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有多少家底
：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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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来，先是“砸‘三铁’”、搞承包。变工厂党委负责制为厂长负责制，实际取消了对厂长经理的一切监督制约，将全民所有制肢解为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企业所有制，执政官员任期所有制，最后落实为厂长私人支配制，任凭企业负责人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监守自盗。
工人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厂长开始行使资本家的权力。在农村先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分田到户。然后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到处“卖粮难”。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丧失了集体力量、匹马单枪盲目挣扎的农民毫无反抗之力，只能任凭宰割。 “多收了三五斗”、增产不增收的故事一再重演。少数农民靠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发财致富，大多数农民则无此幸运。农用物资价格不断提高。农村干部利用批地、计划生育、道路建设等名目不断搜刮农民。形形色色的贩卖坑农产品、劣质产品、假钞票等犯罪分子也都把农民当成最理想的掠夺对象。多数农民日益举步艰难 。
接着是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的走私进潮和贩毒潮。一些沿海城市全靠走私致富。有的地方走私决定甚至由人大常委会做出，海陆空军的舰只、飞机、军车都成了走私的运输工具。在厦门远华案中，海关、公安、武警都被走私分子利用。沿海走私城市崛起了，东北、西北、中原各地的重化工业城市则不断萧条衰落。于是“精英”们便跑出来说：由于走私，我国实际关税不到５％，远远低于名义关税，因此还不如把名义关税降下来。（这成了主张加入世贸组织的理由之一。）这等于说犯罪的太多了，与其抓不胜抓，不如不叫犯罪就天下太平了。
然后是城市承包制和双轨制。大量的集体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在承包者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破坏性使用下陷入困境，财务混乱，工资拖欠，设备过度使用，产品以次充好。承包者迅速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企业则元气大伤，无力更新设备，革新技术，无力面对廉价的走私产品、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得益于偷税漏税加种种优惠的成本低廉的私营企业产品、享受免税优惠、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产品的联合围剿，更无力研发新技术产品。这反过来又成为“精英”们日后干脆消灭国有企业的借口。
然后是土地和股票的投机热。少数人凭借权力和关系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大片土地转手倒卖，一次暴富，其速度和规模极其惊人。潮势所至，各地的银行甚至财政资金纷纷卷入土地投机，获得的利润进入相应机构和个人的腰包，损失成为银行的呆坏帐、财政的赤字。这是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也是省、市、县政府村债务的第一个主要来源。
然后是卖完了土地卖企业，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所谓大股小卖，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出售拍卖。将国有企业的价格严重低估拍卖给实权人物。这实际上是一场明火执仗的抢劫。各地政府和银行帮助这一抢劫过程顺利地进行，政府允许被私人收购的企业逃废债务，用军警弹压企业职工的抗议，银行提供贷款帮助收购。尘埃落定时，地方和部门的实权人物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也同样是一场抢劫，裁减员工，买断工龄，以下岗为威胁强制职工掏腰包买股票是主要的抢劫方式。
上述种种过程必需有权力的支持。而腐化不成风就无法以钱买权，以权谋私。因此上述变化跟全国的腐化风相辉相映，同兴同旺。于是工程招标、建设项目、重大设备和大宗物资采购，大笔贷款，重要职务任命等都陆续跟“好处费”挂上了钩。后果之一是中国银行系统不良资产迅速增长。
经过这四波大潮洗劫后，中国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已经不多了，土地虽然未卖光，但剩下的多为不太值钱的市郊地；国有企业也卖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有那些现在还没人敢要也不敢卖的军工企业。戴相龙承认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２５．３７％，为２２，８９８亿元，这还不算已经剥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坏账１５，６８８亿（已收回１，３６０亿元）。据业内人士透露实际不良资产比例远高于５０％，中国的银行体系随时可能遭到挤兑风潮的袭击。从１９９９年起财政赤字以每年４５％的速度递增，分别为：１９９７年５８２．１５亿，１９９８年９２２．２３亿，１９９９年１，７４３．５９亿，２００２年３，０９８亿。到２００２年底，国债余额将达到２５，６００亿元，相当于２００１年GDP的２６．７％。这还仅仅是正式的国债。
各地政府向中央政府学习，也搞欠债繁荣，每一任省、市、县长甚至乡长、村长都争相搞建设、上项目，银行贷款不够就集资，集资不够就挪用教师工资、棉花和粮食收购款，一任接一任地积累起庞大的地方债务（含未登记外债），累计达６０，０００亿人民币。此外，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失业、越来越早的退休，以及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达４万到８万亿。所有这些债务、不良资产、基金缺口最终都是要由国家来承担，以最低数字计，高达１６２，８２６亿人民币。
那么国家还有多少资产呢？据２００１年统计年鉴数据：中国共有国有及非国有企业１６２，８８５万户。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１２６，２１１亿元人民币，负债９３，２７１亿人民币。负债率高达７３．９％，净资产３２，９４０万亿人民币。经过大规模私有化后，国有企业资产比例已降至全国企业总资产的３０％左右，而负债率高于其他类企业。若按相同的资产负债率计算，国有净资产只剩下９，８８２亿人民币。
这就是我们的家底。这是一个吃完祖宗饭，又断子孙路的家底。共和国亿万人民五十多年来创造的财富就这样流进了少数先富起来者的腰包，却留下了上万亿人民币的债务黑洞。填补这个黑洞的，只能是恶性通货膨胀，届时，老百姓手头的存款将被洗劫一空。
張平平转贴的文章用数字、用事实告诉人们什么叫“假改革”，什么叫“窃国大盗”，什么叫“触目惊心”。
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改革精英”们在忙什么？在鼓吹“银行民营化”，也就是“银行私有化”。什么意思？要害就是私人银行可以随时破产。如此一来一切存款、一切债务都可以一扫而空。换句话说，要把窃国大盗们盗走的亿万财富通过银行倒闭冲帐等方式全部转嫁到全国人民头上。
金融危机不比一个具体企业具体行业的危机，一旦爆发就是全面的。“国有资产流失”听起来似乎很空洞，很遥远，跟个人关系好象不大。但一旦这天文数字般的坏帐通过金融危机、银行倒闭等方式雪崩般实实在在砸到每个普通老百姓头上，那时就有切肤之痛了。有人暗自庆幸自己既不是工人又不是农民，能够躲过下岗、失地、生活无着这一劫。殊不知在金融危机风暴面前各行各业谁也休想侥幸，谁也休想逃脱“精英”和窃国大盗们的魔掌。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想象一下，你不玩股票，不搞投机，不赌博不吸毒不冒险，却突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银行存款竟然一下子如同废纸，一辈子的血汗积蓄突然荡然无存，接踵而来则是倒闭狂潮、失业狂潮、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那时将如何感受，如何自处？而银行反过来又用这种可怕前景讹诈国家：你要保持安定吗？那就别追究我把别人的钱挥霍一空后留下的坏帐，而且必须继续给我投钱，把今后用于发展经济、人民福利、教育卫生的钱都拿来给我补窟窿。也就是说借此把子孙后代的资源全部吃光。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提到，当年他长大懂事之后发现某宫殿里的珍宝古董有不少被人偷盗或偷换，便打算清点一下，找出家贼。不想当晚便宫中失火，一切付之一炬。（电影《末代皇帝》中亦有此情节。）显然这是家贼故意纵火。皇宫盗贼如此，其他地方盗贼亦如此。看仓库的监守自盗，盗完了放一把火把整个仓库烧光，这样谁也查不清哪些是被偷掉的，哪些是被烧掉的。
国营企业主管人把企业财产偷光然后宣布破产卖掉，这样谁也查不清国有资财究竟是卖掉的还是偷掉的。制造危机、制造混乱、毁灭证据、保全自己是一切盗贼们的共同心理，共同行为特征。江洋大盗为保全自己不惜杀人灭口，窃国大盗为保全自己不惜毁国灭迹。当谋私利的假改革搞到现成的国有财产能偷的差不多都偷完、能卖的差不多都卖完、能糟的差不多都糟完、再也没办法吃老本、卖现在、混将来地拼凑虚假繁荣时，当窃国大盗们的一切弥天大谎即将被揭穿、自己即将原形毕露、自身难保时，他们最需要便是来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大风暴，大危机，大动乱（当然是在他们兑换外币转移赃款之后）。如此一来他们可以乘机把一切罪责推得干干净净，把自己的一切不义之财全部漂白，顺便再把全国人民的一切积蓄洗劫一空，不折不扣“坑尽天下以利己”。
一旦窃国大盗和“精英”们通过“私有化”控制了金融系统，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那让执政党下台真是易如反掌。只要利用中国银行系统空前的坏帐形势，触发一场金融风暴，轻而易举就可以搞得中国人人财产一贫如洗，失业破产，朝不保夕，立刻会人心浮动，怨声载道。然后再放出舆论：这都是不尊重“精英”、不尊重“市场规律”造成的结果。那时再逼宫政变自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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