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谈纪录片《铁西区》

摘要:王兵1967年生于西安，14岁以前在陕西农村上学放羊。父亲在他14岁时意外过世，他放弃读书去了西安建筑设计院接父亲的班，并从此承担家庭开支。1991年他到沈阳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后来又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99年底回到沈阳，用ＤＶ拍摄了铁西区。两年300多个小时的拍摄后，一个5个多小时的初剪版本获葡萄牙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03年又获得法国马赛纪录片电影节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两个最佳纪录片奖。

王兵曾经说过要把《铁西区》放给那里的居民看，但是这不太现实。此类片子的主要观众，不管能否坚持看完，应该都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国外观众。王兵不愿意承认社会中有上下层之分，也不愿意分别阶级，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对那么清晰摆在面前的社会不公正很反感。但是他的拒绝并不能挽救铁西区。

该访谈中，很多部分是采访者的感想，这位采访者发挥着王兵拒绝把铁西区划分阶层的观点，却缺乏对普通人真切的关怀，因而非常天真地把铁西区作为他/她审美的对象，谈及看完影片后的“深沉的愉悦”。

对于铁西区的居民来说，这样糊里糊涂的看客存在与否，对他们是毫无干系的。 －－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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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片《铁西区》片长9个小时，这似乎阻碍了大众化的观看和欣赏。但阻挡观赏的，主要是发行和出版的限制。它以盗版碟的方式做了有限的流通，当我数日前在北京花家地见到《铁西区》导演王兵的时候，问他对盗版碟如何看，他惨淡地一笑

      ——能被人看到就不错了。
　　今年夏天的打击盗版碟，使我有多层次的感想。保护知识产权是好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搞电影的人来说。但对于目前出版空间尚不充分的情况下，盗版具有特殊的革命含义，它有某种政治与文化内涵，因此在全球市场的背景下，它显示了不恰当的“正当性”。《铁西区》的流通也是如此。

　　纪录片与其他形式的电影不同，它使用的材料是现实本身。因此，纪录片的放映和流通，常常在客观上是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在当下，人们不能进行恰当的自我言说和充分的表达的时代里。

        王兵说
        ——我们这些人生活着，真的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活的，是什么样子的。现实是混沌的一团，我们在电影里与自己猛然相遇，一定会激发强烈的自我意识。

        ——我原来是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原来是这样的社会。因此同时，纪录片对于某些缺乏真诚交流的人与管理者来说，是危险的。

　　另外，电影评论是帮助观众对电影进行消化的，它也是电影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一个环节。当我们看到一部电影前，往往是首先看到一些评论，然后决定是否去观看，或者如何去观看，这就如同一本书的前言。从这个意义上讲，《铁西区》是远未被消化的电影。《铁西区》在国内的解读和阐释很少，有影响的是张献民和吕新雨的解读。张在《铁西区》制作过程中就与导演有所接触，他的文章很随意，但还是有实证性。吕新雨的解读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名字叫《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个解读被翻译到美国去，有一个在美国教电影的朋友说，现在那边不管别国的实际情况如何，喜欢找各种材料来论证他们的观点，比如关于阶级的理论就很合他们的口味。

　　——这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能感觉出这篇文章给我们带来一种奇怪的感觉。吕说这个电影受到《红色沙漠》的启发。我们知道《铁西区》的巨大工业造型是的确与《红色沙漠》相似，但是这个巨大的铁西区是早就有的，导演拍摄的时候无法再在使用的材料上创造什么，他是纪录者，如此以来，《铁西区》又如何能受《红色沙漠》的影响？

　　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文学化十足，它认为工业是一种噩梦。但《铁西区》导演更把铁西区看作是中国的一段政治经济史的缩影，在这里，铁西区的国有企业的失败和转型很显然并不是来自于一种异化，一种工业文明对人的摧残。如果一定要说矛盾，这里只有一种实在的矛盾——人与一种旧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这里也很难看出有什么阶级意识。

　　我们其实从电影里看不到导演强烈的社会学、政治学的观点。我们只能从导演自己发表的言论里看到这一切。从对话中，我发现王兵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在他的家里，他看的书有以塞亚?伯林的书，有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当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对什么感兴趣，但这并不能说明他认同某种政治观点，我还是在谈话中才得知他的一些观点——他虽然拍了铁西区的工人和其家属的生活，但他并不在社会观点上特别认同里面的某个群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这个观众都可以看。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事情，最后总的促成了这个结局。这个东西不像过去看电影，哪些人是好人，哪些人是坏人，在这个现实当中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各个方面的因素，没办法一刀切，你应该站在哪些人的立场上去，没办法产生立场，只能说现实就是这样子的。大家有混日子的，有把工厂干黄的，有整天想着自己的别的事的。就是这样子的。”

　　看起来他并不把那些腐败者和工人们划分为两类人，或者说他们也许都可能是腐败者，或者说都是某种制度下的牺牲品。好制度把鬼变成人，坏制度把人变成鬼。这里说到制度……但是王兵不使用制度这个词，他使用的是更容易被人把握和感受的词。

        他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人和人如何建立一种能够共同生存的关系。

　　阶级意识更是一种杜撰。我们在电影里看不到什么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与资产阶级相对，我们在这里也看不到资产阶级，我们看到的是一群缺乏主体性的人，他们都在那里茫然的被动的活着。那个巨大的无形的作用力也不是自由市场，而是国家控制。

　　我问王兵：“你是有阶级意识的人吗？吕写了一篇文章《历史与阶级意识》……”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得问吕新雨去。那是她写的，她这么看，是她的思维，不是我的思维……我很少去想什么阶级，我觉得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无阶级的，谁是哪个阶级，谁不是哪个阶级，那是毛泽东干的事情，我们看世界，不是那么回事。底层也好上层也好，这些人分这个东西就很有问题，底层在哪里？我就想问问，底层在哪里，上层又在哪里？同样都是人，人就是人，不是说物质条件决定了你是上层还是底层，底层概念的提法就有问题。就像以前说谁是地主，谁是贫农。”

　　当然每个人都有解释的权利。但解读要得到制约，要依据现实的材料和证据。学者不能削足适履，拿感性材料来硬套在自己的理性框架上。现在的解读普遍具有一种后现代的色彩，那就是不相信文本有一个固定内涵等待你去发现，一切意义都是在阐释的过程中创造的，重塑得来的，因此解释者的胆量都很大。这种做法面对文化作品也许可以，因为评论者只是以“遇到一个文本”作为契机来重新创造一部新作品。但纪录片与剧情片不同，纪录片所使用的材料是直接的现实，对它的解读要受制于现实的严肃性。

　　吕新雨先生很有重塑文本的激情，但强行解释，就会造成混乱。

　　误解是不好的，但在现实的环境下，吕新雨教授的文章毕竟为传播带来了很大促进作用。但另外一种误解就不可忍受。有些人认为“该记录片内容存在严重问题，与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相北，也极大地损害了沈阳乃至辽宁在世界的形象。”这其实不是误解了。因为误解要建立在想主动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里并没有想去理解一部作品的心思，这其实是真正的恶搞，应该制止。所幸，《铁西区》的形式与风格本身就能打破这一谣言，《铁西区》里没有一句解说词，镜头是开放性的面对那片即将成为废墟的工业区，一切判断交给观众。你难道还要以“现象真实不能反映本质真实”的话来进行狡辩吗？这样的狡辩是无力的，几乎是无须辩驳，只须一笑置之的。

　　但为什么这么无力的东西，总是能带给我们以巨大的伤害？这么说，那无力的东西反而不是成为了是最有力的事物吗？是什么让无力的东西成了最有力的？是我们的沉默吗？

　　纪录片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环节，它的流通能体现的价值一部分在于与人交流，使人获得一种自我意识，使我们明白自己的处境，这个处境包括社会性的处境和人存在即有的处境。《铁西区》的未能大面积流通，正是一个资源浪费。我问王兵，记得你说过希望你的片子给铁西人看，现在怎样了？王兵说：他们还没看到。

　　9个小时的长度固然使人望而却步，但当你一气呵成看完了那9个小时，你仍然会有一种深沉的愉悦感——悲剧感？失落感？生命感？苍茫感？存在感？——这些词语难以穷尽我们此时的感受。但王兵似乎很不喜欢用情绪化的词来解读《铁西区》，至少他自己不愿意。跟他谈话，他显得有点执拗，但也客观冷静，这冷静的性格很像《铁西区》冷静的镜头风格。他冷静的看着这一切，不下判断。

　　但是内心一定是有激情和悲悯的，如果没有这些，他就不会有这么长时间的注视，不会有这长达300个小时的素材和9个小时的片长。

　　我问王兵，你最喜欢《铁西区》的哪个部分？他说，他很喜欢第二部《艳粉街》的结尾：棚户区拆迁了，废墟上还有几家仍住着，有人在雪中吆喝别人接电话，电影在此嘎然而止。我还有疑问，那就是在第三部《铁路》的结尾处我有点看不明白。

　　——第三部那个结尾我有点没看懂，那个在车站上混日子的老杜，后来从派出所出来后就搬家了。过年的时候他家来了个女人，那是他跑走的那个老婆吗？  

        ——不是，是他在外边找了一个女的。

　　——那女的是干嘛的？

　　——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个女的也有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片子里似乎也没交代。

　　——到那时候我也不想交代，人就是这个样子，生活，几个人，也没有什么，反正能凑在一起，能这么过，高高兴兴的，就挺好的。其实他们之间都不是亲属关系，也不是家庭关系，这些人都在这个屋子里聚到一起了，过一天，高高兴兴的。

　　——最后的那个结尾，一个火车在黑暗里。为什么要以它做结尾？

　　——刚好都是夜晚，那个火车，在黑黑的夜晚里，很漂亮，很美的。

　　2006年9月于西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