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怪现象”：海外学者评中国大学浮躁风
2006年09月03日 14:22 环球时报
记者采访九位在国外名校任教的华人学者
许多高校将发表论文和获得硕士学位挂钩，从而催生出不少“学术垃圾”。
“剪刀一剪，浆糊一粘，大名一签，长长一篇。许多论文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谈到高校教育现状，一位大学教授向记者念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事实上，有关中国大学存在的“怪现象”早就是教育界关注的话题，而近日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批评北大“引进海外人才造假”事件，则再度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大学“浮躁风气”的热烈讨论。《环球时报》驻外记者采访到多名在国外著名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他们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大学“浮躁风”是各国普遍现象
一向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大学象牙塔，如今正承载着人们越来越多的期望。然而，从教授经商到论文作假，如今中国高校中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比比皆是。对此，《环球时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采访到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的刘慧华教授。刘慧华教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是复旦授予的第一位国际关系学博士，后赴美留学，现在哈佛从事国际事务研究。刘慧华教授告诉记者，其实中国大学存在的浮躁现象在其他许多国家都存在，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
美国学校教育的最大困扰是社会、家庭和学校三者在文化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念上，一直有相互分离、相互抵触、相互对立的现象。十年前，有人称美国的学校是“战争地带”，在这一地带，美国学校和美国社会文化之间持续不断进行着战争，折射到高等院校中就是大学中存在的浮躁现象。例如，美国教授也会让学生们帮助做专题研究，特别是在实验室类的学科中，学生给教授“打工”的情况更是不稀奇。美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是年薪6.8万美元，其中私立大学的全职教授可达到13万美元，公立大学教授有的为9.8万美元。然而很多大学教授的工资都要靠本人去想法解决，这包括用大量的时间去申请项目、筹集资金，自己从事研究或实验的时间自然会减少。刘教授说，即使在哈佛医学院这样资金非常充裕的地方，作为一名终身教授的工资也是从自己申请的项目中领取。如果讲3个月的课，学校就发3个月的工资，如果不讲课而去做实验，工资就只能从项目基金中领取了。所以，美国的教授都面临很大压力。如果面临升级问题，同样会有出书或发表论文的压力，而且论文要发表在知名杂志或刊物上。
就教师用研究生干活的问题，记者还采访到一位毕业于北大、现就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资深学者。这位学者认为，研究生给导师打工是学校里存在的一种潜规则，在世界各大院校普遍存在。在文科学生中可能并不多见，但在理科生中十分普遍。学生帮教师做实验，然后与教师一起署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有的教师可能会将学生的名字排在前面，有的则将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一般来说，如果单单是学生，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机会在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但总体来说，由于美国大学制度严格、管理规范，靠造假冒险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比如发表论文，先有两名专家进行审查和评估，然后还有一个月的公示期，众目睽睽之下，要想蒙混过关很难。此外，随时都在履行监督责任的高校各级委员会也有助于减少浮躁学风。
■大学“怪现象”之一：拼凑抄袭，造假浮夸
根据切身的体会和观察，刘慧华教授认为，现在国内的教育功利性强，这样的环境是不容易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刘教授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到，现在国内不少高校要求相关教师与科研人员一年内要拿到若干个项目，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以及获得一定级别的奖励。这些指标与津贴、级别挂钩，完不成任务津贴等级会自动下降。在这种气氛与压力之下，有人将半成品论文拿出来充数，有人将一篇长文分解为几篇短文，搭车署名、相互挂名，甚至是抄袭篡改。像众多心系国内的学者一样，刘教授对此也深感忧虑。
针对近两个月来，哈佛大学数学教授丘成桐与北大之间的辩论，刘教授认为“目前应该认真思考这场争论反映出的深刻意义”，既要看到中美两国制度上的差异、物质待遇和实际困难，同时也要看到教育体制和学术风气是否出现偏差。做假、抄袭不完全是浮躁问题，还有一个整体道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求速效”、“一切向钱看”的急功近利现象，学者也会有“用知识去换钱”的市场化行为。在这个大背景下，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另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成教授则指出，要求所有高校对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进行有效审查很难。因为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学校要排行，要综合实力评价，高校领导也需要科研成果和著名学者撑门面。在这样的前提下，科研成果就更加真假难辨。成教授认为：“说到底，教育浮躁的背后还是整个社会的浮躁。国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韩国的黄禹锡事件。韩国政府从上到下全力支持科技创新，这种赶超愿望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在全社会浮躁的心态下，行政干预和社会的迫切愿望给韩国研究人员施加的压力很大，造假往往是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
■大学“怪现象”之二：热衷社交，注重创收
德国海德堡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教授告诉记者，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现在和国内学术界有广泛的交流。谈起中国中学生的数理化能力，很多国际著名学者都会赞不绝口，但国际数理化界享有盛誉的大师级人物在中国却为数不多。中国在数学研究领域投入的经费和硬件设备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相比，但现在能够静下心来做研究的人不多，“身边的很多人都急于出成果，甚至有不少人为取得博士学位，愿意付出100万元。他们早已把学术研究看成一门生意。”“引进海外人才时把兼职硬说成全职。为争院士落户，高校不惜开出天价高薪。”
慕尼黑大学的胡安教授则认为，学术风气浮躁，教授们应该负起一定责任。现在，不少国内大学的教授天天在跑会。他认识的一所进入“211工程”行列的高校校长，竟然带了30名硕士生、博士生，相当于一个班。很多校长和教授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但手里又有项目和充足的科研经费，所以就要多招些研究生，让他们来完成项目，其结果可想而知。
章教授曾在日本著名的文科国立大学——一桥大学任教，其研究领域是商学，目前已回到上海的高校任教。章教授认为，商学最基本的工作是企业调查。只有对企业的财务有较详尽的调查，才能对其经营提出一套理论建议来。“但是，我很少看到我们大学的教师去企业调查。”相反，章教授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教授们不断去外面讲课，讲解从美国翻译过来的经营理论，而案例分析则是从中国杂志上剪下来的企业信息。“靠这些，我们的教授可能成为经济上富有的人，但却很难成为在国际学术界有建树的学者。”
针对这一现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者介绍说，新加坡就没有教师擅自出外讲学赚钱的现象。新加坡的大学里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一、规定教师是全职，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不能在其他地方任教；二、对教师为其他机构担任顾问的时间也进行严格规定，即不超过整个工作时间的20%，而且要向学校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担任，获得的酬劳也要分一部分给学校；三、教师出外开会，也要向学校请假，不得擅自出去。新加坡有一套严格的请假管理制度，学校教师一年只有28天假期。相比较而言，美国大学则不同。美国大学给教师发9个月的工资，其余时间就靠自己另谋途径，因而才会有那么多来自美国的访问学者、专家到国内任客座教授。
目前就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生物工程系的张教授对记者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能够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只有很少的人，但现在，国内的情况却是人人谈学术，似乎谁都能搞科研，这是应该制止的。”目前，国内各大学研究生与学位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现象仍然如火如荼，高官“拿”博士、大款“捐”博士的状况仍屡禁不止。这种假文凭一旦充斥社会，必将损害中国高等教育的学位含金量。
■大学“怪现象”之三：师生一气，互搭便车
老师要利用学生做廉价劳动力，学生也需要老师关照，这在中国大学中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提到这一点，曾在日本一桥大学教书的章教授也是感慨颇多，他对记者说：“在审查学生的毕业论文时，有时会不知如何是好。不是研究生读书不多，是做学问的基本功底欠缺了一些。这样的论文水平，要是在一桥大学，恐怕一篇也不能给及格。”章教授说，研究生论文的末尾列出了一长串参考文献，其中很多根本和论文无关。“这样的文献也能堂而皇之地列在论文后面?导师究竟看过论文没有?”
柏林学者杨红教授也向记者谈了她的所见所闻。教育部要搞本科教学评估，一所著名高校就为此忙碌一年：不及格的试卷叫学生重新填一份；硕士研究生没有什么条件可以做科研，却一年年扩招；发表文章得交钱；有些老师整堂课没来上课，叫学生白等。学生在那种人浮于事的风气下也不务正业，平时不学，考试作假。一些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中翻译一篇自选英文文献，几乎没有一个将英文论文的标题翻译对了的，老师只好代劳。
对于以上提到的大学种种“怪现象”，各国华人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很多人认为，造成高校这一现状的原因是由于国内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和学术伦理教育、缺乏规范的学位机制和成果发表机制。因此，应该让学术回归学术，在大学里恢复纯洁的文化土壤和学术氛围，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学术的风气。“对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人员，不宜用过于机械的指标进行与科研周期相比期限太短的考核。而对有特殊贡献的院士与名教授，学校应当充分信赖、免予考核，让他们潜心做学问、搞科研。”
华人学者们普遍认为，要彻底改变高等教育的不良风气，需要政府、社会和高校的齐心协力。比如，在德国就规定教授不能到校外兼职；教授工作还要接受学生的评分；每年，审计部门对学校经费使用进行审核；政府将经费下放给各个学术组织，民主推荐优秀人才进入院士行列等。
在东京大学工作多年的靳飞教授对记者说：“亚洲大学中，东京大学算是历史比较长的，有130年的时间。但亚洲的办学方式都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本来不是本土文化中生长出的树木，在风雨中成长了100多年后，各种问题随之而来，这也是自然的。不仅中国的大学有问题，日本的大学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只是问题的性质、表现方式不同。”靳教授认为，本来我们有自己做学问的方法，但在受到西方教育方式的冲击后，过去的不能用了,新的又用不好。“特别是这两年，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以前积累的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要想用几年时间解决大学的问题，谈何容易?关键是在探索中摸索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大学之路。而这中间是免不了要交些学费的。”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国内外有同等的学术环境，他们愿不愿意回国做研究和教学，得到的答案全是“愿意”。
▲（本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 邹德浩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 木 本报驻新加坡特约记者 陈 欣 本报特约记者 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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