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泡沫之中国——国策纵横大批判

注：本文创作于2004年8月,已在部分网站上发表过。

前言：笔者写本文之目的，是为了唤醒国人辩证批判意识、国家意识，呼吁国之决策者全向审视国策、国情，共建锦绣之中华，完成民族复兴之伟业。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度；中国，是我心中最神圣的字眼；统一台湾，建设一个文明、民主、富强、自主的现代化强国是伟大的中国梦。

       饱经历史风霜的中华民族现已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富足的时代，崛起的号角再次在中华大地吹响，中华复兴将不再是个梦想。

       但是，在这一伟大的前景我们面前不要自我迷醉，而要始终保持清醒、冷静，以睿智之眼光，力透国际之现实，明透国家之实情，找到化解危机之密钥。实际上中华民族崛起的开始，就是民族危机的新开始，因为帝国主义不会容忍中国之崛起，分化、弱化、肢解中国是其必然战略目标，而国内官僚资产阶级配合国际反华势力，极其卖国、反人民之能事。现在“太平盛世”之繁华背后，孕育着重重危机，总体表现为“泡沫危机”。

一．国防之泡沫

       国防是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的可靠屏障，是国家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当今世界是一个有着严格国家等级[超级大国（霸权）——大国（相当大的支配权）——中等国家（具有一定的支配权）——弱国（极小或无支配权的附庸）的等级链]、国家利益至上的殖民世界，这就决定国无防不立，强国须强防。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防之门，于是西方列强峰拥而上，掀起一轮又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而以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屠杀达到最高潮。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救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终于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美帝国主义相继挑起侵朝、侵越战争，而苏联的霸权扩张政策欲变中国为苏联之附庸，结果中国面临超级大国的双向夹击（中印、中越之战就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并时刻处于核遏诈下。而自中国从亲苏转向亲美之后，赢得了改革开放的国际机遇。但这种关系之脆弱性在苏联解体后完全呈现出来，因为后冷战时期是一个更加失衡的世界，美国之终极战略——建立美利坚帝国浮上台面。后冷战时期并不意味着冷战的结束，只意味着美国赢得了对苏联的冷战，但并没有完全赢得对共产主义世界中第二号敌人——中国的冷战。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对中国冷战的胜利，因为中国至少学会了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融入西方，甚至培养了不少亲美、哈日派等亲西方势力，并成功削弱了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巨大政治号召力；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的经济强国也可以说是中国对美国冷战的胜利，因为中国利用这种战略空档期确实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并可能构成对美国的最终威胁。因此，对中国为首的冷战（由于中美核力量对比悬殊，直接对抗的热战完全可能发生）会继续。这场冷战与“美利坚帝国”之战并行推进，并且前者为后者扫清障碍。这两种战争的序曲是第一次海湾战争，以热战的形式开始，美国已不直接用其代理人或国进行战争，而采取直接参战的方式直接控制战略要点达到威镇四方、降服敌国之目的。中东是世界之心脏，第一次海湾战争是美国驱逐俄罗斯势力、控制世界的序曲，继而轰炸南联盟，并进行北约东扩是彻底压缩俄罗斯欧洲战略空间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如果说前2场战争不是太明显针对中国的话，那么借“反恐”（战略欺骗）之名，深入阿富汗、中东并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对中国而言则标志着对中国为首的冷战的真正开始，而中国反倒为“美”叫好、助阵。美国对中国合围轮廓业已形成，现在剩下的缺口就是朝鲜、上海合作组织中4国、伊朗、缅甸、巴基斯坦等少数国家。可以预见的是美国下一步策略最可能是侵略伊朗与朝鲜，收买巴基斯坦、印度、越南、蒙古（建立军事基地），建立缅甸亲美政权（建立军事基地），施以重利与威压瓦解中俄战略关系。因为现阶段美国对中国具有最大的力量不对称（尤其是核力量），越往后这种力量对比越不利于美国，因此美国会超加速完成这步战略。完成这一步战略后，以台海、南海、东海为导火线，正式挑起对中国的战争。在最大限度削弱中国或征服中国之后，完成对中国的冷战，从而全面合围俄罗斯（注意俄罗斯具有毁灭性核力量，攻中围俄之顺序由来于此），肢解俄罗斯，从而完成建立“美利坚帝国”终极战略的最关键两步。随后接下来的就是完成世界文明的整合，即同化或消灭非西方文明。最后的一步就是拿欧、日开刀（即兔死狗烹），最终实现美国一统天下。

       对于美国的上述军事发展战略，中国的决策者准备好了吗？从中国军事战略、思想和力量来看，远远落后于现实的发展，形成了国防之泡沫。

1.    “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个战略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注意到高科技对战争的巨大影响，但片面性、危害性显而易见。首先，这个战略思想否定了核战争。当年第二代领导人提出核战打不起来，是因为存在美苏相互核制衡体系，而中国已受美国强核保护。但现在中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中国不足的核力量根本构不成对美国强有力的威慑，况且核武早就战术化，谁能保证核大战不会发生？因此，该思想没有认清国际现实、中国的主要敌人，犯了战略短视的严重错误，甚至含有惧美、降美的倾向。其次，放弃或者弱化了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是中国最大的战争力量，是社会主义国家特色的军事能力。美国为什么不提人民战争？因为西方列强进行的是对外侵略、扩张战争，不在本国进行，不牵涉到国之存亡，根本无全民皆兵必要与基础，再则侵略战争牵涉到各利益集团之利益平衡，当各利益集团利益越趋向一致，战争意志与动力越大；利益分歧越大，越能阻止战争的进行。中国实行的是防卫作战，因此人民战争是中国 “最大的撒手锏”。再次，轻视或弱化了战略谋略或软战争，极易导致“唯武器论”。《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并进一步论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现代战争中，武器的作用确实越来越大，但谋略也愈显重要。谁能说“和平演变”不是一种“阳谋”？谁能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是针对中国的谋攻？谁又能说日本成功离间中俄安大线不是赤裸裸的软战争？谁能保证“9.11事件”不是美国战略欺骗的一个阴谋？谁又能保证“非典”不是对我国实施的基因战而进行攻心的一桩“阴谋”？谁又能保证网上一组组明显通敌买国的“精英”文章不是国内“汉奸”配合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上至首脑、下至百姓进行攻心、洗脑的谋略战？而“唯武器论”一则导致了中国疯狂的唯核论（极左），一则导致了国内惧美、降美、唯美论（极右）。最后，放弃或弱化了持久战思想，无法制胜现实存在的超限战。后冷战时代战争已经并且必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超限战——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包括军事战（核战、常规战、生化战、生态战、太空战、电子战、游击战、恐怖战）、超军事战（外交战、网络战、情报战、心理战、技术战、走私战、毒品战、虚拟战）和非军事战（金融战、贸易战、资源战、经援战、法规战、制裁战、舆论战、意识形态战）。超限战存在的基础就是冷战的失衡、科技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汹汹浪潮。超限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反超限战就必须树立全向战争观念，立足于人民战、持久战，贯穿于民族复兴的始终。综上所述，“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不仅犯有严重的定位错误，更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建议：全面修订中国现阶段军事战略，从“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向“打赢核战争条件下的高科技人民战、持久战、超限战”。人民战、持久战是实施和赢得超限战和反超限战的基础，超限战和反超限战是实施人民战、持久战的根本原因，高科技强调要重视武器的作用、研发和整合，核战争条件确定了最高战争状态，确立核武的战略地位。

2.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最低核威慑政策。”目前核武就是最高的武力，是世界大国（中、美、俄、法、英）特权与力量的象征。在大国博弈中，核力量就是首要之利器。冷战之对峙关键点就在于核武之平衡。如果当时苏联没有强大的核武力量，西方的铁蹄早就横跨欧亚大陆。同样，现在俄罗斯的常规武器相对于西方来说不堪一击，但强大的核力量确保了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受侵犯。而另一方面正因为俄罗斯还有强大的核力量，西方对俄罗斯的冷战仍会继续，这也是北约东扩、美国要建导弹防御系统、要执行先发制人核攻击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也以牙还牙，奉行先发制人战略，确保相互摧毁。美国已明确将中国列为先发制人核打击对象，并且中国事实上已与数个核国家直接毗邻。而我国核战略思想仍未上升到真正的战略高度：全面核威慑、确保相互摧毁；有条件先发制人核打击。再纵观我国的核力量，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摧毁美国的实力，对美国而言几乎成了“纸老虎”、“花瓶摆设”，所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底气十足，节节进逼。建议：修改当前核政策，转为“确保相互摧毁、有条件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全面核威慑”政策；把核力量建设列为最优先建设项目，短期内至少达到经历一次核打击后全面摧毁美国的程度，长期内达到摧毁地球一次的程度。

3.    军事力量、地缘战略协调发展问题。长期以来，中国重视陆权，轻视海权、空权。军事力量发展上陆、海、空极度不平衡。现代战争是陆、海、空、太空、电磁全方位联合作战，任何一维力量的缺失都可能造成整个战争的失败。中国的陆权独大思想导致了今日海、空不断遭蚕食的苦果。中国的陆权重要，海、空、太空权同样重要。中国的发展、民族的复兴需要核战略、陆地战略、海洋、空天战略的协调发展来获得全面的保证。陆地战略要求陆军北守、西进、南下、东渡。海洋战略要求海军东出太平洋（第一步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西入印度洋。空天战略要求空军具有全空域机动、深空攻防能力。建议：反对唯核、唯陆、唯海、唯空论，主张核战略框架下的陆地战略、海洋战略、空天战略的协同发展战略，具有应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中国周边发动任何战争的能力。

4.国防与经济、政治关系问题。国防重要还是经济重要？是经济服从于国防还是国防服从于经济？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国防和经济都重要，须协同发展；当国防与经济冲突时，国防比经济更重要。国防是保卫中国全部国家利益的核心力量，而经济利益只是国家利益中的一部分；国防不保，经济利益也就不保，更谈不上发展、崛起与民族复兴。但说国防重要，并不是唯国防论，不是无限扩军备战，而是国防建设须以国力（主要是经济）为依托，并达至确保中国国家利益不受侵犯的程度。显然，当前的国防建设不足。国防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并不是国防建设服从于经济建设，也不是国防完全经济化，更不是私有化，而是国防建设要为经济建设作出贡献。美国军事工业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武器外销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美国的对外战争创造并控制市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军、民两用技术和企业大大提高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这就是国防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实质，这样的经济可称为国防化经济。而强大的经济基础可为国防提供巨大的物质基础，这样的国防可称为经济化国防。这样的国防——经济关系就是一种正反馈模型，可解释美国愈打愈富现象。类似的当然有政治化国防、国防化政治，并还可放大组合。因此现代国防是国防，但又不完全是国防，即是组合式国防。把国防、经济、政治组合成一种正反馈模型，将会使中华民族的总体力量培增。建议：加大国防力量投入，构建国防、经济、政治正反馈模型的组合式国防；反对割裂国防、经济、政治的唯国防论或唯经济论或唯政治论，也反对完全取消界限的“服从论”。

二．经济之泡沫

       中国社会财富达到有世以来的最高点，中国经济以高速、稳定、持续的发展而自秀于世界之林，中国决策者似乎足以引以为傲，但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经济对内正在无限私化、经济去政治化，对外正在被殖民化、分化、弱化。

       新中国建国以来，就一直是“公（社会主义）”与“私（资本主义）”两种路线的斗争。公，是要实现中国之完全公有制，建立按劳分配直至按需分配的分配体系，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私，是要通过私有化，激发人的私欲，调动人的积极性，达到提高效率、创造财富的目的。毛泽东时代之公因物质极其匮乏而只能成为乌托邦梦想；现时代之私因私欲（包括物欲）无限膨胀、权力无从制约而导致腐败风行、贫富悬殊、政经互控。中国总是从一种极端转到了另一个极端。中国之经济改革的现实就是化公为私，私化给权利阶层，造就中国资产阶级，这就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最初手段。在这场改革中，占有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并未得到多少实惠，相反成了最大的牺牲品，孕育了最大的社会不满。现在中国之经济现状就是小农业经济+小工业经济+欠发达第三产业，所以中国经济正如初生的婴儿，还是这样的弱小。小工业经济根本无力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有效的物质基础，而在国际上又缺乏最根本的竞争力，只能进行劳动密集型低成本竞争，是以大消耗、低产出为代价的。小农业经济注定中国农业生产力不足，更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只会让农民始终是弱势群体。欠发达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的黑洞。金融业的脆弱性（尤其是抵御国际风险能力）与不规范性随时可能引爆中国的经济危机。中国的旅游业、运输业等等都与国际巨头相差几个数量级，而现在竟至于到了要开放第五航线的地步了。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娱乐业、饮食业。酒、色、财、气是人性中四恶，而现在腐败群之超高消费在这两业中有最为淋漓尽致的表现。据李志宁《中国的经济真相》一文中介绍：“没有腐败、或腐败气味不太多的钱款，在GDP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它则供养着占人口总数约1 ％的富人无忧无虑地吃喝玩乐、狂嫖滥赌。”如此GDP构成于人民有何意义？于经济增长有何意义？只能是黑洞、泡沫、虚拟。建议：真正实行科学发展政策，重视经济发展质量，把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最广大人民的福利，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现代经济，剥掉全球化与自由化的外壳，本质就是新殖民主义。纵观世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立国、强国之策就是殖民主义。旧殖民主义是以武力为先的血腥扩张，以工业经济（高价值）对农业经济（低价值）；新殖民主义是以经济为先的隐性扩张，以高科技经济（高价值）对农业经济、初级工业经济（低价值）。所以说现今国际经济体系是绝对不平等的剥削体系，最发达国家处于圆心（完全剥削）次发达国家处于中间（剥削弱者，又被更强者剥削），不发达国家处于边缘（完全被剥削）。在经济本质上，最发达国家已处于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垄断，正在从国内垄断向区域垄断和全球垄断发展，而垄断具有最高的竞争力和最大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甚至都没有达到市场经济程度，根本不具备竞争力而只能成为附属经济，这就是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国际背景和发达国家不遗余力推动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动力。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有个动听的名字叫“世界工厂”，也就是中国成了世界初级工业品的集散地。而以中国之弱小工业经济何以对高科技经济？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就是中国向世界输血，“中国造”的背后就是中国经济“殖民化”，中国加入WTO首先肯定的就是中国加入到殖民主义行列，愿接受国际垄断经济的剥削。不管中国所签的经济条约如何如何双赢，实际上是绝对不平等，是绝对被剥削。中国经济如增长一份，失去的可能是两份，三份或更多。这样说的话，难道中国必须关起门来发展？也不是。中国需要设定保护与发展本国经济的一道槛，那就是实施科教兴经和全球化下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科教兴经？很显然，西方国家现在赖以维持全球化贸易剥削体系的核心资本就是高科技，所以中国不可能依赖“以市场或贸易换高科技”来实现经济腾飞并加入到最发达国家，中国只能靠自己实施科教兴经（为科教兴国之一环）来实现经济振兴。脱离这一点，中国经济就决无崛起之可能，永远是小经济、空心经济与殖民经济。为什么要实施贸易保护主义？首先，以中国之小经济凭什么竞争？如果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外国巨头垄断下的本国经济将永远长不大，即使长大了，那时的中国经济只不过是外国占有下的“中国经济”而已，因此现阶段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引狼入室”，必须警惕“泛自由化”。其次，垄断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不是市场经济，是反市场的经济，是反价值规律的经济。就算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体系（这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也已经与垄断经济体系有了代差，何谈去竞争？所以中国现在不能追求完全市场经济体系，而是要跳跃发展建立垄断经济体系下的非完全市场经济体系。在中国成为垄断经济之前，宁可放低经济开放程度。再次，纵观西方发达国家贸易政策史，更多的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完全自由化贸易来成为经济列强，而采取完全自由化贸易政策的国家例如一些拉美国家倒成了经济附庸，即拉美化。而拉美化也是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样一种市场神话的彻底嘲讽。注意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神话一举取消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界限，剩下的唯有以市场决定的私利，这样的“手”便会使国家战略产业空心化。中国运十的“下马”即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多少国人扼腕长叹。而即将开标的“京沪铁路”几已确定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而放弃国内更先进的技术，又将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噩梦！在中国“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抛弃了政治的短视经济思想，钻的正是政治的空子。经济的去政治化，便会导致政治的弱化、矮化、腐化，经济的西化、殖民化；政治的去经济化，便化导致经济的僵化、崩溃，政治的狂热或“超冷”。资本主义经济的内核是利润的无限追求、资源的无节制滥用，因此是一种毁灭型经济，必须用计划加以限制与调节。经济上“看不见的手”是市场，“看得见的手”就是国家计划或介入。这是经济发展的两面，是经济发展的归宿，最终达到“天人合一、政经和谐”的大治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将是文明的归宿。因此建议：实施科教兴经和全球化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实行混合经营体制，力争尽快以垄断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反对建立完全市场经济体系，反对经济去政治化，也反对政治去经济化，主张包括政经在内的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三．政治之泡沫

       历史上，中国普通国民历来对政治是敬而远之，畏而避之；权力阶层对政治是趋之若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专制之极时，人民动而推翻之，但只是新一轮循环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始终是历史的牺牲品，当权者始终是历史的受益者与腐朽者。民是民，官是官，官民的严重分离导致的是“官本位主义”。中国的“民本主义”从来就是当权者的附属品，只是用来调节官民冲突的一面幌子而已。官本位维护的是官之利益、特权，包括统治权、剥削权、经济权、话语权等，因而维护执政权从来就是官之首要目标，维护官之利益是其根本目标，而所有其它目标是为这一目标服务，所以官非以民为本，于是官官相护，官僚主义，官之腐败，官之卖国，官逼民反。民只能是“良民”、“顺民”、“愚民”、“皇民”，而不是能参政、议政、决政的国民。焚书坑儒、垄断教育、管控信息、弱化思想、暗箱操作、残酷镇压，便是造就“万马齐喑”良民的常用手段。中国之皇权制度，是超集中的非开放式政制，基本上脱离群众，是单向的服从，民忠臣，臣忠君。这种唯上是忠的制度决定了政制的脆弱性与危险性。遇圣贤之君，就是中国大治的开始；遇昏聩之君，就是中国大乱的开始，但中国历史上圣君或政治家少又少至，昏君、庸君或政客不计其数，民间能人异士多又隐遁避世。

       历史从来就具有继承性与借签性，现今之中国政治生态基本上还是处于官本位主义。以民为本，在理论上不够，在实践上更不够。全国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宪法赋予全国人民的权利。但人民真正作主了吗？怎样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怎样保证代表真正代表着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怎样保证国家政权的不变质？中国对内的最大政治泡沫就是党民脱节的官本位主义。民何以竟至于上访中南海？就是民之诉求之途唯剩党中央而已，那些人到只能相信党中央的地步了！官何以敢明目张胆大搞特搞腐败？中国政治决策与行为具有高度连锁效应，即上行下仿。反腐者自腐，又何以治腐？政治腐败蚀党，军事腐败蚀军，经济、文化腐败蚀国蚀民。腐败涉民之根本利益，受害一方却无权参与，腐又何能休？建议：以最高领袖为统帅，结党民一心，从上、下两端共同进击腐败，则腐败无所遁形。

       官本位主义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愚民政策”或“弱国民政策”。在当权者看来，民越愚，便越忠，越容易进行欺骗，从而越利于统治。这样一种“封闭”的逻辑，严重窒息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使得中华文化更多地呈现为一种贵族文化，同时使得新思想运动从来就难以在民间兴起。人民为思想之源，人民为力量之泉，民强国也富，富而雄天下，但官本位主义是如此之短见，实为中华文明史上之大不幸。再看中国贵族思想，太平时歌功颂德，花前月下；危机时，实施变法、维新，但始终无法脱离“以官为本”的桎梏。时至今日，中华文明新思想的土壤在哪？中华文明复兴的原动力何在？现在一大现实就是只知拿来主义，而并无真消化、真创新，且渐有抛弃中华文明而全盘西化之势。中华文明全盘西化而成为西方文明附庸之时，就是民族崩溃之日，数千年文明巨大的凝聚力就不复存在，中国就成了“空心”巨人。中国的“弱国民政策”还表现在崇洋媚外。现在众多的事例表明，国家在有意无意中造成了“中国人是二等公民，西方人是一等公民的”印象。可举三例，一则西方人是“财神”，在中国可享有众多特权；二则西方人竟敢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侮辱中国人，三则华人受迫害，尤其是印尼动乱期间，政府无为。建议：迅速改变“弱国民政策”，营造良好新思想之土壤，造就有思想、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爱国国民；宏扬中华文明，摒除“唯洋是首”，中外公民一律平等。

       官本位主义还有一个比较隐性的“特征”，那就是鼓吹“精英主义”。精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扩大化了的“个人崇拜”，即“集体崇拜”。精英万能吗？显然不是。精英一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吗？不一定。精英只是表明他们在某些方面的能力较强、思想较“前”（并不一定先进）而已。精英代表着的是其所属阶级和政治集团的利益。马立诚的所谓《对日新思维》，刘亚洲的《大国策》、《美国论》，活生生地说明了“精英”的问题。真正的精英应首先是“民族、人民利益至上”，并具备实现民族、人民利益的能力与行为。摒弃这一条，精英就走向了反面，结果是祸国殃民。建议：政策必须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检验、监督，建立人民问责制，反对鼓吹“精英主义”。

       中国对外之政治泡沫体现为“空心政治”。二十世纪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中国通过团结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强大的政治威望，使得中国终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周总理也曾讲过，“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是做了准备的。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就连美帝国主义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抗美援朝打得它口服心服。那时中国综合国力不可谓不弱，但政治资源不可谓不大，以致于冷战期间中国是美苏间最重要的争夺力量。但现在，中国由第三世界的“领头羊”角色变成了“亲西方”角色。海湾战争中国是什么角色？北约侵略南斯拉夫，中国是什么角色？第二次美侵伊，中国又是什么角色？甚至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到中国家门口侦察并撞下战机，中国都反应乏力，它们又何能再指望中国为它们“仗义执言”或“出生入死”？它们中的一些甚至已唯美是从，借美抗中，如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不一而足，而台湾、钓鱼岛、南海问题又迫在眉睫，中国政治之昔日荣光正黯然失色，却无半点忧患意识，竟高唱“太平盛世”之颂歌，实乃千古之奇讽。中国外交乍看搞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对美外交，动则庞大的队伍加上吓死人的美元“砸”过太平洋去，但中国的“美元”外交带来铁杆盟友或化敌为友了吗？台海若发生冲突，谁是中国的朋友？没有几个。这就是中国无为政治带来的“空心”结果。建议：改变无为政治，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斗争求合作，以斗争、合作求共存、共赢；改变不结盟政策，大力推进政治结盟、军事结盟、经济结盟、文化认同；国际上勿以国大而趋之，勿以国小而鄙之，塑造有理、有利、有节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四．教育之泡沫

教育乃国之根本。教育的本质作用是承载、传递、发展巍巍中华文明（宏观），培育合格之公民（微观），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持，因此教育应立足于以人为本（微观），以国为本（宏观）。以人为本就要求弄清人的本质、人的作用、人的需求、人的价值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以便更好地引导人、发展人；以国为本，就要求明确教育的社会地位问题、作用问题、实践问题，教育与国民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与此对照，当今中国教育泡沫微观上培养的是“经济人”，将自我（利己主义）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全面发展的人背道而驰；在宏观上实施的是教育产业化，即教育经济化、私有化，与科教兴国背道而驰。这两个“背道而驰”就足以抽空中华文明的内核，足以抽空持续发展的内核，足以造就“劣等民族”。正如“政治人”与教育政治化是当年“政治神话”一样，“经济人”与教育产业化正是“经济神话”的结果。也正如“政治神话”已破灭一样，“经济神话”也注定会破灭。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断层，教育产业化将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断层，从而导致文化上的全面向西方投降。国是决策者，难道不能引史为鉴，非得犯同类的错误吗？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公、私并立的教育体制，公立学校受到国家的大力政策支持，而对私立学校也有一整套严格的监管机制，可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成了不东不西的“怪胎”——借用了“自由化”的壳，却丢了“教育的质”。如果实施经济的手段不能实现教育的目的，那就要果断地放弃手段，而不能让手段引导目的。经济和教育只有形成相互发展、相互支持的正反馈模型，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发展。也就是说，要把经济的发展成果通过国家转化为教育资本，扶持教育，让教育的发展再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现在恰恰是一种负反馈模型，是以教育去支持经济发展，而发展成果并没有转化为教育资本。这种教育经济化、功利化的短视行为正如同“杀鸡取卵”。教育的发展需要竞争，可允许私立学校的出现，但并不等于国家放弃教育主导权。    建议：实施以人为本、以国为本的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反对培养“经济人”；推行科教兴国战略，反对教育产业化、完全私有化，实现经济、政治与教育的谐同发展。

       下面再深入谈谈经济、政治、教育协同发展战略。人是创造之源。教育面对的对象是人。教育就是要激发与培养人的创造能力。人多力量大与人多为患是人的力量的两个方面。世界因中国人多而羡慕中国（你看多大的市场、多大的内需、多少廉价的劳动力等等），世界也因中国人多而鄙视或恐惧中国（一群群的流民、一人一口饭就十三亿口饭的巨大消费、一人一度电就十三度电的巨大消耗等等）。无可否认，中国是人口大国，而不是人才大国，因此中国有巨大的潜在人力资源。试想，中国人中只要一半人口达到美国人的素质水平，中国就可有3倍于美国的人力优势，那时垄断全球科技非华人莫属，民族复兴就是现实。这是任何其它国家所恐惧的，就像恐惧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样。而这种美妙的前景就寄托在中国的教育上。中国的教育战略就应该有这样的远景，把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变为“巨大的人力资源”，而不是现在的放在经济层面上。政治家不应该是教育家，而应该是伟大的教育家。把教育放在与经济、政治并列的地位，可解决中国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而不会囿于“政治——经济”、“经济——政治”的死循环。中国实践的“以政治为中心”没有成功，正在实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危机四伏，唯独还没实施过“以教育为中心”。但笔者并不鼓吹“教育中心论”，而主张政治、经济、教育协同发展的战略（如要区别“中心论”战略，可称为“无中心论”战略）。协同发展战略是一种极需智慧与能力的战略，更容易造就伟大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教育家与思想家。“以**为中心”实际上降低了执政者的执政水平与能力。

五．思想之泡沫

       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一国之思想往往是一国或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历史上，通常是实践的需要要求新思想的产生，而思想反过来指导实践；另一方面，在既存的客观条件上，完全有一种较好的思想更能推动社会的发展，既客观条件与思想并非一一对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带有全局意义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仅有这些思想就能解决中国社会所有的现实问题吗？中国是否需要新思想来丰富或补充当前的思想体系，共同解决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中国当前思想与实践是否存在严重脱节？如果思想没有问题，那么是否是执行的问题，或者相反，或者两者都有问题？纵观中国当前之现实，不乏思想泡沫。

1.一种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就会抑止新思想的产生。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使中国始终无法再次酝酿轰轰烈烈的思想运动，结果直接造成近代中国思想的积弱，而思想积弱是中国近代积弱最根本的原因。同处于欧美的炮舰淫威下，同处于封建专制下，中国与日本就完全走向了相反的结局。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也曾让中国雄称于世，但关键是思想也要发展，要动态中发展、比较中发展。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一元化思想就无法做到比较中发展，就无法跳出已有的框。思想体系内或思想与思想之间没有比较、没有批判、没有斗争，就没有长足的持续的发展，就注定要被抛弃的。而现在唯马列主义是不是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发展理念？更重要的是，马列主义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哲学，而不是现在用以支撑思想界的空花瓶理论。在中国马列主义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是不是需要执政者以务实的精神把马列主义从理论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利器？建议：建立以马列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多元思想体系，包括中国传统思想（儒家、道家、法家等）的重构、世界先进思想的扬弃；改变当前重理论、轻实践的思想作风，实现“思想指导实践、实践检验与发展思想”的良性循环。

2.思想的单向传递问题。思想产生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但现今中国的思想传递呈现出一种自上至下的单向传递，这样就极易造成思想与实践的脱节，思想与人民的脱节。脱节不仅难以解决问题，还会产生问题。思想界囿于上面定下的框，自然就只能在框里转，并合乎要求地加以宣传与推广，这样思想界只能是“顺应潮流”，人云亦云，高度一致，何来创造力？这是中国现今“思想家”成为“思想假”、“专家”成为“专假”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一种思想如果脱离人民，又何以为人民所接受？即使一时蒙蔽人民，也终会被人民击得粉碎。建议：营造良好思想之土壤，实现“实践——思想——实践”、“人民——执政者——人民”良性循环。

3.严重的学术腐败问题。学术腐蚀与经济腐败、政治腐败等一起构成了中国严重的腐败问题，相互之间又错纵交织。学术腐败直接扼杀着中国新思想的产生，直接弱化着国民精神，直接有意、无意配合着西方“和平演变”阳谋的实施。可见的、张牙舞爪的豹狼并不可怕，最怕的就是这种祸起萧墙的“软刀子”！注意：学术界是中国精英或培养“精英”的集中地，这是西方“和平演变”的核心对象。现在各种层出不穷的颂“国贼”作“英雄”、卖国投敌、全盘西化的“汉奸”观点足以叫人胆寒。建议：建立反学术腐败的机构，并团结人民，依靠人民，共同反击学术腐败，决不能让腐败的学术观点占据学术的制高点。

4.民主观问题。什么是民主？民主的本质是什么？世界民主现状怎样？中国需不需要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西方民主体制适合中国吗？怎样实现民主？下面只做简要分析。真正的民主并不是任何国家的专利，更不是西方国家的治国法宝，而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谋福利，亦即“民治、民有、民享”的浓缩。民治是手段，民有、民享是目标。台湾民主吗？人民能选举自己的“总统”，有了一点手段上的民主，但民选政府能真正实现民有、民享目标吗？如果不能，就远非民主，只能说是民主的萌芽或“假民主”，但从民主的发展过程来看，这也是一个阶段。大陆民主吗？大陆人民只是形式上的当家作主，也不能算民主，但大陆政府已大大改善了民生，为实施民主奠定了有效的物质基础，对民主的推动也势在必行，可必须按照中国的国情来实施。美国民主吗？对内比较民主，对外远非民主，总体上并不民主。美国民主的物质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已经和正在对全世界的掠夺基础上，美国发动的许多战争具有侵略性，摧毁或控制他国，剥夺了他国的民生权，因而对它国来说不民主甚至是国家恐怖主义。民主的美国就不应该实行种族歧视，最显著的就是印第安人、黑人乃至华人。民主的美国就应缩小贫富差距，为全民谋福利，将资源合理使用，不断改善民生。而要实施全球民主的美国就应以全人类的利益为重，首先改善全球人类的民生，保护地球资源合理有效地利用，保护人类的生存、生态环境，而不是利用它国的民主或不民主达到实现本国民主的目的。民主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国家民主，实现全球民主，实现共治、共有、共享。在现阶段下，民主并非万能，民主仍有其巨大的局限性。民主不仅有阶级性，还有国家性。民主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疯狂扩张的弊病，民主解决不了国家间的不平等。因此，中国需要民主，但不是唯民主，更不是唯西方民主。建议：倡导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理念，推动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建设，确保民主成果归民所有，反对对西方民主体制的“拿来主义”，反对唯民主论。

六．社会之泡沫

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一重又一重。旧的未去，新的又来。下面集中谈谈2个方面的问题：

1.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中国社会体系之核心单位是家，“家族观念”极浓，再与“儒家思想”融合，成为中国德治、人治的基础。人与人之间因此形成了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尤其是社会底层人们的相互互持。而今天私欲的无限放大，渐渐侵吞了“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迅速赤裸裸地利益化。民风不淳、警匪一家正是这种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在众人趋利的今天，国家似乎成了一种虚无的概念，国家利益也似乎成了一种虚无的利益，国家大事似乎成了当权者的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现在似乎也成了“天下兴亡，人人无责”的麻木状态。“在学校里，我是爱国的，出校门后，我是忘国的，因为在学校里，我是理想主义，出校门后，我是利己主义”。中华文明之所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在于伟大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而今何以至此？如果国家再次分裂，在国际强敌面前，历史将不会再给中华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机会，而是民族能不能存在的问题。建议：国家对外必须强化国家利益的保护，来增强国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国家观；对内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人与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凝聚力。

2.公民生存安全的问题。中国现在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并没有实现“让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后富起来的人，达到共同富裕”的设想，大部分人面临着生存安全问题。生存安全体现在衣、食、住、医、教等。现在国家给人民“自由”，让人民完全“自力更生”，而国家也给了自己的“自由”，一切以“市场”为中心，推行“住房、医疗、教育”产业化，取消了国家本该履行的基本职能。完全产业化的结果就是什么地方都需要钱？但普通工人、农民、国家机关人员到那里去赚这么多的钱？这就必将埋下中国动乱之隐患。建议：恢复履行国家基本职能，推行国家（主导）、社会、个人综合保障体系，严密监管关乎国计民生行业的市场运作，限制这些行业的超高利润。

结束语：化解“泡沫”要靠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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