。但正如毒食品的泛滥和美债危机的积重难返一样，知识与科学一旦丧失了“天道”之“德”，就已经变异成了伤天害理的魔鬼怪兽!
亦如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此前《胆大包天：诺奖咋还敢戏耍美国?》、《文化战争：千年不易的“变量符号”》、《举债还债：“救美国”游戏可不敢停》、《趁人之危：中国想要革美国的命?》、《文化战争：没私有化咋能西化分化》、《谁是人民：何妨以“去美国化”为证》、《去美国化：“倚天屠龙”的“市场陷阱”》、《去美国化：后市震荡颠覆性大反思》、《美债危机：踩着钢丝忽悠中国改革》、《去美国化：不看美日同盟脸色行吗》、《去美国化：美国小孩一语道破天机》、《劫富济贫：法国“富人税”让谁尴尬》、《去美国化：先问“钱”是个啥东西?》、《生化战争：满是醉汉的酒吧爆惊喊》、《掠食债主：美国人原是“外星人”?》、《美元崩溃：谁先走出历史的迷茫?》、《美元崩溃：“春秋争霸”还是“大一统”》、《美债黑洞：货币精英咋还在卖忽悠》、《华人与狗：百年屈辱奈何旧话重提》、《美债游戏：玩具玩笑玩杀人好玩吗》、《西方内讧：法前总理批美另有隐情》、《崛起梦醒：原是“美国领跌”太快了》和《跳出钱眼：惊看世界变局别样天!》等文章所述，如果不能反思到“去市场化”和“去私有化”这个体系根源，那么这个所谓“去美国化”和“美债解套”，也便注定只是“上了美国国债的床下不来”的一声深闺幽叹罢了!面对“美国需要不断从其他大国的崩溃和混乱中获利”的西化分化战略咄咄逼人，面对美国主导的这个自由化、私有化、商品化、金融化乃至债券化市场经济国际惯例体系的“循循善诱”，我们也该到必须进行“颠覆性大反思”的时候了!
参考阅读：
【1】在科学面前良知、勇气比学识更重要
《环球时报》2013年10月26日刊文称，前不久有报道：“61名院士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研究者抱怨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悲观，因为“最大的阻力是政府决策”。对此，笔者反倒乐观地认为：正因为政府的慎重，才没有让行政权力逾越科学争论，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这样做，至少不会让建国初期在遗传学领域以行政手段甚至政治高压去“独尊李森科，批判摩尔根”那种蠢事重演!
25日有媒体采访相关专家，介绍了国内销售的5大类17种转基因生物的情况，并解答了一些关于豆腐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等民众关心的话题。这样的报道不妨更多一些，让大家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更多一些，而只有更透明，转基因产品才有出路。转基因农作物及其产品之所以在中国不太受欢迎，很大程度在于从事此研发的人士，一开始就在其安全性问题上打起了“马虎眼”，不坦诚、不透明、不实事求是，以至欲盖弥彰却反而弄巧成拙!此言怎讲?笔者见到这方面“专家”发文章、作报告，刻意回避实质问题，甚至胡扯：“原理上，转基因技术仍是传统育种方法的延伸，在健康、环保等问题上，转基因并不比传统作物有更高的风险”等等。言下之意，转基因技术在原理上不仅与传统育种方法一样，而且还更“健康、环保、安全、可靠”。
笔者认为，在科学的面前，更多的时候良知、勇气比学识更重要!笔者工作40多年，搞过不少水稻杂交育种研究，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些典型“传统育种方法”与转基因育种，二者有着实质性区别。以水稻为例，千百年来人类按照需要进行过系统选育和杂交育种，实现了不同品种或亚种间的基因转移，但毕竟是在同科、同属、同种间的基因转移，均为“同源基因”。而转基因则不然，它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不同“种”或不同“属”甚或不同“科”的物种基因结合在一起，如把微生物的遗传物质弄到植物中去。像转基因单价抗虫棉，就是将一种微生物细菌来源的、可专门破坏棉铃虫消化道的Bt杀虫蛋白基因经改造，转移到棉花中。现在有的又把该基因弄进水稻中。这能与传统育种方法是一样吗?
当然，赞成转基因的不一定都靠谱，反对转基因的绝非都荒谬。尤其当科学问题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一要以公开、透明、客观的试验(实验)为依据;二要以理服人，切忌情绪化，更忌行政化。
笔者认为，转基因理论站得住脚，技术也行得通，但从种子到最终生产的食品应当公开、显著地标示是否转基因，让生产者、消费者自主选择。至于“转基因水稻再不推广应用”就会有“严重后果”的说法，不过是在自我拔高的同时吓唬外行。当人们提出质疑时老是含糊其辞、躲躲闪闪，其本身就预示着想掩盖什么，或者根本就不想说清什么!这样一来，只会让内行觉得荒唐，让外行觉得迷茫。(徐宗俦是原贵州省政协委员、安顺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2】转基因作物能抗虫、增产是骗人的!
据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报道，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9月29日在北京召开再论转基因与国家安全研讨会。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航天科技集团、西南财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当前我国转基因问题的性质、形势、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习近平主席最近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的指示非常重要，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13亿中国人的吃饭及其安全问题，要靠一大批袁隆平式的中国农业科学家的聪明才智解决。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在研讨会上说，我一辈子就在这个研究所从事农业科学研究。我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材料，“谁控制了种子，谁就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农业!”
佟屏亚说，从2004年我就感觉到孟山都在有计划地打入中国。他有几种进入方式，最重要的是人，从企业普通员工到高管人员，从科技专家到政府官员。抓住人才能解决进入。十年磨一剑，以孟山都为首的跨国集团已经完成了在中国的转基因布局。在跨国公司老板的眼里，中国不只是一个巨大的种子市场，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农业基地。跨国公司把中国种业纳入全球化战略体系，成为全球化竞争赢得全局性胜利的重要环节。
一是寻求企业合作。要占据中国种业市场，首先必须与大型种子公司合作。上世纪90年代，孟山都公司率先与河北省种子公司、安徽省种子公司合资成立冀岱棉、安岱棉种公司，抗棉铃虫品种引进中国。2001年，孟山都公司与中种集团合资成立中种迪卡公司，为杂交玉米进入中国铺平了道路。杜邦-先锋公司2002年与登海种业成立先锋-登海公司;2006年与敦煌种业成立敦煌-先锋公司。借此跳板，先锋公司成功地完成了先玉335玉米在东北春播区、黄淮海夏播区和西北地区的布局。
二是开展合作研究。杜邦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合作，发挥各自在应用微生物筛选鉴定、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技术领域的研究优势，发掘有效防治重要农作物害虫的目标基因，通过鉴定新型杀虫蛋白基因促进抗虫农作物品种的研发和商业推广。先锋公司将利用分子进化、分子育种以及其他的专利性状改良技术进一步开发目标基因,并应用快速性状整合新工艺，将新性状导入高产新品种中，加快新产品的研发速度。2012年10月12日，杜邦先锋与中国农科院签署《农业基础与应用技术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在育种、农作物抗病虫害和生物技术等基础与应用技术领域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研究。跨国公司把其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机构全部转入中国，把中国作为全球化科研和种业发展基地。
三是聘任高级顾问。上世纪80至90年代，改革开放掀起科研人员留学、进修、合作研究的出国潮，受到国际咨询机构和跨国种业公司，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资助，陆续回国的学人多数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协会学会乃至政府机构任职，有的已擢升院士、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在国家科技政策方面有一定话语权，在社会活动中有一定执行力，甚至能左右媒体的宣传导向。跨国公司通过长期铺垫，进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或资助科研项目，或进行合作研究，或聘任为高级顾问，对加速跨国公司本土化发展，顺利建立进入政治、经济、科研决策领域的链条。
四是培养专业人员。杜邦公司在国内重点大学设立“杜邦奖学金”，覆盖全国的十多所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每年投入10万美元，累计受资助大学生已达2000多名。2010年10月，通过中国农业部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启动“孟山都奖学金项目”，包括孟山都奖学金、孟山都助学金和孟山都最佳论文奖三大奖项，年度奖励金额人民币30 000元，优先资助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特别强调学生立志从事农业生命科学与相关技术领域的研发或实业。请注意，这些感恩孟山都栽培的硕士博士陆续进入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担任要职。跨国种业公司顺利地完成中国了本土化布阵，其最终的目的是让中国的土地种满转基因种子。
五是推动转基因渗透到产业中去。由于上述链条，我们国内2011年发布了全国种子发展的意见，以及落实这个意见的规划，这个规划有三个地方把培育转基因品种的商业化写了进去。它的重点任务是加强生物技术理论方面的研究，培育转基因品种，十年当中培育若干，其中主要是水稻、玉米、小麦，其他作物一带而过。这个规划没有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就是以农业部科教司一些人为主搞的。现在每年都要下达项目。最近在进行的一个措施就是支持种子企业发展生物育种，5个亿，全国最后申报的种子公司41家，明确规定要是生物育种培育转基因品种，而且建立生物技术研究室。这41家当中多的获得1200万，少的获得600万，这都是有名单的。而且如果说到今年把这1200万花完了，滚动再给1200万，这样滚动三次。这就是稳步的在渗透，不仅是科研单位，中国的主要的水稻为主的企业都进去了。
佟屏亚指出，这五项我们就可以知道跨国公司进来以后稳步地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是有钱，都知道这十年当中由张启发带头的十位专家给原国务院负责人的一封信很起作用，240个亿就下来了。生物育种比常规育种要多出十倍上百倍的资金，有钱就好办，就能拉拢一部分人。农业部科教司有钱有权。农业部其他部门对这个问题几乎不发言，就是农业部的科教司以及农安会这是直接跟上边联系的，下边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还有作物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以前两个为主。我是作物科学研究所的，我们所2005年还没有研究转基因的。等到这一批钱下来以后，转基因水稻成为主持单位，玉米、大豆、稻谷都分配下来。所以现在形成了一个基础，中国农科院是转基因研究的基地。他们有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集中搞水稻，只要进入中国水稻，孟山都就掌握了全世界的水稻。纲领就是去年和今年有人在谈的中国有十三亿人，如果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要搞转基因。所以他的目标跟纲领是非常明确的。
佟屏亚说，为什么科研单位站出来的人不多呢?不是不多，而是不愿意站出来，我如果在位的话我也不说，因为大批的钱都在我这儿呢。转基因有两个软肋，第一个就是所谓“增产”。报纸上老在说转基因能增产、能高产，这是最能唬人的。事实上转基因不增产，更谈不上高产。它最重要的宣传目标所谓“解决十三亿人的粮食问题”完全是虚假的。有一次在农科院召集的会上,全部转基因专家在坐，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能不能搞一个增产基因，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转基因高产是一个虚假的宣传。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项转基因作物是增产的，没有任何报道。
第二个软肋就是所谓“抗虫基因”。这也是骗人的。实际上孟山都就两个基因，这是专利性很强的。比方说棉花，99年棉虫很厉害，用了孟山都的抗虫基因以后，一个是抗虫了，但是不只一个虫啊，其他虫来了还得打药。水稻有六七种虫子，玉米也有六七种虫子，所以你只转一个基因，这个虫没了另外一个虫可能又来了，各个地方每年都不一样的，所以它是解决不了生产上用农药的问题。
了解了这两个软肋，刚才说的问题实际是不攻自破，现在实际上是孟山都控制了美国的一些官员。有人说美国用了转基因，玉米、大豆都比咱们产量高，不能这么说，美国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中国实际产量并不低，我们现在黄淮海地区种了小麦种玉米，玉米一茬我们比不上他，但是加上小麦我们比他产量高。所以如果用那个理论掩盖，说他们就比我们高，那是虚夸的。到九十年代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以后，我的评价是转基因可以定位各种作物的基因图、可以分子标记，这样跟常规技术结合起来就能加快常规育种，它不是一种方法，而是我们常规育种的辅助技术。如果常规技术再加上它就增加了预见性、增加了成功的几率。这是我很明确地提出来的。林敏说转基因是长枪大炮，常规技术是大刀长矛，我当时批评他说你不是干这玩意的，应该学习农业基础知识。
佟屏亚最后警告说，转基因这个玩意百年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争论最大的问题。但是没有谁做长期的稳定的十年八年的研究，也没有实验。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社会上把钱弄到基层，转基因几乎把中国主要企业都弄进去了。再过十年下来，恐怕各主要研究单位以至各主要企业可能都有这个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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