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中国国家安全论坛首页重磅发布9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转基因与国家安全研讨会，崔永元、顾秀林、王湘穗、朱国林、佟屏亚、彭光谦等与会并做重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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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9月29日在北京召开再论转基因与国家安全研讨会。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航天科技集团、西南财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当前我国转基因问题的性质、形势、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习近平主席最近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的指示非常重要，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13亿中国人的吃饭及其安全问题，要靠一大批袁隆平式的中国农业科学家的聪明才智解决。
以下为中央电视台节著名目主持人崔永元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崔永元：农业部应精确公布转基因作物种植种类和地区分布以便监督
转基因技术是中性的，国家在研究和实验方面加大投入力争领先于国于民都是件好事。而转基因技术的实际应用则不然，一定要慎重，这关乎国家安全和公众的生命安全。
法律意义上，也不能将转基因作物简单归于生物学突破和农业新产品，更不能因此为公众质疑设置障碍和为部门利益屏蔽信息。
有充分证据证明，社会上的商业化种植和销售规模远远多过农业部发布的转基因作物声明。“黄金大米”偷偷入境和非法实验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质疑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人遭受网络水军的谩骂和围攻。这种行为的一致性和共同化，清晰可见是团队行为，这更让人担心这个利益集团自上而下的规模和危害性。农业部关于国内转基因作物种植种类和地区分布应精确公开以便监督。进口的转基因食品除公布种类和数量外，还应公布批准人员名单和就职岗位，应公布国内重复实验数据和实验程序。应允许第三方和相关部门同时进行实验和公布数据。政府和有良心的科学家及社会人士应该敢站出来，不计个人荣辱，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以下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顾秀林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顾秀林：坚决不同意标注出售转基因食品
我坚决不同意标注出售转基因食品，因为就算标注百分之百正确，仍然是允许带着不可估量威胁食品合法进入市场，而且反而把它合法化了。所以我从来都反对，我说标注这个事不要提，我的观点是一刀切禁止。
从五十年代以来，教育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理论。从高中生物学课本就错了,即“一个基因，一个蛋白”这种假设根本就是错的。一种特定基因能够控制一种蛋白的生成，这是一种非常少的现象，在绝大多数生物里头就是一个基因决定非常多的蛋白的合成。一个基因给一个指令，这个指令会被修改，修改条件是身体状况和环境的胁迫。现在已知人类基因可以合成三千种甚至上万种蛋白。第一代转基因大豆到现在十五年，现在基本上不行了，它破坏了大豆生物调控系统，破坏了原有结构，破坏了它的调控系统，生物是在反抗的，因为这个外源基因非常强大，它强制地表达自己，这个植物没有办法，所以它一方面制造毒素，一方面挣扎地活着，但是越来越退化。这种技术用在农业上是短命的伤害的技术，二元技术，抗除草剂的大豆和除草剂共用。这个东西在一位美国科学家眼中看来是终极性的，它会毁坏农田生物系统，毁坏植物本身，这从根本上是灭绝人类的一个技术。它是控制植物的一种功能，让植物的功能不起作用，它就被除草剂杀死了，但是这个东西扩散开的话，对生物的杀伤是不可想象的，是一种邪恶技术。生物是一个整体，生态系统是一个活的系统，硬性让几十亿年进化磨合成的和谐系统表达你的东西，这对生物的破坏是根本性的破坏。
为什么我国生物学界目前在转基因上几乎一边倒?力量这么强大？因为在中国有240亿元经费的诱惑，他们还讲话吗？他们要犯完所有错误才承认有错。我相信一开始,我们国家的科技界主观上还是想追赶世界前沿，只是有一定的误解，以为新技术都是好的，或者只好不坏。生物学界对生物技术危险性争论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我们国家竟然不思考这件事，就在这条路上义无反顾地往下走，不思考国际上科学界提出的任何一种对科学本身的质疑和批评，因为这个批评和质疑是从起点上开始的，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纠错机制、没有追责机制。我们还有没有提出问题和纠错的勇气和可能性？现在就连试吃没有拿到安全许可的水稻玉米，他们也不认为自己违反了中国法律。
我们反复讲生物技术最严重的问题是对大众健康的打击。过去研究食品问题都是从食物中毒这个现象来讲。传统状态下的食品问题,只是霉烂变质、加工保鲜过度、出现食物中毒的问题。现在的食品问题是另一种表现,涉及一种新规范。国际和国内科学研究都在提示，转基因造成了肝肾损伤、造成了激素干扰，生长发育受阻或者繁殖出问题，这都要建立新规范。为什么某些转基因推手敢说，从来没有一个具体例子说明转基因引起人体疾病，因为他们一直在用食物中毒的旧规范来说转基因没问题。你吃了、动物也吃了，吃了三个月，有事吗？没事儿。法国的塞拉利尼就一再提出制定新规范。比如说草甘膦，一定浓度就造成污染，可是很多科学研究发现它低于现在安全浓度百倍、千倍甚至到了万倍危害不减，因为它在体内积累干扰激素，如干扰性激素、生长激素。为什么小老鼠体型变小、器官也变小了，你解释不了。他们就是要控制新规范的制定。人死光了有没有例子？你就是拿不出来。这不是无解的，我们可以开新课题做实验。为什么不做，因为我们被装到合法性套子里面去了，这是孟山都公司的专利产品，要做实验就得通过我，我不让你做就不能做。所以法国不理他，自己做。这是去年我们在布鲁塞尔参加一个会议得知的，我们去看塞拉利尼才知道的，那时候他正在准备发布新闻报告采访。
以下为国防大学教授朱国林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朱国林：转基因是“欺骗的种子,失窃的收成”
我参加了7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转基因与食品安全》国际研讨会，很有感触。科学家们再三告诉在场的听众说,你们是弱势，你们没办法解决转基因，但是你们可以远离转基因，不吃转基因。当在场听众请专家对我们国家最近新批准三种大豆进口做出评估。人家回答的很简单，那是你们政府部门无知，你们的科学家撒谎，这是原话。我感到非常震撼。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和转基因研究的法国应用生物物理化学博士阿诺德•阿波特克说，在农业技术中,科学已与商业联手，转基因农作物开发20年,讲了一个科学走错路的故事，转基因使大公司控制了食品和种子，为了天量的经济利益,对环境破坏和社会伤害置若罔闻。生物物理学与可持续领域开拓人、著名英籍华裔科学家何美芸表示搞转基因就是制造灾难，指出转基因危害健康、破坏环境的证据已无处不在。法国著名分子生物学家塞拉利尼复查了19种美国孟山都转基因公司测试的原始数据,都显示转基因对肝肾产生负面影响,而孟山都对所有这些信息进行了屏蔽隐瞒。印度科学家范达娜•席瓦更是直言转基因是“欺骗的种子,失窃的收成”。从事农业研究55年的美国普渡大学植物病理学教授唐•胡伯披露在广泛使用的转基因大豆中发现了可疑的新型微生物，疑似导致大量母牛流产的致病源。唐•胡伯教授说,当后世回看我们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会惊讶我们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和世世代代的未来的生存安全,去接受生物技术实验,仅仅是为了迁就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目标是把全世界的种子都变成转基因，专利权都属于它,100%。
据公开资料显示，某副部长曾声称,3—5年保证转基因大米占领13亿人的餐桌。他从2007年6月就受聘为美国转基因大亨杜邦公司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其职责是“帮助公司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形成自己的立场，并且负责审核、监督公司基于生物技术的新产品的研发、测试和商业化过程 ”。直到2012年3月,有人举报，杜邦公司才从其网站上将名字撤下,并欲盖弥彰地宣布已于2011年停止。国务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27条明确规定，“在企业或者其他营业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给予记过或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以下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湘穗：建议国家成立“转基因安全国家调查”
我讲5点。1、转基因可以增产是个谎言。20年来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历史证明，迄今为止所有转基因作物都没有实现增产。以解决粮食需求推广转基因，是在欺世盗名。2、转基因不能解决虫害。目前转基因作物只有防螟虫的作用，不能防其他虫害。而防螟虫转基因作物的防虫毒性会随作物扩散，使作物带有毒性。3、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威胁。中国学者已经证明草甘磷与帕金森病存在关联，而大量使用草甘膦是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生长条件。4、孟山都推广转基因是为了控制各国的种子业。印度棉花种子被控制后，价格增加80倍。28万棉农自杀。5、我国转基因安全管理有重大失误。如“黄金大米”案，以及出口欧盟大米被检出有转基因成分达百余次，却无法说清原因。6、我国转基因生产管理混乱。主管部门无法给出引进和实际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准确情况，许多没有被批准的转基因作物在我国出现；种植范围大大扩大，产量超出规定。7、存在着“转基因利益集团”。少数政府部门人员、转基因科研人员与外国转基因企业存在利益关联。导致转基因安全的话语权失控，被美国企业、美国企业顾问和参与转基因科研国内合所把持，难以向领导、群众说清情况。
我建议国家成立“转基因安全国家调查”。以国家安全、军队及有关部委以转基因安全问题进行国家调查。调查应该坚持全面、独立、长期、开放的原则，对涉及转基因问题的所有方面，包括技术安全性、审批、管理及相关外国企业在国内的经营与运作进行全面调查；调查要独立于主管政府部门，由多领域专家侧重从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粮食安全等角度调查；调查特别是实验要坚持数年，通过长期实验验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开放是指，可以吸收国际上对转基因安全方面的研究成果，可重复法国、俄罗斯、新西兰、美国等学者的试验，验证其可靠性。
以下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佟屏亚：转基因作物能增产是骗人的！
我一辈子就在这个研究所从事农业科学研究。我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材料。谁控制了种子，谁就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农业！
从2004年我就感觉到孟山都在有计划地打入中国。他有几种进入方式，最重要的是人，从企业普通员工到高管人员，从科技专家到政府官员。抓住人才能解决进入。十年磨一剑，以孟山都为首的跨国集团已经完成了在中国的转基因布局。在跨国公司老板的眼里，中国不只是一个巨大的种子市场，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农业基地。跨国公司把中国种业纳入全球化战略体系，成为全球化竞争赢得全局性胜利的重要环节。
一是寻求企业合作。要占据中国种业市场，首先必须与大型种子公司合作。上世纪90年代，孟山都公司率先与河北省种子公司、安徽省种子公司合资成立冀岱棉、安岱棉种公司，抗棉铃虫品种引进中国。2001年，孟山都公司与中种集团合资成立中种迪卡公司，为杂交玉米进入中国铺平了道路。杜邦-先锋公司2002年与登海种业成立先锋-登海公司；2006年与敦煌种业成立敦煌-先锋公司。借此跳板，先锋公司成功地完成了先玉335玉米在东北春播区、黄淮海夏播区和西北地区的布局。
二是开展合作研究。杜邦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合作，发挥各自在应用微生物筛选鉴定、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技术领域的研究优势，发掘有效防治重要农作物害虫的目标基因，通过鉴定新型杀虫蛋白基因促进抗虫农作物品种的研发和商业推广。先锋公司将利用分子进化、分子育种以及其他的专利性状改良技术进一步开发目标基因,并应用快速性状整合新工艺，将新性状导入高产新品种中，加快新产品的研发速度。2012年10月12日，杜邦先锋与中国农科院签署《农业基础与应用技术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在育种、农作物抗病虫害和生物技术等基础与应用技术领域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研究。跨国公司把其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机构全部转入中国，把中国作为全球化科研和种业发展基地。
三是聘任高级顾问。上世纪80至90年代，改革开放掀起科研人员留学、进修、合作研究的出国潮，受到国际咨询机构和跨国种业公司，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资助，陆续回国的学人多数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协会学会乃至政府机构任职，有的已擢升院士、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在国家科技政策方面有一定话语权，在社会活动中有一定执行力，甚至能左右媒体的宣传导向。跨国公司通过长期铺垫，进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或资助科研项目，或进行合作研究，或聘任为高级顾问，对加速跨国公司本土化发展，顺利建立进入政治、经济、科研决策领域的链条。
四是培养专业人员。杜邦公司在国内重点大学设立“杜邦奖学金”，覆盖全国的十多所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每年投入10万美元，累计受资助大学生已达2000多名。2010年10月，通过中国农业部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启动“孟山都奖学金项目”，包括孟山都奖学金、孟山都助学金和孟山都最佳论文奖三大奖项，年度奖励金额人民币30 000元，优先资助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特别强调学生立志从事农业生命科学与相关技术领域的研发或实业。请注意，这些感恩孟山都栽培的硕士博士陆续进入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担任要职。
跨国种业公司顺利地完成了中国本土化布阵，其最终的目的是让中国的土地种满转基因种子。
五是推动转基因渗透到产业中去。由于上述链条，我们国内2011年发布了全国种子发展的意见，以及落实这个意见的规划，这个规划有三个地方把培育转基因品种的商业化写了进去。它的重点任务是加强生物技术理论方面的研究，培育转基因品种，十年当中培育若干，其中主要是水稻、玉米、小麦，其他作物一带而过。这个规划没有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就是以农业部科教司一些人为主搞的。现在每年都要下达项目。最近在进行的一个措施就是支持种子企业发展生物育种，5个亿，全国最后申报的种子公司41家，明确规定要是生物育种培育转基因品种，而且建立生物技术研究室。这41家当中多的获得1200万，少的获得600万，这都是有名单的。而且如果说到今年把这1200万花完了，滚动再给1200万，这样滚动三次。这就是稳步的在渗透，不仅是科研单位，中国的主要的水稻为主的企业都进去了。
这五项我们就可以知道跨国公司进来以后稳步地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是有钱，都知道这十年当中由张启发带头的十位专家给原国务院负责人的一封信很起作用，240个亿就下来了。生物育种比常规育种要多出十倍上百倍的资金，有钱就好办，就能拉拢一部分人。农业部科教司有钱有权。农业部其他部门对这个问题几乎不发言，就是农业部的科教司以及农安会这是直接跟上边联系的，下边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还有作物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以前两个为主。我是作物科学研究所的，我们所2005年还没有研究转基因的。等到这一批钱下来以后，转基因水稻成为主持单位，玉米、大豆、稻谷都分配下来。所以现在形成了一个基础，中国农科院是转基因研究的基地。他们有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集中搞水稻，只要进入中国水稻，孟山都就掌握了全世界的水稻。纲领就是去年和今年有人在谈的中国有十三亿人，如果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要搞转基因。所以他的目标跟纲领是非常明确的。
为什么科研单位站出来的人不多呢？不是不多，而是不愿意站出来，我如果在位的话我也不说，因为大批的钱都在我这儿呢。
转基因有两个软肋，第一个就是所谓“增产”。报纸上老在说转基因能增产、能高产，这是最能唬人的。事实上转基因不增产，更谈不上高产。它最重要的宣传目标所谓“解决十三亿人的粮食问题”完全是虚假的。有一次在农科院召集的会上,全部转基因专家在坐，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能不能搞一个增产基因，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转基因高产是一个虚假的宣传。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项转基因作物是增产的，没有任何报道。
第二个软肋就是所谓“抗虫基因”。这也是骗人的。实际上孟山都就两个基因，这是专利性很强的。比方说棉花，99年棉虫很厉害，用了孟山都的抗虫基因以后，一个是抗虫了，但是不只一个虫啊，其他虫来了还得打药。水稻有六七种虫子，玉米也有六七种虫子，所以你只转一个基因，这个虫没了另外一个虫可能又来了，各个地方每年都不一样的，所以它是解决不了生产上用农药的问题。
了解了这两个软肋，刚才说的问题实际是不攻自破，现在实际上是孟山都控制了美国的一些官员。有人说美国用了转基因，玉米、大豆都比咱们产量高，不能这么说，美国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中国实际产量并不低，我们现在黄淮海地区种了小麦种玉米，玉米一茬我们比不上他，但是加上小麦我们比他产量高。所以如果用那个理论掩盖，说他们就比我们高，那是虚夸的。
到九十年代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以后，我的评价是转基因可以定位各种作物的基因图、可以分子标记，这样跟常规技术结合起来就能加快常规育种，它不是一种方法，而是我们常规育种的辅助技术。如果常规技术再加上它就增加了预见性、增加了成功的几率。这是我很明确地提出来的。林敏说转基因是长枪大炮，常规技术是大刀长矛，我当时批评他说你不是干这玩意的，应该学习农业基础知识。
转基因这个玩意百年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争论最大的问题。但是没有谁做长期的稳定的十年八年的研究，也没有实验。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社会上把钱弄到基层，转基因几乎把中国主要企业都弄进去了。再过十年下来，恐怕各主要研究单位以至各主要企业可能都有这个倾向。
以下为中国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彭光谦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彭光谦：转基因三大风险不是狡辩能够掩盖的
转基因问题不光我们在关心，大家都在关心。中央领导是很重视的。我个人觉得转基因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不是搞学术争论，学术争论允许各种不同意见，技术问题也可以慢慢探讨。
我想转基因问题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刻不容缓，也容不得半点闪失。一个是生命安全风险，第二是生态安全风险，再一个是国家安全风险。这三大风险客观存在,显而易见。不是几句狡辩就可以遮盖过去的。我个人荣辱无足轻重。我真心希望我的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是一场不必要的虚惊。如果事实证明转基因对国家、民族不构成任何危害,那该多好!要我怎么谢罪都心甘情愿。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切切实实的正日益迫近的严峻挑战。
在转基因问题上存在许多谎言。比如说美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搞转基因真相如何？有人说转基因提高产量、抵抗虫害、保护环境，这是不是事实？13亿人的粮食问题到底靠谁来解决？转基因到底有没有“内鬼”，有没有利益集团问题？我们转基因要不要纳入立法程序管理，如何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如何让老百姓知道真相？希望各位专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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