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凸显期──中国改革何去何从
时间：2006-10-12 8:52:42 来源：开放时代 ：程海亮
(苏州科技学院 程海亮)
[内容提要]： 目前，关于改革的争论已成为一个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中国改革已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应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改革，如何正确面对人们对改革的质疑，如何保证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的成果，如何使改革继续深入而健康的进行，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的问题。
[关键词]： 改革 伪改革 反思 改革不可逆转 共享改革成果
一、 改革之争—风生水起
目前，有关改革的争论可说是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广泛关注，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影响。每一项社会改革都会牵涉到人们的敏感神经，关乎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失。就改革而言，有人否定，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八年来的改革是失败的，是负面的；有人肯定，认为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其辉煌成果不可抹杀；有人认为改革是功过参半、毁誉相兼；有人认为，关于改革的成败得失目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有待观察；有人因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改革中所出现的偏差、失误，从而对改革感到困惑、迷茫和质疑；也有人认为，对于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应以辨证的观点、科学的态度、历史的视野、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践的标准、战略的高度、发展的眼光来评判。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情感、不同的视角，对同一种事物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因此，在历史发展到今天，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矛盾的凸显期，改革的走向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中国的改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到底何去何从、走向何方，使我们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改革真正走到了一个拐点，进入了一个全面而深化的时期——一个更敏感、更复杂、更艰难也更凶险的时期。同时，因改革触动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触及到制度的核心问题，从而遇到的阻力就会更大，这将直接关系到改革能否真正顺利进行下去。所以，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质疑、争论、讨论既是必然，也有必要。只有经过充分的讨论、争鸣，只有广泛听取人民的正确意见，统一思想和认识，达成改革共识，让广大人民广泛参与改革，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才能使改革继续深入下去。
二、 改革的伟大成就毋庸置疑
关于改革的成败，我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即改革开放二十八年来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举世瞩目的。尽管我们改革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确实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瑕不掩瑜，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不能以存在的某些问题而把改革的成就一笔勾销，否认改革的成就只能是一种片面的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中国的GDP2005年已达二万亿美元，人均GDP也由改革开放前的几百美元增长到现在的1500美元左右，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外汇储备也跃升为世界第一，高达8536亿美元，中国每年吸引的外资也都在世界上位居三甲。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由过去一个生存型社会而发展成为今天的温饱型社会，解决了世界上最多人口国家最难解决的吃饭问题。贫困人口也在改革过程中大幅度下降，由过去的几个亿下降到目前的3000万左右。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水平的提高，工业的现代化的深入，国防的现代化建设，科技的发展和创新，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各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和提高。民主政治的进程虽然有些迟缓，但毕竟也在往前推进。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我国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使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极大的飞跃，财政收入由改革开放前的捉襟见肘达到2005年的3万亿。经济实力的增长为我们其他各项事业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使我们社会的各项改革有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政、外交都在改革开放中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出现了质的飞跃，国家的形象和影响力在大幅度提升，国民也更具自信心和自豪感，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份量也今非夕比，中国一改过去的闭关自守、自我孤立的传统，以全新的、自信的形象出现，给世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国在外交事务中也越来越显得积极主动、自信负责，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的态度已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席卷全球、甚嚣尘上，这一方面说明了一些国家别有用心、不可告人的目的外，这不正从另一个侧面刚好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吗？正是这些成就引起了一些敌对的、不太友好的、或者是不太了解中国的力量产生了仇视、恐惧或误解。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和平的外交路线，中国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使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力量，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需要中国，中国在构筑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作用无可替代，中国成为国际关系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一极。地区热点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国际能源、气候、环保、反恐、生态等等重大问题都需要中国的参与和配合，中国已越来越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和高度负责者。中国和平自主的外交路线已使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信和支持，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教育、外交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举世瞩目的，而这一切成就的获得都是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因此，如果闭眼不看当今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伟大变革，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是不客观、不公正的。因此，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决不容许抹杀和否定。
三、 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回避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对此，我们应冷静地进行分析和思考。笔者认为，之所以会产生有关改革的争论，是与我们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时期、改革所处的攻坚阶段、改革中存在的偏差失误、以及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是分不开的，它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的产物。在这一历史的时空交叉点上，各种矛盾不期而遇。
第一、矛盾凸现期。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来看，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矛盾凸现期。众所周知，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人均GDP在由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增长期内，是一个社会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展现和暴露的时期。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理想，以及过去压抑和束缚的各种各样需求的释放，社会的贫富分化，社会的不公正等等，在这个历史发展的时空交叉点上，众多的社会问题都会在这个“跃升阶段”（也可叫做“成长阶段”、“起飞阶段”）同时涌现。正如一个人在快速生长时期，由于各方面的营养难以供给及很好协调，就必然会出现“生长痛”一样，社会的发展亦如此。在社会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因诸多问题同时出现，而相应的各种制度、机制、措施、思想观念等等都未能相应地建立起来而与之相配套，因此这种滞后，就会使人们感到措手不及，无所适从，从而使矛盾在一个特定时期有尖锐激化和扩大化的趋势，使人们感到迷惘、困惑、失望、不解甚至是怨恨和愤怒。在现代化过程中，这一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但是，面对这一阶段，由于采取的应对方式和措施的不同，其结果也是大相径庭。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应对的好坏将直接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前途命运。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如东亚新兴工业体；也有失败的教训，如拉美一些国家。拉美国家就是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未能及时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手段来化解各种矛盾，因而被这些社会矛盾所纠缠，从此止步不前，使社会陷入动荡甚至出现倒退。而东亚新兴工业体则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这一关键期，使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质的提升，和平、稳定、顺利地实现了社会转型。我国现阶段就是要做到如何吸取拉美失败的教训，学习东亚新兴工业体的成功经验，成功度过这一“矛盾凸现的危险期”。
第二、社会转型期。与拉美及东亚新兴工业体不同的是，中国还具有一种他们都不曾有过的特殊性，即中国不像他们那样原本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进行的改革。他们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也必然经历矛盾的凸现期，但对于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体来说，在思想、观念、文化传统、思维定势，心理承受、精神准备等方面不像中国这样大起大落，大逆转。尽管也有新与旧的交替，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也存在社会的转型，但远没有中国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那么激烈和复杂，中国进行的社会改革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巨的、全面的改革，并且是要实现整个社会的转型。中国的改革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全新的事物，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决定了这种转型将更加复杂和艰难。政治上的高度集中要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幼稚病要转变为“求真务实”，“以阶级斗争为纲”要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代替，“改革开放”取代了“僵化保守”；在经济体制上，实行了几十年的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的统制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想也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实所击碎，过去贫穷但却平静而安逸的生活方式却变为当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下岗……过去一切都有国家负责，而现在则完全推向市场，市场竞争的残酷无情、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使多少过去生活在“温室”里的芸芸众生感到惶恐不安、无所适从；诚信的流失，道德的滑坡等等，都使人们如同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在这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是旧的传统的东西还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是新的制度、思想观念还未完全建立和完善；一方面是对过去美好东西的留恋回忆，另一方面是面对现实的不尽人意；一方面是对未来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却是现实中有太多的无奈和彷徨。因此，在没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时期，在社会根本性的转型时期，其思想观念的新旧之争，心理方面出现的落差和心理的承受能力、以及由转型而产生的困惑、迷茫、痛苦、失望、乃至愤怒等都是难以避免的。新旧之间的摩擦、碰撞、矛盾、无序与混乱既是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人们对改革产生质疑的重要社会根源。对此，尽管任何一个国家在转型时期，都会出现新旧的摩擦和矛盾，都会出现一些混乱和无序，但中国的特殊情况却决定了我们的转型却更为复杂和艰险。其转型之大、程度之难、情况之复杂、形势之严峻、时机之不利等等，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未碰到过的。所以，我们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具备更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同时也要求我们的人民也必须具有更大的忍耐力、承受力、理解力、支持力和宽容精神。
第三、改革进入深水期。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过去由旧体制、传统所束缚禁锢的能量得以迅速而极大的释放，且由于改革处于初级和浅层的表面，其阻力和障碍也比较小，其路径也比较简单、通畅，也容易见到实效，人民都得到实惠，因此对改革也就热情支持。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过去改革措施所蕴涵的潜力已达到极限，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这就要求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来予以化解，社会的发展与改革的相对滞后之间的不适应的矛盾就会凸现出来。同时，由于改革逐渐深入到更加深刻、本质、和敏感的方面，这就会触及到不少人的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者的要害，也会触及人们习以为常的思想、观念、传统和生活方式，因此，使改革遇到的阻力和障碍就更多、更大、更复杂、更棘手。尤其是在改革的主导权掌握在一些既得利益者手中时，他们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置群众的呼声、历史的潮流、形势的需要于不顾时，就会使人们对“改革”产生误解、质疑，怀疑我们到底还要不要改革，是真改还是假改，从而对目前的改革停滞不前悲观失望，产生不满和愤怒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当今，世界的开放性和经济全球化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之间相互联系日益加强，相互之间的渗透、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国民过惯了自我封闭的生活，陶醉于自我的安乐，听惯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赞美，所以，当国门洞开、争眼看世界时，外面的世界已使许多人感到目不暇接，难以置信。由于改革和开放，西方的物质的发达、政治的民主、思想文化的多元、个性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珍珠与粪土、精华与糟粕都滚滚而来。而不同的人由于个体的差异从而对这些现象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态度。有激进有保守，有全面也有片面，有肯定也有否定，有积极也有消极，有接受也有拒绝，有坦然处之，也有惊慌失措等等，不一而足。在内外比较之中、在理想和现实之中总会存在差距和反差。激进者、痛恨落后和保守；保守者，反对激进和改革；保守与激进、贫穷与富有、既得利益者与利益受损者、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干部与群众……在这激荡的时代，不同的群体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追寻自己的生活目标，在不断地分化组合。矛盾与和谐、冲突与合作、先进与落后、开放与保守、现代与传统、改革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真善美与假恶丑……都在这个开放与全球化时代得以充分的展示、交融和碰撞。这是一个改革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前进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大变革、大分化、大组合的时代，也是一个由乱到治、有混沌到有序、由分散到聚合、由冲突到和谐的时代。我们的改革正处于这样一个全球化时期，因此更容易使人们进行内外比较、今昔比较、好坏比较，并且也容易在比较中看到优劣。加之，常常是拿自己的不足去比人家的优点和长处，其心理落差、悲观、失望、不满就容易产生，这种片面的比较方法往往使人们心理失衡，从而对改革产生疑问。
第五、改革中的偏差、失误所造成的恶果开始进入一个爆发期。
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庸置疑，是主流。但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这些年的改革也存在一些偏差和失误，并且这些偏差失误所造成的恶果已进入一个爆发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容易使人们把改革的失误当作改革的本身，让改革成了这些恶果的替罪羊。某些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不容回避，已经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主要表现在：①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片面理解和执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由原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践已充分证明这一战略转变的正确。但是，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如果仅仅强调一点而不计其余，就必然会出现问题。这些年来，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一些人却使之片面化和绝对化，以至于出现了“万般皆下品、唯有经济高”，“经济至上”，只强调GDP量的增长而忽视GDP的质量。片面的政绩观造成了“干部出数字，出数字干部”的怪圈，“GDP的神话”造成了大量的虚假、浮夸、坑蒙拐骗。造成了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重数量和速度而不顾质量和效益，只顾眼前而不计未来，只顾效率不顾公平。在重商主义盛行之时，人们也格外在乎自己的经济利益，容易引起利益纠纷和冲突。因此在“经济至上”思想指导下，使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和忧虑的不和谐方面：诸如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浪费、重复建设、只见GDP增长而少见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盛行、道德滑坡、诚信流失、信仰危机、拜金主义与物欲思想泛滥成灾等等。②决策方面的失误及其影响。我国由过去高度集中计划的决策机制转变为以市场为核心的分散决策机制，这无疑是一种质的飞跃，其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市场体系发育的初级阶段，在各种制度、规则、法律还很不健全、而政府又未能很好的发挥宏观协调、总体控制的情况下，就会一下子由过去控制的过死，变为现在的放得过活，出现了严重的地方主义、诸侯经济、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混乱无序、缺乏全局观念、缺乏协调与合作。经济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平衡，重复建设投资、商业贿赂与商业欺诈、国有资产流失、决策失误等等层出不穷。比如在投资决策方面，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在“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产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这些方面出现的混乱，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会招致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从而质疑改革。③腐败盛行与道德滑坡。当今中国社会官场的腐败已达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容忍的程度，天天喊反腐败，但其效果并不尽人意，腐败现象有进一步恶化和扩大的趋势。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跑官买官、裙带关系、带病上岗和提拔、商业贿赂、恶性不断的矿难、官本位盛行、政府部门的庞大开支和浪费等等，都已招致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也在200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这些年由于我们只重经济增长而无视精神文明建设，从而造成了精神文明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滑坡，已达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程度。信仰危机、道德滑坡、诚信流失、物欲横流、善恶不分、是非颠倒、人情淡薄、人性冷漠、缺乏责任感、使命感、集体感、荣誉感，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等……胡锦涛总书记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要树立社会主义的道德观，提倡在全社会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八荣八耻”应成为人们道德修养的标尺。所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一手硬一手软，在精神文明和道德方面出现的倒退让人们易误解为是改革本身的产物，而其实却是我们改革中忽视的、失误的方面。④改革成果的分配不公，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使人们迁怒于改革。人民群众应共享改革成果，但是，在我们的改革中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首先，行政官员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比如，2003年高达37960亿元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中国财政支出中，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经济建设占财政总支出的近50%，而美国仅占17%；而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等等方面只占财政总支出的25%左右，而美国则占75%。大量的财政资源被公款吃喝、出国考察、公车消费、决策失误所吞噬。其次，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没错，但如果放任贫富之间无限扩大必将产生严重的恶果。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已达到了一个危险程度，已经危机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收入差距自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如果今后不采取措施加以扭转，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城乡差距也在拉大，剧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到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4.7倍。再次，工资收入水平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人们却未得到多少增长的实惠。中国整个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在许多年中甚至是在下降，即使在增长的年份，其数量也是相当寒酸的，工资基本上10年没有增长。尤其是现在被称为“三座大山”的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已压得许多人喘不过气，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三座大山”已经成为造成众多人由富返贫的三大杀手，人们普遍感觉到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负担越来越重。据2006年3月20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有7625人参与的调查显示：一方面，78.8%的人认为和十年前相比收入增加了，另一方面，85.3%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了。与此同时，我们的教育投入却是严重不足，其在GDP中的比重还不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但在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3951.59亿，占GDP的比重是2.16%，这个数字低于2004年的2.79%，更低于2002年的3.4%。医疗费用的投入也是少得可怜，在联合国的191个成员国中，我们竟排在倒数第四。高经济增长、低收入水平，畸高的房价、药价、学费已严重制约了人们的消费，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据《人民日报》2006年3月26日报道，近10余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不到60%，2005年降至50%左右，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连续几年大幅下滑，2005年仅为33%。如果人们无力消费，不仅使内需刺激生产成为泡影，生活水平的倒退必然造成人们的不满，失去对改革的热情和支持，从而使改革缺乏人民群众这个最大的动力源。最后，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增长、激化，社会稳定受到严重的威胁。房价畸高、学费昂贵、看不起病、频繁的恶性矿难、暴力拆迁、腐败盛行、国有资产流失、工人下岗、社会治安混乱、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人们对社会产生不满，变得急躁、仇富、心理失衡、甚至痛恨社会和现实。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现象必然会造成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隔阂、抵触和冲突，引发社会的不安甚至是社会的动荡。中国现在的群体性事件有迅速上升的势头。据最高检察院公布的数据表明，从1993年至2003年这10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了5倍，2004年则上升到7万起；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事件的人数年均增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增长4倍。这些事件的组织化倾向越来越强。这些群体性事件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以何种心态来看待改革呢？结果不言而喻。
四、 改革的大方向决不可逆转
我们近三十年的改革，其辉煌成就是有目共睹、举世瞩目的，这一点是不能抹杀的，而改革中的偏差失误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价我们的改革。
第一、我们对改革不能太苛求。我们的改革是前人所未经历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是在不断的尝试和探索，这是一项带有尝试性、实验性的伟大的系统工程，尽管大的方向性、决策性的、战略性的错误绝不能犯，否则成本太高，我们犯不起，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不能一点偏差失误都不能有。加之，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之多、难度之大、情况之复杂、形势之严峻都是举世罕见的，在此情况下，如果不允许、不容忍偶尔出现的偏差和失误，这既不现实，也太过苛求，这样只会影响人们去开拓创新。改革需要冒险、开拓创新，允许犯错误，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足够的宽容精神。当然，改革中一些偏差失误不可避免，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原谅自己的错误，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决策时可以不负责任、不讲科学，更不能借此故意犯错误，从而为一些当权者捞取好处。
第二、我们对改革中的错误也必须辨证地分析。首先，我们要把改革和伪改革区别开来。所谓改革，就是革去影响社会前进发展的各种障碍和不利因素，是为社会的前进发展创造条件和扫清道路，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应是除弊兴利，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有利于现在和未来，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有利于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只是因为客观因素的制约和主观水平有限，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的偏差和失误，则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如果是出于私利或某些既得利益者、强势集团假借改革之名在搞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则只能是假改革真腐败，是对改革的扭曲和玷污，不能与改革同日而语，是在玩弄改革，忽悠广大老百姓，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坚决的反对。其次，我们对真正的改革必须具备一种平常和宽容的心态。不能一成功就大唱赞歌，一有失误就横加指责，甚至是批判和否定。改革既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既有优质产品、合格产品，也会有次品和副产品。改革需要成本，改革必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那种认为改革是一帆风顺、道路是一马平川、前途是一片光明的观念是不利于改革、有害于改革的。改革有风险，会有挫折和失败，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心理承受力、忍耐力、持久力和宽容精神。我们更不能把一切问题、一切不尽人意、不合理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的都归咎到改革头上去，不能让改革成为一切社会问题的替罪羊，背上不应有的骂名。事实上，恰恰正是因为没有改革或改革的不到位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要把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区别开来。其成功、成果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其失败、副产品也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的，而不是我们主观上所要追求的，不能由此而指责这就是改革。改革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失败到成功、由大家不可理解不支持到理解支持的过程。因此，不能仅仅以结果来进行简单的评判，而必须也要考虑到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性和过程性，事后诸葛亮谁都能做到，但又有什么意义呢。再次，对改革的成功得失不能以一时一地来简单地评判。改革会触及到许多人的利益，因此，人们因个体的差异对改革会有不同的评价和态度，因此我们在进行评价的时候力戒情绪化、本位主义、急功近利，而应有长远的眼光、全局的观念。也许在局部、在短的时间内，你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或是还未能得到改革的实惠，因此就抨击改革。而如果你能跳出自己狭隘的圈子，把视野放开一些、境界再高一点、眼光再远一点、心胸再大一点，多想一些社会、国家、人民的未来，从大处着想而不是自己暂时的蝇头小利，你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心态，你对改革就会充满乐观和自信。
第三、必须树立科学正确的改革观。首先，必须明确改革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改革者必须有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未来的高度、发展的高度、全局的高度、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敢于负责的高度来进行改革，坚持做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其次，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改革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伟大工程，仅靠少数精英而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是绝不可能成功的，在改革中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有话语权、参与权、建议权。改革不能使人民群众成为看客，不能使其被边缘化，更不能借改革之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中蕴涵着不尽的首创精神，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必亡。所以，必须始终想着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改革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改革的动力之源、是决定成败的根本所在。再次，必须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改革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必然会受到一些人的阻挠和反对，改革存在着重重困难和风险，这就要求改革者必须具有敢于冒险、敢于牺牲、不怕失败、敢于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就要求改革者能以大无畏地气概来面对改革的成败，认准的方向只能勇往直前。
第四、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的成果，正视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质疑。面对质疑，我们必须加以区别。有真实的、善意的，也有虚假的、别有用心的恶意歪曲。对前者，我们应虚心接受、冷静反思，广泛征求意见，及时进行调整；而对于后者则必须予以有力的回击，决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我们的改革事业。而目前，有关改革的争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能对一项伟大而复杂的，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改革简单地以成功或失败来进行评价，若如此，就显得太轻率，对历史也太不负责，也太形而上学化。我们对不同的观点也应以分析地态度来看待，不能惟我独尊，听不得任何意见和批评，更不能动辄以大帽子、大棍子来反对不同的声音，尤其要警惕那种极“左”的，“阶级斗争为纲”的作风死灰复燃。我们应以善意的态度、宽大的胸怀来倾听各层人士对改革的建议、意见和批评，凡是有益于改革事业的我们就应当采纳，这只会有益于推进改革，以善意对善意，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改革才能不断前进和深化。当然，对那种别有用心的肆意攻击和歪曲否定改革的，则另当别论，决不能让这些人扰乱了思想、混淆了是非、挑拨了矛盾、影响了改革的大方向。我们更要警惕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却在干着盗取国有资产、大肆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结成利益团体、假借改革之名而伤害国家、人民的利益，声称别人在反对改革，而其实这些人正是改革的最大障碍，恰恰是最害怕改革，最不想失去既得利益的当权者。这些人实际上是在玩弄改革，愚弄欺骗群众，使改革背上不应有的骂名，是假改革、伪改革，是对改革的嘲弄和讽刺，正是人民群众反对的那种所谓的“改革”。人民群众为什么质疑改革，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人民群众的错，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改革中确实存在一些偏差和失误，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使社会矛盾有所加剧。其次，的确存在一些打着改革的旗号，却在损害着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这是一种假改革、伪改革，是在玩弄改革、玷污改革，人民群众质疑的也正是这种伪改革。再次，改革确有偏离正确轨道和方向的危险。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处于弱势地位，改革的决策、方向、制度、规则和利益倾斜,可以说群众几乎没有发言权，而改革的制定者正是改革的最大受惠者，在对权力没有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改革的政策如何制定，完全是一个变数，依靠决策者的道德觉悟恐怕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医改、教改、房改、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干部制度改革等等有多少成功的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寄希望既得利益者来推进改革，而限制自己的特权这无疑于与虎谋皮。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权、话语权、决策权、监督权和对腐败分子的质询权和罢免权，改革只能是在原地空转。我们的改革必须是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为什么改革开放的前期，人民群众有那么高的积极性，是坚定的支持和拥护，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原因就在于改革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改革上达成了共识，大家能共享改革的成果。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只承担改革的痛苦和代价，而只让少部分特权阶层享受改革的成果。针对这个问题，胡锦涛同志2005年12月在青海考察时强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千方百计为困难群众多办好事实事，进一步凝聚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共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第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一些当权的既得利益者在改革中排斥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力，人民群众成为任意摆布的弱势群体，其作为共和国公民应享受的权力得不到体现，没有话语权、决策权、建议权、质询权、选举和罢免权，逐渐被冷落和边缘化了。一些人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但并不是在改革，而是在喊着改革反改革，是以改革之名，谋一己之私，是利用自己的特权侵害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广大人民群众并不反对改革而是积极要求改革、要真改革、动真格的，而不是假改革、伪改革，更不要以改革之名而进行的各种腐败，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失望正是反映出对这些真正影响改革进一步深化、滋生出大量腐败的制度为什么不进行改革呢？所以，那种认为群众反对改革，或者说群众因改革的速度太快而不能适应的论调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别有用心、无耻之尤。可以说，说群众反对改革的人正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是最害怕继续改革的，是改革的最大反对者。苏东为何失败？正是由于一个庞大的强势集团，一个特权阶层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正是他们拼命地反对改革，最终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既没有勇气自改革，又害怕人民群众的改革，最终葬送了列宁创立的伟大事业。我们应吸取苏东失败的惨痛教训，敢于放弃自身的一些不当利益，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要有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勇敢地对不合理的、影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滋生贪污腐败的制度和体制开刀，实行自改革。事实证明政治体制的滞后，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大量社会问题皆由此而产生，现在最为重要的应该是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敢动真格的，政治体制一直滞后的话，改革只能在原地空转、腐败就会更加盛行，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有重蹈“拉美化”和苏东演变的危险，我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动摇。
第六、改革不可逆转，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改革走到今天，可谓是步履维艰，尽管存在一些偏差失误，尽管有不尽人意，尽管前面的道路更曲折，形势更严峻，但我们绝不可止步不前，有丝毫的动摇和畏惧，改革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则前功尽弃、功败垂成；进则柳暗花明、海阔天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改革才有发展，才有出路，我们的成绩正是改革的结果。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是由于改革的经验不足而造成的，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去校正；一些则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或根本未触及所产生的，这正需要我们改革的深化去解决；而有一些问题根本与改革无关，甚至是打着改革的幌子在混淆视听，愚弄百姓，这是假改革、伪改革，这也正是需要改革去正本清源、以正视听；也有人指责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都是由市场经济造成的，事实上，这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恰恰是市场发育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需要我们更好地培育和完善市场经济。笔者认为，要使改革能深入下去，要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政府必须彻底转变自己的职能，建立真正的法制政府、阳光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不与民争利的政府，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要有使命感、责任感，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给政府以准确的定位，做到有所为与有所不为。该强时要强，该弱时要弱，进退强弱要由经济社会的客观需要来决定，而不是由自己的特权使然。社会公正的建立、法制社会的形成、社会主义道德的重塑、和谐社会的构建、综合国力的提高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充分发挥作用，发挥好的作用，起表率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要有自我改革的勇气和胆略，要敢于制度创新。改革只能继续下去，改革的成本也不能一次性支付，否则就会引起大的社会震荡，只能在循序渐进的改革与发展中渐次解决。当今存在的问题，只有在改革和发展中才能解决，除此别无他途。正如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3月6日在参加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所强调的，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的利益，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温家宝总理3月14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站在历史的新的起点上，面对新的任务，需要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努力。清醒，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已经取得好的成绩只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今后的路还更长，更艰苦。形势稍好，尤需兢慎。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坚定，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努力，就是要准备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困难和风险有些是可以预料到的，有些是难以预见的。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就在于她的刚健自强，百折不挠、艰苦奋斗。我们必须做长期努力奋斗的准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经沧桑路万条，唯有改革是正途。
简介：
程海亮，男，1963年生，河南南阳人，苏州科技学院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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