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点想法（写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
陈寒鸣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就要召开了。据说这次会议将重点讨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想来必会作出相应的重要决议，而这决议的起草工作一定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了。
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提出以后，拥护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正确阐析者固然有，而误释者更大有人在。
我非中共党员，亦非“主流学者”、“精英人物”，但我衷心期盼能够成功地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故而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不避有违“肉食者谋之，有何间焉”的古训，冒昧地围绕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简单坦陈三点自己的浅见：
一、我们所以要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像陈良宇式的大大小小的腐败份子们严重败坏着党和人民的事业，贫富差距扩大以至造成两极分化形成的社会不满情绪，新生的中国资本家和外来的资产者对劳动者的盘剝，“见物不见人”的外视发展观造成的生态危机，如此等等，都是我们切实感受到的不和谐或严重危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因素。这些因素所以会长期存在，以至于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根子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改观的影响。
二、我们所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既然仍以社会主义为原则前提，那末，在构建这和谐社会之时，就需重申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当然，口头或书面形式的重申一下并非难事，关键在于切实贯彻，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我们绝不应无原则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事实上，放弃了自己的原则立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可能构建得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要坚持开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在国内事务中，经济生活方面可以允许非公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但绝不允许其对侵害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地位；社会关系上当然应该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但首先应充分保障社会生活主体的工农劳动者的利益。并且，我们还应明确宣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是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第一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私有制和一切人剝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义。
［附］旧作一篇
坚定不移地继承马克思开创的事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陈 寒 鸣
什么是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业？这固然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的概括和表述，但我们认为，从总体上以及本质上说，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业就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为特征的种种异化现象的揭露和批判，致力于实现其所理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新社会。这将是一个扬弃人的异化状态，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社会；在这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用马克思在《1867一1858年经济学的手稿》中的表述，他所理想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在那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由此看来，人并且首先是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乃是马克思理想的未来社会的价值目标，是他开创并毕生追求而又未能实现的事业。
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一再重申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如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明确认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将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3）。1894年1月3日，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1894年3月起在日内瓦出的周刊《新纪元》找一个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区别于但丁曾说过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新纪元。恩格斯的答复是：“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但是，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4）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坚持了他们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目标。
苏东剧变曾经导致“历史的终极论”之类言论在西方世界的大量产生，在中国也有些人鹦鹉学舌似地追随其后把资本主义作为最美好的制度来歌颂，并宣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人类留给20世纪的两大遗产”，要求社会主义立即向资本主义“趋同”。但苏东剧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的终极，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也没有因为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及反社会主义言论的甚嚣尘上而告消失，相反地，包括欧美学者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对正反历史经验的研究总结，认识并认同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提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理想。如美国学者凯尔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观是一种更加综合性的民主观，它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比自由主义更可取。在巴黎公社的实践中行使过并且被马克思歌颂为社会的自我管理的人民主权，是包括属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民主的真正的人民主权。而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实际上被缩小为定期的选举，在社会领域很少有真正的民主。至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念过于狭窄、过于简单化，它通常把自由局限于个人在市场中和在政治多元化竞争中的选择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是否为绝大多数人民提供了真正的自由大可怀疑，因为它并没有提供自由生活的经济基础。当一个人正在为就业、无家可归、医疗保险、环境和经济崩溃的可能性而经常担忧时，怎么能说他是自由的呢？因此，当需要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改革的时候就抛弃社会主义思想，这实在为时过早了。迄今为止，人们仍然可以把社会主义思想当作在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改善政策以及满足具体政策要求（如充分就业，医疗保险，缩短工作周，对车间、新闻媒介和社会的其他领域加强民主化等等）的实际指导；人们还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去要求更加激进的民主化。马克思主义思想还可以用来证明无约束的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并证明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和社会控制的合理性；既然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导致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那末，就应该强调对它调节与控制的需要以及建构一种比它更好的社会组织的必要性。把必要性放在充分重视资本积累上，忽视人民的需求，这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局限之一。而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观和个人全面发展观不仅更适合于当今的技术发展水平，而且能够为谴责资本主义持续不断的社会压迫提供一种批判的立场。总之，凯尔纳坚信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有助于促进民主、自由、正义和平等，并能够同仅仅促进富豪权贵利益的保守思想抗衡；只要巨大的阶级不平等这种人类痛苦和压迫还存在，就有必要存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批判理论及其社会变革思想。马克思主义将或者在资本主义的梦魇最终终结时消失，或者在一种真正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出现时消失；如果马克思主义果真引发了这样的过程，那末，马克思主义传统为之而付出的磨难和奋斗就终将得到补偿。（5）1993年，法国学者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Anne Brigitte Kerm）合写了《地球祖国》一书。他们在这书中提出了“超越发展”的人文主义纲领，认为“应突破和超越为发展制定方向和标准的西方经济、文明和文化模式”，重新确认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自己为全人类的唯一价值尺度，但实际上西方文化中也包含着主观武断的思想、无根据的神话、盲目自大等重大缺陷，贿社会主义才极其富有远见地将人的自由发展作为长远目标。因此，“如果人们强调‘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包含的对共同体和自由的向往，那么人类进化的政策应该将其彻底实现。如果人们强调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那么这一目标则应该重新树立，而不应该停留在空洞的许诺上”。他们的这些思想为我们在冷战结束以后的全球化时代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提供了重要参照。美国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经济学教授、《马克思主义反思》杂志编辑安乐尼奥·克拉里（Antonio Cllari）认为，尽管有右派和其他人的攻击，尽管保守主义和宣扬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在冷战结束后似乎压倒一切，马克思主义还是保持了巨大的批判力量。其历史研究方法使马克思主义者得以看清社会建构的主体和社会过程的来龙去脉以及相互矛盾的特征，所有这些给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这个世界的一种动态的、结构分明的、甚至是感性的本体论“意识”，使我们能够令人信服地勾画出以非剥削的方式生产（再生产）这个世界的蓝图来。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主要就来源于它对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的极度忠诚。（6）
生活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尚且能有这样一些认识，作为正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中国人民就更应继承马克思的遗业，坚定不移地将他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这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责住，也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人民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应该看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实现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条件，这就是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社会的消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按照他们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异与对立，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理想的未来社会乃是人类社会合乎规律地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曾在概述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发展规律时指出：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7）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概略地归纳为三大社会形态或三大历史阶段，而且从人的能力的发展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发展的因果必然关系上提示了为什么必须要相继地经过那样三大社会形态或三大历史阶段：第一大阶段，“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就决定了人们只能在狭小的共同体内互相依赖地生存下去，也就必然地建立起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其中包括“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广义地说还包括“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原始部落氏族社会一一因为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对于在那种原始共同体中生活的人们来说，“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8）。可见，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都由于人们的生产能力微弱、使得人们的经济和社会交往范围极其狭小，从而决定了必然处于狭小范围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当中。当人们的生产能力和与之相应的经济、社会交往活动突破了狭小的宗法性共同体的范围而形成较为广泛的劳动、产品和活动的交往关系时，就必然地进入“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第二阶段；而这第二阶段又必然要为第三阶段做准备。就是说，第二阶段是走向被马克思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或不可逾越的阶段。为什么不可逾越呢？因为既然作为第三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既摆脱了人的依附关系、又摆脱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特征的，这就必然使人们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方面成为全面发展的、具有自由个性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么，人们怎样才能成为具有那种自由个性的人？笔者认为，只能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即商品交换的实践活动中，使人们建立起全面的关系，从而形成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体系，才有可能使人们成为具有真正自由个性的人，也才能由这样的人结合而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因为马克思所讲的自由绝不是像资产阶级思想家鼓吹的那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而是基于人们对自然对社会对人自身的客观规律都具有充分认识并具有顺应规律进行其自觉行动能力的自由，是基于对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以及人类、人类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都具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自觉认识和自觉行动能力的自由。显然，这样一种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人只有经过许多代人们通过一切劳动、产品和活动的普遍交换与全面的社会交往的实践过程中才能逐步地形成。而共产党的领导与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不断巩固，则不仅为在中国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且进而为中国人民为最终实现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提供了根本保证。
这表明，“自由人的联合体”之理想社会的实现绝非是人们主观意识上的幻思，而是现实社会运动过程中正在进行着的实践行为。譬如，胡锦涛同志今年2月19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他又具体阐述道：“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了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力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安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他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于体现马克思主义有关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目标并最终实现建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样一个最伟大的理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或者说，前者乃是后者的历史实践过程。
明乎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时就必须以人为本，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必须以民为本。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标志”；“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就是说，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务、根本动力、根本标准，因此，必须坚持“人民主体”论，不仅要尊重人民的实践主体地位，而且要使人民真正成为利益的主体、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的主体；必须坚持“人民主体”论，使人民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等各方面的权力都得到具体体现，从而使宪法明确标示的人民是共和国主人的原则真正落到实处。同时，还必须从这种思想出发，坚持“人民利益标准”论，使党与政府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包括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都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坚持“人民利益标准”论，使所有领导者、管理者，尤其是各级各类党员干部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价值追求，自觉地视之为人生的最大意义。同时，在发展战略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观念。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坚持发展目的、动力、标准的全面性，即把经济、政治、文化与人的发展作为统一的目标、动力和检验标准，实行目标、动力、标准的整体性，反对任何片面性、单纯性，尤其反对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的目标、动力和标准的错误倾向；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坚持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发展的协调性，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中向前发展，绝不能“一手硬、一手软”，更不能为了经济一时的增长发展而牺牲政治、文化领域的建设；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坚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持续性，使国家长治久安，使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得到保征，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坚决反对那种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为了一时的稳定而不顾长治久安的做法。概而言之，树立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丢弃那种以物为本的观念；就是要坚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丢弃那种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目标、动力、标准的单边发展观念。这里洋溢着的乃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而真正具备了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
当前尤应确立起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民本主义观念，坚决纠正与以资为本相联系的错误倾向。这是因为，（一）这种错误倾向在经济领域必然导致只把私有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逐步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分配愈益不公，社会矛盾越来越加深；导致经济无政府主义滋长蔓延，市场秩序严重混乱；导致诸侯经济坐大，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难以实施；导致过度依赖外资外贸，使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受到侵害。（二）这种错误倾向在思想文化领域必然导致使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最基本原理如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以人民是创造历史真正动力为主要观点的唯物史观、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等被否定，使各种各样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舆论；导致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地位被否定，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乃至丧失国格的洋奴主义等腐朽思想泛溢成灾，使“私欲驱动论”横行无阻并严重影响人们的价值一一行为方式。（三）这种错误倾向在政治领域必然导致用“精英民主”否定人民民主，使工农劳动群众越来越被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导致党员领导干部更加官僚化。使党群关系愈益疏远；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把西方那种三权分立、多党制式的政治体制看作进步的“民主潮流”，而把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看成“极权政治”，从而严重减弱人民政权的权威。
坚持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前还应走好避免“历史周期率”的社会主义民主新路。在延安时期，著名民主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曾问毛泽东：共产党如何避免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其兴也勃”，但几代人之后便逐渐消极腐败，丧失斗志和生命力，“人亡政息”，“其败也忽”的“周期律”。毛泽东答曰：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对于民主的内涵和形式，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阐析，但依笔者之见，民主问题的要害仍在于是什么人掌握民主权力、用这种权力在干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是确保人民群众有切实的权力，能够选举出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好干部，并能罢免那些以权谋私、消极腐败的官员。这是既实在又过硬的一条，因而应成为区分真假民主及衡量民主实现程度的标准。否则，什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都势将成为空谈。
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占人口绝大多的工农商学兵即平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规律是根本一致的，因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把他们的民主权力放在决定性的地位，而绝不能用“精英政治”、“精英民主”去取代或否定平民政治和平民民主，绝不能允许那些“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勾结在一起，由以权谋发展到以国谋私，为了一小撮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层的利益而牺牲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要冲破那些所谓精英设置的种种障碍，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精英”们视民众为阿斗，认为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中国不宜进行直选。但事实上，在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农村尚且能进行“海选”，为什么在城镇、企业、机关、学校反而倒不能进行直选呢？说穿了，“精英”们无非是为维护他们自身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少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竭力阻挠平民民主权力的实现，使包括话语权在内的各种公共权力垄断在他们这些“精英”手里。因此，在当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过程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以“当仁不让”地勇毅心态自觉体认到唯有自己才是实现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这样一些政治价值的先锋。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乃是拓宽上下沟通的渠道，切实保证中层即省地县、部局处的过滤机制发挥积极作用，而有效防止其起消极作用。就是说，要一方面防止中层起“顶门扛”的作用，使基层特别是普通工农商学兵的呼声和意见不被拒之门外或被“过滤得变了味儿”，而让党中央、国务院和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能直接了解到；另方面还要防止中层起“肠梗阻”的作用，使中央精神不被阻滞在文山会海里或不被“歪嘴和尚把经念歪”，而能及时地不走样地落实到最底层。如果真正做到了党内党外、上上下下都同心同德，万众一心，又何愁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资本论》第一卷第64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30一73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参阅道拉斯·凯尔纳著（关月梅译）：《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载《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绎出版社1998年版。
（6）参阅安东尼奥·克拉里著（李朝晖译）：《世界新秩序中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可能性》，见上书。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马克思恩骆斯选集》第4卷第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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