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阳奉阴违到驳斥中央"无稽之谈" 中国地方主义愈益猖獗
撰文 吴忠
香港---中国最新宏观统计资料表明，北京两年来的紧缩政策没有奏效，未能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保护主义日渐大行其道。
可以肯定地说，地方保护主义或地方主义并不是中共政府统治下的新事物，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之。因此，中国有句俗话：“山高皇帝远。”
甚至在已逝的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这样最具影响力的“帝王”统治下，中国也从未能根除地方保护主义。在1972年初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北京中南海会面时，毛泽东便饶有风趣地说：“我的影响力仅限在北京几十公里范围内。”
不过，在毛泽东或邓小平的“强人”统治时代，地方官员对北京的命令充其量只敢采取“消极反抗”。他们从不敢公开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力。然而，如今因为市场经济已在中国植根，“强人政治”已一去不复返，地方分权就自然抬头。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去中央集权化，它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终旨恰恰相反。这就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提供了方便门。
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二公布的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9%，比去年同期高出0.9个百分点，也高出之前的所有预测（最高是10.2%）。
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3月向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把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8%。如果要实现温总所定的预期目标，中国就必须把下半年的GDP增幅控制在5%。现在，普遍预计中国今年全年的GDP增长率很可能在10%以上。
如今，甚至一些中央政府官员也开始与经济学家一道公开谴责地方政府违抗北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以钢铁行业为例。当2004年初北京首次采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钢铁、铝和水泥行业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因为中央政府担心过度投资这些行业可能导致生产过剩。中国国家发改委最近也三申五令要求关闭小型钢铁厂。
然而，上周，国家发改委工业部在一份文件中承认，地方政府常常把上级的命令当耳旁风。文件指出，技术落后的小型钢铁厂主要集中在河北和山西等北部省份。文件道：“对地方政府来说，要关闭那些体积不到300立方米的熔炉是一项艰巨任务……结果，国家发改委的命令根本没被贯彻执行。”
因此，国家发改委不得不把关闭这些小钢铁厂的最后期限从2007年延长至2010年。
地方政府违抗北京的命令，主要是受经济利益驱使。中国市场对钢铁产品的需求强劲，因此这些产品的价格持续走高。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技术落后的厂家也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
在近年来发生一连串严重矿难事故之后，北京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关闭小型煤矿。但同样因为受到利益驱使，地方当局对北京的命令置若罔闻。
这些绝不是个别情况。其实，地方政府官员挑战北京权威，不仅限于经济方面。在其它社会领域，北京的命令也常常被公开违抗。
在今年3月全国人大年会期间，温家宝公开指出住房、教育和医疗费用猛增是引起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并誓言要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北京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把过高的房价降下来。但是，许多大城市，例如深圳、广州、甚至北京的房价仍然持续走高。
为了减轻学生家长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他们的不满情绪也与日俱增），北京已下令禁止学校随意增加学费和其它费用。不过，显然许多地区不把北京的禁令当一回事儿。因此，中国最高价格监督机构－—国家发改委决心“杀鸡骇猴”，不久前公布违抗北京禁令的学校的名单，希望控制学校乱收费情况。
结果如何？至少3所学校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公开抗议。“无稽之谈！”这是南京审计学院负责学生事务的江宇全（音译）给国家发改委列出的黑名单的评论。如今“无稽之谈”已成为地方官员对中央政府命令表示不满的流行说法。
江够胆反击国家发改委的批评，是因为他认为他们的学校被冤枉了，因为所有费用增加都是经过江苏省政府相关机构的正式批准。因此，南京审计学院认为加收费用完全是合法的。
医疗费猛增，水平与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相去甚远。因此，许多人即使病了，也不敢去医院看病，实在是看不起。由于担心公众日益不满引发社会动荡，卫生部已决定在城市开办一些低收费医院为低收入病人提供服务。不过，地方政府仍然对这种政策反应冷淡。
经济富裕的广东省副省长雷于兰公开表示，广东不会开办平价医院，理由是该省已在公立医院投入大笔资金。
教育部因为没能阻止学校的乱收费行为，遭到公众批评。在去年底退休之前，前教育部长张保庆猛烈批评地方保护主义损害了北京的善意政策。张保庆在记者招待会上愤怒指出，中国目前的问题，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常常走不出中南海那道红墙。
毛泽东当年用略带谦虚的口吻说他的影响力仅限于北京；现在张保庆说中央政府的政策走不出中南海政府大楼。这生动描述了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国有多猖獗。
为什么会这样？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改变。随著计划经济的废除，中央政府已放弃了对经济事务的直接控制权。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活动在地方进行，它们直接关系到地方利益。地方官员竭力改善地方经济来彰显他们的政绩，进而获得升迁。他们不需要，也不想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此，在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竭力维护前者，这是很正常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事实上把国家的所有资源控制在手中。不过，现在它手中只控制著税收和直接归中央管辖的400间国有企业的赢利。严格说来，许多公共开支都是由地方政府负担，这就给了它们更大的话事权。例如，如果学校和医院降低对学生或病人的收费，它们就必须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但如果地方政府不愿或负担不起这些补贴，北京的政策不管初衷有多好，也不可能获得成功。
尽管地方保护主义历来都有，但如今它如此猖獗确实不正常。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经济结构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虽然中国已快速转变成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实体，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需要改革当前的政治体制，根据新的经济结构阐明并重新考虑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角色、权力、义务和责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使不能完全被消除，也可以得到缓解。通过这种方式，地方保护主义将会得到遏制。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胡锦涛领导的现任中共政府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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