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形势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陈寒 鸣
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究竟面临着怎样一种形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应承担起怎样的历史重任，并如何完成好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实在是同志们应认真思考并作出回答的重大问题。以下仅略谈四点笔者的浅见，供同志们进一步思考、讨论，并望有所批评。
一、自苏东剧变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处于低潮状态，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中国，以为只要在中国成功实行了和平演变就可算是对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最终胜利。这是从国际形势角度应作出的总体性的基本判断。据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章程》所要求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要求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对世界形势有清醒的准确的估价前提下，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而不应盲目乐观地以为我们已经处于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更不能像郑必坚先生那样毫无原则地去向美国官方呈献所谓“诚意和善意”：“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见200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二、从目前国内经济结构来看，现已有人在明言“民营经济正在改变中国”了：“民间资本、私人资本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由几乎为零迅速增长到目前的约6万亿元。……它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群体，私营企业占中国法人企业的60%以上；……”（黄孟复语，见2006年9月4日《江苏商报》）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企业在中国法人企业中则显然已不占主体地位。据此，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面临崩解境地。而一旦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完全崩解了，社会主义大厦也就必然会岌岌可危。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直面这严峻形势，认真研究如何领导、驾驭私有经济，怎样切实有效地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问题。
三、从目前国内阶级关系来看，作为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中国工人阶级，经过20多年的种种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改革（“改制”）举措，阶级队伍严重分化。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本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部分，但通过高额年薪制、高管持大股及期权激励制等，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相当一部分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分离了出来，使之骤然暴富，成为了拥有个人巨额资产、乃至将国有产权（资产）化为其个人所有制的特殊既得利益群体。像这样一些暴富者，尽管还保留着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有的还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被称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能人和精英，但实在说来，我们很难想象这些特殊利益的获得者、占有者还能够真心真意地为共产党的最终与最高社会理想——共产主义而无私奋斗。像这样一些人，实际上再也不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而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以及中外资产阶级的利益了。
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即产业工人，现实则处于“四化”状态之中：一是雇佣化。目前约有一亿多职工在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约占全部职工的一半。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职工在私营企业劳动是具有雇佣性质的。不少集体企业和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名为公有而实为私营，在这类企业中劳动的职工自然也是雇佣劳动者。至于国有企业，通过种种改革举措，实行了“小卖大股”，即一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被卖给了中外资产者，变成了私有企业；一部分经营者或管理层持大股，其所有制性质也有了部分变化。在后类企业“改制”过程中，有些企业也搞点“工人持股”，这其实不过是蒙骗工人的手段，因为即使每个工人分得几百、千把元人民币的股权，也绝不可能改变其实际的阶级地位；有的，甚至还要工人给企业投入现钱以作为其参股的必需条件，不投便不能上岗。这样做既使工人受害，又模糊了工人的阶级意识。这些“改制”，很多由少数人“暗箱操作”，并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议决，遭到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对。
在改制过程吕，不认真评估，甚至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在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人为造就了一批资产者。2000年8月7日的《浙江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题为《“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该文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经营者持大股”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界的广泛推崇。通过多种多样的购股方式，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一夜之间”骤然拥有数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股份，社会生活领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群体。这些人在经营管理国有企业时无所作为或很少有所作为，并把国企衰败的原因归咎为“产权不明晰”，工人素质低下，而一到化公为私式的“改制”时，便各显神通，想方设法地破解筹资难题，有的向亲朋好友借款，有的以个人资产做抵押向银行借贷，更有当地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借”给经营者，或政府奖励经营者一部分技术或管理要素奖，让其“虚拟入股”，而其本人并未出一分钱或只出很少钱的经营者却摇身一变成为持大股者。
还有的经营者居然动用职工工资节余基金配股，使自己占有大部分股额。这样一些获得了大股的经营者坦言，与过去“一刀两断”了，从此为自己好好干！而在经过如此改制后的企业从事生产劳动的职工群众，其身份亦有了本质性变化，即由原来的企业主人翁沦变而为雇佣劳动者。此外，国有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有外商或国内私有企业主入股，国有股部分则强调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作为产权代表的经营者及以之为核心的管理层持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享获高额年薪，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上千倍。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从事生产劳动的职工群众，也具有一定的雇佣性质。二是贫困化。比之于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我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处于相对贫困状况。20余年来，我国私营企业能够迅猛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来华经商办企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
职工生活相对贫困，劳动条件和工作条件也很差，一些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安全条件差，有的还没有人身自由或时常受到人格侮辱，至于工伤事故、甚至一次几十人上百人死亡的大型或特大型事故时有发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或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高过最低工资线，但其本人或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灾害，基本人以维持下去，陷入绝对贫困的窘境。绝对贫困的职工究竟有多少？这似可从一个数字作出推算：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万人，还有数目难以统计的漏保者不在其中，故而处于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人当远远不止这2053万。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随养老抚幼、子女上学、看病买药、住房消费等等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卖血”之事，甚至自杀身亡的惨剧也并不鲜见。
三是无权化。当今社会舆论和传播媒介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这主要是就其生产状况而言的；又有“弱势群体”的称谓，这则就其政治生活状况而言的。大而言之，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具体说来，职工群众最切身感受到的政治民主权力乃是其企业有参加管理之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有流于形式之弊，但职代会和工会组织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广大职工群众由此而感受到了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主人的地位。但现在企业中的职代会则普遍存在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不召开职代会，连做表面文章的形式都弃置不用。像企业如何改制、企业对职工实施“买断工龄”或“一刀切”的举措等诸如此类直接关系到企业和职工命运的重大事宜，很少让职工参与讨论，职工几无知情权，更遑论参与日常管理和参与企业经营方针、发展方向的讨论决策了。
至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据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披露，1993年以业，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共产党员比例逐年上升，而产业工人中党、团员比例则不断下降。现今的工人、尤其是下岗失业者，与党组织几无联系，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或有关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思想理论界讳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私营企业主等新生资产阶级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实质上是要磨灭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掩盖剥削者同被剥削者的根本矛盾，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又反反复复地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要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未来的事情有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不可能也不必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
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有人甚至说，中国究竟是否要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得让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样一个二三千年后的人去做决定。这样一些“主流”性的鼓倡，严重地动摇和涣散了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成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企业基层党组织很少对职工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而是听任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在工人群众中传播，工人群众、尤其是青年职工难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在这种情况下，说普通工人群众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情感淡化，绝非毫无事实根据。此外，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工人、农民的代表为511名，仅占代表总数2984人的18.46%；有人认为，工人、农民民主意识薄弱、素质能力低下，缺乏参政议事能力，不能当选为代表，而只应由那些“精英”或中产阶级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去参与讨论决策国家事务。这也反映出工人政治地位的下降。四是分散化。工人阶级本是靠社会化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并最富有战斗力的队伍。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既是经济组织，又起着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党、政、工、团等企业基层组织把职工群众紧密而又有层次地组织起来，职工群众也形成以企业为家、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但现在只强调企业是经济组织，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依靠一纸合同来维系，契约存续期已无多少亲和力、凝聚力，而一旦终止合同或“买断”工龄，职工群众就与企业了无关联，再也找不到组织了。
无依无靠的职工群众只能另寻生路，个人顾个人，有的打零工，有的成为雇佣劳动者，有的做点小买卖而成为个体劳动者，工人阶级队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个体化倾向。大庆职工被“买断”工龄后，党员连组织关系都不知往哪里转，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党龄都被买断了！而这种状况绝非仅见于大庆，而是在全国范围和入会率都大大不尽如人意。职工群众主要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捍卫国有资产而发生群体事件时，往往甩开党、政、工、团组织，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争。
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正虎视眈眈地妄图插手我国的工人运动，试图颠覆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一方面利用国际劳动组织等向我方施加压力，另方面或通过海外的所谓“民运”分子、或在我工人群众或其他社会人士中豢养工贼和特务向我进行渗透，企图挑拨工人群众同党、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关系，建立并发展非法组织，制造事端，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干扰乃至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在国内腐败未除、阶级矛盾有所发展，相当一些地方党、政府和工会又都并不真正认真代表和维护工人群众利益的情况下，有些工人群众确有被利用的危险，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式人物的出现及由之而造成的危险并非绝对不会在中国出现。总之，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国工人阶级从整体上看，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正逐渐地被社会边缘，并积累着社会矛盾、利益冲突，有引发斗争、动荡并因之而酿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鉴于这种情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把如何使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性质以及怎样切实有效地夯实党的阶级基础作为研究重点，并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不如此而侈谈什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毫无意义的。
四、从目前国内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状况来看，现在早已不是“非毛”化倾向严重问题了，而是依法处于指导地位的马列主义被边缘化，那些反马反社反共的言论竟公然成为主流话语。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而执政的“共产党人”自己先在“创新”名义下放弃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杜撰出什么重要思想，并以强权要求全党全民奉为指导原则，则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亟应对此有应对之策。
上述四点之外，消极腐败现象严重、权钱结合紧密、“三农”问题、怎样切实有效地维护工农劳动者的权益及芯究竟应如何改革等等，都是我们在分析目前的形势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时应予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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