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经过数代劳动人民和领导人的艰苦努力，我们初步建成了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虽然说还有很多不足，但就全球来看，如果以单个国家比较，现在除美日（本来苏联应该是最好的，他们在应用科学上有问题，基础科研上全球第一。）外无出其右。但在建设期间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无论是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改革这一串的曲折前进中，中国社会和经济都可以用这些词来显示曲折部分的共性。
链式反应、多米诺骨牌效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邯郸学步、不撞南墙不回头、按倒葫芦瓢又起、杀鸡儆猴。
我写本文的目的是反对极端主义者，我不承认什么左派右派的（凡是在中国思维网说我是左派的人全都给我指明其文革极端主义精神继承者的典型特征，而且我都是举例证明的。），我只知道有人为了自己的目的，故意曲解政策。有些人不是极端主义者，但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做极端的事情来反对政策。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为了解决就业，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国家建立工厂，引进苏联技术，充分发挥工人作用。如果看旧的纪录片，会有一个厂的技术人员无偿去另外一个工厂帮助技术发展的事情，换在现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链式反应在建国初期的建设中好处是非常明显的，对国家低成本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正是提倡这种为了国家无私奉献，造就了改革开放前的初步的工业体系（要反对的人去指责周恩来，这是他死前的人大报告中说的。）使中国从大量文盲，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国防工业中迅速发展起来。
三反五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 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就当时情况而言，历经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国家领导人对战争时期物资的紧缺，生活的艰苦是深有体会的（就像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看着现在人浪费粮食当然是非常讨厌的。），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需要用大量物资换取一些必要设备，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真正执行就不是那回事情了，很多下级工作人员为了表功，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做了非常多极端事情（我的家人是遇到的），当然有他们自身文化素质的原因，也有上级好大喜功的原因，还有制度不完善的问题，造成了大量冤案。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让整个国民素质提高，整个国家均衡发展（孔雀东南飞，资金技术涌向一个方向是典型的失衡。），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而不是让中国成为原材料出口地和工业品倾销地的思想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心理是非常清晰的。有很多书中都描述了毛泽东对苏联一台电机换中国很多粮食十分愤慨，说明他清楚认识到所谓高科技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对国民生活的影响。中国要有自己的高科技不仅是保证中国粮食自己的需要，也更是国防的需要，朝鲜战争使国家领导人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性有非常重要的认识，志愿军的鲜血是不应该白流的，甲午海战失败赔款与偷袭珍珠港结果的不同，就是因为美国有强大的民族工业，有强大的民族制造业，而中国没有。龙永图这种人鼓吹外资企业在中国纳税（那么多减免税收的优惠，不知道他鼓吹签订WTO协议中为什么不想想民族企业，不想想WTO规矩中有不得歧视的规定。）雇中国人就是中国企业，为什么不想想如果他们把产品的参数给了自己国家，中国人能够在战争中获胜吗，俄国人已经和美国人交换武器参数了，怎么不影响中国从购入的武器作战质量。当别人是白痴啊，当士兵的生命是草啊。如果你的国家领导的专机上全是外国窃听器，你是如何感想，现在可不比当年，进口苏联的窃听不到，不要用日本来和中国比较大飞机，日本从来就没有放弃研发大飞机。
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压力是一般人无法想像的，他们必须对全民族的生死存亡负责。一个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所谓的帝国主义的狼性决定的，而不是提倡君子和而不同的传统中国人性决定的，西方白人的殖民传统是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的，只有从殖民地获得大量生存资料满足本民族的基础生活才能够有希腊的民主，荷马史诗中征服东方获得财富的传说（或史实），使西方人对东方的征服欲望从来没有消失过，美国建国的传教传统使他们对东方异教徒征服的欲望从来就没有消失，美国的远东战略使日本和中国不和以钳制中国一直是美国一百多年的战略。（从美国建国后建立自己工业体系，统一南方以取得北方工业体系的市场而不使南方成为英国倾销工业品和原材料市场，他们对其他国家就是使其成为原材料基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以使这些国家永远处于产业链下游，也就是自己造船，别人买船。没有超额利润，也就不能保持国内资产阶级的富裕，因为人民没有基本生存资料势必造成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这也是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亏损多年也要联合制造空中客车这一类高科技产品的原因。反正成本可以向中国转嫁。）
中国工农业的发展的速度是最高领导人最关心的。欲速不达，中国古语也不是那么容易推翻的。国家建设前期的进展一方面使大家看到了期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加快发展速度的欲望。孔子曰：日三省乎己。作为国家政策，任何一项政策的发布在整个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民的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很小的偏差就会导致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死存亡。如何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反思，不断调整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等一个政策执行到天怒人怨才改变，一改变又把原先的目标全部推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南方周末鄢烈山，人家反思改革在你嘴里就成了反改革派，写稿还一稿两投，看样子教育改革、医疗改革错误死的人还不够多，数量不到反思的时候）。
如果看文史资料，就会发觉，在红军创建初期，军事领导人一旦指挥了败仗，往往会被撤职。战争是无情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林彪对每一场战役无论胜败都是要反思的，很难想像林总如果不反思每一次战役就能够在战场上获胜。林总如果不反思，很难想像他会在平型关战役后以更少的兵力、更小的代价取得与平型关战役同等战果的歼灭日军的广阳战役的胜利。林总在战争中最多的就是思考，要把一切不利因素全部考虑到，将不利因素造成的后果降到最低，有利因素发挥到最大。林总在解放战争时期，命令所有高级指挥员都必须在战役结束后写作战检讨，如果没有反思，那在下一次战斗中将付出更多战士的生命，这种反思是对士兵生命的爱护，因此他的对手杜聿明对关外共军和关内共军的技战术评价悬殊，认为关外共军战术素养远超过关内共军，这种反思是快速结束内战（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思想没那么容易消除，不打不行的，否则土地不可能国有化。），使人民过上安定生活的基础。
经济建设的复杂程度、难度远高于军事，对于从战争中转行到经济建设的国家领导人来说的确是个非常大的难题，中国各地区的复杂程度，例如宗教、地方、宗族矛盾的复杂远在红军初创时期，党的领导人就领教过了（王佐、袁文才从党性上来说是可以的，但他们因为宗族矛盾被杀使井冈山根据地丢失，毛主席和彭德怀的矛盾因此产生，彭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周总理出于国家建设需要，希望上海交大有一部分人去西安建设，受到阻力不小，对于普通人家来说，离开自己熟悉的故乡是很难过的，而且两地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之大是很难一下子适应的。更何况后来上山下乡政策又是行政指令，强迫性更强。
发展速度要适当、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在综合平衡中协调稳步发展。这是周总理在建国后的国民经济发展原则。应当说，这是非常务实的，对比中国现在改革中的乱相，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了以金钱为中心（腐败有利于改革这种话都说得出，这种人还能够上报纸电视，难怪国家乱相遍布。）。在与毛主席的冒进与总理反冒进的矛盾中，总理在南宁会议受到了评判，支持的人有陈云（主管经济副总理，坚持不检讨，其掌中鸟经济论断深得经济发展规律的精髓。）、陈毅、李富春、贺龙。大概懂微观计划经济的人也就这么几个吧。
应该说，总理的原则与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中国历来是传统中庸主义与极端主义斗争激烈的国家，历史上宋代改革家王安石与他出了名的反对者司马光都是典型的极端主义者，对打击对手也不手软。唯一的名满天下的中庸主义者苏东坡就是个出名的倒霉者，前次反对王安石被贬，后来又反对司马光全盘推倒。中庸不是没有原则的和事佬和曲意奉承上级，而是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不计个人安危。唯唯诺诺曲意奉承的小人行为怎么可以被解释成中庸主义呢。扶弱抑强，保持国家平衡就是中庸，而不是什么两极分化是穷人奋进的动力，如果你的下一代遇到一场大病变穷了，没有同等出头的机会，你作为什么专家是不是也应该说好啊。（马立诚这种汉奸败类能被鄢烈山称为政论家，中国改革政策制订如果掌握在这一类伪专家手中，改革政策的荒唐不言而喻。）
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应该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但在中国就不会一样了，穷的时候要政绩，速度要快，数量要大，虚报瞒报；如果要省，就会搞成土法上马，不是说土法上马不对，问题是土法上马达不到效果，这种土法有何意义（战争事情我们没有毒气，只好把死猫死狗扔在炮楼壕沟中也算土法吧，但起码达到了效果。），尤其高科技产品对环境要求很高（首钢曾经要在北京搞高耗水的单晶硅工程，简直无法想像。），炼钢炉要耐火砖，要专业设备；稍微有钱了就要好，不计工本，周总理死前曾经说过，只要我活着，国务院就不允许造大楼。有了北京这个造大楼的表率，全国各地蜂拥而起的各种大楼那还不失控，连重庆江津的街道都可以造上千万的大楼。真是链式反应效果明显。
反冒进正确不是说周总理就不犯错误，周总理批准了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发掘长陵的报告，结果发掘了定陵，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全国各地都打报告要求发掘帝王陵墓。中央当时的财政政策是量入为出，定陵保护所用资金实际上是不够的，但已经没办法了。周总理后来在参观时候说了句“我对死人不感兴趣”实际上是非常后悔的话，他自己犯了错误，已经有后果了。现在，当初参与定陵发掘的陕西考古人员石兴邦居然借用总理的话说“让后代人发掘”说明现在可以发掘乾陵了，在全国文物形势及其严峻，2005年中国文物报公然呼吁“不得把文物作为礼物送给领导”的形势下说这种话，此人真应该万剐凌迟。
主席大跃进要求深耕密植，搞合作社，其目的为现在人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党从分田地变为土地归公。耕者有其田是历代统治者的愿望。中国建国初期人口已经达到近5亿了（当时可不具备避孕技术和意识，战争威胁也需要人口）。土地对农民是命根子，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很多干部出身农民，为农民做事是他们不忘本的表现。土地一旦私分，就会有兼并，兼并到一定阶段，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如果把当年档案吊出来看就知道了。多少王朝因为土地兼并使民不聊生，国家动荡。我们的历史教学教到现在居然有这么多人大喊土地私有化（教学内容应该调整），学习外国（人家人口多少，工业人口多少，政府如何保障失业工人的，如何保障农民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专家。当然，一下子让土地归公不是没有错误，有些人把土地刚花钱买下来就没有了，对他们打击很大的，既然中央可以对资产阶级的工厂进行赎买，也应该用粮食对在一定期限内买所分田地的人进行赎买，考虑得更详细没什么不好。毕竟土地兼并还在初级阶段，能够及时发现固然好，但修正错误的手段也应该适当考虑。合作社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保障团体利益，势必损害个体利益，毕竟团体的稳定性大于个体稳定性，也有利于国家，并田减少田埂使可耕地面积增加也是目的之一。当然，每一个政策都会遇到不同的具体问题，应该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刀切认为好，把握精神而不是把握形式是关键。
衣食住行是人的四大基本需求，国家必须保障四大基本需求，而不是让私人作为赢利目标，一旦政府把这作为赢利目标，那整个国家混乱自不待言。时代变了，教育和医疗也是人生活的基本保障，相当于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东西作为市场化赢利目标，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就是倒退。
应该说，在改革前，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都一心为建设国家节衣缩食，基本保障也还是有的。70、80年代很多出国的留学生非常节俭，节约自己在国外的开销，买设备给自己的单位，大家一心为国家发展努力，说明那么多年教育还是有成效的。现在国家发展了，“有钱”了（我坚持认为国家很穷），居然有像北大那样诈骗国家钱财，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863计划时候就有了，各开发区扶持中小企业的钱很多都是不合格的项目，只不过现在很多事情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当年总理死的时候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这留下的资产是实打实的，是苦干出来的，是那几代人为了我们后代、为了国家富强所付出的青春和血汗。
当然，就我个人观点认为，适当发行债券（我认为总理逝世前一点没有什么债券也有点极端，可能主席不欢喜这样。），发展国家也没什么不对，仍然是要以总理建国初期的综合平衡为原则。而我们现在就不一样了，国债发行数量过多，很多莫名其妙的大楼拔地而起，全国各地造大楼，给子孙留下一大笔债务，消耗资源的速度与人口比例极不对称。如果是这种资源消耗所带来的财富是属于国家的还可以说，问题是很多资源的消耗通过工程转移到了个人腰包，转移到了外国，这也能算国家发展吗。中央可以发国债，那地方就只好卖土地了，要么就是乱收费和拖欠债务来造楼。链式反应。现在是工程越大，花钱越多越好，中国人口这么多，真的富裕吗？为什么可以节俭的硬要用这么多钱，不就是要曲线把钱捞进自己口袋吗？把债务留给人民？合肥造一个渡江战役纪念馆都要上亿，中国要造多少个才够啊（江阴97年就造好一个了），全国那么多战役呢！！！！！安徽很富裕吗？
改革开放，应该是改变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思维更活跃，更理性，目标是使我们眼界更开阔，终极目标是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生活幸福。有外资参与竞争，我们可以相应学习。但是开放过度，开放政策居然是歧视民族企业（外资减免税，税收优惠收这么多年还不改，真是民族企业不垮不改。），结果假外资铺天盖地，真外资借助招商引资和GDP的官员考查指标层层突破中国的政策和法律，连龙永图都没搞明白外国人能在中国开多少大卖场居然还去谈判WTO。上面既然欢喜GDP和招商作为指标，那国家主权，尊严统统可以化为GDP和招商数量，质量就不管了，反正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口号，不是人人都学历史，要勤俭建国的（外国商业机构的情报部门都很清楚中国人是以招商引资数量和GDP为考评指标的，其他几乎不看）。为什么花旗银行明知中国对外国银行控股中国银行有限制仍然敢于提出控股收购，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代理人（原总理赵紫阳的儿媳曾经是花旗的高级职员），他们根本就不会把中国的政策当一回事情，因为这政策首先是中国人不当一回事情，当然外国人乘虚而入。所以这次凯雷收购徐工居然有外国政要出马公开游说，这简直是藐视中国的国家主权。美国的游说就是曲线贿赂，台湾是怎么游说的大家心里都清楚，一旦在中国游说成风，这结果也就是链式反应。如果主席和总理在，连美国总统的保镖都不可以乱说乱动，更何况有不把中国外交部官员不放在眼里的事情了。
工商业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中国的出口一半以上是外资或合资企业，也就是说不但出口的商业链，连生产链都控制在外资手中，这种开放有什么意义。以前工商业利润给国家统筹，是为了平衡国家发展，现在是给外国人拿走了，让他们成为富翁，还慢慢把民族产业挤垮。
改革是改去不良的制度，建立更好的制度，结果却成了突破政策法规，视法律法规为儿戏。上行下效，各地方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改，招商引资奋不顾身，出卖国家利益，不以违反国家法律、丧失民族尊严为羞耻。
改革是为了使大家生活更好，如果告诉你，改革是为了让别人富裕，剥夺你分享改革成果的权利，你还愿意支持改革吗，当然南方周末的鄢烈山是肯定愿意支持的，否则这种人支持汉奸马立诚，指责他人反思改革就是反改革，把别人说成想回到改革前动辙得咎的年代干嘛。
第一个一口气把地方全部国有企业卖完的就是我的家乡，泉州市委书记林大穆，而他的家人那时候已经全在国外，现在所卖企业全线垮掉，工人全都下岗另谋出路，就等着搞地皮生意了。买家中策集团黄鸿年也非常出名，是中国出了名的欠款大户（2001年的21世纪经济报道，金光乍泄标题）印尼金光集团黄奕聪的儿子。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的倒掉，后面就是链式反应，各种手腕全线上阵。南方一向比北方开放，福建地区的腐败水平和他们在国家艰难时候捐款一样为全国瞩目。现在全国各地捞一票，逼工人下岗，做房地产成风。一个国家能靠房地产发展，中国是香港吗？香港发展了吗？郎咸平教授去泉州玩的，我还以为去讲课呢。反郎咸平的文章我写了，我不相信什么人能够那么容易从我这里帮他摘掉为侵吞国有资产做说客的帽子。
最有名的曲线MBO是君安证券公司的张国庆、杨俊。在他们的启示下，中国的贪污犯们从隐蔽的贪污转为公开的MBO捞取国家钱财。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反腐节目有很多是以反腐败者遭受沉重的打击报复而结束的，对整个国家的信心是沉重的打击。而中央电视台一次又一次鼓吹大跃进，鼓吹教育产业化、鼓吹私有化（大肆鼓吹很难不让人脑子转到土地上去。），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沉重的打击。他们不明白国家命脉产业是应该公有化、民族化，资源性产业是应该公有化民族化，下游服务业（不包括金融）和一些普通产业是可以私有化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大动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最初的走后门，弄批文，公款吃喝、旅游终于走到了大规模侵吞了。从一代一代艰苦奋斗积累资产到全部变卖资产。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东北到建设东北再到让和中国争夺能源的日本人参股黑煤集团。哪一代在前进，哪一代在后退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主席有那么多运动了，中国有那么多极端的防微杜渐的运动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教育部门要产业化，市场化。医疗部门废除了毛主席的赤脚医生，把工人的医疗保险也市场化了，以西医标准禁止乡村中医行医却又不为乡村提供廉价医疗保障。国家药监局的审核数量是超过四则运算的人体极限速度的。中国证监会所审批的文件单位时间计算也大大超过四则运算的人体极限速度。国家工商总局居然不知道大卖场多开会影响众多中小就业者就业，让外国大卖场乱开，即使本国也不允许乱开的。银行管理不仅是要内部管理，发动群众，以两参一改三结合防止一把手作乱，垮地区审核防止团伙作案，国家更应该为银行提供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严厉打击犯罪。让侵吞国有资产者大摇大摆上电视，那么多上媒体富豪被抓，公然侵吞国有资产，以侵吞国有资产为荣，银行怎么会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上股市圈钱就能解决银行问题？这种想法真是够荒谬的。不愿意付出打击犯罪的成本，那只好以人民血汗流失为成本了。中央电视台和中国证监会所具备的媒体传播负面效应是无法想像的。中央电视台，你什么时候才能够不让张维迎、林毅夫、柳传志、吴敬琏这种人不上电视啊，起码得让他们的反对者上电视平衡一下吧，不要让中国人只有一边倒的极端思维。
当初因为外汇储备低放纵人民币贬值增加出口，学日本。人民币贬值的危害远大于人民币升值的危害。为了增加外汇储备采取这样的后果，虽然出口增加了，但现在外资套取中国资源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光考虑一个方面而不考虑其他方面也是典型的极端主义的做法。当初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因为他们外汇储备少，现在外汇储备多了又怎么样。一边是外汇储备因为投机暴增，一边还拼命招商引资，增加QFII配额，这种混乱的政策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中国，到底是干什么啊。一边是压缩基建投资，一边是拼命发股票（发股票就是要上项目），这种政策出现在电视台谁会认为中央是在压缩投资过热啊。这样的表现怎么让政令畅通啊。
当年是跟着主席、总理在战火中打下的共和国，没有人敢于把命令当儿戏，起码不敢公开对抗。而现在则是看着中央自己以改革不断突破政策底线成长起来的一代官员，我们还是不是中央集权国家（我的思维只能赞成中央集权，因为中国地区差异太大，要做到全国发展平衡必须是倚靠中央集权调派人力物力。）。
错误的链式反应使中央政府威信扫地。
当年在我的故乡泉州管辖的晋江造假药，中央当机立断，杀鸡儆猴，十多年没有人敢造假药。当年毛主席签署刘青山、张子善的死刑命令，使大批党政官员不敢有非分之想，保全了他们的性命和家人。现在所谓的改制和假药重现江湖，何况假货已经是铺天盖地了。
（本人因维护国家利益被迫下岗，心情不佳，无法写完，我会用简洁的语言为大家讲明白中国经济问题出在哪里的，虽然我的文章结构不好，不过起码能够让大家看懂。）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当年我们没有军事实力，但我们在华北的经济战中击败了日本人，现在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暴力机构，居然对付不了一批经济汉奸和侵吞国有资产者，不会连窃听器都不会用吧。
把鼓吹产权改革的张维迎立即开除出北大，对吴敬琏、林毅夫、茅于轼、鄢烈山之流的观点予以在报纸公开批驳（否则还会有更多的人会不计后果乱说），大杀一批侵吞国有资产的人，把清华大学胡祖六这个汉奸踢出中国，警告外资企业，以不肯建立工会先拿商业型外资企业开刀，按照WTO规则把大卖场关一批（只要把连锁店关一批就可以了，用不着全关，反而可以增加就业。）杀鸡儆猴才能够稳定国家形势。
杀鸡儆猴，中国经济和法治的希望。
宏观调控的结果是失败，降温的结果就是冰点，因为降温的方向有问题，是行政问题，也有政策问题，而不仅仅是金融方针上的问题。
我不希望有政治性跟帖在后面（虽然我的文章是有部分政治性内容的），否则会影响大家看文章的，如果有过多讨论政治问题的，版主有权删除本帖以及跟帖。
丁丁的兰莲花
2006.8.19
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杨晓陆（维护国家利益被逼下岗） 刘军洛（母亲被村霸打瞎眼睛，其祖父为共和国元勋刘伯坚）
中国大案要案的精神病链式反应开始了，从昆明、上海汽车撞人案和襄樊的高莺莺案来看，这将使更多的改革成果消耗于破案成本，中国人维护国家稳定的成本将大幅度上升。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