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两会已经闭幕，委员、代表们提出了不少有意思的提案、议案和建议，其中我最关注的是关于“教师减负”的话题。
大家听惯了学生“双减”，对“教师减负”可能还比较陌生。其实，“教师减负”并非今年两会才发明的新词，早在2019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宝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表示要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当年年底，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此后连续四年，教育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各地教育部门纷纷展开调研，出台相关政策，制定教师减负清单。
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似乎是收效甚微。2023年，《羊城晚报》联合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学校长联合会组织开展《关于教师工作状况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约83.8%的老师工作日每天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其中32.72%的受访者工作时长在10小时以上；当被问及“哪些方面造成了老师的工作负担”（多选），近八成受访者选择“处理教学之外的工作多，上级下达任务，填表、做表等其他任务”，“学校举办的除教学任务以外的活动多”也有逾半受访者选择。2023年10月31日，郑州管城区建兴路小学吕老师留下遗书后去世引起了社会关注。年仅23岁的吕老师2022年6月大学毕业，2023年8月考入该校任教并担任班主任，平时性格开朗。家属提供的遗书显示，吕老师称除教学工作外，应付上级检查、拟写材料等课外行政工作压力大。
正是因为教师负担过重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问题，而上至国务院下至学校出台的各项措施收效甚微。加上吕老师一类的悲剧事件的发生，今年两会上，再次有代表、委员提出“教师减负”相关提案、议案和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建议减轻中小学教师行政压力。全国人大代表、沧州市第十六中学校长唐景丽建议各级政府建立校任务目录清单，赋予教育行政部门把关权力。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众议立足高等教育，建议国家为教育纾困，减少和限制有关考评。
这些建议与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相比，并没有提出根本上不同的解决方案，可以预见，这些口号大于措施的建议很难行之有效，“教师减负”任重而道远。我不禁思考，是什么造成了教师负担过重，又为什么给教师减负如何困难。
梳理各级部门关于“教师减负”的各类文件可以看出，它们把教师负担的来源归结为各种调研、统计、信息采集和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等事项名目多、频率高，各种社会活动向学校和教师摊派任务，由此给老师造成额外负担，而减负也是要减轻这些“额外”负担。
固然，老师们苦“表格”之害久矣，然而杜绝“表格”之害不是简单的再列个禁止做表格的表格就能解决的。表格所列禁止事项有限，而可以给老师布置的任务无穷。哪怕把“黑名单”换成“白名单”，有关部门也有诸多变通办法。
我们不难发现，表格也好，检查也罢，还有摊派任务等事项，无一例外都来自于上级部门的安排和任务，学校是没有接受不接受的权利的，老师是没有做与不做的选择的。
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先解决行政系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如果教育行政部门不把自己当作领导机构而成为服务机构，教育公务人员不做安排任务的领导而做服务学校和老师的公仆，其他行政机构也不凌驾于学校和老师之上，不因行政级别高、领导待遇高就给学校和老师摊派任务，杜绝无意义的表格而走到群众中间调查研究，那么学校和教师也就不存在额外负担了，自然可以专注于教育教学工作。这种办法，不仅于教师而且于全体人民有大利，但委员和代表们却不愿去提。
当然，哪怕教师额外的负担能够彻底消除，教师本身的工作负担却不被委员和代表们提及。《中国教师发展报告2022》指出，中小学教师工作强度总体水平偏高且呈现上升趋势，多数教师认为工作日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且平均每天工作时长大于8小时。另有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周工作时间较长，平均达到54.5小时，大多数老师带两个以上班级甚至多学科任教，大部分教师晚上和周末都要加班。2021年，重庆城口县某高中的31岁教师李老师留下遗书跳河自尽。李老师在遗书中说自己假期患上了肝病，治愈后学校未经他本人同意，直接安排了高三重点班班主任工作。2020年上学期，李老师担任四个班的教学工作和一个普通班的班主任工作，下学期，他担任高三年级三个班的教学工作和一个重点班的班主任工作。学校的一位负责人却说，李老师每周的工作量是16节课，在4个政治课教师中，他的工作量是最少的。
重庆城口县一名教师李某跳河失踪，直到22日，经过了12天的寻找，这名教师的遗体终于被打捞上来。图源：腾讯新闻
我是在某二线城市的中学做代课老师，每周承担2个班10节课的教学任务，每周两次课后服务值班，同时任班主任。根据学校的要求，班主任每天早上7点到校，下午4点半下班，因为处理班级各种事情，实际下午5点前很难下班，如遇课后服务值班则是晚6点30下班。虽然看似每天只有两节课，但学生早读、课间、大课间、午休的盯班，备课、批改作业，教育学生、开会、填表、与家长沟通，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实际上每天工作满满的，忙完一天的工作身心俱疲，最怕晚上家长打来的电话。
工作的负担很大，心理的压力同样巨大。“双减”以来，学校、家长对成绩的要求更高了，加之安全工作、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班级管理工作更加烦琐，不论出了什么事，老师都难逃其咎。
一方面对老师的要求高了，另一方面因为财政压力教师编制收紧，于是学校只能聘请代课教师来完成日益繁重的工作。用我们领导的话说：“学校对代课教师和在编教师一视同仁。”然而，一视同仁的只有工作量，报酬不在领导视线范围内，各项收入加在一起，代课教师的工资只有在编教师工资的一半。甚至于工作量也难以一视同仁，因为在编教师可以凭借铁饭碗的底气拒绝一些要求，而代课老师的拒绝方式只有“不愿意干就走人，这个学校缺了谁都照样转”（领导对代课老师的原话，恐怕他不敢这样对在编老师讲话吧）。
说了这么多，我对代表、委员们关于“教师减负”的议案、提案和建议的意见，一是他们没有提出切实举措，二是他们完全没有提及如何减轻教师本身工作的负担。我认为真正要减轻教师负担，应该着力解决行政系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同时增加教师人数，保障教师的各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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