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经济的新动向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项基本国策的指引下，所有部门都开始自觉地以经济效益来衡量自己的得失成败。制造业和服务业迅速转向市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政府官员为了创造经济效益，自然也不甘落后，而他们惟一的产品或服务就是手中所掌握的公权。在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权钱交易以后，官员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了，他们发现，完全可以省略中间许多不必要的环节，直接出卖或寻租公权来获取利益无疑是最快的致富手段。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商界奇才、中国首骗”牟其中先生的见解倒颇为相似。牟先生曾经公开宣扬他的经商之道：最快的发财手段莫过于直接从银行取得贷款而不必归还。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仅仅十余年间就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目前正在向人类最高层次的官场经济阶段大步跃进。先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早已不再是什么企业家、发明家，而是一大批与时俱进的党政军官员及其代理人。而且他们在先富裕起来之后，并不是象改革的设计师所预计的那样，带动全民共同富裕，反倒为了追求更加富裕而走向疯狂。例如受贿近千万的前黑龙江省组织部长韩桂芝同志、贪污一亿六千万的前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同志、拐跑上亿美圆的前中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同志，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和光辉榜样。但是从他们最终败露中不难发现：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而只有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威力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原来公认的清水衙门卫生部和教育部正是通过实行全行业的产业化，在短短的十年间就完成了从赤贫到暴富的飞跃，为官场经济的胜利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颂歌，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了全民的共识。
最近，文化部以保护版权为名，要在全国各地推行统一的卡拉OK管理服务系统，通过点击率向KTV收取音乐版权费用；与此同时，国家版权局也做出规定，KTV即将按照营业面积向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缴费。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两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为了实现共同的创收目标，各自制定了“合理”的收费标准。不明底细的人多少会有些眼花缭乱，正如当今的青年们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文革初期两派对立的武斗组织会为了保卫共同的伟大领袖而作殊死搏杀。但是，只要站在官场经济的高度上加以观察，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着公权寻租的显著背景。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导：我国目前大约有10万家KTV。按照平均每个KTV有20个包房计算，每个包房每小时即使只赚10元钱，一年的消费量也有1240亿元。正是由于这个市场利润丰厚，才引起了文化部和版权局的高度重视，都想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公权强行分取KTV市场的巨大利益，所谓保护版权、加强管理云云，不过是一块肮脏的遮羞布而已。虽然近年来这两个部门也没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淘金，但很多利益毕竟要与地方分赃，自身获利有限，难免留下不少遗憾，所以他们这次痛下决心，发扬金庸笔下东方不败“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大无畏精神，想把全国的KTV市场一网打尽。为了让那些经营者老实就范，这些官员们还异常严肃地指出：严格地说，现有的KTV场所中没有一个是完全合法的。虽说现在对该管理服务系统的安装实行的是“零成本接入，以自愿为原则”，但在如此高压之下，估计凡不想停业的经营者们不得不一致“自愿”响应。虽然我国目前的文化事业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流传后世，但在创收文化方面却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
文化部、版权局的这项新措施只不过是官场经济大潮中的一束浪花而已，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做法也是大同小异。北京市工商局最近下达文件，不准利用民宅进行企业的登记注册，目的是为了把这些企业从租金相对低廉的民宅逼进空置多时的写字楼，估计这是写字楼开发商一次成功的公权收购行为；到了工商年审之际，那些已经在民宅中注册的众多企业就会面临一个重新审核的问题。工商局之所以没有对民宅注册作出更加清晰的规定，明显是在等待写字楼开发商与住宅开发商们进行一场更激烈的较量，以便花更高的代价从他们手中竞购公权。
其实，在已经进入官场经济的今天，公权寻租的现象已经随处可见，不但政府部门乐此不疲，凡是掌握一定公权的企事业单位也是如此，而且几乎是无孔不入。仅以中国某大型国有旅行社为例，总经理可以肆意挪用公款为自己进行投机经营，部门经理可以通过业务发包来索取贿赂。即使是最基层的管理人员，仅仅是负责为旅行团指定餐厅、委派导游，他们也可以将手中所掌握的那么一丁点看似很不起眼的权力进行寻租，为自己带来惊人的收益。例如该旅行社日本部的处长王某，其行政级别顶多是个正科级，但是由于他手中握有为每年500个（共计约10000人）旅游团指派导游的权利，因而成为了导游人员竞相进贡的对象，即使每指派一名导游只有2000元的收益，一年累计下来就达到了一百万。后来，他跳槽到了另外一家旅行社担任日本部部长，觉得原先的做法还不过瘾，于是他索性对所有导游人员作出明文规定，每接待一个人就要上缴1000元，即使业务量没有扩大，而他的收益却在顷刻之间达到了1000万。至于整个行业是否会因此而垮台，旅行社本身是否能够盈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反正他本人护照在手，随时可以一走了之。难怪即使把中国所有旅行社的业绩统统相加在一起，也赶不上美国运通公司一家的效益。
由此不禁使人想起林语堂先生在《吾士吾民》中所描绘的那种“民国万税”！的有趣场景：每个官员都会创造出许多新的税种，前任出台了灶税，现任就会推行花轿税，而且花样繁多，没完没了。据说当年在四川某地竟然还征收过粪税，郭沫若先生就曾经为此写过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说不定在哪一天，环保局会借口治理污染问题而对放屁也做出规范并收取相应费用。
至于公权寻租的后果自然是显而易见，因为从中国历史上看，买卖官爵、民怨沸腾，历来是改朝换代、除旧布新的一个明显征兆。公权只要能够找到寻租的市场，就会象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不止，从而把老百姓赶上绝路；而一旦无法实现寻租、获取利益，就会转变地异常消极无为、敷衍塞责，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国家信访局。他们为了贪图省心，默许甚至纵容地方公安机关进京抓捕上访群众。具体说到这起KTV事件，还有不少细节可圈可点。毕竟KTV与医疗、教育、住房等全民产业存在很大差异，其消费群体大多是那些有余钱剩米的小资阶层，虽然平均到每个个人头上不会增加太多的支出，但他们比起那些逆来顺受的民工们，能量无疑要大得多。况且，这次摆明了是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广收利权，无疑还侵害了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在早已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可以说是越演越烈。但是在这个回合的较量中，好象中央政府决无胜算。
首先，文化部、版权局的如意算盘果真得逞了，中央政府除了落下一个“公权寻租”的恶名以外，似乎别无所得。因为他们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版权”，所有收入都不上缴国家财政，而文化部却可以通过其文化市场发展中心控股的中文发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办卡拉OK管理服务系统，从中获得巨额收益。这种主子挨骂、奴才发财的买卖，岂有值得一做的道理呢？文化部也好，版权局也罢，毕竟在中央政府里还算不上是什么强势力量，如果掌握国家强制力的部门，例如军委、总参谋部也要对手中的公权进行寻租，其后果简直令人无法想象，估计政治局很快就要隶属于督军团之下了，整个政局也许会倒退回民国初年的北洋时代。其次，如果这次声势浩大KTV收费行动最终被各地的经营者设法瓦解，或者为地方势力所抵制的话，无疑又会大大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号召力，进一步加强地方督抚的势力。总之，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这种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事情，还是以不做为好。
2006年8月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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