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翔事件产生的原因是移情。移情的不是一个黄健翔,而是亿万中国人。黄因为职业角色的原因,且因为其移情聚焦于某一国家,受到谴责。而众球迷的移情依然故我,不必收敛,不作反省。我在多篇文章中说到,中国人在足球上的最大悲剧不是进不了世界杯,不是国际比赛上的长期失利,而是这一桩伟大游戏在中国的变味——蜕变成一场电视剧,而是广大国人对足球的态度——只看不踢,完全的移情,说得更难听些:看黄片,即别人做爱,我们看做爱。外国人看足球也上瘾,但是以相当数量人口的“亲自踢球”做基础,这游戏真实而非虚拟,堪称体育而非戏剧。
国人何以将足球谱写成这般模样?思考这一问题的路径不外两条:中国踢球的人为什么踢球?不踢球的人为什么不踢球?
中国踢球的人肯定是少数,特别是比较认真地踢球的人,“认真”的指标是有计划、有训练、有比赛。如此踢球的人在中国即使不是专业球员,大多也是少体校的。他们为什么踢球?从个体角度上看,他们中的多数人正在,或争取明日,以足球为饭碗。而从宏观的角度看,这桩事物在中国能够存在和持续,是因为世界上有这项运动。如果有一天世界上没有了足球的国际赛事,中国的这些足球队都将不复存在,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国争光,其前提是国际赛事的存在。没有了国际赛事,也就没有了方向和目标,光荣与耻辱,球队可以解散了。在中国,这种性质的事情不独足球。登山其实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外国人登山,并且登了阿尔卑斯山还不够,还打上门来,要登珠穆朗玛,中国大概不会有登山队的。并且至今为止,人家的登山大多不是国家行为,而是个人行为。世界杯的参赛倒都是国家行为,但要看到,在国外是先有个人的、民间的足球兴趣,后有各个级别的比赛,最后走向世界杯的。我们是前面的都没有,直奔世界杯主题。
中国狂热看球的人为什么大多不踢球呢?攀登珠穆朗玛峰,如果有电视转播大家也愿意看,但是大家仍然不会有攀登的愿望和企图。观赏与参与不是也分离吗?但是这不能和踢球相比。其一,因为登山的门槛太高。其二,因为踢球比登山更好玩。足球好玩,即使你不是从踢球爱上的足球,从观看比赛同样可以点燃亲自踢球的热情。如是,相当数量的适龄青少年会勃发强烈的踢球欲望的。为什么中国比较认真一点的业余足球人口少得可怜,原因不能再简单了:没有场地。
我小时候的足球启蒙之地是胡同。在一条狭窄的胡同里,一个比垒球大一点的小皮球,不知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乐趣。岂止中国,岂止我们这些连业余初段都不够的踢球人,贝利、马拉多纳,哪个没在街道上踢过球。场地是有成本的,使用场地是要买单的。在胡同和街道上踢球,意味着社会为孩子们买了单。为什么最没有本钱的小贩只能在街道上摆摊,因为那场地由社会买了单。不能说这绝对不好,因为要求正规场地也就是要求更多的资本,也就遏制了一些人的就业,遏制了商业的多样化。同理,街道对踢球来说,也是最方便和经济的。胡同和街道是公共空间,在车辆稀少的时代,踢球对行人和少数车辆也有干扰,但是大家容忍和接受了孩子们踢球。不然他们到哪里踢?你能管住他们不在街道踢球?他们是我们的孩子,他们要玩耍啊。但是现在街道已经专属于车辆了。不需要再有谁来干预孩子踢球,轿车的轰鸣足以宣布街道足球的死刑。街道启蒙了几代人的足球兴趣。在他们离开街道球场的时候,他们已经深深地热爱上足球。但这一原始启蒙地已经寿终正寝。
离开了街道,选择一块场地,就遭遇了买单的问题。在今日中国,大家看足球的热情大大高过篮球、排球、乒乓球,而与此同时,玩乒乓球、玩篮球的人大大多于玩足球的人,原因是场地问题。场地问题的本质是谁来买单。孩子要玩乒乓球,父母买得起这个单。家里有钱的买个球台也不新鲜。多数人是租个球台,20元钱一小时。经营者也划算,承包一个地下室,放上10个球台,一天收入1000元,够本。篮球的逻辑相仿佛,租个灯光球场,300元一小时可以拿下。足球不行,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出租方。原因在于其占用的地皮太大了。一块标准足球场地至少要7000平米,大约相当于8块篮球场。按照北京、上海市区的时下地皮价格(至少1平米1万元钱),就是7000万元。若有商人买下地皮,经营足球场的出租业,多半连利息都赚不回来。即使中等城市地价较低,学校也拿不出几百万元为操场买地皮。一句话,足球场是不赚钱的买卖,个人、学校都买不起,更准确地说,它是公共设置。而公共服务,比如灯塔、军队、义务教育,只能由政府买单。国外私人手里尚有地皮,中国的地皮都属国家,足球场(商业俱乐部的场地例外)便只能是政府买单。北京、上海、天津各有大约700所中学,市区按照400所计算。中学的足球场要综合使用,不可能不要跑道,这样每个球场加上跑道大约一万平米,地皮价格大约一万元。中国的直辖市若每个中学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市政府要拿出400万平米的地皮,相当于400亿元人民币。其结果是市政府不肯为它的中小学合格的操场买单,于是我们学校的操场小的可怜。以北京为例,四个老城区中共有四所中学拥有标准足球场。学校尚且如此,遑论社会性的公共足球场。您想,一个孩子中学毕业,18岁了,还没有踏上过足球场,忽然爱上足球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必然是类似于是戏迷看戏。可惜,他连票友都不够格,因为他什么都不会。
政府为什么不肯为球场买单?舍不得那地皮,舍不得那钱。时下,各级政府的一项主要收入就是向开发商出卖地皮。但说到钱还没有说到根本。市场经济到来之前,政府不卖地皮,也没有重视学校操场。原因在于不重视操场,不认为锻炼身体还要耗费那么大的地皮。是说服政府,扭转这一观念的时候了。
毫无疑问,政府为很多公共设置买了单。为什么没有为学校操场买单?因为看不到操场的重要作用。我们花费地皮修建了很多厂房、道路、公共设置,为了什么?为了生产、交通,等等。这又是为了什么?为了大家生活幸福、便利。而球场自身就恰恰能够为大家带来幸福,政府为什么不能为之拿出地皮呢?当然操场还是学生锻炼身体必不可少的。政府所以没有为之付出必要的地皮,可能在于将操场、球场同“玩”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想说的是,学生,乃至公民的“玩”,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生产和生活日益提高的今天。而当某项“玩”完全地依赖于某项公共设置的时候,是需要政府买单的。正是因为我们社会中的球场的唯一可能的买单人忽视了球场,所以才有我们社会中足球场的高度匮乏。
政府为很多事情买了单。其中一项与体育相关的就是为奥运金牌买单。据一些学者计算,中国每块奥运金牌成本7亿人民币。作为纳税人我们明白,国家和个人一样是要面子的,争面子是要花钱的。请继续为奥运金牌买单,我们的唯一希望是金牌的追求要适当,效率应更高,即不必追求过多金牌,争取每块金牌成本更低些。因为面子不可没有,亦不可过份。球场不是面子,是基础设置,政府也须买单,甚至更需买单。而这里要额外强调的是,奥运金牌和学校(或公共)足球场建设是彼此独立的两种价值。人们通常误以为,某项运动在某个国家普及得越好,国际上拿金牌的可能就越大。其实普及与夺金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中国跳水运动并不普及,却是金牌大户。中国乒乓球的普及和奥运夺冠没有真正的关系,夺冠的基础是专业运动员多。说普及利于奥运夺冠,容易将普及的价值捆绑到奥运金牌上,实际上矮化了大家从事该项运动的意义。我们从事这项运动有自身的道理,它是身体的锻炼,人格的陶冶,生活的乐子,这些都不次于奥运金牌。比如足球,如果仅仅为了金牌,似乎就没有必要建设很多足球场了,因为投资巨大,夺金概率甚低。修建足球场的动机,应该与金牌无关,唯此这理由才是坚实的。英国有最充裕的足球场和最激情的足球人(绝不仅仅是看球人),他们40年没有问鼎大力神杯了,他们觉得赔本吗?踢球本身就是价值。只有在本末倒置的地方,才会使体育跟着金牌走。
但是为什么政府为奥运金牌买单痛快,为学校运动场买单艰难呢?因为前者的反馈快,政绩突出,举世瞩目。后者则无声无息。且因为消耗了政府手中宝贵的地皮,必将影响它做更风光的事情。因此,要政府为学校操场买单,仅靠一般的说服是远远不够的。要立法,迫使每个地方政府为中小学操场提供地皮。中国有8700余所中学,76万余所小学。如果我们的多数学校都有合格的操场,我们将有数以亿计的孩子奔跑在足球场上。那是何等令人振奋的事情。与之相比,世界杯出不出线,算个什么?
摘自《权衡》,2006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