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后中国大陆财富分配全景图
追忆爆仓岁月
1949年12月，大陆易守，国民政府迁台。夺取政权的一方面对着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大陆，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历程，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旷古未有的、绵延几十载延续至今的财富分配的浩大工程。这个工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权初立至90年代初，大致40年左右时间。这一段的财富分配主要的表现是工农产品剪刀差，意即农业初级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之间巨大的购销价差。又因有中国有史以来最为严苛（堪称丧失人道）的户籍管理制度的配合，社会财富从农村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并人为加剧了历史上本已存在的但大多数年景能相安无事的城乡二元对立矛盾，这好比掐着奶牛的脖子、捆绑她的四肢，强行挤奶。幸好我们这头奶牛脾气够温顺，又坚忍耐劳，况且不久前刚遭人毒打过，掐脖子、捆四肢于她而言已经算是“优待”了，所以就这样忍了下来。直到30年后，眼见着她被榨尽了最后一滴奶而将无所出，昔日千年帝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农村和农业行将崩溃，这才给其松了绑，让她在政策允许的有限范围内自由觅食。于是，农村摆脱窒息的困境而又活了过来，按官方的话讲，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不紧不慢过了15年，说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要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跟市场接轨。“逐步”一词真是甚为微妙，所以面对其缓慢的放开过程和只针对有限的几个品种，我们尽管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其诚意，但也只能哑巴吃黄莲。直至今日，又一个15年从世人的眼前流逝而过，因着政府的只求索取（苛捐杂税）而吝于给予（农业补贴制度极不完善），因着地域间、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因着农业市场化改革的脚步太慢，因着通货膨胀、生产资料价格年复一年的上涨，而农产品价格长时间始终在区间内窄幅水平波动，名义价格是涨了，实际价格可能创历史新低了……凡此种种，导致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日趋尖锐激化，导致农村日渐破败萧条，农民日益困顿，导致三农问题已是悬颅之剑，不得不让正带领四方民众走现代化工业之路的帝国政治家们开始正视问题的存在了。然而，时至今日，大陆社会财富的这一条农村到城市的分配路线已经成了辅线，在90年代之后，财富分配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和领域，即通过各类冠冕堂皇的复杂社会工程达到对城市民众的掠夺和剥削，从而完成新旧利益集团之间（颇具卖国之嫌的是还有国外的利益集团）的财富分配。这就是本文第二部分所要重点讲的。
重新回过头来审视第一阶段，现在看来，尽管悲壮、赤裸、血淋淋，善良淳朴的农民兄弟们做出的牺牲却是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唯有如此，“新”中国才能以经历百年战争动乱的创伤后面对封锁和制裁，在短短三五十年间初创齐备的现代工业体系，而渐立于大国之林。尽管封锁和制裁有相当部分是自找的（个人以为，缘于夺取政权后的执政党撕毁之前讲民主的伪善面目，行的是与败寇国民党无二致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无疑以特有的中国式忽悠愚弄了国际社会）。工业化之前和之中的这个过程，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西方国家包括脱亚入欧的“犬倭”，靠的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殖民掠夺。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才稍稍变得文明了起来。更何况中华帝国向来怀柔远人，薄来厚往，于情于理都难奉行殖民掠夺政策。所以只好“勒紧裤腰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幸得中华民族向来坚忍，配合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造神运动，靠着“愚民”（在此非有鄙薄之意，乃拜执政党统治手段之“高明”所赐）的满腔激情而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这个执政党也奇迹般地在大陆扎下了根。呜呼哀哉！对岸蒋公耄耋之年而无复国之望，终遗恨他乡。虽长寿，然负撼九泉，且至今灵柩未归，岂不悲哉！这个造神运动之所以如此成功，盖因中国去帝制未远，民众未及开化，帝王观念依旧深植心脑。国民素质尚未到行共和制时却又经民主共和之耳濡目染，则更容易为暗藏心机的政客奸雄所利用，故袁世凯复帝制、蒋中正直接行一党一人之专政均不及新执政党借人民民主之名行专政之实来得漂亮而全无阻碍，而袁、蒋二公终只得短命王朝。岂不闻以英倭民众今日之素质尚行君主立宪，虽有其约定俗成的一面，但老大中国的这一步还是跨得太远、太急，并且不太成功，只跨过去一只脚。这君主立宪的问题还是值得我辈后人反思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执政党尽管号称工农联盟，但其大部分成员均出身农村，帮其打天下的也多是农民兄弟。待入主紫禁城，为坐拥城市繁华，巩固根基，就将工人阶级扶上了正位，而开始了长达数十年对自己本家兄弟的合法剥削。扯远了，抱歉！总之这一阶段于中华帝国的积极意义终究是高于其消极负面影响的，这也是该执政党所展现的“大智慧”的所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向世人展示该执政党的“超人智慧”，其中涉及很多各位时下所关心的话题，而这也是我作此文的最终目的。
国企股市篇
90年代初，一声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号召，政府启动国企改革。由此拉开了1949后中国大陆财富分配的第二阶段的序幕。恰逢此时，一批具有太子党背景的海归开始进入政府相关部门担任顾问，以便于为日后世袭爵位铺路。这批留洋派见识了西方国家经济体貌的种种后，针对国企改革提出了效仿资本主义国家开设国内资本市场以配合国企市场化改革的建议。于是国企的市场化改革的着力点就在其股份制改造上了，资本市场也就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了。表面看来这个颇具国际视野的建议是出于他们为国为民的一番好心，但是从十几年后的今天回顾，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又是一个吸刮民间财富（说的更含蓄点是让百姓承担国企改革成本）的阴谋。
在最初设立资本市场（狭义的即可理解为股市）时，因为毕竟是试点，容量有限，所以上下翻腾了五六年，尽管造就了一批投机新贵，但其社会影响到底还小，远未达到其当初设想的为国企改革输送利益的目的。贵在政府能秉持我华夏族一贯“坚忍”的传统，不急不躁，经过整整一个90年代，把股市从一个水坑大小挖成了一个池子，而这一时期，国企改革尽管已经高喊口号多年，却依旧停留在做表面文章的阶段，少有实际动作，或者行动缓慢。现在回想起来，原来是因为股市没有到位。中国金融市场向来与国际绝缘，但99年年中却一反常态的跟华尔街接轨了，这个标志就是以网络股爆发而带动的著名的5·19行情。政府以此为契机，通过以中央媒体为代表的各地各类大小新闻媒体向社会大力宣传股市，向民众灌之以西方金融市场的理念：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百姓参与股市能分享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成果，是财富增长的又一来源，投资高科技潜力股，寻找中国未来的微软和IBM……。于是，这一次中国股市才真正火了起来，才达到了街知巷闻的程度。而且那一时段，凡入市百姓大多赚钱，尽管是小钱，但从没体验过金融市场钱生钱快感的他们这一次算是尝到了甜头，所以一时间就一传十、十传百，动员全家亲戚老小来股市的不在少数，各路民间资金纷至沓来，包括银行资金（负债经营的银行，其资金最终还是来源于民间）。也就在这一时候，巧合的是国企的体制改革开始大规模进行：最常见的是买断工龄，即一次性付给工人几万块钱，然后就打发走人，工人实际相当于失业（为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的官方语言是下岗）了。几万块钱，让一个城市家庭怎么生活，即使一日三餐稀饭青菜，过朴素到极至的生活，又能坚持到多久？眼见股市火爆，就有相当一部分失业工人将这安身立命的钱投了进去，即使不求发财，也盼能给将来生活赚个温饱的钱。甩掉包袱，国企的体制改革也相当神速，立马进入股份制改造，然后包装上市。
牛市大概持续了两周年，到01年年中，借着股市火爆而需要上市的国企也差不多都顺利上市了。在此，先讨论下何谓需要上市的国企。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困难、包袱过重、积重难返的那些没有经营优势的企业，不然怎么叫“国企脱困”嘛。再想想，中国人向来自私，这也是民族劣根性之一。所以就有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虫。因为各怀鬼胎，自扫门前雪。出于自私和小团体利益，优质的公司根本就不屑于上市，让普通大众分享其经营利润，即使上了市的优质公司也尽量不分红、少分红，或者少报利润，这样既可以少缴税，又可以正当理由回避分红。而另一个极端就是绩差企业千方百计经过地方政府的包装，然后上市。各位，股市融资不比发企业债，虽然上市前有很大一笔发行成本，但上市融资所得远远高于其成本，而且这些钱就实实在在归入了企业的资本金，不用还本，更不必付息，想怎么挥霍就怎么挥霍，空手套白狼，这等好事谁不愿意干那就真犯傻了。尽管企业上市融资都会有个公开目的，或技改、或新建生产线，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花腔，一旦到手就由不得投资者了。而所谓的西方资本市场的那一套回报股东的分红制度完全是企业的良心工程了，优质企业都吝于分红，还能指望这些动机本就不太纯良的企业？也许是内部分红（也即非流通股分红）也未可知。毕竟中国一切制度都不透明，暗箱操作、欺行霸市，自古而然。按照郎咸平教授的话讲就是没有信托责任。在士大夫社会的君主时代，有儒家伦理道德的约束尚且如此，而今道德沦丧，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但是恰恰在分红问题上它们却又设了个陷阱。在上市初期，通过做假帐虚增利润，粉饰业绩，往往高派现，为的是能尽快再融资，配股或增发。而所谓的高派现也是很有技巧的：以现金分红居少，转增股份居多。转增股份其实就是拆股（10股转增10股就是将一股变成两股），这在西方股市是利空，因为这相当于稀释了股份，在不能确保业绩同比例充分增长的情况下就直接降低了每股盈利。西方股市是更多地关注企业现金流是否充沛，能进行稳定的现金分红才是一家值得投资的企业。国内就反其道而行，老百姓也不明就里，一度是尝到了高转增的甜头，但很快一轮轮的增发和配股就接踵而至，狮子大开口向社会索要资金。所以之前的高转增也就很明显的成了投到股市这个大水池中钓鱼的诱饵了。你能相信在改变根本制度前、在这个社会建立起信托责任，这些经营不良的待脱困国企能凭上市而转化成值得投资的优质企业吗？事实也确实是等到钱拿得差不多了，也对做假帐维持企业形象感到厌倦了，这些国企上市公司就开始变脸了。于是就一年绩优、两年绩平、三年绩差、第四年第五年就ST、PT了。这就是这些需要上市的国企的嘴脸，一言以蔽之，就是圈钱。那么笔者要问，这向普通百姓圈来的钱到底去了哪里？当然不会如招股说明书所说的投入什么技改、新建生产项目之类的，即使有，大多公司也只用掉了一小部分，余下的都先安静地沉淀在企业一段时间，然后借各种花样百出的手段和名目繁多的渠道进了领导层或其关系户的手中，到手的钱或被用于私人挥霍，如投资房产，或为家族日后生计而转移成国外资产，这倒还算有经济头脑的，更有甚者就干脆去澳门、拉斯维加斯豪赌；当然我相信用于私人挥霍的可能是少数，更多可能被用于随之而起的MBO（管理层收购）及其它形式的变相MBO。从而对企业完成实质意义上的私有化。这实在是个高明的手段，隐蔽、高效、平稳地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而不引起社会动荡，远胜过俄罗斯“休克疗法”。请问，这跟腐败收受贿赂有何区别？是的，这就是腐败，完全跟我们平时所关注的官场腐败别无二致。要知道，国企领导也是有行政级别的，越大的国企，其领导行政级别越高。所以他们也是官场中大大小小的官员中的一份子。只不过是国家让他们披上了一件商人的外衣而已。因而在这个国家也就更容易形成官商勾结，滋生腐败的温床也就更舒适，而腐败的形式也就更多样和隐蔽。
待到01年年中，正如上文开头所讲，该上市的差不多都上市了，股市的水够深了，池子也够大了（其实已经升格为湖泊了），眼见着小老百姓都在股市上或多或少地赚了些钱了，并且还不断有新增资金被骗进场，国家就要开始它的另一个工程：为补充社保基金资金缺口，需要其减持非流通国有股，实际就是要让这部分非流通股上市流通。关于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问题（就是时下流行的股权分立问题）是又一项体现我们这个执政党非凡智慧的创意，不见三权分立倒见股权分立。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同股不同价，前者在二级市场溢价发行，溢价少则几倍，一般则多在十几倍，几十倍者亦不少见。非流通股则多以面值（1元）或企业每股净资产值（一般平均也就两三元附近，过五元已经是很了不得了，当然也跟股本大小有关）计算。不仅如此，还同股不同权，因国有股一股独大，无论持有多少流通股，都没有实际表决意义，也就无法维护流通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企业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往往也就成了企业过过场的做秀表演或形象工程。可见，大陆百姓当时是如何买了实际不名一文的高价国企股，莫须有地承担了国企名不副实的体制改革成本，对于那些因企业改制而被踢出又怀揣“安抚金”进入股市的“下岗”职工，实际上承担了双重的成本。而事实上，这个工程的借口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社保基金成立运作的目的就是为民众的失业、医疗、养老等做保障。而民众投资于股市最终也不过是为了这些个目的，非分之想固然有之，然纵有一夜暴富梦，也是为了能在保障未来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提高生活质量，吃好、穿好、用好，这其实能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从而带动各行业公司的业绩提升，为经济增长作贡献。美国为什么连年需求强劲、经济繁荣，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其国内股市繁荣造成其民众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乐观而敢于扩张消费支出。而中国喊扩大内需快已十个年头，效果如何呢？对比股市，答案不言自明。这样看来，国家的这项政策等于是把钱从民间这个口袋转移到自己的名下，尽管最后还是会以各种形式返还民间，但这其实是做了一次无用功，还要白白浪费转移成本，面临转移风险，而股权分立体制的存在意味着这个转移成本和风险都要由流通股股东承担。事实也确实如此，最终这项政策成为中国股市崩盘的导火索，换来了连续五年的熊市和股指的腰斩。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取消该政策，但为时已晚，惟利是图的政府再难唤回市场的信心。而这五年经济高速稳定增长，股市一熊再熊，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到底体现在哪里？难道是政府出台的经济数据都是假的，经济根本没增长，而像股市一样是走低的。无疑两者都是谬论！出台政策那时候，笔者大学教微观经济学的老师就说到，这政策必然带来股市的下跌。笔者当时年少，不识我们这个执政党政府种种丑陋、贪婪的面目，亦不能深究其理，故对老师的判断也只将信将疑，不想竟一语成真。然而，恐怕做出正确判断的那位老师亦不曾想到事态最终会演变到如此惨烈几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吧？
在这之前和之后，股市还分别有两段重要的插曲，又碰巧是出自一对师徒。先是经济学前辈吴敬琏老先生炮轰中国股市是个赌场，接着就站出来五位重量级“经济学家”联名批判吴老先生的论断。一时间好不热闹，万民皆知，客观上极大地增加了股市的知名度。笔者当年书生意气，认为股市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产物，尽管表面的参与过程有点像赌大小，但还是有所区别的，也有其实体经济作支撑的。而对于时下中国流行的官学结合（官商勾结的孪生兄弟），更是不明其道。我从没想到纯净象牙塔内数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会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参与到财富分配的争斗中来。如今想来，不管吴老最终出于何目的而炮轰股市，他的结论是可以确认无疑的。而且大陆股市不仅是参与其中的芸芸众生在赌，更关键是你会发现最大的庄家和赌客是执政党政府，所以必然也是一家吃万家！
这第二段插曲就是吴老的高徒许小年博士所提出的A股“千点论”和“中国证券市场推倒重来论”。尽管许先生自己不承认下此论断，但市场和民间已经默认其为始作俑者，姑且当回替罪羊吧。许博有深厚的海归背景，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又任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后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即赫赫有名的中金）董事总经理，现任中国No.1、亚洲前列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教授。以他的这种内外兼有、官、学、商三位一体的身份，在中国金融界内怕是无出其右了。中金公司成立于1995年，两个主要股东是建行和摩根斯坦利，当然为建行控股，实际掌舵人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鎔基之子朱云来。它是秉承国家意志设立的投资银行，其主要业务是证券承销，其另一项交易业务仅为大机构服务。在最初成立的五年间主要致力于海外拓展，但成果不大。直到99年许博加盟中金，并于2000年取得开展国内业务资格、回归大陆后，中金才名声大噪、鹤立鸡群。此后不久，借着A股的转势，许博就抛出了著名的“千点论”和“推倒重来论”。这不又是一个很巧合的时间点吗？在股市走熊的前三年间，中金公司承销了数家规模堪称股市超级航母的企业上市股票，一次次刷新国内股市纪录，包括中石化、中联通、长江电力、招商银行等。理论上大盘股的上市能力挺股指，但在熊市中实际招致了打压人气、让市场连续失血的恶果。试想，本来就只是一个湖泊，还遇到枯水期，强行让航母下水，后果就是水量更显枯竭，航母也必搁浅。笔者不事其烦地叙述了这么多关于中金、许博的背景、关系和种种所为，不过是想为下文所述及的一些现象和推断找到一点根据。在中国，这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是能让我们看清事物本质的着眼点，对此读者不可不察。
事隔五年，当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时，A股果然最低破了千点（如果考虑到股本的变动，实际最低已到800点），当时市场3元以下的绩优公司的股票遍地皆是，而已戴或行将戴ST帽子的更是满地开花，这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连ST、PT的公司股价都有十几甚至几十元。而市场的另一方——昔日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券商是倒的倒、并的并，动辄几亿、十几乃至几十亿的资金亏空被接连暴露出来，几乎没有一家券商是有清白之身的，可谓度日如年、朝不保夕。中国股市到了这个地步，哀鸿遍野、一片萧瑟，也相当于是被推倒了。可笑当年正值笔者为了找工作而过着狗一样的生活，也曾抱着金融强国的纯真理想而千方百计往各家券商和基金公司的人力部门投简历。幸好他们是自身难保，不裁员已属不易，还奢望招新员工（即使招的也多是无正式身份的销售员，也即拉客的经纪人）？而我之后也找到了更能施展抱负、符合自己性格的工作。真是天意眷顾于我，无以为报！许博一语成偈，笔者实惊为天人。也就在此时，A股短暂破千点后就峰回路转，一股神秘的力量将之托起，今天看来是抄了个历史大底。据查，当时中金公司席位多有巨额交易，而巧的是此间关于社保基金增持A股、商业保险资金大举入市、QFII申请增加配额以加大持仓力度（QFII是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在此轮熊市中后期进场）、中金公司也出言股市已具备投资价值等新闻铺天盖地而来。大陆执政党的宣传手段向来一流、宣传机器向来强大、宣传攻势向来猛烈，这一点从其草创之时便已可见，光是它当年蛊惑人心的宣传就足抵得上国民政府800万军队，蒋公沦为败寇实不必过分自责，要怪也只能怪宣传包装手段没有对手高明却一味的顾了武装。它们从来不会做无目的的宣传。而今事实上就是这内外两股力量（主要还是社保基金）抄了A股的千点大底。对此，笔者不禁要问，当年引发股市转折的国有股减持是为了充实社保基金，现在社保基金反而荷包满满地来抄股市大底了。岂不自相矛盾？这当中到底暗含了怎样的一个阴谋？而预言如此精准的许博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虽说无巧不成书，但此间的巧合未免也太多、太离谱了点吧？可笑笔者还自以为是，去年此时个人博客初建，亦正值股市破千点，于是就撰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再论A股》一文，文中弥漫悲情气氛，认为破完一千必到800，而后500，血崩！但是当时笔者的确是过于意气用事了。忘却了大陆这个执政党向来是将一党的私利放在首位，尽管表面冠冕堂皇的宣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社保基金虽冠以国家名义，在党领导国家的大陆，实则亦是党产的一部分。请问诸位，你们对现在的社保体系满意吗？失业金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吗？医疗补助能看得起病吗？养老金够颐养天年吗？而且农村中的8亿农民兄弟还没有资格参与社保中来。实际的社会保障标准极低，所以不得不让我们怀疑大部分的钱被划作党产了，才不断向外界宣传社保基金资金难以为继，面临老龄化社会到来，日后亏空，无力承担社会责任了。此外，又在这抄底的过程中暗藏多少大小官员的老鼠仓，尽管无从查证、不得而知。但以中国特有国情和执政党官僚之秉性，其间必定有之，且为数不少。忽视了执政党及其官僚从不做赔本买卖这一重要原则，笔者当年的市场化判断也就成为了人们的笑谈了！至于为什么偏偏是千点动手而不是在其上或其下，这是个技术问题，千点是具绝对分量的心理关口，在千点下方动手可能已引发社会动荡（毕竟股市已不同于10年前的小群体，如今社会影像巨大），增加不必要的社会成本；而在这之上，民间资金又未死绝，还有油水可榨，过早动手不符合利润最大化原则。于是就选择了以破千点为动手的信号。
至于QFII，尽管官方批准的入市外资至今也不过百亿美元，仅相当于八百亿人民币，只比国内最大的基金公司的管理资金略多点，但这仅是明的。暗的呢？各种形式存在的民间私募基金中有多少外资的成分？官僚的老鼠仓里是否也有美元的影子？公募基金公司所发行基金中的大大小小的个人或法人投资者中又是否也有QFII的代理人身影……？不要以为中国金融市场真的是与世隔绝的，其实是无孔不入的，政策空档比比皆是。至于这些空档是故意留的还是因经验不足、无意而为，我们自难妄图臆测。但鉴于执政党一贯以来的精明干练，我们实在有必要考量其间的种种复杂内幕和不可思议之处！
股市走熊的五年，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一方面以石油、电信为代表的垄断性优质国企从国内市场上攫取大量超额垄断利润，然后不事回报国内人民，反而纷纷在香港和纽约上市，让外人分享其企业成长的利润。实际上是把大陆民众的钱变相输送到西方世界。但它们有充足的理由辩称：国内市道不景气，承受不起超级大盘的冲击，中石化和中联通是前车之鉴。的确很有理有据，实难反驳。但它们怀揣超额垄断利润、现金流量充沛、资金困扰并不强烈，而且完全可以选择成本更低的银行借贷来充实产业资本，应该并不急于上市才对，为什么却偏偏要趁这时候来凑热闹赶着上市呢？对此，我们只能感叹党国设计的这出棋局太精妙。先以并不绩优的垄断行业大型国企试水A股（中石化身处产业链下游，在当年石油部门分离出来的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三家企业中，中石化效益是最差的；而联通亦是分家而来，在中移动面前终究是个不禁打的弱者，要不是为顾着配合国家做促进自由竞争的表面文章，恐怕联通早就被一顿猛拳打倒在地，哪还有它今天说话的份），果然市场不堪其累。那别的垄断型央企就能名正言顺地投入国外资本市场的怀抱（香港虽已回归，但其市场资金结构决定了其仍属于西方世界资本市场）。另一方面，那些非垄断性行业但又有重要产业价值的国企，无论绩优绩劣，都被国外嗅觉灵敏的各大产业基金盯上了。在最近的这一两年间，它们通过各种正式或地下的渠道（正式的则到了动用国外政府关系的地步，如广发事件；地下的则表现为大量竞买某家企业的法人股或流通股的个人或机构很可能是国外产业基金的代理人，如华平基金注资银泰百货，银泰出面竞购杭州百大和武汉百大的股权），以扫荡的形式兼并收购国内的这些企业，其手段和形式也是层出不穷：有搞中间重点突破的（持股龙头企业，然后策划吃掉周围中小企业）；有搞四面合围的（持股多家非龙头企业，对龙头企业形成合围之势，最终达到参股龙头企业目的）。两者殊途同归，最终通过各种合理合法的资本运作手段蚕食各企业股权，并根据中国入世后开放的进程而有节奏地先参股、再提高持股比例、最终控股，从而达到控制国内产业链的目的。而本就与它们渊源颇深的QFII机构，也许在未来某一天会成为其帮凶，将所持股份变卖给产业基金，尤其当这些股份成为股权争夺战中的关键筹码之时。笔者预言，全流通后的中国股市，迟早会出现这样的一幕。
由上不难看到，国际资本正在迅速从资本市场和产业领域有序进入，形成前后夹击之势，而国内优质国企又主动向外投怀送抱。这其间，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为着政绩或其它名目繁多的一己私利，主动为外资并购牵线搭桥，充当媒人。这其间产生了多少腐败也必定触目惊心（由此，中国官员的腐败也从内源性扩展到外源性）。当我们以历史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的时候，自然就联想起百余年前八国侵华、瓜分势力范围的一幕，历史课本上那幅生动逼真的“时局图”印象尤深。如今的种种，算不算卖国？我们从小所受的近代历史教育中就是口口声声称前清政府是如何的腐败、如何的卖国！但在这五年的股市熊市和其间的国企改革，谁的利益受到了最大的损害，又是哪些利益集团捞取了最大的好处？通过股市熊市和国企改革，社会财富的分配从城镇居民、下岗职工流到了谁的手上？国企是全民创造的财产、是人民的财富，结果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复杂而低效的改革后，最后都流入了私人资本的腰包，或者化为了党产。对洋人实行各项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对人民反而实行非国民待遇，无限索取，让其承担最大的改革成本而对回报只字未提。“难能可贵”的是由于手段多样、技术高明、宣传有力、表现隐蔽，从而实现了“平稳交接”，没有引发社会动乱，这全都拜执政党高超的智慧所赐。民众财富就这样被巧取豪夺而私分，并且还引狼入室。这难道不算卖国？依笔者看来，这是比当年清廷还要出格的卖国行径。古者中国是家天下的观念，并无现代民族国家理念，江山也是靠他满族先祖打下来的，要论卖国，不过卖的是他一家的私产。且当时内忧外患，为求自保也实是非不得已的下策。而今中国虽号称民主，却不过是“党天下”，这与“家天下”并无二致，从而蒙蔽了官僚，把国家资产当作一家私产来变卖。但这一党并非一家三口之党，而是数千万人之党，这天下也并非靠一数十万人的部族打来，而是靠数以亿万计的农民和工人打来的，此后又靠着全体大陆人民“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辛苦经营得来。当今宇内承平，虽小有内忧外患，但也并未到非要靠变卖资产度日的地步。如此变卖而且贱卖人民资产，实比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清廷治国更无能、嘴脸更丑恶、情节更恶劣！笔者并非一排外人士，对改革开放所带给人民的现实好处感同深受。但在涉及到这些大是大非、利益分配的问题上，我们的开放要遵循一个度和原则。至少在内外方面要设立一个防火墙制度。而其实在主要制度未完善前就根本不能过度开放，否则就只能让洋人如入无人之境，玩弄于股掌间。当然，如此代价最终还是转嫁到民众头上，那些受了贿赂腐败的官员自然可以依旧逍遥于外。
五年熊市，蒸发市值数以千亿计，都拿去干什么了？都拿去补那些个败家的产业窟窿了：银行资本金不足要补，呆帐坏帐高了要消平；券商出了资金黑洞要填，光这两项恐怕数千亿就不够花，所以要配合着发发国债来补充资金不足，然而这两者都是长期性的，并不因一时的弥补治理而可以一劳永逸、高枕无忧，可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个无底洞。除此外还有其它不可胜数的败家产业要拿钱救命。这些成本就都让善良无助的股民承担了，让省吃俭用的银行储户承担了（利息税、银行各类服务开始收费也无非是想为银行解困敛财）。而今，股改行将结束，股指也重回1600点。尽管执政党为推进股改出台了一些让利于民的政策，但是股改背后到底谁得的利益最多，谁是大赢家，而民众又真正得了多少好处？实在需要我们深思？而且该党向来长袖善舞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把戏，会不会哪天又出个什么政策，合法地剥夺了民众所分得的这点微不足道的股改利益呢？记住，这是在中国，什么都可能发生，而且越是想不到的越是可能发生。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而这也是“党国”之所以为“党国”的意义所在！
以宏观的全局眼光和历史态度去审视大陆的股改和国企改革，这实在就是一出精心设计、环环相扣、巧合泛滥、阴谋阳谋扎堆、结构繁复精密而亘古未有的历史大戏，可是因为国人的温顺和愚讷，终成为了戏里被操纵而牺牲了自我的木偶！
房产篇
大陆的房地产改革肇始于90年代中期，97年东亚金融危机，政府为了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结合运用各种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以一系列组合拳的形式，强行加速推进住房产业化改革。在2000年之前，因为90年代初海南房地产泡沫的心理阴影，房改在推进，但从政府到民间仍以居住商品对待之，所以房产价格上涨也算温和。但从97年到2002年这五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慢，物价低迷，进入一个通缩周期，政府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才勉强维持物价水平，不致使其过分走低。到2002年开始，才有所企稳回升。这段时间的物价走势显然给政府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政策打了折扣。1949后的大陆政府向来是“重政绩不重民生”，于是这一次就不顾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将“中产社会”的投资品——房地产住宅作为了强化社会消费、粉饰政绩的独门利器。在这之前几年的住房产业化改革中，政府也积累了不少经验，逐渐意识到光靠行政手段进行政府单兵作战负担太重、效果也不明显、利益有限，需要有合作伙伴，地产商作为房产改革的主角和既得利益者，自然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合作伙伴。而那几年因为经济的紧缩，银行呆帐坏帐集中出现，引起国家重视并引发对银行的改革。银行亟需开拓新的利润增长来源应对改革、消化呆坏帐、维持自身发展。于是，地方政府——房产商——银行就走到一起，以房地产为中心，组成了一个铁三角同盟，一个敛财的邪恶轴心。地方政府和房产商是典型的官商勾结，互相依赖不足以表现其双方勾结到无以复加的紧密程度，恕笔者词汇贫乏，暂且只能用“互相寄生”来形容；而银行虽然也是这层利益的维系者，掌握着靠杠杆经营为生的地产商的资金命脉，又依赖于房产的销售表现。所以三者间互为唇齿。在房价上涨的过程中，三者之间的捆绑利益关系越来越紧密，只允许涨，不准跌。以至于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明知有泡沫，但已骑虎难下，只有继续涨才能维持各方既得利益。只要消费者继续买单，它们就敢继续吹大这个泡沫！
政府和房产商无疑是大陆住房产业化改革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用“敲骨吸髓”来形容其狼狈为奸的敛财嘴脸和敛财程度，可谓毫不为过。政府从原有住房者手中低价收购土地，以土地拍卖的形式卖给地产商，然后由其开发，以更高价卖给消费者，赚取暴利。至于这个土地拍卖的形式，是控制地价的最关键，我们的执政党政府似乎是这方面的天才，一到其手上就掌握了精髓而烂熟于心，运用得出神入化。政府往往故意控制投放市场的土地的批次和规模，有时辅之以宣传机器制造储备土地资源紧张的假象，由此提高拍卖底价，并激发地产商的争夺热情。不过，有时拍卖也可以是形式的，所谓官商勾结，错综复杂的内幕想必各位也是心知肚明的。开发项目中有多少是政府各级大小官员的老鼠仓或者是开发商给他们的或明或暗的“进贡品”，恐怕只有天知地知了。这个倒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土地的购销差价到哪里去了？当然，肯定是用于城市建设、征地补偿之类了。但有明确的公开帐目吗？这中间清清白白吗？如今，土地批发收入俨然已经成了全国各级地方城市最重要甚至是最主要的政府财政收入来源，而对民众的象征性的征地补偿也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在土地的征用和旧房拆迁过程中，存在多少强迫和欺骗民众的成分，房产商扮演了怎样的一个穷凶极恶的角色，政府又是如何的作为帮凶出现，恐怕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土地的公有制和住宅的70年限制，则又是大陆执政党一项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的非凡创举。这个意味着什么？很简单，意味着理论上以70年为轮回，合法地对民间进行一次财富剥削。如此循环往复，永无穷尽。看来，高喊“可持续发展”多年的大陆政府，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发展代价日益沉重，倒是在地产领域和洗劫民众财富方面动足了脑筋，真正实现了可持续性。当然，前提是土地永远不私有化，执政党能够绵延万世。笔者纳闷，为什么不以更符合我华夏文化、自然天命的一天干地支60年为限呢？政府对老百姓还是太“仁慈”了些。
在房产改革中，政府和房产商还扮演了一个高明的心理学家的角色。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钟情于地产。大凡城市中经商致富的富豪大贾，都会选择买地修庄园别墅。这自然是对大富之家而言，但折射出的是我们整个民族心理。事实也确实如此，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无论如何都要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否则就是寄人篱下、颜面扫地这样一种传统观念。所以租房市场不如购房市场发达，租房价格赶不上住房价格上涨的速度，理论上买房不如租房合算可百姓依然砸锅卖铁、不惜动用毕生积蓄甚至家族力量、四处筹资来买房的怪现象。西方国家都不是家家有私房，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倒反而要比西方国家更前卫、更彻底、更全面。家家有房住几乎等同于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只是在政府和房产商的宣传语境中和百姓对其的理解，这个“有房住”明显是指私房（可悲的是也只最多70年），而不是租房。可见，他们是如何巧妙地运用了民族的心理的！
另一个体现出政府前卫特色的是，为顺利推进住房产业化改革，鼓励百姓买房，政府动用其一贯强大的宣传机器，极力宣传西方那一套按揭贷款买房的制度和投资不动产物业的理念，提倡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提倡享受人生，最明显不过的就是中美两个80岁老太太的人生对比的例子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众向来对生活精打细算，长于储蓄，用度有节，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借钱度日。但是社会主义政府的宣传力量在全世界是有目共睹的，加之现存的三代人口结构中，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受苦太多，渴望享受，而我们干脆就是享受的一代人。于是，一个民族的心理就这样在“甜言蜜语”中被扭转了过来。几年之前，一户人家贷款买房还可承受，现在呢，已经有银行打出了“父子接力还贷”的旗号，我看不久，就会有“四世同堂百年接力”了。至于将房产作为投资商品的理念，固然先进，也是大势所趋。但在目前这个购房只为居住的初级阶段，政府和地产商过分强调于此，明显是别有用心，人为夸大房产需求，刻意提高房价上涨幅度和速度，从而加重了民间对房地产的投机气氛，并由此构成了一个房价上涨的具前因后果的完整循环链。
虽然以传说中的“温州炒房团”为代表的各地各类炒房大军直接推动了全国各地房产由点成线、由线及面地轮番持续上涨，从中暴发者不在少数。表面上看他们是对全国大部分靠挣工度日却要被动承受超高房价的普通百姓的吸血者。但在市场条件下，存在这样一批市场意识强烈、嗅觉灵敏的“鬣狗”是必然的，而且他们也是冒有风险的。不仅如此，正因其存在，制造了市场的流动性和初期的繁荣，也使出于居住需求而购房的大部分家庭分享了因房市走牛而财富增值的结果。所以从理性角度，实不必过分苛责于他们。要看到，从社会整体角度看，他们是少数，所得利益也有限，而大部分民间财富被输送给了政府和房产商，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房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不幸的是民众也扮演了及其不明智的角色。这跟上文提及的政府和地产商利用民族心理有直接关系。以我所认识的一位同行为例，他与我同年，但比我早工作三年。所在的单位是在西北某大城市，他也是当地人，西北地区普遍工资不高，当然绝对房价也肯定不能跟笔者所在的东部沿海城市相比。他说他们那边花二十余万就能买到一套地处市区且临江风景的一百多平米的“豪宅”。为了圆买房梦，他省吃俭用（一个人在外度日，竟难得吃荤菜）、不事享受，一个年青人过着中年人负担累累的生活，一年攒下万把元钱，就为了几年后能买上一套房。笔者唏嘘，其攒钱的速度肯定远赶不上房价蹿升的速度。另一个极端是，已经买了房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本来经济并不宽裕的，勉强购房后，面对每月银行帐单，巨大的还贷压力让其此后做人低头弯腰、哆哆嗦嗦，饭局、旅游等正常的人生享受全都一笔勾销。背着一眼望不尽头、也许要搭上大半辈子直到白了头才能还清的债务，过着清心寡欲、恨不得与世隔绝、暗无天日的生活，我想他们一定怀念之前朋友间开怀畅饮、结伴相游，虽无身份象征的私人房产但生活却自由阳光得多的日子吧！这不是时下正热议的“房奴”吗？正是。在房产问题上，再一次体现了鲁迅先生对民族劣根性的深刻剖析。前者是一个欲做“房奴”而不得的人，后者是一个已经做了“房奴”的人。这是就微观个体言。宏观言之，则整个社会因着羊群效应（牧羊人当然是政府和地产商）而体现出集体奴性。无怪乎冯仑怒言：成为“房奴”那是活该！对这句话笔者没有愤怒，只有悲哀！
笔者要问，对上述两类人而言（其实是一类人），买到房后究竟有多少快感，有多少满足感，有多少成就感，又有多少对自己身份、地位的认同感呢？笔者当年学生时代，辛辛苦苦存了一年的钱，买了个时髦手机，结果买到手了，感觉也不过如此。当然手机跟住房效用不一，不能简单类比。但是人的心理往往如此：追求的过程很虔诚专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旦到手，才发现于己效用不大或者不值得自己所付出的艰辛。依笔者看，为了买房供房而放弃其它诸多的人生美好享受是最愚蠢的行径。投机市场的规律决定了对于一个市场的被动承受者而言，是永远都跟不上它的涨跌步伐的。就是说再怎么省吃俭用“虐待”自己，存钱的速度也赶不上房价飙升的速度。要么有足够的钱，可以不贷款或者少贷款买房，要么就学西方学得彻底点，借了钱如果还想维持潇洒生活，那就借明天的债还今天的债，借东家的钱还西家的债，借子孙的钱享受自己的人生。大不了破产！很明显，第二种情况大大背离我们的民族性格，也没有相应的社会制度支撑。而第一种情况又是属于少数人的特权。所以，成为“房奴”似乎就是必然的了！而最理性的选择“租房”也就自然被打入“冷宫”。
诚然，政府也接二连三地出台了调控政策，但既然房地产与政府已经利益一体化，况且银行也涉水甚深，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所谓的调控政策要么成了马后炮、要么是隔靴搔痒，总之其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反而为房产的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宣传作用。可笑，大陆执政党政府总在扮演这样的小丑角色！
笔者自然书生意气，也不讳言：潜意识中多少存在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情结。而且如果有房，自然肯定希望房产继续涨、永远涨；若更有条件，也会加入炒房大军；更甚者，若笔者就是个开发商，为着小团体的一己私利，也不排除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欺骗消费者购房。但笔者向来不吝于自我剖析、自我否定。在此可发毒誓：若笔者有幸成为上面三种假设中的一员，面对如此畸变恶涨的房市，还是会坚持今天的观点，保持一如既往的批判精神，包括批判自己！
按照购买力计算，大陆的房价已经远超美国。恭喜政府，几十年前就在喊赶英超美，结果总算有个这样一个社会指标超过老美了，这是不是大陆全面超越美国的先兆呢？但笔者也是出生于“享受的一代”，已经买不起房低人一等了，不会再为了这个而打肿脸充胖子去放弃应该享受的美好生活了。
教育篇
教育产业化改革（当然也包括高校扩招）是世纪之末的99年提出来的，但其身后的背景竟然跟房地产改革如出一辙，都是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力促消费、扩大内需。而党国政府在此间扮演的角色、制造的种种宣传和运用的手段也与住房产业化改革源出一门。从2000年至今，凡六载，党国政府将之视为百年大计，一手抓房改，一手抓教改，两手都够狠，都够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间财富进一步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集中。
先来看看政府在教育改革中怎样地利用了民族心理。古语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对教育读书极度重视。在科举社会，这是成为“士”的前提，在当今时代，是能找到工作、安身立命的前提。而因为文革的关系，我们的父母辈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素质不高。所以就把他们未尽的心愿全部押在了我们身上，而我们这一代又是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的一代，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同时也是万千压力和期望于一身，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无可争议地成了日常生活中大人之间谈论的第一话题。本就垄断了教育资源的党国政府就抓住了这一点民族心理，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卖方市场，不仅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而且是一个几乎完全缺乏价格弹性的市场。就是说，无论教育消费有多高，为了孩子前途，家长即使变卖家当、沿街乞讨，都会给自己孩子凑足学杂费，而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这等好事，向来以敛财为第一要务的党国政府绝对不会放过，况且既然要启动内需市场，这是继房产市场后大陆最大的一块蛋糕，或许也是最后一片“可持续敛财”的处女地。而且因其需求的强烈和对价格的不敏感，必然是比房产见效更快、敛财更速、风险更小（基本上不存在贷款问题，助学贷款毕竟是少数）。
而将对象瞄准高等教育，也必定是有其合理性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决定了政府不可能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对学费进行开刀。即使这样，中国还是独创了一项“杂费”，所以通称“学杂费”。这个“杂费”到底杂在何处，可有具体名目？或许很长时期内都将是一桩公案。另外，一样的内容、一样的教育和使用效用，因着不一样的印刷版次，书本价格一年贵过一年。这里面出版商、发行商（全国只有新华书店能发行中小学教材）和学校之间的利益分配到底如何构成，我想也只有靠着大家的想象力去充分发挥了，总之不会太清白是必然的。除此外，对外的择校费、赞助费、转校费和对内的校服费、讲义费等等名目繁多、或明或暗的大小费用，笔者也不再赘述，毕竟这不是本文讨论的焦点。到了高中阶段，脱下义务教育的外衣，政府的面目就渐渐露了出来。高中不仅学杂费明显高过中小学，而且已经有了公费和自费之分。但是这三年于政府而言，还是处于“养牲口”的阶段，宰杀期就自然定在了教育的末端——高等教育阶段。
以往中国的高等教育的门槛是比较高的，所以那时的高校是个精英荟萃的地方，大学生们当之无愧地被授之以“天之骄子”的称号。因为以往高校是政府掏腰包培养大学生，所以就人为控制了招生规模，也就造成进入门槛高，供需矛盾突出的现象了。经过二十年市场经济大潮洗礼的政府现在学聪明了，把教育扔给市场，政府大幅缩减对学生的教育开支（即高校本科教育普遍自费化），对高校收费进行市场化定价（笔者的大学在笔者进入前一年的学费是2400元/年，这也已经是相对于上一年有20%的涨幅了，但第二年笔者入校就不幸翻番，达4800元/年。当时国家出台政策是此类高校收费以4000元/年为基准，上浮限定在20%以内，各高校也不是省油的灯，当然是对政策心领神会，用足了上浮，所以就变成了4800元/年。这还算便宜的，那些个民办高校动辄就上万元学费），同时降低进入门槛进行扩招（高校之间的合并浪潮也是为了迎接扩招，增加招生规模，毕竟扩招程度直接关系学校收入。而所谓的合并后打造综合性大学、研究性学府、世界一流高校等等，只不过是个幌子，宣传做秀的意义更大些）。这样一来可以做个顺水人情向市场增加供应，缓解供需矛盾；二来国家不仅卸下了很大一块财政包袱，而且是财源滚滚来；三是高校借市场化改革，立马变得富足起来，老师的待遇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所以这个政策可谓一石数鸟。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孩子考上大学就是带给家族的荣耀，在这个节骨眼上，家长们是无论如何不会在学费上精于计较而犯“糊涂”的，哪怕它已经严重超出了家庭自身的承受能力。所以父母借钱供孩子上大学的实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村来的。城市中的工薪阶层虽不至于普遍借钱，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是必然的。及此，笔者念及父母养育我之种种辛酸和不易，不觉间眼眶泪水打转，深深感慨世间父母之伟大，我等子女今生实无以为报！
当我们辛辛苦苦接受了四年“天之骄子”的“精英”教育，结果却发现到头来找工作竟然比中专、职高生还难。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了，竟然发现大学生在企业所受的待遇普遍民工化。大学生交了高额学费，为的是学有所长，将来进入社会能有好的起点，不能像过去那样实现低投入、高回报那至少也应该是高投入、高回报。现在倒好，是高投入、低回报。实际上国家对大学生及其家庭进行了连续的双重代际剥削。考虑到企业是最求实际的，待遇肯定是跟员工对企业的利益贡献挂钩的。所以无需怪罪企业，仔细追究，问题和责任的肇始者还是国家。
国家不对民间的教育需求作有效、实际的引导，一切向“钱”看，因为普通高等教育需求最大，最有利可图，所以就刻意淡化职业技术教育的宣传和引导，恨不得社会上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涌到普通高校去。另一方面，教育改革只一味追求表面的产业化改革，对实质性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却只字不提。忽视社会发展和时代潮流，所授知识陈旧不堪，跟社会需求严重脱节。以笔者经历而言，学的是金融，大学四年感觉有关经济金融的课程五花八门，也没有个重点，什么都学了点，但都是蜻蜓点水，真正的专业课程为数不多，也都是浅尝辄止。实与笔者当初想象的高等教育相差甚远。而学校对之却美其名曰通才教育，只可惜是通而不才、通而不专。笔者因此深感对不起父母的血汗钱。扩招本就埋下日后就业艰难的隐患，但学生所受的教育又跟市场脱节，达不到企业用人的标准，这就造成了一边是招聘会上大学毕业生求职者趋之若骛、撞破头颅、挤破门槛的火爆场面，一边却是企业苦叹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这样让人哭笑不得的怪现象。这究竟是谁的责任？
可恶的是面对就业难，政府连同教育部和各高校，又开始了另一个别有用心的引导：打造研究性大学，硕士生、博士生扩招。并且目前研究生教育正在逐步的“去公费化”。完全雷同于当年本科生扩招的情形。政府也可谓是良苦用心，不仅可以增加“尖端人才”的数量，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平均教育水平，也可以延缓就业压力。殊不知，这是掩耳盗铃、饮鸩止渴。笔者已经自叹自身虽为一血统纯正的堂堂本科生，然综合素质已远不及十年、二十年前的师哥师姐。而扩招后的高校教授一个个可谓神通广大，长了三头六臂似的。一个硕导、博导一边忙于项目研究、论文写作，间或参加社会活动，更有甚者还要打理自己的公司，一边又要带十几、二十几个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样的状况，教育质量不严重缩水才怪。你能相信这些被批量生产出来的硕士、博士的综合素质吗？而对于这些一年难得与分身乏术的导师碰面的硕士生、博士生而言，他们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又真正物有所值、名副其实地学到了点什么呢？笔者大学时代的一些考上了研究生的同学，无不抱怨没学到什么东西，如今面临毕业，工作还是一样的难找，要跟本科生抢饭碗，真后悔当初读研的选择。无原则地扩招、降低门槛、实际上稀释了“精英”人群，这种行为也跟对学位指标进行招标买卖没什么区别了。我想高校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全面扩招是中国大陆政府对世界教育界的一项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重大创举，其创新的意义就在于把西方工业领域的规模化生产成功地移植到教育领域中，实现了批量化生产的规模效应，从而有效地带动和推进了教育的产业化进程，从此在中国，高等教育成了可以任意买卖、为政府和高校实现利润的重要产业。而中国也终于成为了高等教育在校生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笔者在此大胆放言：如今本科生待遇民工化，研究生待遇本科化，随着研究生扩招的深入，不几年，研究生待遇也将如同本科生，向民工靠拢。最终，大陆新就业的高等教育人群将普遍地民工化，只是一个是蓝领民工，一个是白领民工。而我们整个民族将继续在世界上扮演廉价劳动力的角色，从工地到车间到写字楼，无不如此。也许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还能继续保持大陆的劳动力竞争优势呢。但是，文明的传承、科技的创新也就无从谈起了，而诺贝尔奖就更是成为天方夜谭了！
如今的普通百姓，一边是高房价，一边是孩子的高额教育费用，已经被榨得快要灯枯油尽了。政府却丝毫不见收手迹象，反而继续变本加厉进行敛财，在教育上精于搜刮、吝于投资。拿教育来产业化，并且赤裸裸地将其作为提振内需的突破口，恐怕全世界也只有鼠目寸光的中国大陆政府有这个魄力和智慧做得出来。笔者不禁要学陈凯歌怒吼：国家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更要效仿孔老夫子言：始为教育产业化者，其国祚岂无长久乎？
医疗篇
人的一生什么都可以选择、可以克服，唯有生老病死由不得我们。而此四者皆与医疗有关。大陆医疗领域的改革或许跟内需市场关系不大，但相信对消费市场的贡献绝不在于房产和教育之下。因着改革，财富利益源源不断地从无助百姓那里输送到医疗机构和制药企业，所以对GDP也是贡献有加。而中国大陆的这种医疗市场化改革也将政府不顾民生、不负责任、专事于服务、维护利益集团的无耻丑恶嘴脸彻底暴露。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是个现代国家，具备现代的医疗体系和医疗机构，政府就必须承担起或部分承担起民众的医疗健康任务，这是一项社会责任。大陆政府倒好，推行市场经济是无孔不入、深入骨髓。我总算知道这个执政党政府借市场经济之名对社会民生领域进行改革时奉行的是什么原则了，那就是：首要是能迅速敛财致富，如房产领域；其次是既能扔包袱又能有营收的，如教育领域；再次就是虽得不到直接经济利益，但只要能把包袱扔掉就是得了利益，如医疗领域。简言之，但凡能赚钱和减轻政府负担的领域就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所以我们看到了政府对这三者的改革可谓是不遗余力，而对应该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农业、资源等领域却进一退二，打起了沉默战、持久战。如今，政府就是做了无赖，把医疗完全推向市场，撒手不管了。这一来，医疗上的财政负担等于就没了，间接就为政府创造了可观收入。一切都是利益为怪！
我们历来眼中不屑并且出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聊以自慰的阴暗民族心理从而喜欢与之对比的“印度阿三”尚且有免费的医疗服务，一向自诩高人一等的我们呢？人家人口不见得比我们少，经济不见得比我们发达，医疗卫生条件不见得比我们优越，怎么政府能承担免费医疗的责任呢？面对民间的质疑，中国卫生部发话了：人家那是低水平医疗服务，在现有医疗水平上我们不可能提供免费服务。如同外交部的发言一样，卫生部的言论也是完美地体现了大陆政府官方言论一贯的雄辩、无懈可击然而却是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它的风格。我只需要问各位一句：在患了诸如感冒之类的小伤小病时，你们是希望得到印度式的所谓的低水平免费治疗呢还是愿意支付几百上千元（现在感冒去医院花上几百元恐怕已经不为人大惊小怪了吧）接受大陆所谓的高水平医疗服务？而现在大陆所谓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中有多少药品和治疗手段是医疗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杀鸡用牛刀般无端加诸病患身上的呢？我想我们平时在谈论社会的浪费现象时，大部分人都忽略了医疗领域的严重浪费现象。这其中，医疗机构和病患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同时又利用了病患治病心切，对其言听计从甚至视医生为再生父母这样一种心理，所以他们就有恃无恐地夸大描述，欺骗引诱患者采取多余的治疗手段和使用高档药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看到了吧，这就是温顺善良的中国大陆民众所“享受”到的高“阿三”一等的医疗待遇。不过，不管怎么说，城市居民或多或少还有些保障，尽管相对于“高质量”医疗服务仍显微不足道，但比之毫无保障的农民兄弟们，我们实在应该对政府叩头跪谢了！
药价畸高，是因为医药不分家，医院既接收病人又开药材铺，垄断大部分的药品销售，加上各大药厂为了市场占有率，组织庞大的医药代表队伍作为药厂和医院、医生间的利益联结纽带，互相输送利益、维系目前利益格局。所以医药分家喊了这么多年，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现在干脆连雷声都没了。这种事损害了相关利益集团，求医问药的百姓本就是弱势群体，求救者的角色注定他们没有话语权，偏偏政府又只在乎自家利益得失，罔顾民生，因而丝毫不作为，所以就如同缺乏监管的资本市场一样，散户被庄家玩弄于股掌之间，上演一幕幕人间悲剧。古者中国，尚且医药分家，郎中归郎中，药铺归药铺，今反不如昔。大陆1949后意识形态化、脸谱化的官方历史教育告我们，历史总是进步的，新社会总是好过旧社会。笔者怎么觉得或许还是在旧社会生活更幸福惬意，至少像笔者所身处的社会底层温饱家庭还能看得起病、读得起书、也居者有其屋，尽管世道乱了些。不过当今的世道就一定是太平盛世吗？评价世道好坏向来很主观，也许以旧社会人的观点，现今的世道乱过他们也未可定。所以，时代不总是在前进的，历史也不一定就是向前进步发展的，尽管物质生活在突飞猛进，但幸福感就不一定随之俱增。对此，我们实在需要好好反思官方的历史教育。又扯远了，回过头来讲医疗。笔者有一朋友，原先就职于市内一家大医院的病理科。在医院，这是个清水衙门，他也自感无前途，所以就跳槽做了某外资制药企业的医药代表，因此我也就对传闻中的医药代表和医生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他们给医生送财物（有时直接就是以银行卡形式的金钱，这些财物没有几千块是送不出手的）、请饭局、邀旅游、提供高比例分成等等，总之就一个目的，动员医生使用他们生产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在这种状况下，对于相同的药品器械，谁家药商给的提成高，就大量给病患用谁的。这些成本就自然被计入产品之中，如此，药价想不高也难，但最终还是转嫁到病人身上。医院和药商是攻守同盟，断不至于轻易放弃利益的。前段时间政府说要整治医疗腐败，医疗代表们出行医院均遭阻挠，行事颇多不便，于是就赋闲在家。如今风头一过，便又倾巢出动了。在此，笔者非有鄙薄朋友从事这行之意，亦深知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和生存法则，为了生计，彼此都颇不易。说这些无非是想让大家看清现在大陆医疗领域的真面目！
如今，即使一户中产殷实之家，只要有一人得大病，那就意味着很可能要被医疗机构洗劫成赤贫了。若本就是温饱之家或贫穷人家，负担不起中国“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那就只能回家，要么等自动痊愈，要么就残酷地等死。为什么说是“洗劫”，这应该是个很严重的词。这第一层自然就是高昂的诊疗和药物费。第二层是病人家属像进贡祖宗、侍奉自己衣食父母一样给主治医生送红包（视手术性质大小而言，价格自然也不尽相等。不过即使一个很小的手术，一般也要送三五千元）。或许某个家庭本不想送，但看着人家都在送，不送就自家吃亏了；又或者某个年轻医生不懂世故，又多少还抱有些以治病救人为天职、视钱财为粪土的浪漫理想色彩，所以本不想收红包。但看着大家都在收，大家都在送，自己突然就变成了另类被孤立了。所以也就“下不为例”地收了第一次，结果自然有第二次…第N次。久而久之也就视之为理所当然了。收了红包才能勉强治病救人，不收虽也给病人看治，但打折扣是必然的，甚至故意给病人制造些麻烦（比如慌称床位紧张，没有空床位之类的），毕竟从人情上讲，他要给送自己红包的病人更多所谓的“优待”。如果说医药代表的馈赠是医生和药商之间的潜规则的话，那么红包就构成了医患之间的潜规则。于是医德也就在这些潜规则中迅速沦丧。追究造成这种畸形现象的原始责任已无从查找，也不重要了。但无疑处于漩涡中心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从经济学角度讲他们因医疗资源的稀缺性借“红包”为调控手段，实际上却越调控越稀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财产利益得到了空前的膨胀。另外一个现象是相信诸位跟笔者一样，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新闻：某人（往往是农民或者城市民工家庭的幼儿这类草根中的草根）身患重症甚至绝症，需要巨额的手术费和后期治疗费用。动辄几十万的医疗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但这些患者就幸运在无意有意中被爆料于媒体，从而使得他们有求助于社会的机会，往往这时有些医院也会出于公益而减免部分费用，尽管很可能是出于无奈或者趁势宣传做秀而虚情假意为之。但是各位发现没有，在募集善款凑齐医药费之前，无论多危重的病人，医院都不会提前动手术。为什么？是不是费用凑不齐就不动手术了？又或者是借资金未全为借口，让病人多住一天院就多收一天的护理费。总之是充分暴露了医疗机构认钱不认病的丑陋面目。一直以来笔者天真，纳闷医疗机构应以治病救人为第一要务，怎么就非得钱到齐了才肯救治呢？医疗精神何在？盖市场化所遗之祸也！不过，不管怎样，这些患者终究是幸运的。更多与他们相似处境的病人却无情地被医疗机构“冷冻”了！
有了以上的种种，无怪乎现在民间有种情绪，一提起医院和医生都咬牙切齿：医院是吃人的地方，医生是嗜血的魔鬼。最终归结为一条：这是个人吃人的社会！“人吃人”？虽然听了让人心惊胆寒，但不正是事实吗？医患之间关系的紧张由此也可见一斑。
医院本来也并不是如此惟利是图的，医生也多少有点华佗扁鹊的精神的。只是当国家把他们都彻彻底底踢向市场以后，市场本身追求利益的本性便轻易地将昔日的白衣天使整个的污染了，如同误入歧途的风尘女子。也许最初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生存和发展，但最后的结果是赚钱竟然这么容易。想必当初国家和医疗机构及医生本身都不会想到市场化会如此成功、日子也会过得这般滋润吧！只是苦了万千百姓，一面是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的国家低层次的社会和医疗保障，一面是天价的医疗费用，光在看病治疗上，百姓就受了双重压迫。于是财富就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流向医药同盟之间。笔者天性悲观，今有言在先，若哪天得了疑难杂症，真不如头撞南墙、自行了断算了，免得受累家人！
当然，政府或出于良心发现，也不是全无作为。比如积极宣传引导百姓投身商业保险。笔者既然金融出身，也对保险略知一二，深感保险是个能拯救民生于水火中的好东西，但那是在西方。在而今的中国，商业保险公司的种种所作所为将“无奸不商、无商不奸”的金科玉律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借着信息不对称，本就是专业、生僻的医疗保险条款还处处暗藏玄机，为的是将来能拒赔。比如说针对某个病种，只有同时出现某两种症状才算生效予以赔付，但在医学上，这又是不可能的，或者这成了另一种病症，然而不在被保病症之列。保险公司在制定条款时可谓煞费苦心。所以在中国，保险就是骗人的东西。可笑笔者当年少不更事，对认为保险是骗人的东西之人嗤之以鼻，甚至会怒目相向，真是自己无知反冤枉了智者。在此，深有愧意！
大陆的医疗改革集中体现了社会的道德沦丧。当然，上梁不正下梁歪，首先是因为一切以自身利益为考量、罔顾民生而责任缺位的不作为的无良政府的道德败坏，继而本就因市场化之下受重重利益诱惑的各个社会主体在政府的带头示范效应下，整个社会出现了集体的道德沦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视道德为无物的各新老利益集团就不断地制造着一幕幕人吃人的社会惨剧！当然，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大多数从事医疗职业的人是有一颗治病救人的济世之心的，尽管于我而言多少有些自欺欺人的聊以自慰！
结语篇
历时整整十天，本文终于进入收官阶段。本文构思于两个月之前，最初只想以一篇文章的篇幅来阐述个人观点，不想等到写作时竟发觉主旨过于宏大，纵是万语千言也难道尽，而且中途又不断生发诸多感受，故而只得分篇述之。但是从思考到写作，中间有一个转换过程，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能量损失”或掺杂进一些新的有用无用的元素，因此最终还是会有所纰漏瑕疵，也有逻辑不清、表达不明、主次不分等等弊病，于是希望能以结语篇作一个总结和补充，为我的这篇文章画一个虽不完美但至少完整的句号。
或许以单篇视之，所述都是正常的经济现象，跟财富分配似乎没有很必然的联系，因而将之冠名以《1949后中国大陆财富分配全景图》，是否上纲上线且文非所言？诚然，单独而论似略有牵强，但是我们不妨换一种视角，以历史的高度和宏观的视野来综合地看待这一系列经济现象，你会很清晰地发现，这是一个大陆执政党政府借改革之机通过运用各种五花八门的经济和行政手段，或明或暗、或快或慢、或持久性或阶段性地且又是合理合法地对民间创造的财富进行巧取豪夺、剥削转移的过程，是人类历史上一项浩大、罕见、复杂、周密的社会系统性工程。前后凡五十余载，分两个连贯的阶段，第一阶段以三农（农村、农业、农民）为利益来源对象，杀农养城，毕竟那时中国还是典型的农业国。然正如文中所言，以后人的眼光看，自有其积极意义；第二阶段是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历史大背景下，以各个关乎民生的社会领域的市场经济改革为名，并辅之以利用当时的一些社会经济事件（东南亚经济危机、80后独生子女一代的教育、就业潮）等，开展了全面性、系统性、多样性、点线面结合，多点开花、层层推进、先是轮番上阵，随后是叠加融合、联袂表演并以部分利益为交换，借助“八国联军”力量的对城市人群的财富剥削。当然，由于农业领域的行政计划性未根本改变，所以对三农的剥削也未见停顿，三农问题俨然已成中国社会的一颗毒瘤。于是，在执政党粉饰政绩、一派歌舞升平之下，整个大陆面临深重的社会危机，只需一根导火索便可爆发。
对于第二阶段的财富剥削，其实就是表现为四大改革：国企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改革结果体现为“四化”（当然不是我们从小所受到的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教育）——国企贱卖私有化；平民住房贵族化；高等教育野鸡化；医疗天价化。综合起来，就是国家、政府、政党的公司化。因而很不幸，就国家民族而言，四大改革均告失败（当然，现在还在垂死挣扎，只不过这反而意味着对民间剥削的变本加厉），然而就执政党政府而言是一次伙同相关中外新旧利益集团的利益大分配、大调整。所以，百姓终究不过是国家随意摆弄的微不足道的棋子，自古而然、为今更甚。或者可以说，政府充分领悟到了市场经济的精髓，尽管在国企经营上连载跟斗，但在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公司化运作下佳绩频传，颇有心得和创举。而国家民族的利益、百姓民生只不过是这家公司所能利用的资源，最终都是要化为党产的。甚至为达此目的不惜卖国（笔者一直坚持认为，百余年来卖国从未停止，只是表现形式略有不同罢了）。
可悲我华族亿万生灵，温顺奴性不改，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更可叹、可恨大陆所谓的经济学家在改革成败、是非得失的问题上竟然扮演集体失语的角色，反倒让一个外来人——郎咸平来闲评是非，饰演了一个戳穿皇帝新装的人。而那些已成为各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名流又是如何回应的呢？评论其偏激的有之，人生攻击的有之，表面充当和事老，言改革有得有失、总体成就不容否定的官样、中庸之论，实则文过饰非、回避争论的更有之。总之都是在顾左右而言它，转移焦点和民众视线，中间还不时掺杂着谩骂声。但是几乎没有人敢于对他所提出的经济问题做正面回应，这到底是大陆经济学界的低能还是别有隐情？笔者认为，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问题从来都是尖锐的，言论也从来应该是偏激的，观点更是犀利的。这并非坏事，应大力提倡，这是一种曾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流淌但已缺失久远的敢于“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侠”的精神。唯如此，对社会种种丑恶的现象才有足够的穿透力和震慑力，才是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你能想象以不温不火、有气无力、遮遮掩掩的态度来针砭时弊吗？那是明哲保身、心虚发慌、内心晦暗的庸人、懦夫、小人之所为。如果一个学者连讲真话的勇气都没有，那真是对学者名分的辱没，还不如名正言顺的去当政客，也不必像现在这样被羞羞答答地冠以“学者官僚化”之名。令人瞠目结舌、啼笑皆非的是郎咸平现象竟然以大陆政府因其“没有达到国家电视广播普通话水平”而强令《财经郎闲评》停播这种极富创意的官僚手段而宣告暂时沉寂。依鄙人愚见，这堪称行政和公共管理学上的经典案例，收入哈佛的教材实不为过。全世界恐怕也只有大陆执政党具备这样的高超管理智慧。荒谬、卑劣、龌龊实不足以形容之。
出现这样一个财富剥削的过程是有其政治必然性的。那就是在专制体制下，政府最终是恐惧百姓财富增长的。因为从西方经验看，民富便意味着民众参与国家事务的热情的提高和对政治诉求的相应提升，实际就是政治经济领域的“饱暖思淫欲”。可是对专制政府而言，“万恶淫为首”，它们感觉受到了威胁，怕有一天会被带绿帽，尽管从以往的历史看，中国民众在政治领域一向而来有“性冷淡”倾向，亦如民间多忠贞节烈女子。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讲三从四德？所以政府就来个未雨绸缪，以经济手段控制民间参与政治的“淫欲”恶性膨胀，从而避免出现政治领域的“性解放”运动，毕竟政治的“性觉醒”、“性启蒙”已经够党国头疼不已的了。其实大陆政府是对外给自己披上一件民主的外衣以欺世盗名，对内则行真专制之实。有心者亦可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间财富的积累，政府和执政党党魁是一届更比一届专制独裁，但也是更加的伪善和擅长包装宣传。所以，1949后的大陆，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初与不明就里受了骗的西方有过几年的蜜月期，89之后就再无温存了。即使撇开民主政治因素，单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看，每当朝代更迭，经过开国几十年的恢复、发展，当民间渐渐富足时，中央的统治力便随之江河日下了。笔者能力有限，不能对此现象深究。如此，就肯定了一点：民间的温饱是独裁专制政府发挥最大权威、运行效率最佳的经济状态，小康是临界点，一旦越过，就面临统治危机。所以小康不过是政府为了欺世惑众所制造的海市蜃楼，终究是看得到摸不着的。政府毕竟是有“大智慧”的，它会综合运用现代经济手段来使这个“海市蜃楼”在百姓眼里显得更真切些。比如用股市、房市的一段时期的牛市来将民间的财富转化成能够不断增值的“虚拟资产”，等到这诱饵将水下的鱼儿养的足够肥硕时，便开始收网了。最终能侥幸逃脱、幸免于难的肯定是那些不太或者说不够贪心以及有所警觉甚至敢于断臂求生之人，而大部分都将成为政府餐桌上的海鲜美味。
世人或许还感受不到，因着这四大改革及伴随而来的庞大的财富转移工程，我们身处在一个轰烈烈、热闹喧嚣的“大时代”，按政府和学界的描述就是“转型社会”，历来社会的转型期都是乱世，今概莫能外。只是大陆执政党政府精通包装宣传之道，将乱世披上了件盛世、治世的华丽外套以媚惑本就身处其间、难明真相的世人罢了。乱世是最易敛财的，也是最易产生新的利益集团的。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或者制度虽有，但是“官字两个口”，于是就随意任其摆弄，翻来覆去、颠上颠下，只为其一己私利服务而已。但不管怎样，正如历史上的其它乱世一样，其所体现出的历史意义足以使之载入史册、名垂千古。若干年后，当改朝换代之际，如今的这笔历史必将被后人重提，甚至大书特书！
也许我们应该乐观点，回顾历史，上天对我中国还是眷顾有加的。正如第一阶段国家对三农的剥削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而今我们所受的种种“洗劫”或许将成为之后几代人的幸福基石和国家、民族强盛的根源。只是我等凡夫俗子身处其中，自然“当局者迷”了。若为此，我们也不妨甘愿牺牲以成就后世！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