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的养老问题，目前有专家称，要么是生二娃，要么是晚退休(延退)，这一是一种两难选择，但二者必居其一。最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减少老年人福利，包括延迟退休、降低退休金。特别是，延迟退休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我国退休年龄低于其他国家。
专家提出的这两种选择基本上是在“唯上”，或在划定的圈子内找答案，而且就实际情况看，解决中国人的养老也并非是要么生二娃，要么延退，而是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中国人的养老如果是靠生二娃，实际上也就是重复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回到这种方式来养老也并非不可以，而且这也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唯一有效的养老机制，但若在社会财富积累了更多的今天实施这样的机制，是在为中国的制度抹黑，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的成就，尤其是经济成就蒙羞。同样，如果延退，也与一个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力不相符。而且，如果从终生的劳动时间来看，中国人也并非是世界上退休最早的国家，而是相当迟的国家，因为中国人的年劳动时间最多，一生的劳动时间也较多，这一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
所以，解决中国人的养老问题应当是多条大路通罗马，其中一条大路便是，财政补贴。首先是从财政补贴的可行性上看，实践早就解决了这一问题。日前，财政部公布了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数据。总体上看，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超过5万亿元，“家底”还是很厚实。因此，中国人的养老金还是够用的。
但是，其中的隐忧是，2014年养老保险总收入是2.3万亿元，如果剔除其中的财政补贴部分，保险费纯收入是1.8万亿元，支出却是1.9万亿元，收不抵支。再有，收入的增速是11.9%，支出的增速是18.4%，这么下去“余钱”会越来越少，终有一天养老金会出现缺口。
但是，这个数据已经表明，财政补贴是解决养老金收不抵支的有效措施。这里，需要明确为何需要用财政收入来补贴，而不是说财政补贴就是吃大锅饭或懒汉思想，也即要说明财政补贴养老金的理据或宪政理论基础。
最重要的理据是，中国是全民所有制的国家，财政收入是来自于全民，所以应当返还和补贴国民，这是天经地义之事。中国的财政收入当然不只是来自所有纳税人的钱，而是包括这个全民所有制的国家通过各种创收手段来自全民的所有财富，即公共收入。中国的公共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地方其他税(土地收入)、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10多种，其中以前五种收入最高，2013年的收入分别是22416亿元、14003亿元、8230亿元、10665亿元(契税3844亿元、土地增值税3294亿元、耕地占用税1808亿元、城镇土地使用税1719亿元)和6531亿元。把这些全民收入的财富用来很小一部分来补贴养老金是理所当然。
第二个理据是，中国来源于全民所得的公共财政收入投入到公民福利的比例极低，需要加大这一投入。对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数据库2012年到2013年之间世界70多个国家生产总值花费在社会公共福利中的百分比的一项统计表明，税负较高的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对社会公共福利的投入比例也很高，尽管中国的税负较高，但对社会福利的投入却只占生产总值的9%，排在倒数第5位。而且，那些税率相对较低的亚洲、南美、北美的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投入也超过中国。社会公共福利投入最高的是法国，为32.8%;中间的是匈牙利、波兰等，也超过20%;即便是巴西，也达到14.4%。
另一个统计也印证了中国社会福利投入少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5年10月底发布的报告称，预计2015年中国养老金和健康支出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左右，显然，这个统计比上述的9%少，而且是包含养老和健康两项，因此，IMF 的统计证明中国的公共福利投入更少。既然公共福利投入少了，把全民所得的公共财政收入拿出一部分来补贴重要的公共福利之一——养老金，也是天经地义之事。
第三个理据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对公民的养老金有历史亏欠，需要弥补。中国公众在1993年之前没有参与和享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以，他们退休时，要由1993年以后，即现在的职工和单位缴纳的养老金来支付，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缺口或空账，即把现在职工的养老金挪用来支付以前的职工的养老。表面上，1993年前的职工好像没有缴纳保险金，但实际上他们是缴纳了养老金的，只是政府或公共财政收入没有为其建立养老金账户和把钱存起来，而是直接拿去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其他事务去了。所以，现在需要用公共财政来还这个以前欠下的养老债、伦理账和人情账。
不过，对于用公共财政来补贴社会养老保险金似乎又有一本难念的经，因为现在的政府预算呈现赤字，好像拿不出资金来补贴。例如，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140350亿元，但是，财政支出为151662亿元，赤字为11312亿元。
因此，用公共收入补贴养老金似乎很困难。其实，精兵简政，即减少公共财政供养的人员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研究说明问题，其中从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口来看，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以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这表明，中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太多了。因此，精兵简政后不仅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也有利于把公共资金投入到其他国计民生更需要的地方，如补贴养老金。
再不济，把这些年来收入的一直不知去向的社会抚养费用来补贴养老金，也可以解决中国的人的养老问题，何需要在生二娃和延退之间取舍呢?通向罗马的大道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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