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具有毛泽东那样认错的勇气吗？
楚 扬
《西行漫记》中记载：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毛泽东所有的财物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就是这位除了主席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的延安窑洞的主人，在阐述“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我见时遭到人家的质疑——尽管他举出湖南又举出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还是在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反驳后，“笑着认输”。
建国后的1958年，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李达，因看到“宁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两句口号而认为后一句是“唯心主义”就“找润之”理论——不料，李达一见毛泽东就发起火来：“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辩解：“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毛的话，又气冲冲地舌战一通；当时与李达同行的一位教授示意李不要再讲，毛泽东却说：“你让他说，不划右派。”李达便说：“你脑子发热，达到了39。C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C、41。C……你承认不承认？”毛泽东在挽留李吃饭不成后对那位教授说：“你送老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送走李达后，毛泽东即对教授说：“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并希转告李达，有时间再谈。李达听后感慨道：“还是润之的气量大！”（法律出版社：《毛泽东逸闻录》216-217页）
而当邓小平认为当年的“头脑发热”并非毛泽东“一个人错”时（“‘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6页），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又在七千人大会上就之前的决策失误作检查并承担主要责任。
读史使人明智。就我所知道的毛泽东这三次“认错”，应该说一次比一次“负面”影响大——由一般同事，到直面下属，再上万人大会……错了，毛泽东就认了。不找借口，不打棍子。
至此，有人定会微辞：错了检查，应该。有什么可大惊小怪？话不可不这么说，然而说得容易做起来未必不难！想想看：一位至高无上一呼百应的领导人，他们的面子有多重？有几人能放得下的？别说毛泽东那“地位”，就是下十八层的，你指出他脸“黑”能“乖乖的”就不多见——你看：国企“改制”曾出现过大量国资流失、工人成批下岗失业的系列问题，在一片批评声里，有哪一位“改制”理论的创导者认过一句错？造成诸多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公共领域市场化改革”专家，在一片批评声里，有哪一位认过一句错？推动房价猛涨 鼓励开发商建豪宅的呼和浩特市政府没有人就违背“国六条”和九部委“意见”道个“歉”却急不可耐地宣称“呼和浩特房价不存在泡沫”；耗资超7个亿状似“白宫”的郑州市惠济区政府更是无错可“认”，人家是为了“富民”、“与时俱进”；至于被英国《星期日邮报》直斥为血汗工厂的深圳富士康公司会不会在“高看一眼放胆支持全力服务”中更加血腥天知道……！? 难道，我们——包括那些频频发生矿难、老板一再拖欠工资的某些掌门人的工作，比毛泽东还做得好——？？
有同志戏称，错了马上认错的是职员，错了保持沉默的是科长，错了能找到理由的是处长，错了坚决不承认的是局长，错了众人还一再强调说没错的是首长。果真如此，错与不错，都以权多权少、官大官小去定夺，我们还能有“是非”可言吗？还能有“科学”可言吗？还能指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是常识，也是客观事实。错了，并不可怕，怕的是不认错，不反思，以各种时髦的口号掩过饰非，甚至还要对批评错误揭露“家丑”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这决不是一贯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共产党人身上所应该出现的怪事。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由此来看，牢记毛泽东的这个教导、学习毛泽东勇于认错的勇气，对于我们今天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原本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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