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杂志：“反哺”何其难

         频发的矿难事故和自上而下推动的整治风暴，使那些常被冠以边缘色彩称谓（如非法煤矿、问题煤矿、“犯规”煤矿、证照不全煤矿、小煤矿等）的煤矿群体一次次映入人们的眼帘。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山西的医院爆炸事故，作为事故嫌疑人的医院总务科副科长，也有煤矿老板的身份。很多事件都在强化着各方面对边缘煤矿的强烈不信任感。在行政治理的轨迹上，一幅幅画面显示了整个治理过程的曲折反复和不可扭转的气势：安监总局局长视察中“重新验过”的怒斥，发改委批评部分省（市）整顿关闭问题煤矿进程缓慢，4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全国煤矿关闭矿井进度表，关闭数量超过既定目标，初战告捷。

        另一方面，在边缘煤矿与农村交叉的结合部上，“失落的乡土世界”成了许多人由衷的哀叹。《人民日报》4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以略显哀婉的语气感叹到：“不知不觉间我们失去了那个母亲般久久伫立的村庄，那个稻田上空白鹭飞翔、群山之间小溪潺潺的平静山庄，那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可‘采菊’、可‘悠然’的田园，仿佛它只在文人的意象中存在过。”专题两篇文章对这种陷入生态灾难的村庄也有描写。

        生态灾难是外在的，内在的则是当地村民与凭借煤矿发家的新富的灾难性关系。当地的生态灾难、基础设施残缺破败等问题不可能完全依赖上级政府解决。目光转向新富群体是必然的，这个也是行政治理无法顾及的长久课题。在乡宁“一事一议”这个多少有些政绩色彩的工程里，政府在促使新富充当传统中国乡村社会里乡绅曾经承担的功能。根据记者的观察，这种要钱的关系早已存在，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虽然当地新富基本配合政府的行动，但新富的自觉意识的缺乏，行政推动的模式，使得短期效应这个致命弱点无法消失。所以，出现半拉子工程的现象就十分正常了。

        浆水村的例子则说明，煤矿新富群体需要克服滑向“土豪”群体的危险。我们现在无法主观判断当事人是否有充当开明乡绅的意愿，但从其行动轨迹上说，对权力庇护和暴力行动的依赖，这种依赖的有效性，决定了他们是可以扔下一个烂摊子而远走高飞的，而留下过度依存于小煤矿经济的一个个村子。在大规模整治风暴之后，这个问题也许会更加突出。这正是在关闭类似煤矿后遗留给当地的新课题。                                                                                                              (赵   义)

        “‘一矿一业一事’是个好点子，但就怕落实不了。”3月20日，山西省乡宁县赵院村委会张主任在家里对记者说。

        在去年的“一矿一业一事”活动中，毛则渠、桑圪塔、于家河、井坝湾4家煤矿共拿出400万元，援建赵院移民新村，动用土方30万平方米，推出了地基。推完后没钱盖楼，工程又停下来了。

        张主任告诉记者：“如果没有‘一矿一业一事’，这工程铺排不开。现在势头挺好，但要靠政府协调，政府也头痛……”

        乡宁县一家国营煤矿高层管理人员的看法，与张主任正好相反。

        “‘一矿一业一事’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弊端。”这名高管对记者说，“第一，很多村镇都想弄这个钱，还都想多弄点，但煤矿的钱也是有限的，给你修一条路可以，不是‘村村通’都要煤矿来负责。第二，现在的人脑子坏了，接触一件事，不是想着怎么把事办好，而是想着能弄多少钱？我们援建一所小学花了150万元，你要把钱给他，180万也建不成！第三，现在各乡镇政府、各行政村都有自己的建设规划，都是跨越式的，远远超过它的财政承受能力，都在依赖‘一矿一业一事’。我看煤矿别发展了，净给村里发展了，不如干脆把煤矿送给村里算了！”

        以上两位人士提到的“一矿一业一事”，是2004年乡宁县政府出台的一项政策，内容大意是：“凡属乡宁县开办的所有煤矿生产企业，都须在本县境内创办或联办一个促进农民增收途径最便捷的非煤企业；兴办一项人民群众最渴望的社会公益事业。”政府以此号召富起来的县营及个体煤矿老板，拿出钱来帮助被他们在致富过程中恶化环境因而生活更糟的乡亲们。

        这项政策使煤老板们感受到压力，也使乡村政权及民众得到了处理与煤老板关系的新方法、新手段。由于它给各个利益方带来了不同损益，所以也激起了新一轮的矛盾冲突。

        没有主角的采访

        2006年3月下旬，记者来到乡宁县采访“一矿一业一事”活动。有关部门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理由有三：一、此事虽经媒体炒作，但上级部门一直没有表态，也没有一家党报报道过，网上还有言论认为此举缺乏法律、政策依据。二、县领导班子马上就要换届了，县委书记及县长的职务都会发生变动，在此时期，媒体继续报道此事，怕有不利影响。三、该项政策的发起和组织者——县长张效彪已离开乡宁一个多月了，现正在省委党校学习。

        记者与张效彪县长电话联系。张县长亦婉拒采访，并称这是临汾市领导的意见。

        采访不到县领导，见见煤老板也可以。但县里官员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前，临汾全市煤矿停产整顿，等待验收，到现在仍未复工，煤老板们都不在矿上。

        而且，自从媒体报道“一矿一业一事”活动后，煤老板们常常接到要钱的电话，很多记者去找他们，拉广告，搞发行。“记者来了好打发，三五千块钱就行了。但是现在‘狼’真的来了！检查安全的、罚款的都跑去了，三五千块绝对打发不住！”

        这些官员说，现在找煤老板，不能事先联系，只能直接上门，见得着就见，见不着也别再找了。

        记者在实地采访中，果然未能见着一个煤老板。请熟人帮忙联络，结果煤老板一听记者来访，说声“算了，不想弄这事儿”，就挂断了电话。

        在记者坚持下，接待部门找来了乡宁县“一矿一业一事”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国家。50多岁的贺国家，此前曾任该县西坡镇党委书记，现任县经贸局党委书记，“一矿一业一事”办公室就设在经贸局内。

        贺国家对“一矿一业一事”活动的由来、如何实施等无心多谈，而热衷于驳斥网上的批评意见。“网上那些观点，不懂中国国情，随便定调子，我们不去管他！”贺国家说，“建设新农村能只靠政府投资吗？乡宁县去年财政收入6．8亿元，县里只留了1亿多元，除去吃饭，剩下的钱全部用到农村也不够，何况也不可能全部用到农村！”

        贺国家说他还在网上发言，邀请那些批评者来乡宁兼职当村官，就会明白自己是如何的书生意气了。

        “我们不这样搞，党的执政能力怎么体现？难道就是要让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贺国家说，“网上说我们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但也没有法律禁止这样做呀。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

        贺国家说，以前农民常去煤矿闹事，剪断绞车索、关掉泵房、切断电源，让煤矿不能正常生产。严重时，老百姓把县委、县政府都围起来好几次。

        “如果政府不管，让煤老板继续富下去，让老百姓继续穷下去，这种情况是难免的。”

        现在县里提倡的“一事”，主要是为老百姓解决基本设施建设问题，贺国家认为：“这些事解决了，老百姓心理平衡了，矿与村的关系也就和睦了。”

        贺国家说，“一矿一业一事”是乡宁县政府为煤老板们搭了一个平台，让大家展示自己。记者问，如果有煤老板不想展示自己怎么办？贺国家说：“他不展示拉倒，我们连批评也没有，只奖励那些展示得好的。”但他又说：“现在几乎所有的煤矿都奉献了。”

       “富的富死，穷的穷死”

        “乡宁人是富的富死，穷的穷死！”这是很多乡宁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似乎也是对乡宁县情的最好说明。2004年，乡宁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578元。但全县109座合法煤矿的老板，大部分都有上千万甚至上亿元资产。

        1997年之前，乡宁县没有这么多富人。1986~1995年，乡宁县的煤炭销售价格30元/吨，煤从地下挖出来，卖不出去，在地上堆积如山，有的还自燃了。

        当时，县里的乡（镇）办、村办煤矿没人愿意承包，村干部鼓动胆大、脑子活络的人出来硬撑着。为了维持煤矿运转，许多煤老板要借高利贷，到年底还不起钱，矿长们被绑架索债的事时有发生，有一个矿长被绑架过两次，要债人甚至身绑炸药上门。矿长们过年都不敢回家。

        2002年后，煤炭价格一路飞涨，最高曾达420元/吨，今年也有370元/吨，而挖煤的成本只有80元/吨左右。煤老板每天出一两千吨煤，就能赚四五十万元以上，想不富也难。

       可以说，煤老板是靠偶然的煤炭价格飞涨机会富起来的。所以，富起来后，他们不知所措。他们那些仍然贫穷的乡亲们对于邻居的飞速致富，同样不知所措。

       小雯是个16岁的女孩，初中毕业后，来到乡宁县城一家饭店当服务员。她家在关王庙乡的一个小山村里。关王庙乡有许多煤矿，但小雯的村里没有，全村人靠种地及上山采药、砍树为生，每户年收入只有一两千块钱。

        刚上班十来天的小雯，在饭店里见过一个煤老板，因为同桌的人称他为“我们煤矿的老大”，让小雯给他端酒。那个人长得高高胖胖的。小雯说：“这些人可能喝酒了……他们吃一顿，能顶我干一年。”说着，小雯转过身去抹泪。以前从未离开过家的小雯，到县城打工后很爱流泪。记者问小雯：“如果你也这么有钱了，你想要干什么呀？”小雯迟疑着回答说：“我不可能这么有钱……如果我有钱了，想把家乡的路修修。那路太不好走了！一路都是陡坡，骑不成自行车，坐三轮车回家，把屁股都给颠掉了！”

        修路，是乡宁县煤老板在“一事”（公益事业）活动中主要选择的项目之一。在2004、2005年的“一矿一业一事”活动中，乡宁各乡镇煤矿共确定通村公路建设项目56条315公里，投资10865万元。

        记者在采访中感到，对于煤老板的暴富，乡宁一般老百姓并无强烈的“仇富心理”。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自己生活得好不好，而不是煤老板生活得怎么好。只要煤老板不欺压百姓，百姓们并不仇视。乡宁县公安局向记者提供的针对煤老板的敲诈案件，只有寥寥数起，还都是发生在2002年煤价飞涨，煤炭富翁成批涌现之前的。

        当地民谣描述煤老板们的荒淫生活，有“包妹子，抽料子”之称，但对百姓来说，只要煤老板包的不是自家妹子，就不会去管他（事实上也管不了）；“抽料子”，不仅煤老板抽，普通百姓也抽。央视《焦点访谈》3月18日报道，山西河津、乡宁一带的农村，吸“面面儿”（咖啡因）的现象很普遍。记者在当地询问，大家都承认，这是乡宁农村由来已久的习气。

        而且，煤老板一般也都不惹本地人。记者采访中听说，乡宁煤矿一般不用本地矿工，一是本地矿工到了农忙季节，要忙家里农活，影响生产；二是本地矿工要一个一个地招，外地人一来就是一伙，可直接组成工作队；三是“矿长说话，本地人敢不听；外地人如果不听，矿长就叫人打他一顿”；四是煤矿的开采活动对当地生态损坏到什么程度，不愿意让当地人知道；五是本地矿工出了事故，处理起来太麻烦。比如煤矿死一名外地矿工，顶多赔付20万元，死一名本地矿工，要赔付40多万元，还要出钱给他办葬礼。

        老百姓对煤老板不害红眼病，还有一个谁都不好明言的原因，就是本地的黑矿数不胜数，老百姓们自己也在私挖滥采。乡宁县煤炭储量约有109亿吨，分布广、埋藏浅。当地农民说，刨个坑就能挖出煤来，有的地方甚至是“人在下面，煤在上面”，因此非法采煤的活动十分猖獗，屡禁不绝。

        但是，事实上是由于煤矿的大量开采，恶化了当地生态，使民众贫穷的生活雪上加霜。煤老板和当地民众就像是坐在翘翘板的两头，富人一个劲儿地往天上升，穷人一个劲儿地向下沉沦。

        所以，老百姓与煤老板这“二老”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当地一名煤矿干部对记者说：“老百姓跟煤矿的关系，就是要钱的关系：给他钱了关系就好，不给钱关系就不好！”

        不管国营还是个体煤矿，每隔一段时间，当地百姓就会找上门来，提出要钱的请求。煤老板们也早已习惯了“破财消灾”。通常情况下，由当地村“两委”的干部负责来与煤矿协商，他们从煤矿得到的好处也不少。记者在乡宁县采访了若干个村，即使是那些很穷的自然村，村干部都有了小轿车。

        黑矿也做“公益事业”

        乡宁是山区县，很多村庄就在半山腰上。一名村民告诉记者，山不管再高，本来都有水，“头顶有血，山顶有水”嘛。但是煤矿一挖到这儿，水就漏了，漏到煤层里了。现在煤是湿的，山是干的。村民们吃水要到山下去拉，开机动三轮车拉一趟水，得三四个小时。

        这种情况在平原也难免。平原上不管哪个村里有井，只要附近开煤矿，一打眼放炮，水井震裂，水见缝就跑，跑到煤层里去了。

        管头镇寺坡院村是个小自然村，全村20来户，100多口人。南山煤矿与寺坡院村隔着一座大山，矿在山北，村在山南。然而山北的矿工们，像一群穿山甲似的，穿过整座大山，将坑道挖到山南寺院村农舍下面。一名寺坡院村民说：“南山矿黑夜白天打炮，我们家的锅盖都砰砰跳，晚上村民睡不着觉……”

        寺坡院村张支书告诉记者，2003年腊月，寺坡院村大量出现房屋裂缝、地基塌陷等情况。翌年春节后，村干部去找南山矿矿长，双方同意，由南山矿出资盖楼，把村民们迁移到新村。

        2004年4月，寺坡院新村开始建设。南山煤矿出资325万元，由村干部找施工队盖房、引水。

        这项工程被列入2004年4月12日开始的乡宁县“一矿一业一事”活动的成果展示中。根据县政府的统计，在为期两年的乡宁县“一矿一业一事”活动中，共有煤矿投资3180万元，新建移民新村10个。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煤矿的开采活动，使附近的村庄地面裂陷，形成危房，不得已而迁移村民的。

        因此，这样的“公益事业”，不仅合法煤矿在做，黑矿也在做。记者在某镇的一座山上看到，这里也有一个移民新村。村民们说，以前煤矿是镇政府的，村子周围的煤都吃完了，生产许可证也吊销了，只剩主峰下一片圆柱形煤田，储量大约还有一二十万吨。村里人常说，干脆把这一点资源也偷挖了算了。

        去年，有人承包了这座本已废弃的煤矿。在开采之前，先要迁移村民。煤老板付给村里140万元，让村民们在1公里以外另建新村。今年4月，这个新村基本建好了，记者来时，村民们正各自拾掇着新庭院。

        因为煤矿是黑矿，春节前没干几天就停了，至今也未再开工。“现在有许可证的矿还干不成哩！”一名村民说。因为开不成工，矿主走人了，施工队说没钱了，不给修下水道，有的门楼上连瓷砖都没贴。新房没有水、不通电，路也没修。

        西坡镇赵院村共有6个自然村，3个在山上，3个在山下。周围4个煤矿，共同侵蚀着他们的生存环境。1984年，赵院村就出现了危房，煤矿出资维修，每孔窑洞400元，一共花了几万块钱。1990年代，危房多起来了，煤矿又赔了100万左右维修费。

        赵院村委会张主任跟记者说，以前煤炭直销时，煤矿只采一层煤，现在资源少了，煤矿又返回来把下面两层一块儿采了，地面上的裂缝更大了。有的落差达1米多，水源也破坏了。“整座山都荒废了，人都不敢乱走，到处是口子，掉进去就出不来。”

        山上的3个自然村，房子下面都空了。田地不能耕种，史家湾村600口人，只有一半人还在村里，另一半去投亲靠友了。2004年10月，100多名村民去临汾市上访，要求解决问题，县委书记去把他们领了回来。去年县、镇政府决定赵院村整体搬迁，资金来源即是附近4座煤矿的“一事”捐款。

        “这里不比平川，选一块地就能搬。” 赵院村委会张主任说，“整个行政村移民，光土建就得500万元，全部建成得两三千万元，缺口很大。有政府协调，煤矿压力大了，会多出一点。县长、书记往工地上跑过几次，要求新村今年建成，但这是不可能的。”

       “矿主就是发一点资源财，他如果想通了，新村建成对他也有好处，”张主任说，“因为老村下面还有资源，可以继续开采。”

        国营台头煤矿是乡宁县最大的煤矿。5年前，它每年上缴的税利，曾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1/4。2004年4月，政府号召开展“一矿一业一事”活动时，自然想让它起一个带头作用。

        台头矿也不负领导期望，2004年捐款260万元，为全县农民代缴了农业税，并投资120万元为双鹤乡新建了张元中心学校。该矿负责“一矿一业一事”工作的高副矿长对记者说：“老百姓太穷，靠天吃饭，还得缴税。矿长提出为农民代缴农业税，事先肯定跟县政府沟通过。这是台头矿的荣誉……捐建张元小学，也是县上安排的。”

        “村里修个路，架个线，建个学校，都会来矿上要钱。”高副矿长说，“社会变了，以前是矿上给一点就行了，现在是村里积极主动地来要求解决问题……今年的‘一矿一业一事’项目还没定下来，不敢定，因为好多村在争。”

        跟一些民营煤矿老板不同的是，台头煤矿谨守本业，对于发展非煤产业非常慎重，到现在也没申报一个项目。

        政府的两难处境

        去年至今，网上对乡宁县“一矿一业一事”活动的争议，有说是“逼富济贫”，有说是“劝富济贫”，但不管“逼富济贫”还是“劝富济贫”，这里的“贫”都不仅包括当地民众，还包括乡宁的县、乡（镇）政府。

        1995年之前，乡宁县财政长期赤字，现在也仍是仅够吃饭而已。因此，在“一矿一业一事”活动中，政府希望由自己主导，制造新的局面：富人拿钱修路引水，建村办校，一来减轻政府负担，二来使民众得到实惠，缓和双方紧张关系。“一矿一业一事”活动办主任贺国家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做什么事，都离不开政府推动！”

        虽然乡宁县政府声称对煤老板只是“劝富济贫”，但却把它当成重要的任务，布置给了乡镇政府，任务完成以后，乡财政从中能得到3%的返还，县领导并会对积极落实政策的乡镇领导进行表彰。

        但客观看来，政府对煤老板开展“一业一事”确实“只倡导，不强求”，不光体现在没批评过任何一个不捐款的煤老板，而且捐款数目也无一定之规，多则几百万，少则几万，全凭自愿，县、乡（镇）政府官员所做的就是大量的劝说工作。

        记者还发现，乡宁县对外大力宣扬的255个“一矿一业一事”项目，有许多是在2004年之前就已经完成或已在进行的项目，包括高天牧业、惠民养殖厂和翅果生物制品等不少知名项目，也有像号称投资500多万元的石窑中心学校，是当地村委会早就决定要做的项目，在“一矿一业一事”活动期间建成，投入使用的。县政府将这些项目全部纳入2004~2005年“一矿一业一事”的成果，可能是出于“壮大声势”的考虑，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一矿一业一事”已经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但当地的百姓们实际上处于观望位置，因为得到什么补偿、补偿多少都非他们所能决定。以前与煤矿的交涉，由村支部、村委会出面，现在县及乡镇政府也横刀跃马，杀将出来，他们只能抱臂观阵。

        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在富人是否应该以及应该拿出多少钱来反哺乡亲，而在于谁应该为当地被恶化了的生存环境负责？

        按照常理来说，决策者、管理者和实施者都应承担煤炭开采带来的生态恶化责任，但现在却由最不应该承担责任的当地民众，承受着环境恶化的主要后果。

        贫富分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资源型地区的“马太效应”。“一矿一业一事”政策的执行，能使当地民众逃出“马太效应”的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