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主导未来中国经济？
中国企业家 2004年2月25号
“不谋而合的担忧”
“未来10年20年，中国企业还是本土经济的主角吗？”
在2003年的年底，有一种深沉的担忧，笼罩着2002年底还兴高采烈的中国企业界。这些担忧，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在举办200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像冲击波一般一次一次一再强烈冲击着我们。
年会前夕，11月12日，我们到上海邀请刘永行参加本刊年会。他滔滔不绝讲述了他早在5、6年前就开始筹划进军铝业的未来战略之后，有些英雄气短：我们能在这个领域建立起世界级行业竞争标准，做过跨国企业，为什么不能放手让我们民企做？11月17日，我们到了春兰，陶建幸讲他“第二台阶”设想，“不能再做那些核心技术和部件掌握在人家手中的‘壳企业’了！”“轿车业看不懂，搞了那么多年，都合资，而且是一家和多家合资，搞到现在连自己的品牌也没了，变成‘世界上最复杂的贴牌工厂’！”
11月20日，我们在北京饭店拜访宁高宁，他刚刚出席完国资委组织的“跨国并购论坛”，寒暄之后，他也说起：全靠引进外资，20年后中国人可能全变成打工仔了，珠江三角洲很多城市很畸形，东莞“五星酒店加世界级厂房加打工仔”，没有文化，没有生活，没有消费。他曾和中央党校的一位副校长探讨过：用GDP偷换GNP，联合国把整个发展中国家都“骗”了！中国不应再分国企、民企了，应该分中国企业、外国企业！
就在同一天，在方正大厦，没有预先沟通，少帅魏新自己谈起了他给国家领导人的一份关于3G的报告：过去十几年许多产业出现了同样的怪圈，从彩电、冰箱、VCD、DVD、PC、笔记本电脑、手机、基站到汽车，国内企业全是在没有核心技术和专利的情况下为跨国公司打辛苦工，规模迅速做大，毛利迅速降低，“以市场换技术”已告失败。“如果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出现类似拉美国家发生过的产业转移，会不会也像拉美国家一样急剧衰退？”
11月25日，在宝马5系轿车盛大上市的前一天晚上，华晨总裁苏强特地和包括《中国企业家》杂志在内的媒体高层见面，3个小时里苏强和他的副手洪星一直在巧妙地讲述他们“中华(自主品牌)加宝马(合资品牌)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未来的重点是自主品牌，合资是为了学习”。中华是他们的最爱，必须让它“立”起来，“中华挺住了，才会给华晨带来未来”—第二天宝马发布仪式，苏强显然不是主角。
……
与商业巨头的密集接触，几乎是同一个主题的一再变调重复—中国人的企业，中国企业的未来。巨头们“不谋而合的担忧”，让《中国企业家》深受触动，但那时我们全部的注意力都在即将召开的年会。500位企业领袖将在“新领袖：决定未来的商业力量”主题下展开讨论，我们希望领袖预测未来3年-5年的产业趋势，探讨领先企业的战略转型与拐点—拉美化是更政治更宏观的环境话题，我们希望企业领袖更关注企业本身的话题。
但是，12月6日大会一开幕，演讲嘉宾就唱起了“拉美化忧思咏叹调”，而且是多声部合唱。
在企业界极具影响的张维迎教授首先挑起话题：“在欢迎巨大外资的同时，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应该有一丝悲哀，因为捆住了私人企业的手脚才使得外资大规模进入。未来中国市场的情况将是怎样？我个人不是非常乐观。我们看中国经济主体的时候，发现真正主导中国经济主体的不是中国的企业，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所以我的演讲希望能够引起大家进一步关注，我们怎么样才能创造一个对中国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发展最有利的一个环境来。”
张维迎顿时成现场最受尊敬的人。在他之后上台演讲的两个企业家，郭广昌向他深深鞠躬，感谢他为中国民营企业说话；张宏伟特意从张维迎走过的右边台阶走上讲台，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提醒台下满堂听众“我是沿着张教授的路走上来的”。
张宏伟要讲什么，大家其实都有预料—即便不是张维迎挑起话头，他也会讲零售及其它领域对外资的过度开放，讲国内零售企业在扩张上遇到的“非国民待遇”，讲零售业被外资垄断后的危险。从去年冬天起，他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要讲这个对他来说性命攸关的问题。可惜，效果似乎并不怎么明显。这次，在演讲结束前，他一连说了三遍：环境！环境！环境！年会结束了，“拉美化担忧”并没有消退。12月11日，本刊顾问、万盟公司董事长王巍，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他是企业界最早提出在跨国并购中关注国家经济安全的人士之一。那天下午，他说，要警惕跨国公司与中国垄断企业的“合谋”，这个重大问题已迫在眉睫，再漠视下去，“大公司会被窒息，民间经济会被边缘化。”
12月21日，在我主持的另外一个论坛上，主题本来是“良性市场”这样一个宽泛平静的话题，但几个讨论嘉宾说到“拉美化担忧”，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参加过企业领袖年会的张文中，复述了那天张维迎演讲的大意，“我几年前的呼吁，现在总算引起共鸣了。”—原来他是呼吁关注零售物流领域过度开放的“始作俑者”。讨论结束前我请他们各自说一下对未来良性市场最大的方面企盼，大家的期盼全围绕“防止拉美化”展开—
张文中：我想中国市场是不是良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我们会不会在五年十年以后“拉美化”。
茅于轼：我接着讲，我们防止“拉美化”的办法，就是保护弱势群体。
张燕生：防止“拉美化”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国内企业创造更好的创业创新环境。
苗鸿冰：作为企业家来讲，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防止“拉美化”。
— 够了，是时候了，2004年《中国企业家》第一期封面，一定要做“巨头的‘拉美化’担忧”！是时候关注企业界的这个共同担忧了，是时候考虑“谁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主角”这个重大问题了。
为什么担心“拉美化”
当中国企业界在为产业的拉美化担忧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巴西这个拉美大国，也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
2003年以来巴西爆发了一场有关外资的争论。导火线是2002年底巴西总统卡多佐签署了一项法令，允许外国银行全额收购圣保罗州银行。这是迄今为止拉美最大的私营化项目。一批巴西银行家、企业家和政治家，反对外资对圣保罗州银行的控股。他们提出警告，巴西的经济可能很快被“非民族化”，完全被外资所控制，巴西的经济主权将丧失。
巴西商界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经过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大规模的对外资开放，巴西现在的汽车工业、信息、机械制造、橡胶塑料、电信、食品、医药、家电等行业已被外资控制。巴西前100家大公司中，外资已占近半。巴西15大银行中外资已占40%。
巴西、阿根廷这些拉美主要靠引进外资拉动GDP增长的新兴工业大国，一度是发达国家眼中的开放模范生，是发展中国家心目中的“赶超榜样”。但是，当中国等低成本大国实行对外开放后，跨国公司纷纷把投资从拉美转向中国。这一次全球性产业大转移，直接导致拉美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家贫思贤妻”，艰难岁月，此时它们才认识到过度依赖跨国公司的危险，才认识到本国企业的珍贵。然而，环视国内，仅剩的本国企业几乎全成了苦苦支撑的“中小企业”，从头扶持这些中小企业，让它们重新成为本国经济的主角，谈何容易！
— 这恰恰是中国企业界忧虑之所在。
这种担忧，如果是出现在改革开放早期，甚至是进入WTO前，很容易被理解为狭隘民族情绪、保守落后、害怕竞争。实际上，对“拉美化”的担忧，其实并不是从2003年底开始，也不是从企业界开始，在理论学术界，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早就有更偏激更情绪化的观点。但是经过了20年主要靠外资拉动的GDP高速成长期，国力大为增强，开放大为加深，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下一个20年黄金战略机遇期。此时，国内企业突然意识到，如果它们仍然被捆着手脚在自己的国家得不到国民待遇，而跨国公司却在全世界最开放最优惠的政策下大举进入垄断领域，这样的“不公平”竞争再持续20年，岂不就重蹈了拉美的覆辙，在自己国家也变成了边缘化的配角的“中小企业”？
“中国企业巨头开始要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此时它们最担心的是垄断势力与跨国公司的合谋。”王巍的分析，道出了企业界担忧背后的真正动因。的确，从地方政府到有些宏观管理部门，普遍存在这样的心理：既不相信国有企业能搞好，也不信任民企能做大，于是为了GDP增长，争相引进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甚至是“外资崇拜”(王巍语)。
请体会这样的困境：
1、假如你是制造企业，机遇当前，你要继续做大或国际化，不想再做“壳企业”，马上会碰到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和专利、产业和技术标准方面设置的“天花板”(项兵语)；更使它们英雄气短的是，此时政府部门往往会以“内资外资平等竞争”、“引进先进技术”的大道理，漠视它们在自主研发、自立标准方面的努力—联想、方正、长安、华晨，碰到的是这样的困境；
2、假如你是想进入垄断行业的民企，不管你想整合传统产业，还是进军第二主业，马上会遇到国有垄断者与政府主管的联手打压阻击，它们宁可打包直接卖给国际资本(海外上市或引进跨国公司合资)，不相信你有这个实力能力—刘永行、张宏伟、郭广昌、张文中，碰到的就是这样的困境；
3、不论你是国有还是民营，假如你到国外发展，你会惊讶地发现，要想进入标榜“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欧美市场，决不是件容易的事，开连锁店得申请十几年，买油田股份会被限制，出口通信设备被诉侵犯知识产权，出口彩电内衣，弄不好也被反倾销。而同时，这些在它们母国市场为你设置了壁垒的跨国公司，在你的国家市场却被奉为上宾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华为、中海油、TCL、长虹，碰到的就是这样的困境；
4、假使看看印度这个你可能不大瞧得上的慢腾腾的国家，你会惊讶地发现，那里是本土企业家的天堂(想想企业富豪在中国的难受劲)，那里有亚洲最大最受尊重的企业领袖(中国没有1家)，那里是跨国公司的滑铁卢，不管是可口可乐、杜邦还是好莱坞—张维迎教授受企业家欢迎，就是因为他发现并大声讲出了中印这样的“龟兔对比”。
这样下去，20年后，中国本土企业还能是中国经济的主角吗？
在2003年的岁末，中国企业巨头们的“拉美化担忧”，决不是空穴来风、无病呻吟。
资料：拉美之辙
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看，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阿根廷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依靠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国内市场等比较优势吸引大量外国、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进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拉美普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并借此获得了一段比较快的经济发展时期。但是，这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的负面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以及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外资主导型”的对外开放的负面作用就会进一步显露出来，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甚至损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未来。
首先，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受资国经济，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通过独资、合资和其他形式，美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拉美70%以上资源开发和原材料生产。巴西100%的汽车工业，57%的化学工业，76%的家电业，60%以上的电力工业都是在跨国公司控制之下。直接投资虽然促进了拉美的经济繁荣，但掌握着拉美经济命脉的跨国公司每年都要把大量的利润汇回母国，造成了经济剩余的大量转移，出现了“增长而不发展”的奇怪现象。
其次，对外资的依赖造成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的债务危机。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不利于受资国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技术升级。跨国公司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而在投资和建厂时都非常注意对自己技术的保护。这种由外资进入引发的国际经济的交换中，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只是其劳动力参与了国际资本循环，而没有或很少有先进技术的沉淀。在技术方面，发展中国家至多搞一些配套与维护。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的技术开发，特别是自主开发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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