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精英阶层时刻准备“跳船”
郭松民
无意当中在新华网上看到一份“已经取得外国国籍的明星名单”，觉得分外震惊——原来这些整天活跃在中国的荧屏、银幕、舞台上，逗我们开心也赚我们银子的明星们，大部分早已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他们有的是大不列颠女王陛下的子民，如“皇阿玛”张铁林；有的是山姆大叔的子民，如第五代导演陈凯歌；最不济的胡兵，手里也还握有一本泰国护照……
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原来先入籍国外再回到国内来“捞世界”，并不仅仅是演艺界独有的现象，而是政、商、学界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网上流传着好几种版本的名单，各界名人应有尽有，从来不见有人出来辟谣，可见并非是空穴来风。而在一些东窗事发的高官的保险柜里，发现一国乃至几国的护照，也已经不算什么耸人听闻的新闻了。
现在是一个强调自由的时代，一个人愿意选择哪国国籍，应该说那是他个人的自由，别人无庸置喙。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普遍地怀揣一本外国护照，或者渴望能够揣上一本外国护照，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因为这意味着：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精英们，在内心深处却并不认同这个国家，更不打算与她患难与共！
精英们时刻准备“跳船”——这个判断让我一想起来就感到惊怵和不安。你能想象当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后，船长和船员率先跳上舢板逃走，船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吗？
精英们“跳船”心理严重，必然会导致他们行为的短期化。因为对他们来说，既然自己可以随时脚底抹油，那么任何着眼于长远的安排都是没有必要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不久前刚刚发生的福建闽林集团总裁林凤良卷款外逃事件，他用“高息”为诱饵，从民众那里“借贷”了十几亿元，然后一走了之。无疑，他在玩这场游戏的时候，一开始就知道必然会有这么一天，而他在这一天之前的全部活动，也无非是在为这一天做准备罢了——这一天是他的节日。
理解了精英们的这种心理，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当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的时候，还会有学者强调最大的危险是“平均主义”？为什么当许多地方的生态已经接近崩溃的时候，还会有官员认为GDP的增长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会有富人敢于无情的嘲笑穷人“成为房奴活该”？等等。我相信他们也像林凤良一样，早已预见到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沉船”，我怀疑他们甚至是渴望“沉船”的。因为船沉之日，就是他们获得“自由”之时——就像林凤良那样，他们终于不用再继续伪装了，终于不用担心时刻可能被人戳穿了，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享用“自己的”财富了。
精英们时刻准备“跳船”，那么没有能力和机会“跳船”的普通民众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必须予以严肃的考虑。如果不然，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在某一个早晨醒来，发现自己陷入了和那些借贷给林凤良的人一样的命运，那时才哭天不灵，叫地不应呢！
具体到今日中国的现实，普通的社会公众究竟应该关心什么问题呢？在我看来，就是大家都要关心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丢掉对那些准备“跳船”的精英们的幻想，把中国崛起的责任，抗在自己的肩上。
这样说似乎还是比较抽象，我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如果他仅仅是自怨自艾，或者仅仅想到再考几张资格证书，那我就要说，他还是存有太多的幻想，在政治上也是不成熟的。但如果他意识到，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其实是和国家的贸易政策、教育政策以及中国在全球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他开始关心这些问题，并积极参加相关的公共政策的讨论，那我就要说，他开始表现出“政治能力”了。我们不难设想，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关心公共政策，那么，那些已经做好“跳船”准备的精英们，也就很难再把自己短期利益冒充成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了。
如果不同阶层，不同处境的社会公众，都从自己特殊的角度来思考和关心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话，那会出现一种什么状况呢？我记得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人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而且仅仅一个。他的著名的女弟子汉娜.阿伦特对这句话作了经典的补充，她说：当不同的人们从其不同的角度，关怀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理性就出现了，政治就出现了，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这个民族在政治上就“成熟”了。
中国发展到了今天，可以说正处在历史上最有希望的时刻，同时也处在历史上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精英们正是看到了危险，所以他们才时刻准备“跳船”，但人民却只能和这条“中国号”巨轮患难与共，所以人民就必须在政治上“成熟”，也只能“成熟”！
评论：郭松民 发表于 2006-07-22 12:01:24 IP:221.216.131.*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是民众的唯一选择。
止于善 发表于 2006-07-22 13:41:04 IP:210.51.38.*板凳也不错。
海外人 发表于 2006-07-22 13:56:23 IP:210.51.38.*郭先生说得对，这么多名人和领导人在“跳船”或作准备溜人，就不知道国人为什么都想不出一个办法。基本上是因为教育的问题吧。教育要考虑到人的本性，从此建设人的本性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天天在嚷着爱国爱民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应该在小孩子开始读书作起，比如要他们对个人范围敏感并且培养出对自己有自豪感，对国家有自豪感等等，什至像一种信仰。假如在基础没有建设好，以后讲什么爱国爱民就难了。我曾经问过一中国孩子，这世上什么是最重要，这孩子不经犹豫的说：“父母对我说钱是最重要的。”把孩子教养成这种心态，你说可怕不？
郭松民 发表于 2006-07-22 15:40:43 IP:221.217.217.*孩子被教得这么爱钱，实际上却可能得不到钱。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哪个不爱钱？失业的大学生也爱钱，但他们能够得到钱了吗？核心问题还是政治。
伟人早就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匿名 发表于 2006-07-22 18:22:29 IP:210.22.7.*为什么不换个角度看,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人，说话就更有底气了。不能说有了份护照的中国人，就不再是中国人了。而只有不拿外国护照的中国人才有资格做精英。就按你的逻辑，更应该鼓励双重国籍。请清楚，真正的中国人与有无护照是毫无关系的。你这篇文章具有很坏的煽动性。
高 地 发表于 2006-07-22 19:17:48 IP:60.13.1.*先生文风,正气浩然,很欣赏.
关于“平均主义”多少年我一直闹不明白,究竟什么是“平均主义”?为什么“平均主义”不招待见?女娲造人有高矮,胖瘦,男女,愚智,没见过一出娘胎就是三头六臂,或者手握巨额钞票.也没见过哪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在死亡时,能把地球带进他的棺材.文革中看前苏联电影,一位老红军战士,在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列宁同志,他深情地说:是一个普通的人,既然革命领袖都是普通的人,那么请问谁有资格剥夺和反对老百姓追求“平均主义”福趾的权力?何况那些所谓的的精英们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精英?不知这些精英们可曾知道酒泉这个地名的来历?那就是最闪光,最动人的“平均主义”.
老毛语录说:这是人民的苹果,不吃是光荣的,吃了是可耻的,...(解放军攻克锦州时的讲话亦或命令)“平均主义”不是什么坏主义,反之拿“平均主义”说事,谋私,倒是卑鄙无耻的.说句不理智的大话,真要认真实施“平均主义”那些不学无术的家伙才是“平均主义”最大的受惠者.因为伟人曾经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都什么年代了,还嘟囔“平均主义”,为少数人腐化和奢侈辩白人不能无耻到这个份上吧?
郭松民 发表于 2006-07-22 19:40:30 IP:221.217.216.*那位匿名的朋友不要乱戴煽动性的帽子。照你的逻辑把小布什、萨达姆之类的请来做国家主席岂不是更加“说话就更有底气”？美国宪法为什么还规定不是美国出生的人不能竞选美国总统呢？
我再说一遍：个人愿意选择哪国的国籍，那是他的自由；但一个阶层的选择，尤其那些占据优势地位的精英阶层的选择，就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江城子 发表于 2006-07-22 20:59:46 IP:210.51.38.*说得好！
关键不是护照的问题！
民说国 发表于 2006-07-22 21:19:49 IP:210.51.38.*也有两点与郭兄商榷：何谓精英？那些唱歌跳舞的，或者御用文人，挂羊头卖狗肉的教授专家是精英吗？他们成为一个阶层吗？第二，你的打击面实在太大．脑子里也充满着斗争哲学．任何一种群体里，都有好中坏，这么多海归人士在国内，还是有很大贡献的．你所指的有护照的精英层是指留学归来的还是移民国外又回来的人？那些贪官就是有外国护照，也早晚要归案的．最后，感觉你在政治上是非常不成熟的，但这不妨碍你继续用尖利的文字表达自由的观点．很喜欢你的文章．
匿名 发表于 2006-07-22 22:04:56 IP:58.67.30.*"感觉你在政治上是非常不成熟的"，一语中的！确实，关键并不是护照的问题！关键是为什么这些精英们都要去持有外国护照？！这才是抓着了问题的核心！
王若谷 发表于 2006-07-22 22:28:36 IP:58.67.30.*我认为，应该致力追查和追问的的是：为什么精英们“跳船”心理这么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和环境造成的？！如果精英们都不得不“跳船”去了，那么我们的现代化还有希望吗？！我们的国家还有救吗？！如果不改善和改革成一个“宜居”的环境，不使我们的祖国成为一个“宜居”的中国，那么，仅仅去指责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哪怕他是精英），又有什么用呢？！此外，还应该指出，文艺明星们的“跳船”是和贪官的外逃迥然不同的，不能混淆他们之间的区别。文艺明星们的“跳船”，大多是为追求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宽阔的表演活动场地；贪官的外逃，则是背叛国家和人民！
高 地 发表于 2006-07-22 23:50:36 IP:60.13.1.*何谓精英？当下普遍的社会评价标准(?)是财富占有额,包括绿卡占有额,更下作的还有情妇(面首)占有额,而点评的所谓精英“跳船”,不正是这种现象及其深层次问题吗?何谓"感觉你在政治上是非常不成熟的"，被人卖了还帮忙数钱,令人忍俊不禁.都什么年代了?由此可见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
郭松民 发表于 2006-07-23 00:04:39 IP:61.48.130.*TO“民说国”和“王若谷”兄：我只能先把文艺明星拖出来，但我真正最想说的不是他们（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好鸟），相信你们能够理解。
最好不要把责任推给环境，环境还不是精英们的贪婪和短视造成的吗？我称他们为“精英”，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出色，而是因为他们控制各种资源和权力，相对于平民占据着优势地位。
高地兄理解我，谢谢！
就跟着您 发表于 2006-07-23 10:29:33 IP:210.51.38.*郭老师您好！看了上面的一些帖子，让我忍无可忍。人做事是不是要讲原则，最起码要讲大的原则吧。现在好坏是不是很难分辩，难到被人说出来了还不能明白。都做好逃跑准备了，还不要脸说自己是多么光明正大，谁信啊？
高 地 发表于 2006-07-23 13:43:09 IP:60.13.1.*"千金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群众利益无小事...更何况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郭老师仗义执言,拆穿所谓精英们的种种鬼把戏和预谋,净化社会环境,功德大焉.
就支持你 发表于 2006-07-23 17:36:52 IP:210.51.38.*郭先生,你写的文章说出了中国老百姓们的真实民声;也道出了1992年到现今整个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某些当权者就是靠出卖大众利益换取"改革开放"眼前的结果,为自己积累出逃国外的原始资本!
不过郭先生你是否看到中国腐败混乱到如此地步的真正原因吗?----那就是"军队比政府更加腐败,所以,军对没本事威震政府的腐败!!!
匿名 发表于 2006-07-23 19:35:03 IP:210.51.38.*郭先生:请问您上华岳论坛吗？为何最近老上不去？
不要这样的强大祖国! 发表于 2006-07-23 21:45:07 IP:210.51.38.*GDP超过1万亿美元！前年在国外短期出差的时候，听到驻在国大使向大家激动地宣布。兴奋、激动。有外国人说：中国会崛起成为和美国抗衡的巨大力量。
那一年 出差去非洲某国，和当地黑人谈一项援助项目。对方的要求很多，多到让人感到有点可笑，区区10万美元的项目，居然说要200万美元才能搞定！当时我很气愤，对他说：我们国家也不宽裕，这个项目根本不需要这么多钱！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们不宽裕，但那时你们能不能开上好车、住上大房子的不宽裕。不是我们这样吃饭方面的担忧！我努力对他说明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可是人家很懂行：1000美元人均的GDP，人民收入起码也要800美元吧。你们国家的领导人都说了，按照贵国的购买力计算，贵国的购买力水平相当于接近1万美元！
我不想争论了，钱是拿不出的，但是从那次回国以后，我却开始留心起我生活过这么多年的中国。
说来惭愧，我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北京城度过的。虽然也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象宣传得那么好，但到底什么样，说不清。
但是，当我真的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看的时候。在一个个滴着眼泪的故事背后，在一张张愁云密布的绝望脸上，我看到了大多数人民百姓的痛苦。我亲眼看到了由于治不起病，颤抖着双手签下“拒绝治疗”四个字的、为D干了一辈子的老人；我亲耳听到了走投无路的残疾下岗工人的哀叹。
在农村，甚至不是边远农村，我看到过为几十块钱赡养费出不起、硬着心肠不认父母的所谓“不孝子”；我见到过哭着、流着眼泪请求学校宽限两天交学费的孩子。
在北京，我亲眼看到几乎每天都有在民政部、信访局等单位门口“冒死上访”得百姓。在地铁口，我见过乞讨为生的八路军老战士。在街头，我见过被菜霸、市霸打得头破血流，向警察求助却无人过问的可怜的青年农民（真实地亲见，就在北京）。在天通园一代，夜幕降临的时候，成群结队的女郎站在路边等待挑选，让人无奈地想起“人肉市场”。
在山区，全家的所有财产加在一起有1000块钱就算是不错的人家。父母听说女儿在外面发廊里当小姐，只是苦笑着摇头：至少 全家不会再挨饿，不会因为交不起税费尔东躲西藏。
当然，我还见到过风光之极的欢宴；夜总会门口密密麻麻地停靠的挂着党政军标识号码的高档车；动辄几百上千的明星专场演出票；拥挤的上下班交通路口，旁若无人、喧嚣而过的领导车队；几天没来上班，一问才知道是由于警察强撕了他的暂住证，然后被收容到怀柔挖沙子的可怜外地同事。。。。。。。。。。。。。。。。。。。。。。。。。
太多太多了。我发誓这都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而且这不需要刻意去发掘，只要你凭着良心、不带偏见地去观察，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周边，与我们每个人的良心和信心相关的事情那么多。无数的新闻在宣传，无数的功绩被宣扬，中国的繁荣与昌盛举世瞩目，中国的贫穷与落后成为个别现象------整个社会仿佛陷入了一种群体化谎言之中。
中国，正在将人民的血泪和汗水凝固在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高尔夫球场、娱乐中心、高尚住宅、上万元一桌的酒席、豪华的澳门赌场、高档的汽车、公款旅游的机票。。。。。。上。而八亿农民，换来的居然是半个世纪都没有改变的无社保、无医疗保障、无养老金，甚至没有土地和由户口制度带来的无自由迁徙权利和职业选择权。一个鲜活的生命，刚刚生下来，就被划定为农民。十年寒窗苦度，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祈求通过努力改变生活，却迎来了要钱不眨眼的“教育产业化”。更惨的是那些干了一辈子的老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他们一生奉献，换来一身疾病，迎来的又是“医疗产业化”的血盆大口。
繁荣，繁荣。繁荣的GDP却是来自于那么多人的牺牲和泪水。我不禁茫然：这种繁荣与强大意义何在？只是由于可以有强大的军队？有高楼大厦？有2008年的奥运会？
中国啊，我的祖国，强国之梦做了上百年。如今，我们正在数字上疯狂追赶着这个梦想，身后却留下无数百姓的哭号与鲜血。当我们重新看看周围困苦的人们，我们如果还有一丝怜悯，就应当高声喊出：不，不要这样的强国！
裴敏欣（Minxin Pei) 发表于 2006-07-23 21:52:28 IP:210.51.38.*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令投资者目眩神摇和世界惊羡。但在新的高大喧闹的工厂之外，中国腐败猖獗，浪费无度，领导阶层对追求进步毫无兴趣。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美关系专家裴敏欣（Minxin Pei）在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发表名为中国崛起的黑暗一面（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的文章指出，唯一比中国的发展更快的是有关中国的神话。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生产总植（GDP）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12月，宣布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技术产品出口国。许多专家预言2020年中国经济将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到2050年可能超过美国。
西方投资者欢呼中国强大的经济基础──特别是高储蓄率，巨量的劳动力和吃苦耐劳的美德，却无视其不完美的一面。商人谈论中国既是世界最大的工厂，又是最大的市场。外国风险投资公司纷至沓来寻找收购目标，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纳斯达克（NASDAQ）赚取网络时代的天价。世界一些主要的金融机构，包括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为中国金融的未来豪赌数百亿美元以取得中国国有银行的部分股权，尽管这些银行从技术上看已经资不抵债。每个全球性的汽车巨头无一例外都已在或将在中国建厂，不顾市场饱和、利润微薄。
他们为什么相信神话？是因为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增长记录已证明悲观主义者悲观错了，乐观主义者还乐观不够。但是，在我们向中国人学习和赞叹中国共产党的成就之前，且让我们细看片刻。
一细看，中国的光环就黯然失色。例如，1979年以来，中国在可比的增长期间经济表现实际不如它的东亚邻国日本、韩国和台湾那么突出。它的银行系统，每年让北京拿出全国GDP的30%来填补国有企业的亏空，已经陷于坏账死账中不能自拔，也许是亚洲最虚弱的系统。与印度相比就更惊人。以六大产业（从汽车到电信）为例，1999至2003年间，印度公司给投资者的回报率比中国的对应产业高80%到200%。往往是头脑发热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设想总是忽视有人预言中国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能说会直接导致灾难，至少也会将中国逐步引向危险。
在醒目的新闻标题下，隐藏着中国的新列宁主义国家的基本缺陷。与毛主义不同的是，新列宁主义混合着一党专政和国家控制主要的经济部门，同时实行部分市场改革和结束与世界的自我封闭。毛的国家主张平等主义和依靠工人农民的忠诚。新列宁主义走权贵主义路线，从技术官僚、军人、警察中获取支持，吸纳新的社会精英（专业人员和私人企业主）及外国资本──所有这一切都是毛主义所蔑视的。新列宁主义给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很多活力，但也产生了自毁性的力量。
对西方观察家来说，中国的经济成功使他们有关新列宁主义国家特性的预言落空。北京的专制政治正在孳生和积聚自毁性的力量──将朋党资本主义、猖獗的腐败和越来越广泛的不平等危险地混合起来。所谓中国的经济自由终有一天会导致政治变革的梦想遥不可及。的确，如果现行的趋势继续下去，中国的政治制度更可能退化而不是民主化。中国近些年的经济成就确实给了共产党新的活力，但正是共产党所采取的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带来了威胁党生存的政治和社会弊端。
命令与控制
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渐进的经济改革，中国成功地将它老式的计划经济转变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了吗？并不如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好。虽然中国是最早开始寻求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在对经济自由度所作的127个国家的调查中，有关法规、国际贸易、金融政策和法律构架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排名倒数第三，低于所有东欧国家、印度、墨西哥及它的所有东亚邻国，仅高于缅甸和越南。
中国政府深深卷入经济。据中国2003年的官方数据，国有企业占了全国GDP的38%，雇佣了8500万员工（约占城市劳动力的1/3）。相形之下，城市的私营企业只雇佣了6700万人。金融机构瑞士银行集团（UBS）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的私有企业所占比例不到整个经济的30%。这个比例即使在传统上国家涉入经济较多的亚洲也是高得惊人的。亚洲大多数国家，国有企业所占GDP大约是5%。传统上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印度，国有企业所占GDP不到7%。
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把持实际上远远超出这些数据。第一，北京政府继续掌握绝大多数资本。2003年，国家控制着价值$1.2万亿的资本金，约占全国固定工业资产的56%。第二，如一个列宁主义政体本质所然，中国政府稳固地掌握着经济的指挥权：在最重要经济领域（诸如金融服务，银行，电信，能源，钢铁，汽车，自然资源及交通运输），它既是管理者，又是经营者。它在这些领域通过禁止私人企业和外国公司进入市场来保护其垄断利益（尽管在少数领域如钢铁、电信、汽车它允许国有企业之间竞争）。第三，政府通过发放长期银行贷款和土地使用的权力牢牢控制绝大多数投资项目。
中国商业的车轮所以完全是由北京操纵的。私有企业很难取得资金或新的市场。国家甚至支配着表面上放开了的行业，如酿造、零售、纺织。全国66家上市的零售企业中私营的只有一家。国内外证券交易所挂牌的1520家中国公司，私营的仅40家。
寄生的国家
许多观察家认为，北京牢牢握住中国的经济，只能表示它的改革进程尚未完成。随着中国继续开放，他们预计，国家控制将会放松，市场的力量将清除无效率的企业，剔除国有机构。对渐进但不可抗拒的经济自由化的强烈信念往往得出一个政治推论：市场的力量最终将产生公民的自由和政治的多元化。
那是一种自我安慰。持这种乐观主义观点的人总是忽视了新列宁主义政体对经济甜头的不顾一切的无止境的贪求。很少专制政体能仅靠高压维持权力，多数都是高压和庇荫兼施，以获取重要力量，如官僚、军人及商界的支持。换言之，专制政体如果放任经济自由，就会危及它的政治控制。这方面，没有哪个专制政体比北京更烂熟于心。
现在，北京掌控着庞大的庇荫体系，将特权分配给获得它欢心的群体，吸引支持者的忠诚。国有企业81%的负责人，大公司51%的负责人由党任命。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公司改革将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并未改变这种任命制度。大中型国有企业（表面上转变成股份公司，其中有的甚至在海外股票市场上市），半数情况下共产党书记和公司董事长是同一人。2001年被归类于“公司化”的6275个大中型企业中70%的企业其党委委员兼任董事会董事。去年透露的一个数据显示，2003年有530万党的官员──占全体党员人数的8%和城市党员人数的16%──在国有企业担任负责人。
国家和大产业之间的近亲关系可以毁掉发展中国家，中国尤其容易深受其害。专制统治与国家经济支配权的结合蓄养了一种为害剧烈的朋党资本主义，统治者以牺牲平等和效率为代价将他们的政治权力转换成个人财富和特权。由于稀有资源落入地方权贵和官僚的朋党手里，国家的经济支配整个就是低效的。世界银行估计，1991至2000年间，中国三分之一的投资决策是被误导的。中国中央银行的研究显示，2001-2002年，银行60%的坏账与基于政治导向的贷款有关。至今依然如此。2006年初中国经济规划部门透露，11个资本集约型制造业生产过剩，如中国的钢铁业，世界第一，过剩的产能达到1.16亿吨（相当于总产能的30%）。
国有企业少有盈利。2003年，属于景气的一年，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平均只有1.5，35%的国有企业亏损，1/6的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中国是历史上唯一的在创经济增长记录的同时也创银行贷款坏账记录的国家
党员身份与生意的精明并不总是一回事。党提出高速增长的目标，政府官员如果卖力或显得卖力地执行就会得到奖赏，这样的激励机制往往导致地方官员为了树立政绩增加升官的机会而对一些“拍脑袋项目”（如新工厂，豪华的购物中心，娱乐设施或不必要的基础建设）注入巨额的资本。这些错误的产物──耀眼的写字楼，工业园，绿化的高速路，广场──给西方客人留下深刻印象，认为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经济能力。
中国经济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是中国特色的朋党资本主义──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不法之财的结合──的牺牲品。国家铁碗最强的地方就是腐败最甚的地方。中国最腐败的部门，如电力，烟草，银行，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全部由国家垄断。当然，并非只有中国如此。俄罗斯的大亨就掠夺了国家的自然资源。中国与政治勾结的大亨们则通过中国的房地产暴富。福布斯公布的2004年中国100个首富中一半是房地产商。
各种证据，包括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官员贪污盛行。中国的“大额案件”（指金额超过$6,000的案件）1992年至2002年间增加了一倍，显示腐败官员攫取了更多的财富。腐败显然在向高层蔓延，越来越多的高官受到查处。县级以上官员被政府查处的数量从1992年的1386人增加到2002年的2925人。
乐观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这些数字显示了执法的有力而不是腐败的加剧，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的。不忠的官员很少面临严厉的惩罚。1990年代，每年平均有140000官员和党员在腐败丑闻中被追究，其中5.6%的人被判刑。2004年，有170850个党员和官员涉案，但只有4,915人（2.9%）被追究罪责。官员不受法律的惩罚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在中国盛行。
更坏的是，腐败现在以成建制的形式出现。以前涉及大批官员贪污的现象很少，现在却非常普遍。地区数据显示，大规模的贪污占当局所公开的贪污案件总数的30%-60%。一些最坏的案例中，整个省、市、县的政府都烂掉。黑龙江省一件贪污案，400多官员涉案，包括前省长、省委组织部长、副省长、省检察院院长、省高级法院院长以及13个省委领导中的8个领导。据官方报道，沈阳（辽宁省省会）、福州（福建省省会）及其他30多个县和地区的主要官员，市委书记、市长的名字出现在涉及谋杀、勒索，赌博、卖淫的黑社会团伙的薪水单上。
与腐败同样不祥的是，这些丑闻令人们对政府能否合法存在产生疑问。腐败官员往往在认罪书中将他们的罪行归结为失去共产主义信仰。传闻一些高级官员向算命先生求签问卜，预测自己的仕途前程。中国的统治阶层看来是随波逐流、听天由命。因为今天不知明天会如何，一些官员甚多不想多等几年就迫不及待地利用他们的权力牟取钱财。2002年，被控受贿的官员中的20%，滥用权力而受处罚的官员中的30%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2003年，河南省因腐败被捕的地方领导人，40-50岁的占43%（50岁以上的是32%）。中国明日的当权者其贪赃枉法的肆无忌惮令人惊恐。
贫富两个中国
相对于权贵快速敛财，普通中国人却捉襟见肘。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等不同资源的资料显示，1970年代末以来，收入的不平等至少增加了50%，使中国成为亚洲最不平等的社会。最近的研究报告说，中国1%的家庭握有全国60%的财富（美国是5%的家庭握有60%的财富）。当然，不平等的增加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中并不少见，但中国的新列宁主义体制、扭曲的心态和权贵主义政策加大了贫富悬殊的趋势。
在上一代，统治阶层的子弟在政府或军队寻求职位，现在，他们都从商。社会分化在房地产业最为明显：农民一般只能得到他们出让土地价值的5%，开发商得60%，其余落入地方政府的金库。私有化，掌权者可以以低价鲸吞国家的资产，攫取巨额财富。最近的研究显示，60%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卖给了企业领导。结果，30%的私有企业主是共产党员。
同时，基本服务和良好的治理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却越来越远。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的管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重要的社会服务方面中国投资不足，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保障。较之1990年代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政府目前在教育上的投资减少了20%。农村，中国最贫困居民的生息地，78%的教育预算靠向贫穷的农民征收的地方税、费，北京只为农村教育提供1%的资金。
医疗方面，不平等的结果更为严重。1980年代，政府承担了所有医疗费的36%，到2000年，却降低到15%以下。中国有医院和设备，它的人均医疗支出高于对应的发展中国家。但其医疗资源分配是世界最不平等的。在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医疗保障公平性评级中，中国低于除巴西和缅甸之外的世界所有国家。中国的医疗保障是按人分等的，越高级的官员享受的医疗保障越丰厚以至达到挥霍无度的程度，而最需要医疗保障的农民和穷人一旦大病就只有等死。据中国卫生部的资料，2/3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1/2的病人根本就看不起医生。
民主何日可及
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给中国带来人们渴望的政治多元化。也许，一些观察家推测，中国仍然太穷，承担不起民主。但人均近$1500（如果考虑人们的购买力则是$4500），中国比许多穷的民主国家要富裕。阻碍中国民主的不是贫穷，而是新列宁主义国家和它所培养的朋党资本主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民主恰好是这个国家经济扩张的牺牲品。不管犯了多少错，治理得如何糟糕，就凭经济快速发展这一点，北京就站得住脚，减轻了让权贵放权的压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变革往往是因经济危机触发，人们将经济危机归咎于政府的无能和管理失误。中国还没有经历这样的危机。同时，统治阶级所能提供的财富也足以淹没统治层内部的任何民主改革诉求。政治权力变得更加珍贵，因为它能转换成过去无法想象的财富和特权。就当前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钳制民主化的效果：它使当权者更不愿放弃权力，使既得利益者更忠于现行体制。
中国在法律和秩序方面倾注巨资，以保证在未来几年不会有人尝试与党分享权力。自天安门广场悲剧以来，共产党投资了数百亿元扩大警察部队（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用于镇压内部骚乱。为了对付信息革命特别是INTEERNET的威胁，中国政府技术手段和权力威慑并用。中国的“网络警察”，官方所谓的公安部网络与安全监督局，据称人数超过3万。其北京分局骄傲地宣告，2002年，他们参加过一场有多个部门参加的演习，看政府能否在紧急事件发生后的48小时内清除互联网上的所有“有害内容”。演习结果他们只用了19个小时就将所有“有害内容”剔除得一干二净。党的过滤战略是“有选择地压制”，目标只是那些公开挑战政府权威的人，不触动普通民众。中国是专制国家中少有的允许同性恋和异性装的国家，但政治异见却不允许。国内反对派和可能挑战党的权威的知识分子被孤立和消声。
相反，对有前途的社会精英分子则予以任用和安抚。党不时地给城市知识分子、专家和私营企业家以经济补贴、学术荣誉和政治任用。如，2004年全国有14500个专家，相当于高级专业人员总数的8%，接受“政府专项津贴”（每月工资补贴），数以万计的前大学教授被吸收入党并被提拔到政府领导岗位。至少在目前，党的安抚行动是有效的。平常应该是民主化动力的社会群体从政治上被摆平了。
中国的新列宁主义政体具有强大的资源──但也有更多的严重不足。政府导向的投资，常常是用于官员的政绩工程以求官运的升迁，将延误中国实现其经济目标。国家的腐败将加深。公众的基本医疗保障和教育制度的恶化将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和群众不满，腐蚀党的支撑基础，使共产党在经济和政治的震荡不可避免地降临的时候更虚弱。
中国已经为其政治制度的缺陷和其孳生的腐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的新领导，虽然意识到衰退的危险，却只采取了最温和的步骤来纠正。眼下中国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民众的无穷活力掩盖和补偿了政府的拙劣治理。他们把中国也就只能引领到此境地。用不着太久，我们就会知道这样一个弊病丛生的制度能否经得住风暴的考验：一场严重的经济风潮，政治动荡，公众医疗保健危机，或者一场生态灾难。中国也许在上升，但没有人知道它能否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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