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绿色GDP终于陨命

何必：绿色GDP终于陨命

中国政府在力图抑制经济增长以保护环境之际，放弃了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绿色核算”的计划。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表示，已放弃引入国民经济产出“绿色核算”的计划。这位官员表示：“精确计算出根据对环境影响调整后的GDP数据，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国20年来近两位数的年度经济增长率，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激起了国民日益强烈的抗议。3年前，中国领导人要求国家统计局制定一个“绿色GDP”指标，用以评估地方官员的政绩。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复杂多样的国家，要想确保政策的实施，找出精确衡量地方党政官员工作表现的方法至关重要。然而，在围绕是否引入拟议中 “绿色GDP”指标的争论中，国家统计局的观点与国家环保总局相互对立。后者仍支持这一想法。国家环保总局认为，“绿色”指标有助于中国评估经济发展在环境方面所付出的代价，也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增长。但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表示，国家环保总局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复杂性。作为一种替代方式，国家统计局正着手引进所谓的“绿色会计”，该体系使用流程图来追踪资源（的运用情况），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2006年5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如此，曾经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绿色GDP终于尘埃落定，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结局？

2月8日出版的《每日工业快讯》报道，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后果已引起国内各界关注。据悉，已有10个省在尝试测算并报告“绿色GDP”。“绿色GDP”是“十一五”规划的中心，节约、环保的经济增长是其首要任务。日前，泛亚洲智库全球明天协会（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创始人发表文章指出，目前，中国每单位GDP能耗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9倍。中国政府希望将能源密集度在5年里降低20%，这个目标实属不易。那么，中国何以实现其目标呢？文章认为，（1）鉴于中国在蒙特利尔会议上的声明，中国应考虑贯彻《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尽管作为附件一以外的国家，中国没有这种义务）。如此一来，中国将承认其作为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的责任，这也许比人民币升值更重要，而这些措施对于自我生存也是必需的。（2）中国可建立一个内部排放交易机制，按中国自己的规则运行。该机制在珠江三角洲和香港试点后，其规模可能在10年内发展为全球最大。（3）中国的汽车引擎必须实现飞跃，先使用混合动力，然后使用氢燃料。中国的汽车增长预测让人瞠目，这或许使中国成了唯一能使这些技术在经济上可行的国家。比如可以通过一项方案，让公交车和政府车队采用这些技术，或向购买这些车的车主提供税收减免，或两种方法同时采用。（4）中国应通过已融入中国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各种技术，把所有这些都联系起来。技术能降低中国的碳排放，同时把石油和天然气进口限制到占消费的30%。此外，中国也可从日本这个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那里获得启发。中国的工业巨头，可与为创新寻求新市场的日本集团携手。而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一汽已与日本丰田在吉林开始生产丰田的普锐斯（Prius）混合动力车。

对此编辑部点评道：上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尝试将环境要素纳入，以发展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绿色GDP。自2003年开始，尽快引入绿色GDP的核算也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考虑。然而专家指出，绿色GDP核算却并非易事，全世界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技术的难点是如何来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观念的障碍是一旦实施绿色GDP，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将面临诸多来自官员的阻力。此外，我国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空白。另一方面，一些人士也提醒说以绿色GDP指标考核官员也存在没有顾及环境与社会、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局限性。据说在中国陕西省，尝试计算出来的绿色GDP居然是负数，只好不了了之了。看来中国要推行绿色GDP的困难虽然是个趋势，但困难还非常非常得大。

而3月3日快讯就直截了当指出，绿色GDP目前在中国不具可行性。中科院《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指出，循环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成熟，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还存在一系列尚未解决的课题，并且由于循环本身的局限性而难以解决所有资源环境问题。目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正处在全面试点阶段，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并不统一，经验积累不足，缺少规划指导，一些地方还存在着概念炒作和盲目推进的现象，在管理和经济上也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和风险。如果大规模推广且得不到有效管理，有可能造成新的资金浪费和重复建设，延误发展的机遇。为此报告提出了“试点先行、谨慎评估、规划指导、循序渐进”的建议。该报告还指出，我国在建设节约型社会过程中要努力实现环境治理保护、资源开发和管理模式上的三大战略转变。首先，在污染控制模式上，要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以及生产和消费全过程控制转变；其次，在资源开发模式上，要从资源依赖和资源密集型向资源节约和创新推动型转变；第三，在管理模式上，一是要从部门分割的封闭管理转向多部门参与的综合协调管理，二是要从偏重生产管理转向生产与消费管理并重。

编辑部认为，绿色GDP理论上不新鲜，推行起来很不容易。但推行绿色GDP核算是一种对环保、科学发展观和外部性福利的追求，它与全社会的长期生存能力相关，当这种全局性、长期性的利益与操作可行性发生矛盾时，我们只能着眼于解决矛盾，而不是舍弃对绿色GDP的追求。“绿色GDP目前在中国不具可行性”这种说法更准确的版本应该是“在中国全面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存在很多不可操作性”，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改变“全面”这个变量，也可以在绿色GDP核算体系前面加上“符合中国国情的”这一定语，可操作的办法就会很多，比如开展几个试点，试验不同的模式和指标体系，从一个较小的范围试行绿色GDP，降低难度，先简后全，先易后难，逐步完善，先建立一个简易的但却包含了最基本内容的绿色GDP指标体系是可能的。至于部委之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产生分歧，长期来看都是小问题。

事实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存环境形成的无以复加的疯狂掠夺，早就成为坊间关注的焦点，并且得到了包括环保部门在内的政府机构的重视。国际上如今有“全球性公共产品”之说，其中包括安全、环境、健康、知识、治理等五大要素，也就是说，这些领域已经不能单纯以国家主权为借口形成闭关自守。而中国诸如二氧化硫全世界排放量第一等污染物对国际环境破坏愈演愈烈的状况，更是凸显了中国式增长的致命缺陷（当然还包括贫富差距和社会失序）。于是，才了有亡羊补牢的绿色GDP的政绩考量说辞。

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认为，中国绿色GDP于国际上绿色发展概念有差距，是产值减去环境成本和人类健康成本。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指人类直接和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绿色生产也必须绿色消费、绿色购买。中国传统GDP统计方法广受质疑，尤其餐饮、奢侈消费也计算在内。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成为各新闻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而他在多个场合有关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垃圾场的言论，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指认了中国环境现状并以媒体人的话语风格形成了面对全社会的发聋振聩。应该说，在世界共识于环境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时代里，中国却依然冥顽不灵于所谓环保方面的内政干涉论，借以掩盖内部各种环保劣迹、腐败与丑闻。而各地瞄准最高当局所出台的行政禁令，并没有给环境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善，反而却由于地方保护色彩的加重而对环境造成了变本加厉的破坏。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4月28日发表了《亚太地区环境状况2005报告》。这份新报告指出，亚太地区迫切需要绿色的、更高生态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联合国亚太经社会1985年来每隔五年出版一份有关亚太地区环境状况的报告，对于亚太地区的快速经济增长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称，亚太地区当前的经济增长率难以维持，应立即行动，采取“绿色经济增长”模式。《亚太地区环境状况2005报告》认为，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必须继续发展，减少贫困，但是快速的经济增长正对有限的环境资源施加更大的压力。尽管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国改善污染控制的努力取得进展，仅仅这些行动还远远不够。环境的永续发展需要在污染控制之外寻找新的途径。《报告》说，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不能继续走“先增长后治理”的道路，而必须转变为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或“绿色增长”。亚太地区“绿色增长”模式的采取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环境压力增加的背景下，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更为迫切。根据报告的分析，这种迫切性源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承担着更大的地区和全球环境重负，快速增长正发生在那些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比其它地区更低的地区。正在演变的市镇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以能源和资源密集、生产浪费高为特征的全球化消耗方式。能源、原材料、水的需求上升和利用率低，正带来经济、社会和环境代价的增加。高消耗在亚太地区并不总是意味着社会经济的高发展。各种自然资源继续在广泛的地区减少。此外，《亚太地区环境状况2005报告》还研究了生态效率和绿色增长的概念，展望了每个亚太经社会次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前景。

应该说，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正在成为全世界日益诟病的垃圾场和污染源。

但是即使这样，在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里，绿色GDP还是明显地超越了技术性层面，而成为政府不同部门之间权力与获益方面的较量，成为争权夺利的道具以及牺牲品。在绿色GDP的立场上，政府几乎所有部门都面临着站队定势表明立场的选择。具体就可以表现在统计部门与中科院的态度，与环保部门的立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而其背后则是对于政绩评价体系规则制定以及行为管制等方面权力的争夺。

据介绍，全国环保部门一年办理环保审批手续的建设项目大概有几十万个，其中，县级办理的项目可占到60％?至70％；从项目投资额看，县级环保部门审批项目投资额占建设项目总投资的50％。但是，县级环保主管部门在建设项目管理中，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执法不严现象。主要表现为，许多违规建设项目，该处罚的有时只是要求其补办手续，该从重处罚的只是轻微处罚了事。

而当权力属地化、公共利益部门化成为政治生态的顽症时，不止是环保，包括公检法、审计、纪检等等党政司法体系都面临着那个教育部原副部长张宝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的困局，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局办之间的势力叫板，成为了当今更为鲜亮的中国特色。

到现在，绿色GDP未出襁褓就已经作古，出师未捷身先死，成为中国政治权力场域中的一个新符号，标志着公权力当中利益分野的态势将更加迅猛而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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