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末数据，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
2023全年，我国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死亡人口111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8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
早在一年前，一个被奉为圭臬了二十余年的概念——人口红利——便已注定将一去不再复返：国家统计局2023年初上午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我国正式迎来历史性的人口拐点。
其实在2021年夏天，千呼万唤、已然颇具政治危机、社会维稳要务之势的七普数据，在官方此前连续用韩国、日本、美国等国的人口形势来给民众“做足思想准备”之后出炉之时，就已经足够让全社会感知到危机降临。
以致于急水救火的“三孩政策”都受到了几近全体90后人的群嘲不屑。
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
与2010年的人口数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
依据联合国对老龄化红线的设定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之比重标准为10%和7%），中国已经逾红线近一倍。
早在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报告中，最高声音就提出过要求全党全国各领域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会后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还联合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造成老龄化问题严重的最突出原因，毫无疑问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们——说白了就是90后群体——不愿意生育了，死活死活不愿意生了。
甚至连带产生的90后群体性现象，还包括婚姻抵触、恋爱抵触、社交抵触。
除却包括极端女拳兴起等个人主义和性别主义空前崛起的因素，大环境本身对当今年轻人的伤害、以至于造成规模性的“对个体前途和家庭后代前途不乐观”，同样无法忽视——或者说，这才是“催生困难”的根因。
很多人以日本为前车之鉴为推例，或许有一定道理。
还记得刺杀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吗？此人此前是以临时工为生——临时工制度，就是安倍十年前上台后推出的重要“企业脱困制度”，去掉终身雇佣制的紧箍咒“给企业松绑”，伤害的自然就是成千上万的临时工群体。
日本大家族大门阀控制的企业再度“迸发活力”，频频出海兼并收购，但日本国内内压绷紧几乎沸腾。
2012年安倍上台之后，日本十年内货币扩张约五倍（印钱刺激借贷和消费），但是日本流通中的货币量却增长不到一倍。
日本的老百姓根本没有兴趣去借贷创业、逛街购物、吃喝玩乐……反而，「宅」一族、「丧」一族、「不恋不婚」一族的数量在平成时代的高规模之上进一步扩张。
这可能就是曹德旺在2020年时就“历史遗留问题”提出的预测：
我们会遭遇一场信任危机……
以一些热点议题，即可小窥其貌。
公假调休
春节将至，又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调休之争，叫苦不迭的自然还是90后的大朋友们。
严格审视，如今的调休制度确实实在是反动，不论是官定还是资定。
看似一口气放五天假、七天假、八天假，但统统会在前后的双休中找回来。
等于是“借你的双休，来补足我设立的法定假期额度”。
可问题在于，这双休也是打工人本就法定的自有假期，你这一“借”，归还否？“借”的时候，商量否？
这种操作放在996的大背景下就更加让人崩溃：原本就已然996的状态，却又因为小长假的“寻补”而继续进一步攫取压榨双休。
为了促成五天假、七天假的实现，反而让长假前后的996更恶化了一个层次，直接堂而皇之地变成了007：“辛苦点，下礼拜给你一连放五天……”
这就是在劳资双方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均不平等的情况下，关于时间的分配权、假期的操控权完全为资本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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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描述过19世纪英国的工厂：
工人是禁止携带自己的钟表的，对于时间的定义也成为了资本家的特权。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以工厂的时钟为准，而资本家和他的监工们往往会常常在时钟上做手脚：上班时先把时钟拨早一些，下班时又把时钟拨晚一些，通过增加工作时长剥削过多的剩余价值。
这与今天利用所谓的调休制度对假期设置进行干预别无二致。
事实也确实如此，到了20世纪的美国便变成了“泰勒制”；到了21世纪的全世界（包括中国），变成了“科学管理”、“优化资源”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美名。
从宏观舆论观察，似乎还要求打工人为这个赏给你的五天假、七天假感恩戴德，并会相当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地提醒你：“一口气放这么长时间的假，可别光想着休息啊！在家要常看看钉钉、企业WeChat……”
这属于温水煮你的同时，还当着你的面明目张胆地往你屁股底下加柴火。
集中时长加班所造成的身心两方面的伤害，这难道可以通过一口气睡它个五天五夜找补回来吗？
更何况，这小长假也不是让你单纯休息的，是让你出门去消费的……
哪怕这门外人山人海、各个景点被堵的水泄不通，你也必须消费，否则从拉动内需的角度你就是一个没有价值贡献的人。
所以啊，在“经济至上”的思维下，前年杭州的某些人士竟然做出为了保住五一假期旅游流量、而瞒报金钱豹逃出动物园的行径！
在资本的眼里，人不为人，不过就是一群“消费者”而已，给你调休“放长假”的目的也在于此。
可是，那些端坐高台的人似乎忘了，90后并不是不愿意消费、放松、逛街、吃喝，但这些活动理应置于规律性的周末双休中，而不是挤破头、让人窒息的五一/十一/春节小长假。
最后的最后，工作时创造的价值和休息时消费的回馈全部归了企业，然而一切的代价则丢给自己承担。
如19世纪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的话：
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列宁在《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中有指出：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罢了。
在一个实质性没有工会也没有任何区域性工人组织的情况下，目前的劳资局面很让人无语，早已失去集体庇护的工人阶级几乎是没有议价权和话语权的。
甚至，他们压根连多余的、去进行“团结”的时间都没有，连发一条“我今天好累啊”的动态都没有时间。
他们只是机器。
双休和放假这些让工人休息的时间是什么？表象是为再生产提供蓄力，本质则是一份人权的落地，是民本之自由的一部分。
工人理应享有休息与定义休息的权力。
自由一旦被禁锢，其实对于规模化生产也是弊大于利的。这也是诸多行业眼下产生“内卷”现象的缘由之一，所以我说这种调休制度实为反动。
恰如阶级的固化、社会流动性的丧失，不仅仅是个道义问题，更是个生产层面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均达到一定程度时（任你消费主义宣传如何蛊惑、如何洗脑，穷人也没钱消费你的产品了），定然由于需求跟不上生产而爆发经济危机——这和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达到临界点、必然爆发农民起义，是一个道理。
如果还是回到大的宏观角度而论，阶级的自由如果被锁缚，则必将羁绊这个阶级的前进步伐。
仍以列宁的观点为导：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是为了高枕无忧；无产阶级需要自由，是为了更广泛地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
睡觉不自由
调休争议一波未平，2020年五一假期期间，5月4日即五四青年节，一波又起：腾讯张军按耐不住寂寞，发了条微博，结果惨遭翻车：
2020年上半年（我国疫情最危急的半年），中国70～79岁的感染病死率8%，80岁以上感染病死率14.8%——已经是举世瞩目的奇迹了。
确实是发了个寂寞。
鹅厂张军的那次闹剧反应了一个事实：当今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圈养的资本代理人、高级经理人、舆论打手）已经不满足于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的事实高位，同时他们还始终在谋求着第三种层面的高位：伦理层面。
他们永远是以“爹”而自居，他们在90后青年人面前说话办事、投手投足尽是“语重心长”、“垂首长叹”的姿态。
恰如某位官媒前主编一天到晚最爱挂在嘴边的“我们报社里的孩子……”，然而当他的“孩子”真的需要他给予帮助时，他连个屁都不会放。
这种老人姿态的本质，既是对自己阶级高位的一种涂抹炫耀，也是对青年人群体进行进一步洗脑的抓手。
这其实也是为什么2020年会搞出一部尴尬无比的所谓“五四献礼片”《后浪》的原因。
五四运动的精神是纯粹的爱国主义、是自由、是以我为主、是一种被压迫阶级在时代大潮中寻找到身份认同的满足感（后续由共产党人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是为了保卫这份来之不易的身份认同）。
但是《后浪》的制显然是在无情且傲慢地扼杀这份属于青年人的主人翁意识。
它用爹味十足的口吻，巧妙地将原本是引领时代的青年阶群，在润物无声之间扭转成了“被引领者”；它用看似繁华绚烂的商品经济蒙住青年阶群的双眼，然后摸着年轻人的脑袋，故作深沉地俯视道：“你们要感恩戴德于这个时代，千万别有什么不满，更别想着去闹腾！你看看你们这一辈人，多幸福呀！” ………
继续说上面提到的那位主编，他管辖的那家报社2020年就不经意间流露出过一次“爹味”，即下图。
这就是今天我们官媒的模样，一副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老爷做派、官僚架子。
表面在自黑“老了”，貌似在感叹“跟不上时代、不懂年轻人了”……实际他想表达的内容背后是骨子里抹不去的傲慢。一种根深蒂固的伦理凌驾。
行文之中，三言两语尽是俯视视角、轻蔑戏谑的姿态，这是官方宣传组织应有的新闻形态吗？
当时的事件背景是火爆全网的227事件，那么饭圈文化和流量明星该不该批？该，这是毫无争议的，我个人也相当鄙斥鲜肉文化、粉丝群战。
但是作为党媒、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承载机构，你该做的应该是积极了解、积极参与、积极引导、积极教育，而不是躲在一旁翘着二郎腿、摆出一副束手无策还自怜自艾的长辈式垂态。
身为党宣机关，革命性和战斗力呢？
“老了”，合着我们的党是会“老的”、是会“落伍的”、是会与年轻群众产生代沟而割裂的。
当有一天面对糟粕文化和新生一代的成长偏差时，难道我们是无力去纠正、甚至压根连了解一番的兴趣都没有的吗？
毛主席72岁高龄依然重上井冈山、带领全党重温革命初心，这家报纸创刊不过二十七年，就无病呻吟廉颇老矣了吗？
讽刺的是，嘲讽饭圈文化的同时，自己官博右上角还顶着一个“中国粉丝”……
1948年4月2日，毛主席曾在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点明：
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
舆论宣传阵地成天堆着这么一帮摇头晃脑、自叹“老了”的大爷，也难怪公知肆虐横行、精日美分遍地……
不论是这家报纸的“老了”，还是《后浪》的“爹味”，亦或是张军的“青年在睡觉”，他们这一阶层集体发出这种哀鸣，其实倒也反映出一个正面变化：这帮人察觉到了一丝今天的青年阶群有那么一点不跟着他们的节奏走的倾向。
所以，他们被逼得忍不住发出哀鸣，露出了封建老大爷的狐狸尾巴。
渴望正常的上下班时间，要求尊严对等的劳资关系，期待充足的与朋友/爱人/父母相处的生活时长，盼望房价物价之于自己的收入不至于如喜马拉雅般高不可及，愿景到了退休年纪就能够安享晚年——这些，放之四海皆为一个正常人、正常社会之基本，唯独在今日中国要被定义为“躺平”“废柴”“摆烂”……真乃荒谬。
说白了，他们都是一群马保国，怒斥着新一代青年竟然不好控制了、竟然不听话了、竟然不对他们俯首帖耳了——竟然不喊他们“爹”了！
1957年3月，毛主席曾经教导官员：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
百年一个轮回。
百年之前，同样是一群“不听话”的90后、00后们，把暮气沉沉的世界搅动了个顶朝天。
今天，青年人依然在路上。
他们就是不满足于《后浪》“揪耳朵、拎脑袋”式的“批判躺平”宣传，他们就是想在节假日什么也不想、把头埋进枕头里呼呼大睡、弥补平日被996压榨的委屈，而懒得搭理你鹅厂的活动策划——我的假期，凭什么还得给你贡献KPI？
为什么毛主席开始越来越被新一辈的青年人拥戴，除了那句至今振奋人心的“世界是你们的……”，老人家还曾说过：
青年同志不要讲人家昏庸老朽，老头子也不要讲人家年幼无知！大家都是从幼年来的，年幼知道得少，会慢慢地多起来。人家懂得的东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
90后放假睡觉怎么了？睡得好！
当年毛主席批评浮夸风时，就夸奖过老百姓“造假”应付某些地方干部不讲理的指令：
过春节时，非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准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
一百年前，被饥饿压迫的90后大大方方地喊出“我们要吃饭”；一百年后，被996剥削的90后同样有权力大大方方喊出“我们要睡觉！”
睡觉自由，这是再基本不过的人权。
延迟退休
也不知道是哪位坐镇高位的大牛，想出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妙招：延迟退休。
作为90后一员，我实在忍不住吐槽：不先解决平等问题、分配问题，却谋求对契约开刀、想着先去解决「空账」问题，这种“延迟退休”实际是延续高台阶层的权力与福利。
至于提供福利的喂养人，只能是下游的被剥削阶层。
阶级不平的背景下实行无差别政策，这完全是一种固化壁垒的“双轨制”。
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少数人叫好，比如去年，年过六旬的胡锡进一边该退不退、坐拥体制内福利，一边招聘时压低工龄、压榨35岁以下青年为他打工。
而多数人，根本不可能会去支持如今早已“996事实合法化”的处境里的延工制度。
老龄化的祸首并不是不愿意生育的年轻人，而是让年轻人畏惧生育的社会现实：学区房、高物价、996……
不去寻根溯源，反而头痛医头，病根能除吗？
养老黑洞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二十余年前瓦解国企时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
1998年前后，伴随着国企改制（工人下岗潮）的还有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国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紧随其后便是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
与强行解散国企相同步的，是被强制下岗的工人们由国家养老变为现收现付（代际补偿制），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打破契约的强政行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昔日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并由此引发此后十几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时需要“花钱退休”——填补账户空白，才能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乱象。
支不支持延迟退休，别去问胡锡进们，他们永远在金屋子里“转岗”，永远不会退休。
今天，学阀里，有被封建做派的导师折磨自杀的研究生，有当众跳楼的中学生；财阀里，有被996/007折磨自杀的打工人，有当街自焚的外卖小哥……
我很难乐观，有朝一日，我很害怕越来越多的人会不会活不到自己领取退休金的那一天。
996/007
我走进互联网大厂一看，这里的员工没有人格，板板正正的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拼命奋斗”几个字。
我左右走不通，仔细看了半天，才从人群里看出字来，满屋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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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图的事情非常简单：拼多多公司“多多买菜业务”的一名出生于1998年出生、年仅22岁的新疆地区招商岗位女生，因过劳加班猝死。
该女员工名为张某霏（名字中间字隐去），2019年7月入职拼多多。12月29日凌晨1:30，在与同事一起走路回家的路上突然捂腹，晕厥倒地。同事立即呼叫120送往乌鲁木齐本地医院，经近6个小时急救依然无效，不幸离世。
拼多多加班严重、乃至互联网圈加班严重，这些都是业内公开秘密。
外界都知道拼多多是每周六天上班，2021年甚至拼多多员工还在脉脉上称拼多多计划施行“超级大小周”，即大周上7天班、小周上6天班、一个月只休息2天。
细看此次拼多多小编的言论，我们拆分而视。“底层人民”，这个词用得非常好，这位拼多多的公关小编比起前些年刘强东的“京东快递员都是我兄弟”这种鬼话，要实诚多了。
资本家（及其附庸）和底层的员工怎么是兄弟呢？统治者就是统治者，底层就是底层，开门见山方是正道。
这位小编真乃明人不说暗话，资人不说工话。
根据了解的信息，拼多多的公关部负责人周某，此前为阿里M5高管，同样是负责阿里的公关。凭借其在阿里为淘宝早年持续不断的假货风波堵枪眼，被黄峥相中。
所以我一直说嘛，无产阶级内部总是内斗不团结，真正大团结、大联盟的永远是资本家们。
继续说那则公关小稿。
“底层人民哪个不是用命换钱”、“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此话属于场景描述，对否？答案是OK。
“这不是资本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此话属于缘由分析，对否？答案是错误。
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特别是劳资领域的纠纷，恰恰是因为资本居于了主导地位。
或者说，社会的问题恰恰是因资本而起。社会产生了病变，不过是“果”而已，资本的无限膨胀扩张才是根源性的“因”。
“打工人”在2020年爆梗不是没有缘由的，由于疫情的空前打击，中国从去年春季迎来了近年最庞大的一波企业倒闭潮和工人失业潮，更有“最苦应届毕业生”的段子流传。
这正应了马克思的话：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僧多粥少，挤压了打工者群体就业空间的同时，也给予了资本加大剥削和“择怂录用”的底气。
拼多多的傲气言论不过是轻舟顺水推。
事实上，能够进入到类似于拼多多一级的头部大厂工作的年轻人，其位于同龄者已经是中上游的“打工阶位”，但即便如此依然被资本鄙斥为“底层人”，且是要用命去换钱的底层人。
那么那些求被拼多多剥削而不得的、在资本的定义里“真正的底层人”，又是如何一番景象呢？
好巧不巧，就在拼多多跳楼事件的当口，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又爆出了“环卫工人干了八个月，没有发一分钱工资”的丑闻。
根据了解，这些工人的工资仅仅每月几百元，还不够那些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每月因为打卡制度被克扣的迟到工资多。
可是外包的私立公司就是狠拖不结，且事到如今依然没有调查清楚究竟是财政拨款的问题还是结算一端的存误。
保罗·福塞尔曾在书中描述过大公司中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洗脑过程：
IBM和杜邦公司从一些二流大学召募来雇员，并不断教育他们：如果不是成了这个团体的一员，他们什么都不是。
然而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到来会破坏、扫除一切单纯欲望的本源，它会使劳动发生「异化」，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变为“贡献剩余价值的聚集”。
这就是“996是福报”、“奋斗理所应当”恶论的来源。
马克思有语：
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牺牲与折磨。
可是异化了的劳动，底层阶级根本是逃脱不掉的，除非你坐等饿死。
所以那些鼓吹“你讨厌996你可以辞职啊”的声音是很幼稚的，初中的教科书就已给出过现状描述：
工人看似有签订契约的自由，但是他们不受雇于这个资本家，就得受雇于那个资本家，饥饿的威胁使他们无法摆脱被资本家雇佣、受资本家剥削和压榨的命运。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所谓雇佣双方的契约自由，对于工人来说，是徒有虚名的。
“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干活，车子房子都会有的”、“努力工作，然后你就会像我，成为部门主管，出差商务舱，住五星级宾馆”、“只要有志气，肯为公司付出，公司不会亏待你们”、“不要问你能从公司得到什么，要问你能给公司奉献什么”……
这些美丽的画皮之下，则是“35岁自动让位”、“绩效考核解释权归公司所有”、“年终奖来年春天再发”、“奖励抠抠嗖嗖、惩罚劈头盖脸”、“罚款催如兔、报销慢如龟”的残酷现实。
奋斗无罪，但是你奋斗生产的成果最终并没有落到你的囊中、进而扩大整个社会生活资料的丰富，而是全部以（绝对or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沦为资本家的私家财产。
长期以往，社会的消费力会不断下降，资本家的产品商品会不断堆积，最终形成经济危机。
好好干，明年哥给你娶个嫂子！
然而你就是再拼死拼活地给资本家加班加点地干、让资本家不断地“娶嫂子”，一个人终究只有两个肾，后宫佳丽三千四千五千，终究会饱和。
最终酿成佳丽也失业、流落街头无人问津的窘境。
经济危机下的佳丽，穷人依然娶不起，因为佳丽们衣食住行的标准已经被资本家抬哄，捡回家你也养不起；但资本家们的身体又吃不消，因为他已经后宫佳丽三千。
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即市场失灵后的资源错配。
这就是为什么牛奶宁愿倒掉也不分给穷人（将牛奶进行包装、保鲜、运输、销售……奶场主只会亏的更多）。
然而，这种弊端其本质也只是中游企业、企业主们的灾难，对于顶层财阀、真正的大资本家而言，每一次的经济危机实际完全是一次格局操盘和秩序洗牌，留下他们所需要的“优秀的代理人”，淘汰掉那些“失败的经商者”。
再大的经济危机，比尔盖茨、洛克菲勒们都不会少一根头发，只有华尔街那帮加班狗们会鬼哭狼嚎地撕碎平时笔挺整洁的西装。
2020年，汹涌可怖的疫情打击之下，福布斯根据12月11日收盘股价后统计出的亿万富豪榜，竟然发现600多名美国富豪的身价比2019年初增加了5600亿美元。
至于我们中国的富豪则更凶猛，财富增长的数字达到7500亿美元——这还是在当年度10月底马云发表“外滩宣战书”后蚂蚁集团被叫停上市的统计数字。
《2020胡润百富榜》显示，上榜的“20亿企业家”数量较2019年增长了32%，“千亿企业家”数量翻倍，上榜者总财富增加十万亿，创下发榜以来最高纪录，超过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德国一年的GDP，比前五年增加的总和还要多。
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富豪出现，入围前十名的门槛也从2019年的1200亿提高了近七成（约2000亿）。
这就是马云2020年10月份说的，在他看来，“中国的企业家是稀缺资源”，他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家………
细思极恐吧？这可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啊…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从来不会出现在资本熬制的毒鸡汤里。
迈克尔·桑德尔在公开课《公正》中有过这样具象的表达：
当今社会是一场高级经理人和食利者之间的赛跑，最终的受损者则是在旁观比赛的普通大众。
那么什么是“经理人”？
列宁指出：
食利阶层往往会拿出一部分利润收买无产阶级中的精英分子，使他们“资产阶级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工贼”，比如拼多多的那位趾高气扬、帮着他黄老板教育大众的小编。
今天，太多本是屠龙少年的无产者们竟然“联合起来”聚集到了资本的石榴裙下，成为了恶龙的帮凶、舔狗、鼓吹手。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
这一概念也收录在《共产党宣言》中：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黄四郎说，“每天眼一睁，几百人吃喝拉撒等着我伺候”。
这一句话就说得精神资本家们泪目涟涟：“地主阶级太不容易了，养活了那么多工人！比如阿里和拼多多这种电商地主，给了那么多底层屁民‘拿命换钱’的机会！”
盆友，听过这么一首歌吗：《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穷人开荒山，财主哪来的千倾田？
没有穷人来种地，财主家粮食哪能堆成山？
没有穷人把屋盖，财主家哪有楼堂瓦舍一片片？
没有穷人种棉养蚕纺线和织布，财主家哪有绫罗绸缎穿？
现实的真实，往往没有资本家们说的那么好听。
你想奋斗，你也确实在奋斗，你更是实实在在地于一种被各式各样洗脑话术与监工制度的包围监视下进行奋斗。
然而你的“奋斗”最终造福了谁？
每一个死去的大厂员工，每一张大厂员工因加班熬夜而亮红灯的体检表，都是一块块马云们登上财富顶峰的垫脚石。
如马克思所言：
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牺牲与折磨。
2020年，包括拼多多、快手、阿里等大厂的「厕所」纷纷成为圈内热议话题：
① 快手的行政部门在公司厕所顶部额外加装了一个计时器，黑色的屏幕可以精确到秒，以显示里面的人究竟蹲了多久；
② 阿里的厕所内宣屏幕上滚动宣传马粑粑的福报理论：“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
③ 字节跳动直接让厕所断网，减少员工如厕时间……
财务自由尚未实现，前文有述的睡觉自由也要被剥夺，眼下“拉屎自由”又成了新的头等目标。
根据《人物》杂志对几个互联网大厂的采访内容，从“抑郁”变成了“抑郁”加“焦躁”，已经是大厂员工心理健康轨迹的常态。
教育
2022年4月12日，一则“90后不敢算养娃开销”的新闻上了热搜。
这其中，教育成本成了90后内心深处恐惧中的恐惧。
上学？上不起！学习？学不起！除非你甘愿你的孩子一生平凡，可如果这样，我为什么要把他生出来？这不是让他当社会的韭菜、害他吗……
这是大部分90后准父母的心声。
还记得2021年2月一则“天津女教师攀比学生家长、歧视家境贫寒学生”的新闻吗？
我当时在微博就有评论：
不要将过错仅仅归于这位口无遮拦的女教师一人。人是融于时代的，一个人的认知和三观必定受到所处时代风气与氛围的影响。这位教师的眼里之所以只有钱、只有以财富划分学生的教育观，那只能是因为时代给予了她这样的认识。
所以某种程度上，她的脑子也只是“被害”而已，只不过她的嘴巴没管住、说出了其他老师不敢说的话罢了。
教育的阶级固化是社会的固化之一部分，乃至是重要且扎眼的一部分，别的不说，就以当前每年网络爱议的高考作文选题来看，发散性越来越强，其对课本之外的阅历储备和人生哲思的考验力度是逐年加大。
不得不说，对考生的自幼成长容量、家庭教育、眼界和思维高度，已经在考试过程中形成了档次鸿沟。
某种侧面看，对阶层鸿沟的隐性维护也在不知不觉中践行。
同一套教材、同一段十二年苦读，就语文作文来说，同一个题目，权贵子女与贫下后代所创作的文字，已经很难趋同。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今天的香港，鸽子笼里的孩子连鸦片战争的历史都不知道，而高山别墅的子孙们却侃侃而谈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康定斯基的修养。
可悲的便是，前者恰是上街闹事、无脑反华的暴徒主力军，而后者则自始至终笑看脚下混乱的一切、绝无上街“呐喊”之可能。
他们自出生就是世界公民，其父母也早早在英美澳新给家族留好了离港的退路…
1980年，北京8所高校录取新生家庭调查，20%是农民，25%是工人，15%是干部，40%是专业技术人员；到1990年，北京录取新生1.7万人，干部、军人子女占比已达78%，工农占比仅占21%。
至于今天就更不必说了。
那位天津肖老师的新闻后续又出了个道歉视频，看完之后我更加笃定我的看法：这货真的也是个“受害者”（打引号）……
她的整个思维框架、整个财富观和教育观，都不过是被环境灌造而已。其发表的那番说辞包括语态语气，简直就是一幅时代的作品。
再说得狠一点，她那段话难道不是许多她的同行们也藏在心里、只不过没像她那么傻愣愣得喷出来（也许她那天月经乱掉、也许那天和老公吵架、也许那天被领导批评）而已吗？
特别是她的道歉发言，比训斥用辞更加露骨：“你不努力，你就会阶层下移”——你甚至能感受到这位女士对那些贫下家庭学生的某种“苦口婆心”（打引号）。
谁都明白什么是理想状态的政治正确，但这位老师竟依然会在公共场合胆大包天地「嫌贫爱富」、公然地以财富体量去定义一个孩子及其背后家庭的层次……
试问，谁给她的勇气呢？
很显然，是她平日所接受到的这个社会的风气。
风气，让她深以为那样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话，虽然血淋淋，但就是很现实、很一针见血、很能起到教育作用、很能激发学生去“努力奋斗”“上课时不要再说话了”……
正如她被扒出竟然还被评为过“最美教师”……
可见她脑子里那一幅油腻的价值观过去许多年在现实中确实指导着她在体制内——油腻的体制内——混得风生水起。
所以她喷出了口，在面对一个贫下家庭的学生竟然“胆敢在课堂上说话”时，腰杆笔挺得怒骂训斥。
所以之所以，讨论这个事件，还是要回归到本源：教育出这么一个“嫌贫爱富”教师的“嫌贫爱富”风气，是怎么形成的？
2013年，《中国商报》曾刊过一篇文章《市场化是中国教育唯一出路》，里面有云：
市场经济下的市场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学形式多样化，办学方向市场化，人才培养差异化。就像大自然的山一样有高有低，像海洋一样有涨潮有落潮”、“30多年春天的故事，让中国坐上了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把交椅，我们同样期待着‘1978’的教育之春能如约向我们走来。
那篇文章发表的2013年，北京的学区房当年连续4个月上涨1500元。
也是到2013年时，中国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占比已经达到1/6。
当教育消费成为一项社会巨量产业时，这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财富导向之下的中国教育分层。
毕竟在自由化的市场大潮里，是没有公平可言的。除非你拒绝进入市场，即拒绝接受教育。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没有过“特殊学校”？当然有，那就是一众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
干部子弟学校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1937年徐特立提议开办干部子弟小学，得到中央批准，随后在鲁迅师范学校开设了一个小学班，这成为了第一个干部子弟小学；一年后，延安干部子弟学校成立；再三年后，八路军干部子弟小学成立。
成立干部子弟学制，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特定的政治诉求，主要是想打破“党的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界限，以及在战争阴影下“保留革命火种”的愿景。
像“一保小”“二保小”“华东保育院”等在抗战与解放战争过渡时期建立的，都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
但是在建国后进入新中国阶段，这些干部子弟学校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娇生惯养、铺张浪费、与工农子弟显现出待遇差距。
到1952年时，根据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四大区的统计，各类干部子弟小学达到42所，学生超过13000人，教职工将近3000人。
这些干部小学的待遇普遍优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还出现过教师每日给孩子称体重、陪吃陪喝、生怕体重下降的怪像。
这样的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和警觉。
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对干部子弟小学用汽车接送的问题表达过不满：“浪费汽油”、“这值得注意！”
伴随着同一时期的三反运动，毛主席“反特权、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贯彻下去，干部子弟小学开始了一轮大整改。首先解决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学校占地厂房过多、经费开支过高、寄宿制范围过大等现象。
但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谓不大，某些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家长甚至联名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车接送，甚至要求用党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学……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1952年6月，毛主席正式做出批示：
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贵族学校”，这是毛主席亲自为这一类权贵教育场所贴上的标签。
进入80年代后，新的风潮开始出现。
1980年，美国大使馆联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大使馆，共同建立了北京顺义国际学校。
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完全采用国外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的国际学校，当时该校只接收使馆人员子女。
国际学校并非是改开的产物，1969年就有北京巴基斯坦使馆学校，之后还有1973年成立的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和1975年成立的北京第五十五中学国际学生部。
但是这三所国际学校采用的均是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式，增加了在语言教学上的比重和本民族的教学内容。这和后来的国际学校从本质定义上有很大差别。
整个80年代，我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节奏下悄咪咪诞生了6所国际学校，其中5所为外籍子女学校，以及1个公立学校国际部。
客观说，那个时期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差异化还不算太过明显，国际学校主要是解决使馆工作人员子女以及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工作的外籍人员子女的学习问题。
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门进一步洞开、外企涌入，同时某些“先富起来的人”走上前台，国际学校的数量与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性的巨变。
类似上海中学国际部、北师大附中、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中、广州碧桂园学校、大连枫叶国际学校等学校，其“贵族”“奢华”的味道逐渐浓郁。
后进入21世纪，就更不必说了，以人大附中国际班、北京四中国际部、北京十一中学国际班、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天津惠灵顿国际学校等为桥头堡，“贵族学校”已经不再成为讳莫如深的词汇，而是一种堂而皇之的广告语、品牌形象。
网络上曾有一段子：
某些省份的省委书记，也不如北京的一个街道办主任牛掰。看看人家抽屉里多少张贵族幼儿园、贵族中小学的条子吧。
80年代“学区分”、“就近上学”的概念出现，这是对1978年《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和1983年《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的指导精神的呼应。
尤为有趣的是，1978年的《方案》中明确提出：
以后要在重点中小学建设长期规划上，形成‘小金字塔’结构……
步入21世纪，「学区房」横空出世，小金字塔陡然形成了。
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话：
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眼见这种局面、这种社会画像，我们如果仍然单单仅去批评一个老师“嫌贫爱富”，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了？
1958年，毛主席曾提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同年9月，中央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亦有指示：
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将一个孩子驱逐出课堂真的是很容易的，容易得就如同把一个阶级驱逐出越来越聚合化的水泥大都市、钢筋大城市……
正如我们看到的，以上海华二初中、兰生复旦中学等为标志的飘散着金钱味道的学校，更是被爆出曾明目张胆地“劝退”上不起贵族学校的“低质量家庭”……
90后，凭什么有勇气生娃？
房价
由上段提到的学区房，终于引出了最恐怖的环节：房价。
年轻人抱怨房价高，是在“消解爱国主义”吗？
2021年2月，知名“爱国喉舌”胡锡进先生就住房问题发表了一番高论，起因是一个网友在他的微博下面抱怨了几句房价太高，就被胡先生揪出批判他“不爱国”。
言辞之意，大约为指责这名网友在祖国一片繁荣之际、新春佳节喜庆时分，居然输出悲观情绪，“消解爱国主义”……
只能说，胡先生真乃一介高位喉舌。
事实上，国家一直都知道要为降房价而努力，不论宏观还是微观。可这位主编先生倒是身先士卒、一副不容置疑的媚态，仿佛这火红江山都是胡氏一个人的——这样进行舆论工作，不怕适得其反吗？
先来瞅瞅胡先生那次都说了些什么：
不好意思，这番言论，我怎么越看越觉得眼熟……仿佛耳畔余音回响，曾有一位大佬也有过类似的发言：
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
为人民服务是错的，为人服务才对。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
房地产就应该具有暴利！禁止炒房就是违xian行为。
和工资收入比，30年来房子等于没涨价。
你们不要以为高尔夫球场害了农民，高尔夫球场创造的就业收入和产值比农民种粮高得多。
为最富的人服务，为最特殊的需求服务，才能创造最好的高科技和更高端服务业。老说为刀耕火种的农民服务，能创造出什么高端服务业来？
…………......
说上述这些话的那位大佬，现在正在秦城思考人生。
不知道胡先生有没有时间去向他再讨教几句关于住房问题的指点。
这种高论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超一线城市有超一线的活法，三四线城市有三四线的生活，人与人本就是有阶级壁垒的，不要想着打破和砸毁阶级牢笼，要认命！觉得大城市苦？你可以滚回县城或农村嘛，房价多低！」
对于超一线城市以外的年轻人而言，大都市意味着资源和晋升渠道的获取可能，说得直白点就是实现阶级跃升的希望。
但是高房价以及类似胡先生这样为高房价鼓吹合理的场景，却又在深度切割着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
你要么留在大城市里成为一个过客、待到35岁时被驱赶出都市圈；要么就趁早熄灭自己的城市梦、滚回房价低的县城里“快乐地爱国”。
配合着极其反动的、完全是加固着代际之间阶级壁垒的「学区房制度」，胡先生的言论更显冰冷。
马克思导师认为：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这就为资本的市场收割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后果，马导师同样指出：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这就是特大城市与特大财阀在资本主义运行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产生寡头的原因。
这其中，房产寡头更是成了中国改开以来的现象级时代产物。
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被正式下发，明确了：
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就让房产业的巨贾们摇身一变、从土改中的被专政对象“翻身”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提供了强力的法统支撑。
量化国民经济的唯一指标当然就是GDP了，所以完全可以说：GDP绑架了房地产，也让新时代的房产寡头们一跃而成国家各处的座上宾。
那么这些握有巨量财富和跨境资源的寡头，其体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愿景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亦给出过答案：
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尾大不掉、大而不倒，地产财阀们今天已经是一株株有恃无恐的参天大树。
以深圳这个晚近四十年的典型城市为例，二手房房价曾连涨30个月，全国租售比榜单倒数第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打工群体生活艰辛难，宝安区厂房租金一度超过30元/m²/天——连科技巨头华为都被迫逃到东莞。
放眼望去，今天中国财富榜上还有几位富豪是做科技与实业的？华为被赶出深圳的侧面，是呼啸风云的电商财阀与地产巨鳄们垄断着福布斯排行榜，称为创业者和精神资本家的“偶像”。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形象城市，2019年的工业投资已是负增长……不说远的西方，就说近的香港，从发达工业化到产业空心化，只需一代人而已。
回到前文，胡先生用国际指标来为中国的高房价“开罪”，意图表达一种“众生皆苦，你又何苦？”的价值判断。
但这同样站不住脚。
且不说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去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房价比较这有多么荒谬和讽刺，就说房价本身的对比，胡先生的论据也丝毫不匹实际。
2016年时，英国非营利机构“全球城市商业联盟”对全球15个城市做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中国首都北京市的房租工资比，排名全球首位，其平均房租是平均工资的1.2倍以上！
京城房租之高，几乎是排名第二的阿布扎比的两倍。
2018年7月，北京市的平均房租已超过5000元，同比上一年增长21%；各大二线以上城市的房租也比上一年增长10-30%不等。
房租的飞速上涨，根本原因是彼时金融资本强势进入了租房市场——用今天官方的定性回顾，叫做“资本的无需扩张”。
首当其冲的，就是2020年年底爆雷的蛋壳公寓。
需要看到，高房租和城市发展的不均衡，也延长了那些在固定场所上班的服务业打工人的通勤时间：北京工作人口平均往返通勤时间为104分钟，仅次于墨西哥城，位居全球第二位。
地租，可以表述为“土地服务”的价格，土地总量就是指地球可利用的土地总量。以现在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城市开发程度而言，土地供应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固定值，这是无法变动的。
这就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加（大城市不断扩张、聚集人口），地租包括土地价格注定水涨船高。
大卫·哈维在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曾将土地看作“纯粹的金融资产”，而不是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条件”的地位与作用。
哈维的观点一针见血：
土地一旦被视为金融资产，便与股票、政府债券等投资对象一样，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
在中国楼市的疯长中，“杠杆资金、场外配资”这一带有野蛮人气息的字眼早就一次次出现：链家约有2100亿元使用了杠杆成交，房天下大约2000亿元，我爱我家大约也有800亿元。
整个房产中介行业，通过“场外配资”实现购房成交金额早已超过1万亿元，实际背后却是滂沱的信贷透支在支撑着打工人们一间间看似温馨的小屋。
大都市里温馨静谧的背后，都是滴着血的资本獠牙在时刻驱逐着异乡人。
此时，还要求年轻一代的打工人们去漠视房产资本的高压而封住嘴巴，这就是胡先生心目中理想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吗？
以蛋壳为例，在蛋壳与租客签订的合同里，有这样一则规定：“共同租住人中有年龄低于6周岁，或高于55周岁的，乙方（租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打造优雅环境，诱惑租客，从硬件来看，蛋壳从源头即杜绝了邻家孩童吵闹和一些古旧的生活习惯的侵犯。
不得不承认，蛋壳背后的资本非常擅于抓住大城市里年轻打工人的心理诉求。
90后的打工人们需要安静，更需要体面。
一间不足10平米的卧室中，“蛋壳小屋”应有尽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座椅，一个白净带半身镜衣柜的标配，洁白的、粉刷过的墙，让房间看起来足够明亮，宜家风的家居风格……这就给予了每位漂泊者足够的体面。
2019年上半年，蛋壳公寓CEO高婧接受媒体采访提到了初心：“让年轻人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
自如CEO熊林也动情地表示：“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
可以说，将洗脑术视为割韭利器的资本已然是为你把一切生活要素都考虑好了——乃至包括你用来“维持体面”的借贷。体面消费，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孤独消费”。
脉脉数据研究院曾对上万名大都市里的职场人进行“孤独感”调查，有近61.47%的人平时会感到孤独。
这样一批单身且独自居住（租房）的年轻人，被称为“空巢青年”。他们孤身一人在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打拼，其强烈的情感寄托和生活便利需求所衍生的经济产业链，就是「孤独经济」。
根据百度指数的数据显示，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房价的不断走高、股市的持续低迷等因素，以“孤独”为关键词的搜索量达到高峰，而搜索人群超过六成就是80后、90后两大年龄群。
这样的群体情绪，或许都是官媒喉舌们笔下“消解爱国主义”的失序群众吧。
2020年年末，韩国年轻人生育欲望持续下降的调查新闻曾上了热搜，其暴露的韩国社会压抑的阶层分化和狭窄到极致的工作上升通道，都是韩国80/90后不愿结婚、甚至抵触恋爱的原因。
这则新闻当时也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共鸣。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内的单身成年人规模已超过2亿，其中有超过7700万独居成年人，预计到2021年会上升到9200万人。
由于高房价、高物价、高昂子女教育成本等一座座大山的横亘，中国国内结婚率、出生率不断下降的事实一样是无法回避。
这也让每年春晚以催婚为主题的小品显得分外尴尬，堪称大型家庭群尬景观。
21世纪蜂拥涌入大城市的90/95后们，看似享受着远比几十年前的人们更丰沛的信息储量、视界范围和某些奋斗B口中的“广阔晋升通道”，但现实却是：在阶级固化的壁垒面前，跻身都市的打工人群体不但获取不了阶级跃升的渠途，甚至还会被压榨得分毫不剩。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
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也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而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
当蛋壳双手奉上的精致公寓——这种被资本用虚构和廉价的装饰所打造出的“伪体面”，在资本暴露嗜血本原面目时，也就顷刻间碎的连渣都不剩。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曾揭露：
尽管中产阶级化可以带来城市经济的复兴，但其实这仅仅是将穷人驱逐或者分离的结果罢了。
2020年入冬以来，北上广深太多年纪轻轻的蛋壳租户们，踟蹰于破碎一地的体面和冰冷如霜的街头，望着繁华的大都市，不禁自问：自己到底是所谓优雅时尚的白领中产，还是一个真正意义、被自我粉饰的穷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曾精准总结了“新型小资产阶级”的特点：
他们有着相对好的家庭条件，无忧无虑的童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大批地涌入了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从事一些基层的脑力劳动。在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上，新型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出奇地一致：无比沉迷于伪装、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无止境的新体验。
这一课，作为反面教员的资本——那些租房金融投机客和地产财阀们，真的给打工人们上得太生动了。
回望1997年，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刑法》正式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十一年后“投机倒把条例”也被取消。
投机倒把罪的被抹去，促成了各行各业的“自由”——而自由，往往就意味了差距的扩大与寡头的诞生。
这其中，房地产行业尤为“获益”。
大卫·哈维在2017年的演讲中也点明过：
房地产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房产量增长了300%。从2012年以来，中国生产的水泥混凝土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自1900年以来的生产量……最近30年，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手段和投机目标，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采用资本运作模式。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向市场投入大量货币救市，在2008-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中国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中国政府在2008-2010年创造出大约3400万个工作岗位，不过消费市场并没有因此而活跃，房地产市场反而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和资产泡沫。
早在1988年，全国增发货币679.6亿，与1987年比多增443亿，成为建国以来货币发行量最大一年；同时零售物价猛涨，比1987年上升18.5%，成为改开以来物价上升最快的一年。
官dao和压不下来的物价，已是弄得民不聊生，但真正被载入1988年的史册并影响至今的，则是另一项发明创造。
那一年的2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的改革发展趋势，第一次公开了“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全新构想。
这在当时对已经习惯了统一分配住房、并在交纳极为低廉的租金后即可享受房屋使用权的亿万中国人来说，既陌生好奇，又在西方劲风的吹拂中感到一丝对自己“可能拥有私产”的兴奋。
可是三十多年之后，当今天的中国人为自己“房奴”的身份、为自己在大城市中蜗居租房而生感到苦恼，为一群群拔地而起的地产财阀大佬颐指气使的现状感到无语时，不知道还会否有人能够想起那个亦黑亦白的1988。
从1988年的商品房出炉，到1997年取消“投机倒把罪”，再到1998年的国企大甩卖、工人大下岗……
历史的演进，是一条完整的粗线。
恩格斯在其著作《论住宅问题》中曾指出：
一切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者，几乎都无例外地遭受到住宅缺乏的威胁。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本来已经处在很恶劣的居住条件，又因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而更加恶化。不仅房租大幅度地提高，甚至难于找到住所。
在《共产党宣言》里描述得则更加精准具体：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十年前，买一套房子，压垮一个中产阶级；
十年后，租一间小屋，就足以消灭一个打工人。
然而，乏走狗们却还要提溜着他们的脑袋，教育他们不准抱怨、不准诉苦，否则就是“消解爱国主义”、是给国家舆论秩序添乱的“带节奏者”……
只能说，无产者，真的很苦，很苦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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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这几年，新一代的年轻人其实是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幻想破灭”：从工作崇拜，到遭受各种职场PUA；从考公崇拜，到目睹各路“三代XX人”；从学习崇拜，到见证四字男孩势力嘲讽小镇做题家以及官媒关闭合订本开始劝脱“孔乙己长衫”……
如今连筋疲力尽回到家、躺在床上刷个直播间想淘点便宜货，都要被主播资本家当头一棒的呵斥：“穷逼！不努力怪谁！”
………只能说，生育率会教做人。
之前写过，人口的自然下降其实是一个细思恐极的事情，因为这代表了在“人生是否值得去经历”这个终极哲学问题上，这个社会所创造的生活让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否定。
政策降低利率是鼓励购房，结果年轻人要么提前还贷、要么拒绝买房；
政策延迟退休是为了缓解社保资金的不足，结果年轻人拒交社保；
政策放开三胎是为了鼓励生育、增加“人口红利”，结果年轻人打出旗号：“我们是最后一代”、“拒绝生产软肋”………
现在连刷直播间淘便宜货也要被PUA、被进一步的驱离…
这本质上是一种双向排斥：底层抵触顶层超出正常劳动致富的呈指数级的财富扩充效率，而顶层则鄙斥底层“怎么会这么穷，竟消费不起我的产品！”
这就是阶层分化的后果。
无论是拥抱技术革命、产业升级，还是维护政权的阶级高位、国家制度的底色，阶层鸿沟都一定是反面作用力的温床。
历史上的历次经济危机，没有哪一次是因为所谓“社会没有钱了”而造成的，均是因为贫富差距达到极值，从而使得底层无法再消费和消化生产品，进而产能始终过剩，最终酿成了难以压制的破产巨潮。
这和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达到临界点则必然爆发农民起义，是一个道理。
最后，奉上两位导师的话，作为结尾吧。
必须有这样的青年一代，他们在有纪律地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中已开始成为自觉的人。在这个斗争中，他们中间一定会培养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应当使自己在训练、教育和培养中的每一步骤都服从这个斗争，都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
—— 列宁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
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 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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