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社会形态问题。通俗地说，他们总喜欢争论中国到底属于哪种“主义”。这真是典型地为意识形态蒙昏了头脑，中毒太深！如果他们稍微懂得一点现象学的道理，就不会这样用概念去框现实，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体制和经济结构。在这方面，吴思提出中国是“官家主义”的论断是有见地的。
其实，用“官家主义”这个概念去定义中国的社会形态还是稍显不妥。因为社会形态是个更为复杂的范畴，而“官家主义”照我看来只适合描述中国的体制。
吴思在《潜规则》里已经用了大量历史实例详尽地描述了这种体制。并且他公开暗示，中国现行体制就是这种绵延两千年之帝国体制的延续。帝国体制！这个表达式可谓切中要害。官家主义就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特色的帝国体制——中华帝国体制。
这里我们不能不讲到帝国的谱系问题。在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除去城邦、公社、领主制国家这类国家形式，帝国是主要的并且在跨文化交流方面起核心作用的国家形式。但是帝国有很多种，有殖民帝国，有商贸帝国，有现代资本帝国。其中中国古代这种帝国体制是比较独特的。我们知道西方人刚开始环游世界时，认为中国是他们发现的所有文明中最成熟的一个。那时，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文明比西方还要优越。事实上，他们也的确从中国的官僚体制中汲取了有益养分并且运用到了本文明。从理论上也可以说明，中国的这套体制使得它可以将农业生产力发挥到极致，从而遥遥领先于古代世界农业文明的所有其它成员。这一现状一直持续到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文明在欧洲崛起为止。
但是，中国帝国体制是古代世界所有帝国中唯一成功的帝国这一事实并不能被作为中国帝国体制的本质规定性。还记得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个词吗？官僚体制！这个表达式很好地补充和完善了“帝国体制”的概念。是的，中国帝国体制区别于其它帝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官僚帝国体制。官僚性、官家主义是它的本质规定。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读过《潜规则》的人当然不会对它感到陌生。即使没读过这本书，从当今现实中也可以观察到大量书中历史实例的现代翻版。令郎咸平教授愤愤不平的北京二商集团事件您不会没有耳闻吧？重要的是要了解这样的事在中国绝不是个案。哪个地方政府不觊觎私人财富，哪个主管部门肯错过近在眼前的肥肉而不想咬一口？国富民穷正是中国帝国体制的突出特点。应该承认，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并不好。
从理论上来说，官僚帝国体制就是意指官职是财富的主要来源的体制。这点和与中国汉代基本同时代、在欧亚大陆另一端与之遥遥相望的罗马帝国形成鲜明对比。在罗马帝国，土地是财富的主要来源，统治阶级主要靠直接榨取土地。当然，中国财富的根本来源也不能不是农民提供的剩余产品，但是具体剥削形式却是通过税收，因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再分配式帝国。
这导致了很多根本差异。比如罗马帝国是一个私有财产帝国，它的统治基础是土地贵族。甚至在缺少这种阶级结构的殖民地它还要有意培养这样的地主阶级。而中国虽然形式上也是土地私有制，但是统治者却极力压制大地主的发展。从朱元璋开国之初严厉打击江南大地主可见一斑；另外，海瑞、谢瑶环等清官贤相的故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千万不要幼稚地以为这是老百姓遇到了青天大老爷。这不过是统治者在维护自己的体制，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威胁自己统治的最根本因素来自于小农制日渐让位于大地产制。我甚至认为，帝国体制与土地私有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史的真正秘密。土地私有可以认为是出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土地私有本身包含有土地兼并的可能和现实趋势，而稳固的统治又只能建立在小农制的基础上。所以中国统治者的所有实践都要围绕怎样去解决这一矛盾展开。事实上，我还认为任何帝国的基本问题都是怎样运用权力和暴力去填平政治组织和经济要求之间的鸿沟。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在那么多的方面都恰巧是截然相反的了。罗马人当官是为了搞地，获得的官职只是为了投资于土地；中国人刚好相反，肯花几千几万两银子捐一个官当，因为他心里明白，在职期间会连本带利捞回来。
坦率地说，现在的中国政府——不管它表面上的称谓、口号、理念是什么（一定要知道，这些统统都是表面的、唬人的东西）——正是一个官僚帝国体制下的政府。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最大的问题在于独裁和专制，似乎独裁和专制是中国政府区别于它国政府的本质规定。我要说，这种看法是幼稚的，并且也带有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独裁和专制不是问题。不要忘记，德国工业增长最迅猛的时期发生在俾斯麦当政期间，而法国资本主义关系推进最迅速的时期发生在拿破仑掌权期间。体制的差异甚至明显发生在同为CP国家的中国和前苏联之间。毛体制只是苏联体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形态的变体。所以，千万千万要分清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差异。我是说，只是明白两者存在差异是远远不够的，要认清是什么差异！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直很模糊和幼稚。例如极少数人还是坚持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差异。
聪明的读者肯定已经了然，邓小平通过复活官僚帝国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小农制而成功复活了被毛时代阻断的官僚帝国体制。他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因为苏联体制搬到中国这种落后的文化阶段上所形成的毛主义的实践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要恢复经济看来只有继续仰赖曾经滋养了历代帝王的那套土地制度。当然，两个相隔遥远的时代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经济基础。邓小平时代的这套官僚帝国体制面临的全新问题就是要应对已被引入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古典官僚帝国体制末期曾经遇到的外资叩门问题。但这些完全不妨碍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的发挥以及它的生命力的顽强。这种体制能够继续生存只不过是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大业不是没有完成，而是要从头开始。
吴思显然是一个亲自由主义的学者，但是我认同他的结论并且欣赏他的见识。我跟他的不同也是跟所有自由主义者的不同在于我对中国未来不抱任何幻想。有些人认为CCP一党独裁统治的结束意味着事情将起一个根本上的变化。很遗憾，我不这样认为，并且我又要重复那句令人生厌的老话了：真幼稚！如果他们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如果他们能更多地用这种方法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发生史，如果他们能更多地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运行特点，他们就不会有这种看法了。
最后我只说一句。我认为CCP统治的结束是必然的，而且很快就要到来。尽管它已为CCP的一系列策略主要是“三个代表”所推迟，但是这套体制必然很快松动而到CCP自己所无法控制的地步。他们要承担自己一手造成的后果。我并不是说他们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不，不是这样。中国和俄国一样走的是第三世界的民主化道路，这与欧美列强的政制发展史迥然不同。事实上正因为此，我对中国前景不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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