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四六级还要摧残青年到几时？

清华老教授孙复初：英语四六级还要摧残青年到几时？

孙复初与英语的“缘分”有点不寻常：他学的是土木结构，却在清华大学当了近30年的一线英文教师。他担任过外语系副主任，教过一万多名清华大学生，编了几本英语大词典。而眼下，他却正越来越痛心于英语在国内的“遭遇”。“英语完全成了考试的工具！”他焦虑地说。于是他四处批评当下的英语应试教学模式。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孙复初便明确反对英语标准化考试。去年，教育部公布了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改革方案，他又在媒体上公开质问：“英语四六级考试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他一再呼吁：“应该下决心把四六级英语考试停掉！”

　　“我从内心里反感标准化考试，完全违背了语言学习规律。”72岁的英文老教授皱着眉说，“那是对青年的摧残！”

　　“学生们四六级考试倒是过关了，可是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错误百出”

　　孙复初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遭遇到英语的标准化考试。随着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成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标准化考试逐渐向全国推广。

　　1987年，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实行。

　　渐渐地，孙复初在教学一线发现了变化：有学生在他的“科技英语”课堂上不太愿意听讲，埋头忙着做模拟题。

　　因为从来没见过这种新考法，一开始，孙复初“还觉得很新鲜”，慢慢便发现不太对劲了：学生们有时拿习题来问他，孙教授觉得根本无助于掌握语言基本应用能力；教室和图书馆里，学生们手里开始捧起了各种习题集和应试大全；校园书店里，英美文学选读、英文原著等书籍逐渐被各色应试辅导书淹没。学生们埋头做习题，英语课上做，图书馆里做，到各系专业课上还在做。

　　各系各专业的老师有了意见：外语课正在冲击我们专业课，你们在干嘛？

　　“可这不是我们布置的。”孙复初委屈地说。

　　每年，当孙复初的“科技英语”课程结束，打完成绩之后，他会对学生作一次问卷调查，请他们对孙复初本人、对英语教学提意见。没想到，这些写着班号、学号、真名实姓的意见，竟有相当一部分针对四六级考试。

　　意见说，四六级考试对提高英语运用能力没什么帮助，“过了六级，不等于掌握了真本领；写的英文论文，外国人看不懂；学了一些日常口语，但老外来的电话不敢接。”孙复初回忆说，“学生明确讲，四六级考试培养的就是应试能力。”

　　他将上千名学生的意见装订成册，一份不落地交到教务处。教务处一位处长用了两个星期时间看完，写了一份长达11页的简报，摘录的全是有名有姓学生的原话，送给教务处正副处长，正副教务长和正副校长。

　　教务处还委托由各系主管高年级英语学习的教师组成的“英语教学委员会”，命题进行了一次考试，结果发现，“学生英语掌握程度很不理想”。

　　各系教师反应强烈：学生们四六级考试倒是过关了，可是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错误百出。

　　最后，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综合各方意见，经过慎重讨论，一致同意清华同四六级考试脱钩，四六级考试不再计入清华成绩。并从1996年起，代之以清华英语水平I、水平II级考试。

　　当时的主管副校长，曾打电话给孙复初叮嘱说，外语系干部到校外参加教学会议，一定要明确表示学校不同意四六级考试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清华学生在参加清华英语水平I、水平II级测试之外，都参加了四六级考试。一位还在求职的清华大学研究生说：用人单位大多要求四六级证书。

　　资料显示，1987年，全国报考四六级英语考试的人数仅为10万，而到2004年，这一人数猛增到1100多万。

　　尽管去年四六级英语考试出台了改革方案，但四六级考试并未降温。来自湖北省的数据，今年共有42.5万余人报考四六级，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而福建省今年的报考人数也达15.3万余人。

“标准化考试从根本上违背了语言的学习规律”

　　面对这四六级红火景象，这位英语教授越发焦虑：“标准化考试跟语言学习，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他常爱引用清华大学前副教务长在文章中讲到的一件事：两位中国外交官常年在美国工作，任满后带自己的孩子回国，插班上大二，这位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大学生，做了一张现行的标准化英语试卷，竟然没考及格。

　　另一个例子是，北京一份著名期刊登载，有6位外教参加2005年高考的英语考试，平均得分71分(满分150分)。考后他们问媒体：“你们这是考英语吗？”

　　而那些能考130分、甚至140分的学生，在孙复初的班上，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英语应用能力。

　　他给大二、大三的学生开科技英语课。课上有时要求学生当堂翻译英文文章。这些文章，通常都是他从英美报纸杂志上选摘的科普文章或报道，全是通俗易懂的科技语言。

　　他发现：学生读文章读得很快，从段落句子中抓关键词，再把几个词一连起来，想当然地就蒙大体意思，并还能诌成一篇文章，可是却跟英文原文“牛头不对马嘴”。

　　孙复初连连摇头：“同学，这是翻译，不是创作啊！”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又不知找谁说理去。”孙教授苦笑着说，“不能怪学生，他们就是这么被训练的。否则，三四页的考卷怎么做得完，阅读理解看不懂，又怎么做题？”

　　他曾经会同清华大学几位教师与参加英语应试辅导后获得高分的学生座谈，学生告诉他，比如阅读理解部分，老师说看不懂没关系，可以用“分类法”、“排除法”等等，从给出的ABCD四个答案反推过去蒙。老师还为学生支招，如果实在不会做或者来不及答题，就一律填上C，选C蒙对的几率最高。

　　孙复初跟清华几位老教师还做了一个对比实验：把学生选对答案的试题，用另外的方法去考，或者让学生讲讲这些试题的意思。结果发现，许多题目学生根本没有看懂。

　　“标准化考试不仅不能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反而“约束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创造能力”

　　有一次，孙复初看到一道选择题，觉得A和B答案都对。于是去请教当时的外语系主任。系主任也觉得两个答案都可以。他们又去请教外教，外教也持同样的看法。令孙复初不解的是，课堂上却非要把B否了。

　　“语言不像数学，一加一就等于二。语言那么多种多样，简练的语言、委婉的语言、隐讳的语言……一个意思可以有十几二十几种表达方式，为什么非要用僵化的方式来约束学生呢？”孙复初质问，“学生不会说自己的话，只会写与标准答案相同的话。”

　　去年2月，《南方周末》登出对孙复初的访谈：《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

　　3月，一位从事教育测量研究的学者在媒体上发表了另一种观点：“如果有人用菜刀伤了人，需要追究的是用菜刀伤人的人的责任，而不该去责怪菜刀”。“四六级考试功大于过”，只是这把“菜刀”被误用了。

　　对此，孙复初很不认同。他说：“标准化最不适合语言教学。语言教学不能用标准化的思维，两者天然地冲突。”

　　他认为，标准化考试必然导致学生语言能力的下降。“有人说，中国学生汉语水平普遍下降，是由于英语的冲击，其实同样是因为标准化考试”。“标准化考试从根本上违背了语言教学的规律”。

“几十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怎么又成了问题？”

　　孙复初最初开始学习语言，是在抗战时期母亲带着他逃亡的路上。随身行李中，母亲斯霞惟一不舍得丢弃的，是一包儿童读物。

　　逃难间隙，母亲就通过读故事书来教他识字。当他认识一些字了，便要求他写日记，或者给远方的亲戚写信。

　　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这样在长子身上实施她的语言教学实践：随课文分散识字，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在识了一些字后，就想办法让孩子应用。事实上，在她后来几十年的小学教学生涯中，她也是这样教育学生的。在她从1958年开始实施的小学试验班里，二年级的学生可以认识2000多个字，读了174篇课文，还可以写几百字长的作文。

　　颠沛流离中，孙复初跟着母亲从3岁学到6岁。第一次上小学他就直接被分到了五年级。

　　母亲的语言教学经验，对孙复初产生了极大影响。“英文与中文学习的规律是相通的。”他强调。

　　孙复初回忆，上世纪40年代，他在南京上中学时，当时的中学英文老师就是按照同样的规律进行教学。

　　那时，中学生孙复初英文课上读的是英文原著，高二时，他们的教材便是原版的《林肯传》。老师要求他们大声朗读课文，背其中的好句好段。他和同学还被要求用英文回答问题，用英文写日记、写作文。

　　中学生孙复初那时常常使用英文。除了课堂上用英文听课和交流之外，学校在某些课程上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要求他们用英文做习题，写实验报告。

　　考大学时，英语考试也跟平时学期考试一样，只是要求答几道问答题，然后“哗啦哗啦”写篇作文交上去完事。“管他什么作文题，拿起笔来就能写。”他说。

　　孙复初的夫人郑老师，那时在天津上中学，各校采用不同的教材，“我们英文课就是读《项链》、《灰姑娘》什么的。”郑老师说。初三时，她和同学已经能用英语编小戏剧在圣诞夜里演出了。

　　尽管没有“好记星”、复读机、电子词典等现代工具的帮助，两人都在中学即掌握了基本的英文应用能力：写信、写日记、读报纸、读原著，开口能说。

　　两人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之后，学校不再开设专门的英语课。但用原版教材上微积分等课程时，学生们没有语言障碍。“不管来自沿海城市还是内陆小地方的同学。”孙复初肯定地说。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清华课堂上，孙复初让大三的学生用英语翻译“画一条线，平行于AB边，垂直于CD边且与CD边相交于O点”，全班竟没一人能胜任。“画”用哪个词，“平行”怎么翻，没人知道。

　　“为什么以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反而做不到了？”孙复初不解，“我们曾经有过搞好英语教学的经验。”

　　孙复初当年在中学班上，英语水平属中上。后来，这位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竟成了清华的英文老师。据他说，靠的基本是中学打下的底子。

　　然而令孙复初不解的是，“几十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怎么又成了问题？”

　　他在清华课堂上的学生们，已经学习英语多达9~12年，却依然没有掌握基本的应用能力，开口说不了话，读不了英文报纸，用英文上课，语言障碍很大，不得不在大学里继续上1~2年的大学英语必修课，甚至读到研究生，还要补基础英语。

　　在孙复初看来，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大学英语教学该走的路子，应该只是目前已开设的英美文学选读、英语写作、诗歌欣赏等各种选修课，而不包括现有的“大学英语”。

　　“从教材的编排到教学方式，跟中学差不多，成了中学英语的延伸，这是个怪胎。”孙复初说，“反过来说明，我们的中学英语教学效率实在太低了。”

　　孙复初发现：“英语课变成了学习期限最长、周学时最多、考试最多、财力和精力投入也最大的一门课。”

　　“他们学得很苦味”，与他当年不同，学生们现在都忙着机械地做题、背单词、啃词汇，以及语法重点和难点。语言学习被“肢解”了。

　　孙复初所在外语系的一位教授，辅导自己的女儿学英语。他对孙复初抱怨道：现在中学里讲被动态，要讲那么多形式。讲虚拟语气，也那么多用法。那是专门搞语言研究的人才探讨的呀！

“大潮流下，一个小孩子能怎么办？”

　　在孙复初一家三代人中，“我们不是被这样教育过来的”。郑老师觉得自己“很幸运”。他们的双胞胎女儿，虽然“文革”中都“上山下乡”去了，但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还没有开始推行标准化考试”。

　　而两个外孙，却全程体验了这个时代的教育。

　　在他俩还没上小学之前，外祖父孙复初已经在北京的课堂上发现学生们开始做模拟题，而外曾祖母斯霞在南京也发现，小学生的书包越来越沉，她都拎不动了。

　　有感于此，1989年，由斯霞口授，孙复初执笔，在报刊上呼吁：“减轻负担，救救孩子们！”。

　　“有些小学毕业班学生，不但午饭后要到校做作业，晚饭后还要写到10点多，比我们大人还辛苦。连一些老师也感叹道：看到学生这么苦，我们也于心不忍。但是学生升学靠分数，评价老师靠分数，衡量学校靠分数，我们只好违心‘抠分数’。”文章写道，“我希望各级党政和教育部门的领导同志：评价学校千万不要只看分数和升学率。”

　　“我们教学的对象是活泼的人，是有思想个性的人。看不到这点，就会把儿童当成装灌知识的容器，儿童就会处在被动的地位。”文章说。

　　尽管1990年前后，全国推行素质教育，但孙复初两个外孙跟他们的同辈，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减轻负担。

　　一个亲戚的上初二的孩子，刚开始学习物理，便拿了一道物理练习题来请教郑老师，郑老师一看，竟是她大一时做的习题。

　　郑老师在清华从事人体运动力学研究，为“神舟”系列设计假人。两个外孙读小学和初中时，她辅导起来还能胜任，但到高中时，这位清华教授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一位教授告诉郑老师，高中的数学题，有时连他也做不出来。

　　大外孙很聪明，读四年级时就喜欢就某些论题跟老师辩论，结果被罚站。有段时间，这个孩子考试成绩下降，家长会上，老师从排名最后的开始点名，挨个数落家长，弄得孩子的妈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由于看不惯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有时郑老师试图为两个正读高中的外孙矫正一下学习方法，“作些补救工作”。但外孙们会大嚷：“来不及啦！”最后甚至连郑老师的女儿、孩子的妈妈都发话了：“您不能这么教他们，这么做题太慢了。”

　　“大潮流下，一个小孩子能怎么办？”孙复初迷惘地问。

　　他家一个邻居的女儿，本来想从海外回国发展，但考虑到国内中学生学习现状，为下一代人的教育着想，一直滞留在外不敢回国。

　　几年前，孙复初从《南方周末》上读到，黄冈中学一位毕业生将这所高升学率的高中称为“地狱”和“集中营”。他当即给母亲斯霞打电话交流。

　　斯霞叮嘱他：“我现在是走不动了，你们是当老师的，一定要替孩子呼吁！”这位年近90岁的老人生气地质问：“不是一再说了要减轻负担吗？怎么都不听呢？”

　　事实上，孙复初这些年按照母亲的嘱咐一直在呼吁。“一有机会就到处讲，跟中学教师讲，跟校长讲，跟教育官员讲。我到处不断嚷嚷，不屈不挠，不过可能收效甚微。但是我决不罢休。”不过，他却不敢对自己的外孙多讲。

　　有人问：“那您连自己的外孙都影响不了，怎么能影响其他人？”

　　孙复初回答：“难道让他们也做不屈不挠的战士？那以后只能打工去了。这个问题不能跟他们讲，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他只是对外孙说：“你不一定非要考清华北大。”

“这根指挥棒还要把青年摧残到什么时候？”

　　江苏省教育厅2005年12月公布的《江苏素质教育调研报告》称：“参与调查的教育系统与非教育系统的同志一致认为：近年来应试教育明显回潮是不争的事实。”

　　这份报告指出：“目前的校际竞争偏离了正常轨道，已走向仅以升学率为目标的恶性竞争”。“有校长戏称，校长头上压着‘升学、经费、安全’三座大山。升学排首位，因为升学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着经费来源、经费多少等”。“高中比拼的指标，已不再是本一、本二的人数，而是考入北大、清华的人数”。“升学竞争明显提高，从高中延伸到初中，从小学高年级延伸到小学中年级”。

　　报告建议，“改变目前应试教育、升学竞争愈演愈烈的状况刻不容缓，需要党和政府痛下决心、铁腕治理。”

　　孙复初认为，这是他“目前看到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所发表的最好的一份调研报告”。

　　孙复初曾在清华参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招生工作。座谈会上，“有些教导主任私下跟我说，我们对外都总结素质教育搞得怎么好，开了什么什么课，但只是装装门面，我们搞得全是应试教育”。

　　而在应试的压力下，某市教育局局长曾公开表示，2005年该市高考升学率要“争一保三”。

　　同样还是江苏省这份调研报告显示：“地区间升学率竞争明显升级，地方党政直接干预加强。市、县、区党政领导为了体现自己的政绩，像抓经济指标GDP那样抓教育的升学率。更有少数政府官员明确表态，抓升学率就是体现‘三个代表’，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市、县政府对教育局的年度考核，主要看高考升学率指标，甚至直接对教育局施加压力，直接给学校校长下达刚性指标，中考、高考结束后，按达标程度和水平奖励教育局和学校。”

　　郑老师从1985年至2000年一直负责清华大学在广东省的招生工作。她去招生，“中学老师就说，我们班高考排第几；校长讲，去年我们学校升学率排第几；教育局长也讲，我们从第几排到第几”。

　　“为什么地方官员要这么干？学校要这么干？关键在于全国上下都盯着应试的指挥棒呢！”孙复初说。而当下，这根指挥棒的魔力，已经传递到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

　　一些老师对孙复初说，“我们是挂在应试列车上的一节节车厢，不跑也得跑”，因为“直接跟职称、奖金挂钩，还要末位淘汰”。

　　去年孙复初到浙江某市访问，该市一所重点中学负责人说，“现在的教育完全是摧残学生。为什么我们学校不抓应用能力、实验动手能力，高考不考这些啊。只要高考一考，我们马上就抓。”

　　“这已经不是某个城市、某个学校、某个家长的问题，而是全国性问题。”孙复初分析道，“所以，根子在上面。”

　　在孙复初看来，这根指挥棒造成我国自上而下的考试经济，形成庞大的考试产业。考试产业赚足了家长们的钱。

　　一次，他到一家出版社座谈。他问：能不能带个头，不出这些应试教辅类图书？对方当即笑答：做不到啊，孙老师！

　　2005年9月，国家审计署指出，2003年至2004年,教育部一些所属单位未经批准自行收费1.54亿元，其中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向各地主考单位归集英语四六级考试费1.4亿元。

　　“权力加利益。”孙复初一语道破。这是应试教育非但不见好转而且愈演愈烈的根源所在。“这根指挥棒还要把青年摧残到什么时候？”孙教授愤怒地问。

“请出教育家来治理教育”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会图书馆大厅挂起一块横匾，上书：“每一个国家的根基是对青年一代的教育。”

　　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旷日持久的教育改革大讨论。而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已经逐渐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教法改革——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课堂教学。
一份资料介绍，所谓“问题解决”，不是以设问组织课堂教学，也不是站在问题面前，去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教师创设提出问题的实际情境，刺激学生提出高质量的问题。包括合情合理的常规性问题，也包括并非显然的非常规性问题，类似达尔文提出物种起源，牛顿提出为什么苹果下落等问题。而问题解决的途径并不是单一的，提出了“开放式答案”这个概念，即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无数解的。至此，美国基础教育的立足点已不仅仅是学到什么，而是学会探索什么。

　　几乎同一年代，我国引进了标准化考试，并且，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这种考试模式逐渐影响到课堂教学。

　　“科学研究不是去解别人出的现成的题，而是自己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这才是创新能力。”孙复初说。

　　在孙复初与郑老师这两位老清华毕业生看来，“标准化考试什么东西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严重约束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孙教授在他的课堂上，看到了这种“一刀切”的应试教学模式在学生身上暴露出来的缺陷。

　　他为一批高考英语拿了高分的学生，选读美国大学一年级的物理教材中《测量》这一章。并非深奥的科学理论，如果翻译成中文，内容相当于国内中学物理教材难度；也没有生僻的科技语言，学生说通篇没有生词。然而他挑了其中的10个句子让学生翻译，结果全班平均成绩不及格，全班无一人全部翻译准确。

　　“对非英语专业学生来说，英语是研究和学习的工具，”孙复初说，“现在学生们读内容浅显的文章尚且如此，以后这些学生作科研时，要用英语去学习一些不懂的专业和知识，又该怎么办呢？”

　　“你们掌握不好英文，就自动地把自己降为二流三流。”孙复初在课堂这样对学生说，“懂行的人来参观清华，不看有多少大楼，而去看图书馆，看究竟有多少学生借阅学校花了大笔外汇购来的大批外文期刊杂志，如果这些杂志从上架到下架没多少人翻看，就说明清华大学的学生外语不行，科研创新能力较差。”

　　郑老师也说：“外语不行，你都找不到前沿在哪。”她从研究土木结构，跨学科转而研究人体结构，整整跟踪看了10年国外资料，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数学大师林家翘从国外回清华后发现，他跟在清华带的博士后和研究生竟很难交流，英文成了大问题。学生写东西给他，先用中文写，然后翻译成英文。他要写东西给学生，也先用英文写好，然后翻译成中文。

　　“应试教育到了不得不刹车的地步，”孙复初感到焦急，“再不刹车，就更刹不住了。”

　　有人说，取消标准化考试，会大开腐败的后门，有损公平公正。

　　孙复初反驳道：“现在，标准化考试是一杆‘假秤’，无法‘称’出学生真实的才能和能力，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不公正。”

　　孙复初说，1958年大跃进，后果几年后就显示出来了；“文革”关了学校，耽误了一代人，后果直接影响到今天，而且还会接着影响下去；而应试教育的危害目前还没有完全暴露出弊端，耽误的绝不仅仅是一代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现在是到了请出专家对教育问题进行会诊的时候了。”老教授宣称，“希望中央决策层像重视农业问题、经济问题一样重视教育问题，请出教育家来治理教育！”

　　坐在北京北郊的家里，老教授忧心忡忡：“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总有一天，历史要为此写下沉重的一笔，有些人是要对历史犯罪的”。

　　最近，孙教授琢磨出一个认为可行的招儿：应该制定素质教育质量评估标准，然后把评估结果与分配给各校的招生名额挂钩，这样，“就让指挥棒换一面大旗，从应试教育改成素质教育，让全国上下盯着这面大旗运行”，以此解开高考这个难解的“结”。

　　他的母亲斯霞两年前去世了，不能再跟他一起关注当下的教育。

　　这位小学全国特级教师提倡的“童心母爱”式教育，“文革”期间曾被批判为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修正主义教育学。“文革”后，她多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去世前，“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们负担越减越重”，自己却不得不离去了。

2006年05月24日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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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

观点访谈

　　□本报记者　石岩

      孙复初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退休教授。退休之前，孙老师在清华教了48年外语。一线的教学经验，让孙老师对英语教育及背后的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积累下丰富的感观。

　　学生负担过重、应试教育、以四六级考试为代表的标准化考试弊端重重，英语教育劳民伤财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孙老师观察到的都是一些重要的“常态”问题，经常拿来与问题状态作对比的是他自己在1950年代在高中和大学的受教育经历。与此同时，孙老师这样强调当今教育“常态”问题的危急性：现在对应试教育和标准化考试意见最大的50岁上下的老教师，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学生时代作对比。如果这批人全都退休了，剩下来的全是标准化考试培养起来的年轻教师，他们就不知道除了应试教育和标准化考试还有什么别的教育方式。
　　
　　学校成了炼丹炉
　　
　　记者：您不教课已经四年了，估计您自己的子女也早过了受教育的年龄，您对当今教育问题的切身体验从哪里来？概括来说，问题出在哪里？

　　孙复初：我认为教育问题是和农民问题、经济问题一样严峻的问题。我去了许多省市的中小学，看到小学一二年级学生背包有十几斤重，作业天天做到深夜十一二点还做不完，家长给孩子们报各种辅导班。表面看起来是家长在给孩子加重负担，可是家长说：老师布置那么多作业，学校有那么多考试，每次考试还要按分数排名，孩子要升学，不报班怎么行？有些地方的学校，我看跟炼丹炉没什么区别：全体学生都住宿，早晨六点钟之后锁校门，学生不准出去，夜里十点之前不准进宿舍，老师像监工一样陪着，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全关在教室里做题———这样看起来，是老师在加重负担，但老师们在跟我座谈时诉苦说：我们是挂在应试列车上的一节车厢，工资、奖金、职称评审、教育局排名都和学生成绩挂钩，对我们教师是实行末位淘汰。我们不这么做，最后工资、奖金、饭碗都要丢掉。你去问教育局，教育局说高考指挥棒在排队———看来问题的症结落在考试上。

　　考试是一把尺子，对教育来讲，考试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检验教学质量，另一个功能是选拔人才。现在考试被异化了，既无法准确检验教学质量也不能有效选拔人才：有些出题的老师自己讲，我出基本的东西是考不住学生的，只能出一些偏题、难题、怪题。在这样的命题思想下面，文学家李准参加语文考试也会考不及格，我们英语系的教授去参加四六级考试也不见得考出高分。我在清华教书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有些地区特别是有些学校的高分学生，大二以后就没有后劲了，而真正的好学生，往往不是高考得高分的，而是成绩中等但是能力很强的人。
　　
　　标准化测试是一种落后的考试方法
　　
　　记者：您说了一些现象，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孙复初：症结在于应试教育和标准化考试。对于语言类的标准化考试，社科院文学所胡明教授也早有批评：“标准化、机械化、公式化、概念化的语文考试指导下的课堂讲解和课外作业只能窒息学生对语言的感悟和天赋才能，严重摧残他们的创造力。学生找不到自己的话语结构，忘记了甚至丧失了自己的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渐渐磨就成一种虚伪应付的策略，一套应付测试包括作文立意的假话……”

　　把标准化考试的弊端体现得淋漓尽致的例子还是英语四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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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早期，英国文化协会在清华办了个教师培训班，介绍标准化英语考试的方法，很多学校都派老师参加了。但那个时候，还只是对标准化考试的一种学术上的探讨，真正动用行政的手段在全国推广这种考试是在教育部考试中心成立之后。英语四六级考试沿用了标准化考试的方法，经过二十几年的时间，证明是极不科学的。我在清华教书的时候，每个期末都让学生对英语教学提书面意见，好多意见都是针对四六级考试的：“我通过四级，又过了六级，拿到证书，我为自己胜利沾沾自喜，仿佛可向世人炫耀，我考了高分，我能行。但碰到英文文章心中顿时务实起来，我不行，通篇都是生字，一小时只能看几行。写的英文论文，外国人看不懂。学了一些日常口语，但老外来的电话不敢接。学校中实际生活如上机房、做试验、选课、搞课题研究都不会说，这就揭开我们四六级考试最虚伪的一面：过了六级，不等于掌握了真本领。”“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考四六级。同学们疯狂地背单词、做模拟题，通过题海掌握了一些考试技巧，一考就过关，考完就忘记。实际上培养了一种考试能力，对提高英语能力毫无帮助。标准化考试冲击着正常学习，使水平下降。”

　 我把这些意见全部装订成册，交给学校的教务处长，教务处长整整看了两个星期，整理成11页简报。各系一线的老师们对四六级的意见一点也不比学生少，很多老师一谈起来就骂：学生在专业课上做四六级的模拟题，过关之后，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一塌糊涂。到了1990年代，很多学校的教务长来清华开会的时候在一起议论，纷纷表示应该把四六级取消……

　　记者：有人说：标准化是一种科学的测试方法。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公平性和科学性。您对此怎么看？

　　孙复初：我举一个例子：我国一对外交官夫妇长期在美国工作，他们的孩子在美国上了高中，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进了美国的大学。学完大学一年后，该学生的父母离任回国，他也随父母回国插班上大二。插班考试，做了一套现行的标准化试卷，他的英语考了个不及格。一个能在美国独立生活和学习的大学生，英语水平同美国学生差不多，居然通不过我们的标准化英语考试。而我们大学中那些标准化英语考试分数很高的学生有不少人却不具备真正的英语听说和读写能力。这种标准化英语考试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存在价值？

　　考试是一种计量手段，也好比是尺子和秤。对尺子和秤来说第一位的是计量的准确性，否则就失去其公信力。把四六级标准化考试这种“尺子和秤”拿到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国家质量监督检查总局去检验，我看只能宣布为“不合格”，必须淘汰“下架”。
　　记者：既然大家对四六级考试的意见这么大，而且持续时间这么长，考试中心有没有针对这些意见对四六级做出某些改良？

　　孙复初：据我所知，北京的英语老师给四六级考试委员会提意见不是十年八年了，但是他们强调它最科学最客观、有强大的试题库、有丰富的经验……当然局部的修修补补也是有的，比如偏题怪题没以前那么多了，作文也开始比较结合实际了，但本质上没有变化。

　　教育部一位主管高等教育的前副部长曾经跟我讲：英语四六级是一种引进的落后考试方法，你们清华能不能带个头把四六级拱掉？结果在1996年，教育部选了包括清华在内的8个学校做试点，尝试大学英语水平考试和四六级脱钩。

　　记者：1996年到现在，近9年的时间了，这8个学校尝试得怎么样？它们离四六级的模式走了多远？

　　孙复初：据学生反映，清华英语水平测试和四六级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因为它仍然走的是标准化测试的路子。很多搞考试的人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英语测试”这门课，“英语测试”教的就是标准化考试。
　　
　　中国人学英语曾经不那么难
　　　　
　　记者：如果说标准化英语考试的模式有问题，您认为什么是理想的模式？

　　孙复初：现在经常有这种情况，学生没有读懂原文却可以做对阅读理解的选择题。那能不能用直接让学生翻译原文的方式代替选择、填空？现在作文学生都可以提前押题猜题，他总结各种类型的题目，每种类型背上一篇，考试的时候怎么都能套上点东西默写上去。那我认为，英文作文就不如改成中译英。学生自己写作文，遇到表达不好的内容可以绕过去不写，可中译英是逃不过去的，哪怕这个单词不会写，得用同义词来表达，也一下子就能看出学生的英语水平到底怎么样——总之，在命题的时候把所有可以让学生投机取巧、蒙或猜的成分都去掉。这样的考试没有题库，也没有模拟题。学生要准备考试就得大量阅读英文原著、报刊，听大量英语广播，考试就真正成了督促学习的手段。

　　英语现在可以说是各门基础课里学习时间最长、投入最多的一门，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再到博士，念到博士后了，还在背《新概念》打基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英语教育是以考试为导向的，而考试的方法又有严重的问题。把这个根本问题纠正过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英语并不难学。

　　我们中国人是有学习英语的成功经验的，学生学得一点都不苦而且学得很好。在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我国学生在中学毕业时就能做到英语基本过关。中学英语词汇量达5000－6000（甚至到8000，目前我国中学英语词汇量只有2000多）。我是1950年高中毕业的，在高中我们就能用英语作为工具阅读原版的英文数理教材，用英语做习题，写作文，也有一定听说能力。我们那个时候连短波收音机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复读机、快译通、随身听。有人说那是半殖民地时代，可我们生活在半殖民地的学生一年也看不了两场美国电影。

　　记者：那你们是怎么学英语的？

　　孙复初：学英语就要用英语。我们从上中学起，就把英语当作学习工具而不是考试工具。数学、物理、化学都用英文教材，英语课就是英文文学名著的选读。老师在课堂上完全用英语讲课，既讲语言也讲故事，真正是把原著吃透了。师生之间用英语对话。好文章让我们背。每天清晨，校园的操场上全是学生在高声朗读英文。这成了校园一景。到高二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厚厚一本《林肯传》读完了。考试没有超过两小时的，就是四五十分钟，大多以问答题为主，譬如说，让学生用英语回答林肯少年时的主要经历。根本没有现在标准化考试那种连蒙带猜的东西。

　　我1950年考进清华，那时候清华根本不开设英语课。据我了解，在西方国家的大学，也没有什么大学（基础）外语课，有的也只是选修课，或开设第二、第三外语。大学英语是什么？是“基础英语”，是“中学英语不过关然后到大学的延伸”。“大学英语”这一怪胎是我国英语教学由于应试教育标准化考试造成效率低下的产物。

　　我上大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不管来自沿海城市还是内陆小地方的，都能用英文原版教材学习微积分，用英文做习题。现在我在大三的英语课堂上让学生用英语翻译：画一条线，平行于AB边，垂直于CD边且与CD边相交于O点，全班没有一个人能写出来。为什么以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反而做不到了？那个时候师资也不见得高明到哪里去，硬件设施跟现在更没法比：语音教室听都没听说过，也没有整天去看美国电影，大家就是读英文小说。

　　记者：提到英文小说，我现在想在国内买英文小说都很难，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本，你们那个时候英文读物很多吗？

　　孙复初：很多！不要说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刚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书店里的英语书除了工具书和语法书，全是从容易到难的童话选、故事选、古典文学名著选读。现在这种书很难买，全是应试的题。前段时间，一家出版社开优秀座谈会，我去参加了。我在会上提议：我们能不能带头不出英语应试方面的书？出版社方面说：不行，这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记者：我以前以为英文读物难买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引进一部原版书太贵，听您讲起来似乎是因为现在的英语教育和考试方法造就了一种虚假的语言环境，把这些读物都给挤掉了。

　　孙复初：这种书不是没有。你到商务印书馆去就会发现，过去引进的版本都还在，只要翻印一下就行了，但它不翻印，因为没有市场，现在学生不看这个，看这个对他考试没有好处。现在学生书包里只有应试题；每天早上校园里的英语朗读声听不见了，只有大大小小的考试。据我所知，很多老师都办过英语试验班：用原版读物进行英语教学，孩子学得高兴得不得了，两个月下来就能开口了。但是这些班没有一个能办长久的，办着办着家长也不干了校长也不干了：这套方法应付中高考不灵。我们国家不是没有针对考试或者教学环节的局部改革，但是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问题不是出在微观而是出在宏观。

　　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是上世纪50年代学苏联的产物，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1950年代以前没有，现在西方国家也没有。我国经济已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三统一”紧箍咒一解除，中国的老师一点都不笨。
　　
　　紧箍咒一解除，生产力大解放
　　
　　记者：破除了这些紧箍咒，我们可以用什么来代替？比如清华从1996年就开始摆脱英语四六级模式的英语水平测试方法的尝试，但是听您讲起来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孙复初：所以我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开展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大讨论：怎样把健康快乐丰富多彩的童年还给孩子，同时又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我们这代人是有过那样的童年的。这就是教育问题的紧迫性所在，如果老教师都退休了，都是受应试教育培养长大的年轻教师，他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现在对教育问题呼声比较强烈的是学校里面50岁左右的老教师，因为他们经历过另外的学习方式和考试方式，有对比；年轻教师的抱怨就是累死了，天天早晨6点钟就要到学校去，晚上10点钟才能回家，没有时间管家务，没有时间进修写论文……
　　
　　另外，鉴于教育问题事关千家万户，又盘根错节，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教育专家、人事专家、教师、家长代表和有关人士，根据调查报告重点讨论：教育行政管理制度改革、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试行方案、国家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监督管理方案等问题。
　　
　　记者：集思广益是一个好方法，您个人认为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孙复初：我认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是政校分开，教育部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学校。
　　
　　数学课教什么，应该怎么考，让老师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决定，比如A学校是重点学校，大部分毕业生都要进重点大学，它可以有一套教学大纲，另一所农村中学，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在当地就业，它的教学大纲就可以是另外一套。用要求北京四中的标准要求农村中学是不现实的。这样一来，教育部就可以腾出手来，专门负责教育方针的贯彻，教育质量、纪律的检查，校长和师资培训，教育资金的分配和监督……

　　至于数学三角函数这块教不教，英语一课几个单词这种问题教育部门就不要再管了，管也管不清楚。紧箍咒一解除，生产力大解放。
　　
       你担心会不会乱？我说不会，但要容许有一个过程。各个学校总有一些有经验有想法的老师知道该教什么该怎么教。教材也不一定由教育部统一，市场上可以买到很多种教材，哪个教材好就选哪个，不好的再补充再改编。这样一来，出版社也有事干了：把有经验的教师组织起来编写各种不同类型的教材。考试也可以同类学校联合起来不断试验，关键是这条：测试标准准不准，能不能把能力考出来。

2005-02-24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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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变成中学英语的延伸，这是个怪胎！

主持人：下面请清华大学外语系原副主任孙复初老师讲话。孙老师的母亲是著名的教育家斯霞老师。

孙复初：非常感谢杨东平教授邀我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据会议筹备人员说，他们找了我两天才找到我，非常不好意思。盛情难却，我就来了。我在讲述主题之前，就前面两位教授的讲话补充两点看法。一是社会、民族、语言、文化都是发展的，民族、语言、文化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互交融，不是一成不变的。另一点是我在大学虽有48年外语教学的经历，但我并不赞成高考的英语不论什么专业都一律100%计入总分，有的专业可以100%，有的可以80%、50%、20%，踔镣耆患迫胱芊帧Ｎ以谝黄赜凇案呖几母?/SPAN>"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个建议。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下面谈主题：英语教学。我想讲三点：一、英语教学是一个很容易解决而且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二、英语教学现在变成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三、怎么解决英语教学的问题。
 

从20世纪起，我国的中学普遍开设英语课，高中毕业，大部分学生就基本具备了英语的运用能力。当时的大学（非英语院系）就不再开设英语课，而是用英语来学习专业课，在应用中再提高。我的父亲和我的父辈中许多人都有留学的经历。他们出国前都不需要找像"新东方"这样的学校再进修，一接到通知就能走。中关村各高校都有相当数量这样的老教授。我的师兄、师姐们也是如此。朱镕基总理在清华比我高两届，他上清华也没有学什么"大学英语"，他的英语就是在湖南上中学打的基础。他出国访问，可以纠正翻译人员翻译中的差错。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我们用不着去看美国和日本的教育，我们只要看一下我们中国自己的教育史，我们在20世纪有长达几十年历史阶段中，我国的高中毕业生就基本上具备了一定的英语能力，到大学就不再上英语课。这是历史事实。我是1950年考进清华的，我班上的同学不全是沿海各省的，许多人抗战期间是在四川、云南、贵州上中学，他们上清华都能看懂英文的微积分教材，听懂教师用英语讲课，用英文做作业。不少人有相当高的英语水平，我们进清华全班都没上过什么英语课。
 

这说明我国很长时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解决了在中学阶段就做到大多数高中毕业生英语基本具备了运用能力，也说是说：是我们中国的英语教师，教我们中国学生（当时并没有什么录音机、复读机、语言实验室等现代化工具，家里有的也是大型电子管收音机），能让学生在负担不重的情况下学好英语。这说明当时的英语教学是符合英语教学规律的。简单地说，就是学英美文学名著或文学选读，每天清晨都要高声朗读并背诵一些名篇佳作，老师要求写作文、写英文日记，并在某些课程用一些英文教材，用英文做作业，在应用中学习。所以说这是一个不难解决的问题，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早已解决了问题。
 

可现在英语教学却变成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现在的学生是从小学（有的甚至是幼儿园）、中学、大学、到研究生（甚至到博士）一直在学英语。学生们学得非常辛苦。大部分高中毕来生还没有具备英语运用能力，到大学还要学大学英语，大学英语是什么？是基础英语，是中学英语不过关而到大学的延伸。英语课成为所有课程中学习期限最长，周学时最多，家长的经济投入最多，学生投入精力最多，而效率却是最低的一门课。
 

这是为什么？
 

我在清华，文革后从77－78届一直教到2001年，在第一线教了清华一万多名学生，除西藏、新疆外，大陆各省市，许多中学的毕业生我都教过，英语有学得较好的，也有学得较差的。我一直保持对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的习惯：什么中学毕业的，通过什么考试，对英语学习有什么想法等等。在第一线教学，能比较敏锐感受到教改的动向。其中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80年代中期，教育部考试中心成立，用行政手段推行标准化考试，开始大学四、六级考试起，迫使英语教学走上应试教育的轨道。新华书店里英美文学选读不见了，代之以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英语应试书籍，什么3000词汇，5000词汇、试题集、应试大全等等。校园里朗朗读书声听不到了，代之以埋头做各种模拟题，英语课上做、图书馆里做，到各系各专业课还做。各系教师反应强烈，说英语课冲击了专业课。我们去一看，学生根本不是做英语课的作业，而是在做各种模拟题。学生说，学英语就是为了考试，初中为了中考，高中为了高考，一模、二模，进大学为了考四级，考六级、考研。学生说我上大学几乎有一半时间用在应付各种英语考试上。我在班上有一个习惯，课程结束给完成绩，给每位同学发一张纸，要求学生对英语课提意见，欢迎指各道姓对我孙老师提意见，也可以对整个英语教学提意见。这些有班号、有学号、有真名实姓的意见竟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四六级的。学生说四六级培养的是应试技巧，对提高英语运用能力没有什么帮助。学生们的意见和我们教师的感觉是一致的，即四六级搞的教学和正常的英语教学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
 

我把学生写的这些意见一份不漏地按班装订成册，送给教务处，教务处一位处长用了两个星期时间看完了，这一千多份意见，写了一份长达11页的简报，择录的都是学生的原话，送给教务处正副处长，正副教务长，正副校长。教务处又委托由各系主管高年级英语学习的教师组成的"英语教学委员会"命题进行了一次考试，并做了许多调查，听取各系教师的意见。最后提交学校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很慎重地讨论，一致通过清华同四六级考试脱钩，学生参加四六级考试不计入清华成绩。当时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对我说：系里干部到校外参加教学会议，要明确反应学校的意见。我认为这一决定不是学校领导个人意见，而是集体作出的正确决定。
 

高考、中考的英语标准化考试和大学英语考试成为学生英语学习的指挥棒，在应试的指挥棒下，造成学生沉重的学习负担而水平能力却很不理想。北京一份著名期刊登载，有7位外教参加2005年高考的英语考试，平均得分71分（满分150分），考后他们问媒体："这是考英语吗？"而我班上有的考分达130－140分的学生，英语能力并不强。有人说：这是中国的高考英语考倒了外教。有两位中国外交官在美国工作多年，任满带自己在国外长期学习的孩子回国插班上大二，居然英语考试也不及格。
 

有人说，四六级考试得到许多用人单位的支持。我说这是一些单位的人事干部不了解情况。一家有外国专家协助工作的大型企业招聘了几十名通过六级考试的大学毕业生。聘用后对他们的英语作了一次复试，也就是给一篇中等难度的英文让他们译成中文。结果只有几份译文勉强可以，其它的则是笑话百出。这家企业的总工连呼上当。
 

以英语四六级考试、高考的英语考试为代表的标准化考试是造成英语"难"，负担重的根源。
 

标准化的英语应试教育不仅造成学生负担过重，英语学习效率低下。还造成学生汉语水平下降。不是英语教学冲击了汉语教学，而是应试教育冲击了汉语教学。
 

据我所知，不仅清华，而是许多大学有经验的英语教师，英语院系的几届负责人多年来一直向教育主管部门提意见，但收效甚微。
 

教育主管部门一些领导同志没有认真学习教育学的理论，没有认真按教育客观规律办事，只一味想"同国际接轨"而不去认真研究我们中国自己的教育史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再加上过于自信，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重大决策缺乏必要的科学论证，做了一些不正确的决定。又不虚心听取基层广大有经验教师的意见，事后又没有勇气承认并改正这些失误。
 

造成我国全国性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不在下面，而是在教育领导部门的考试指挥棒。这根指挥棒造成我国自上而下的考试经济，形成庞大的考试产业。考试产业赚足了家长们的钱，一年几亿几十亿。既得利益使他们决不会轻易放弃，这棵摇钱树。每天十几个小时高强度高难度的作业和考试摧残我国几十万乃至几亿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权力加利益，这是问题难以解决的真正原因。
 

所以当前问题不是英语教学界内部的学术之争，不是英语教学法（翻译法、听说领先、功能意念等等）之争，不是几种教材之争，不是考试方法（主观题、客观题）之争，而是基层大批有经验的资深英语教师反映的真实情况及中肯意见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决策失误之争。鉴于教育主管部门长期听不进正确意见，不愿意改正失误，我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对政府部的监督权，对此进行调查和管理。
 

调查方式除座谈听取意见之外，我还建议举行两次考试。
 

1. 组织几组英美大学生或外教参加我国各地区的高考英语考试和四、六级考试。
 

2. 组织教育部全部正副部长、司局长和各省市教育厅局长参加各地区的高考、中考英语考试和四、六级考试。
 

考试结果有助于有关各方得出一些共同认识，在讨论时有较多的共同语言。

后记：本文是2006年5月13日在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办的、由博客网独家媒体支持的《全球化背景下教育语言文化政策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整理稿件。研讨会的会议实录全文请看：http://edu.bokee.com/info/focus/2006-05-15/16914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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