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有那么一种教授，你说他是教授，可他是当官的，你说他是当官的，他又是教授。你说他不学无术，可他著作等身，你要说他著作等身，可他言之无物。官学教授践踏了学术，把学术玩弄于股掌之中，视学术为政治服务的玩偶
在大学，有那么一种教授，你说他是教授，可他是当官的，你说他是当官的，他又是教授。你说他不学无术，可他著作等身，你要说他著作等身，可他言之无物。你说他是上课教授，他又很少上课，你说他不上课，可他又拿着课时费，而且还是全国教学名师，你要说他是学者，他是官员，你要说他是官员，可人家是著名学者。你要说他不会论证课题，可他拿到的课题又着实让人吓一跳，动辄就是国家级课题。申请到的课题又按时完成，可你要问他什么时间完成的课题，这又成了公开的秘密。这种人，张鸣老师叫学官，我倒是觉得，这种人称官学最合适。他们对于读书，对于搞学问，对于教学，可以什么都不懂，他们只要懂了官场厚黑学，就可以横跨官学两界。
官学教授是如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还真是一个谜。不过大致发展过程还是清楚的，其利益的趋动也是明显的。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教授就是教授，官就是个官，官与教授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区分的。搞学问好的人，自然也就成了教授，虽然当时大学还是百废待兴，可那个时候的教授，还真是受人尊敬。同学们一听是教授上课，崇拜之情油然而生，教授的课也是上得好，学问也做得透亮。到了九十年代的时候，教授与官就混搭在一起了，大学的官们发现，官当教授不但是荣誉，而且背后还有资源。到了二十一世纪，官们已经占领了教授的主战场，评不上教授，就先当官，只要当上个处级干部，教授就不请自来了，不是教授也得是教授，想不当教授都不行，教授有人送了。
有了官学教授，还得有不是官的教授陪衬着，否则课没有人上，科研没有人搞，课题没有人完成。此时此地的教授，已经没了八十年代的尊严，更没有教授的威风，只能算一个工具教授。如果教授不听话，非得搞出一个个性来，也就只有靠边站的份儿。靠边站的内涵可就多了，这或者经常让官学教授给穿了小鞋，或者是让官学教授搞得没有尊严，或者让官学教授搞得少了收入，或者让官学教授站在道德制高点或意识形态制高点上把教授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官学教授对臣教授的精神宰制。最后的结果就是官学教授绝对胜出，教授变成了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的臣教授。
于是乎，人们在大学看到了两种教授，官学教授和臣教授，一主一仆，互相支撑，二者构成了皮毛关系。不过，官学教授是皮，臣教授是毛。官学教授叫臣教授干啥就干啥，官学教授给臣教授点骨头啃，臣教授就差一点要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了。臣教授如果心有不甘，臣教授也就削尖了脑袋当官，某大学一个处长职位有四十多位教授去争就是明证。
如果以为大学教授都没有风骨，那也是错的。有风骨的教授哪个大学都有，只是有风骨的教授似乎成了大学的奇葩。他们追求学术，以学术为第一使命。他们追求教授的尊严，让教授成为真正的教授，他们是特立独行者，他们是大学的荣耀，他们是大学的灵魂。只是这样的教授，要面临着经济、社会、福利等多重风险。他们甘于寂寞，甚至为了学术还要过苦行僧的生活。尤其是文科教授，还要承担比理工科教授更多的政治风险，所以，人们也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有的人停留在副教授，而且可能终身在副教授的位置上一动不动。
官学教授践踏了学术。官学教授把学术变成了官学，把学术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视学术为工具，视学术为政治服务的玩偶，视学术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视学术为危险之物。在他们看来，学术只有给大学带来政绩的时候才能叫学术，只有在为学科点建设带来好处的时候才能叫学术，否则都不能称为学术。他们搞学科建设，采取软强制的方式要求教授们发表有利于所谓的学术团队、学术梯队学科建设的论文，这样的教授会在评职上或其他待遇上优先考虑，完全无视或忽略教授的学术兴趣，无视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无视学术发展的自然形成过程。按此标准，就是西方著名的思想家也可能在中国难以评上教授，也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
官学教授使学术腐败猖獗。他们不会写论文，不会搞课题，他们可以通过关系发论文，通过关系搞课题。论文也不是自己写，而是让臣教授写，臣教授写完论文之后，官学教授在臣教授前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成为第一，臣教授成为第二，然后官学教授通过关系，在国家级A类、B类、C类发文章，臣教授实质上成了官学教授的科研秘书。搞课题也基本是这个套路，只要官学教授的官当得足够大，发文章自然是一路绿灯。课题需要团队作战，这样官学教授可以让团队的任何人写论文，任何人都主动地把官学教授的名字写在第一位，官学教授表面看来都是成果甚丰。官学教授带的博士生，实际上就是官学教授的打工者，现在很多大学的博士生，背后都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就是这个意思。成果完成之后，给博士生的工资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挣得多，给个两三千多元钱，就是好老板。不给钱，博士生们也没什么办法，不能毕业、不让毕业和不能按时毕业的威胁和恐惧使博士生们不得不为导师干活，这是比资本家剥削更残酷的剥削。
官学教授是大学里的怪胎，是大学之癌。官学教授不是教授，而是官。官学教授垄断了甚至霸占了本应属于教授的资源。权力导致滥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滥用。大学官的权力也是绝对权力，绝对滥用也具有必然性。大学教育的行政化，就是权力支配大学，官员支配教授，使教授不像教授，官员不像官员，不伦不类。大学成了四不像大学。社会上对大学不信任，主要是对官学教授不信任，那些把孩子送到外国读书的家长们，部分原因是看透了官学教授的把戏。
在现有体制下，大学之癌难以根治，去行政化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但也是必须采取的有效措施，让官的归官，让教授的归教授，让大学官员成为教育类公务员。要想治本，那就得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是大学治理的文明规范。这样的路，走起来，就难了。可是，如果大学不把学术自由视为大学的灵魂，教育大国就会变成教育垃圾大国。想当年，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现在得需要发出救救大学的呼喊。否则，中国二十年之后就没有大学，只有教育垃圾工场了。一个只生产垃圾的大学的国度，必然是一个行尸走肉的国度。
(木然为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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