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与企业党组织
陈生洛
2006年10月
1997年9月，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在十五大上明确宣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通过股份制等方式改造国有企业。[1]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措施，[2]标志着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从过去的试验摸索阶段[3]进入了全面实施的阶段。
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不同于以前的改革措施，它涉及到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变动，不仅要影响到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且还要影响到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所特有的问题因此而突显了出来，这就是，产权变革会对国有企业内的党组织产生什么影响？
国有企业的产权发生变化以后，原来的企业党组织还能在企业中继续存在吗？即使它仍然能在企业中存在，在失去了无偿利用企业资源的情况下，它的组织活动如何维持？它在企业中发挥什么作用？在产权变革过程中，许多党员被迫离开了他们原来所在的国有企业，如何对这些党员进行管理？依靠什么手段来控制和约束这些流动党员的行为？产权变革对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这些影响，又会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什么变化？
本文根据实地调查的丰富材料，对上述问进行了考察分析。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及其党组织是中共管理和控制社会基层的重要工具，在产权变革以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使许多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本文的考察分析说明，在产权变革的冲击下，企业党组织或者自行溃散，或者被迫进入休克状态。在产权变革的冲击过去之后，大多数党组织仍然可以恢复起来，但是，面临着一种非常严峻的生存环境，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内部事务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然而，最为棘手的问题，还是产权变革造成的流动党员问题。在产权变革的过程中，许多党员被迫离开了原来所在的国有企业，变成了企业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都难以控制的城市流动党员。本文的结论是，产权变革对企业党组织所产生这些影响，严重削弱了中共党组织对社会基层的控制，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企业党组织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制度，[4]这主要体现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党的关系上。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权力不受限制地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处在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国家实际上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不仅如此，国家权力还至上而下地渗透到了最基层，通过单位制度把每一个社会成员吸纳到了这种制度中来。这样一来，国家就成了每一个人的雇主，控制了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在国家与党的关系上，党的组织系统与国家权力系统并行存在，国家权力渗透到那里，党的权力就渗透到那里，形成了一种党政不分的政治制度。在党政关系中，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因此，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实际上是党组织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国家对每一个人的控制，实际上党组织对每一个人的控制。
这套制度的基础，是单位制度，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是通过设置和管理一个个具体的单位进行的。中国人的工作单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工作场所，是人们工作谋生的地方，另一方面，它又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部分，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领导核心，而不是西方国家的那种执政党，就是因为它不仅控制着政府等国家机器，它还通过自己的基层组织，直接控制着位于社会最基层的每一个单位。
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是这种单位的一种类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从涵盖的人口数量来看，它的涵盖面最广，[5]从拥有的资源来看，它拥有资源最多，从担负的功能来看，它担负着为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提供经济基础的功能。因此，党组织能不能领导和控制国有企业，对于维护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华尔德曾在《共产党社会中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对国有企业内的党组织进行过详尽的考察分析。
中共一贯重视企业党组织的建设，把建设好企业党组织看成是控制国有企业的重要手段。在组织建设上，它要求做到了三个“都有”，即在每一个企业中都有党组织，在每一个企业的车间或部门中，都有党支部或者党小组，在每一个车间或工段的每一个工作班组中都有党员。[6]在组织活动上，它要求坚持“三会一课”制度[7]，通过“三会一课”制度维持和强化对党员的管理、教育、监督。在组织发展上，它要求把企业内的各种精英，源源不断地吸收到党组织里来。[8]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严重地影响了中共的企业党组织建设。[9]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发展党员的重点由普通工人转向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造成了第一线工人中党员数量大量减少，三个“都有”已经无法实现，出现了许多没有党员的班组。据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对100家国有企业的调查，无党员的班组，占所调查企业班组总数的36%。[10]实行厂长负责制后，企业党组织失去了实际的权力，其正常的组织活动，也难以为继，许多企业的党组织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11]在发展党员方面，企业党组织的表现也差强人意。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对1000家国有企业进行的调查，在86%的企业中，入党积极分子的人数下降到历史最低点。[12]有的企业连续几年没有人申请入党，党的发展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3]据调查，1995四川省的3.24万基层党组织有28%没有发展一个党员。[14]
由此可见，在产权变革以前，作为中共控制中国社会基层的重要工具的企业党组织，许多已经处于一种“悬空”状态：生产第一线党员的大量减少已经使它的触角无法完全渗透到最基层，许多党组织的组织架构虽然存在，但开展正常活动已经非常困难，形如“空壳”。
企业党组织的休克
在产权变革以前，许多企业党组织的已经成了空壳，那么，一旦企业所有权易主，企业与其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联系被割断，企业党组织会不会因此而分崩离析、自行溃散？毫无疑问，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中共中央对此也忧心忡忡。在产权变革全面展开前夕，中共中央就向各地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采取有力措施，保证企业党组织在产权变革的冲击面前“组织不能散，党员有人管”。[15]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各地党组织在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中，一定要做到党的建设与企业改制[16]同步进行。[17]所谓的同步，就是要在企业进行产权变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同步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同步配备党组织的负责人，同步设置党的机构，同步开展党的工作，同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18]
然而，所谓的同步，在实际操作时，根本做不到。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有关人士对我说，说是同步，实际根本不可能同步，因为产权变革以后企业党组织的隶属关系，现在都理不清楚。一个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以后，股东可能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它的企业党组织由谁来建立，由谁来管理？如果是一家企业控股，事情还比较好办，如果几个股东的股份十分接近，由谁来管理企业党组织？这些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所有制的股东，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上级主管部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上级党组织，他们有了分歧，由谁来协调？更麻烦的是，各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样一来，党组织由谁来建，由谁来管，就更加麻烦了。[19]
党的建设与产权变革难以同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产权变革中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具体操作人员的精力都集中于产权变革过程，很难顾及企业党组织的问题。我在一个城市进行调查时，采访了一位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他说，企业兼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通过兼并，我们所欠的二亿一千万元的债务要由兼并我们的那家公司偿还，我们现有的这些资产如何算，欠银行的债务的利息怎么还，这里边涉及的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现在兼并的问题虽然已经接近尾声，有关的协议已经签字，但是，听说中央的政策最近有可能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不能赶在这种变化之前办完全部手续，兼并的事可能就黄了。对方现在也是犹犹豫豫，在这种情况下，我给谁谈兼并后党组织的事？兼并与党组织的事，怎么可能同步考虑？只有兼并的事完了，企业有了新的主人，大家才有可能静下心来，讨论企业党组织的有关问题。[20]
党的建设之所以难以与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同步进行，还在于在这种产权变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和上级党组织往往都是有求于人，因此，他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企业党组织的问题。[21]我在采访一位有关人士时，他说，现在有些国有企业，停工停产多少年了，职工都揭不开锅了，让它破产吧，破产后它的职工怎么安排？不让它破产，就只能是出售、兼并。但是，这样的企业你给它找个买主也不容易，往往是谈十个，还不知道能不能成一个，最后还不知道谁是它的买主呢？还不知道这个买主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你怎么可能同时考虑出售后的党组织问题，那些事只有以后再说了。[22]
我在另外一家企业进行调查时，这位企业的领导人说，当时我们与外商谈合资时，企业真是活不下去了，欠银行的几千万债务，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市里的市长、市委书记也是急得不行，最后还是省里给牵的线，找到了一个合资的对象。我们中西部不比沿海地区，找一个合资对象不容易。我们这里观念也比较保守，投资环境也不行，就是找到一个合资对象，也不一定能谈成。有的企业为谈成一个合资，光飞机票钱不知道花了多少，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对我们来说，能谈成，人家愿意出资把我们这几千万的债务还了，还愿意出钱改造我们的设备，就谢天谢地了，谁还考虑党组织不党组织的事。[23]
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党组织的建设无法与企业改制同步进行，在产权变革过程中，许多企业党组织都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即使不自行溃散，也不得不经历一个长短不一的休克期。在这一时期内，旧的党组织已经溃散，新的党组织一时还建立不起来，企业党组织基本上处于一种“有党员无组织，有组织无上级”的休克状况。[24]
我调查的一家国有企业，在产权变革后长达三年的时间内，企业党组织一直处于这种休克状态。产权变革后，这家企业的党组织就找不到了上级党组织，像皮球一样，被有关部门踢来踢去，谁也不愿意管。在企业内部，党组织的活动，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不仅日常的党员学习等活动完全停止，而且由于产权变革打乱了原来的组织架构，许多基层党支部的人员分散到了不同的部门，还出现了党员找不到地方交党费的情况。这家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人到处呼吁，要求上级党组织来解决有关问题，但是，上级党组织总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搪塞。
这个企业党组织的前党委书记对我说，他们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不论国有企业的改革怎么搞，企业党组织还是要的，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党。但是，如何要，怎么个要法，他们就说不出个一二三了，光说中央现在也没有具体的办法，让我参照国有企业的做法，自己在实践中摸索。他愤愤不平的说，你们至上而下都不清楚，我怎么摸索？[25]
其实，上级党组织也不是完全不愿意帮忙，故意搪塞敷衍，真正的困难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过去企业的产权掌握在政府手里，党组织控制着政府，因此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对企业的内部事务发号施令。现在企业的产权已经发生了变化，上级党组织已经失去了干预企业内部事务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上级党组织也搞不清楚它们与企业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在采访一位有关人士时，他说，前不久开组织方面的会，大家自然而然地把话题集中到了企业党组织的问题上，但是，越讨论，越是感到没思路，没着落，没干劲。没干劲不是说工作不想干，而是心里不知道、不清楚具体应该如何做，看不清楚。市委领导一直想就这些问题开一个会，拿出一些办法来，筹备了多年，最后还是不了了之。[26]
上边搞不清楚，可以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空话来搪塞敷衍下级，下级搞不清楚，对党的工作，就只能是放任自流了。我上边提到的那位企业党组织领导人，谈起企业党组织在产权变革前后的变化，真是感慨万分。他说，在产权变革以前，我们单位是党的工作搞得好的单位，我们党委还是局里的先进党委。那时候，厂里有党委，车间和部门有支部，班组有党员，不仅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健全，而且各种党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说到过去，这位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充满了留恋的情感。一谈到后来，他的神情就变得十分的严肃和沉重。他说，怎么说呢？产权一变，党委就被人家搁在一边了，企业的事，根本就没有党委参与的份。现在是机构也没了，人员也散了，凡是搞党务工作的，年龄大的都让退休或者内退了，年龄小的都改行了。产权变革后的前两年企业党组织等于是不存在了，说起来没有散，实际上与散了差不多。组织都没有了，党员当然也没有人管了。现在好了一点，又成立了新的党委，但是，有与没有差不多，也就是收收党费而已。[27]
在这种休克期中，最受打击的是原来在企业中搞党的工作的党务工以及与此相关的政工干部。在我调查的一家企业中，原来有五个政工部门：党委办公室，纪委办公室，工会，团委，宣教科。在这五个部门中，除了书记等专职干部以外，还有十几名专职人员。产权变革以后，除了工会，其余四个部门都被取消了，包括党委书记在内的十几名专职人员，除了三人留任工会工作外，其余的人或者内退，或者被迫离开了企业。[28]过去支撑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的骨干队伍已不复存在。一位在这家企业从事政工工作多年的中层干部心寒地说，产权一变，让你下岗，你就得下岗，让你内退，你就得内退，干这一行的，最后弄得什么也不是了，下场可惨了。[29]
共产党变成了地下党
对企业党组织来说，休克期虽然痛苦，但它毕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拥有的垄断地位，在产权变革引起的混乱结束以后，当企业的情况逐步稳定下来以后，有些企业党组织的组织架构还可以重新恢复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产权变革给企业党组织带来的影响已经结束，相反，这种影响这时候才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因为产权变革以后，企业党组织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产权变革以前，中国国有企业的权力结构是党政并行结构，党组织在这个权力结构中拥有重要的权力。产权变革以后，企业的权力结构转变成了法人治理结构，在这个权力结构中，根本没有企业党组织的法定地位。企业党组织又从过去的领导者转变成了1949年以前的地下党。对于企业党组织的这种地位上的变化，我在实地调查时，几乎处处都可以感觉到。
在我进入一家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之前，有关人士反复叮咛说，进了厂以后，你千万不要对人说你找党支部书记，你一定要记住，说你找某某副经理。现在产权变革以后，“不时兴”这个了，你这样说别人也不知道你找谁，上班时间也不允许谈党组织的事。[30]
人们说“不时兴”这个了，有两种意思，一是说现在企业里党组织已经不能公开存在，既没有党组织的办公室，也没有专职的党组织的领导人，党组织也不能在上班时间活动。共产党已经成了地下党，没有人带领，你进了厂也找不到党组织。甚至于在工厂大门口，门卫都不让你进去。因为产权变革以后，管理比以前严格多了，进厂找人办事，都要进行登记，你说找党组织，人家可能说上班不能搞党的活动，直接把你堵在大门外了。另外，在上班时间，谁接待了外边的人，为什么接待，都要登记，你说来谈党组织的事，人家在登记时也为难。说“不时兴”了的第二种意思，是现在人们对党组织的事没有兴趣，你说自己干党务工作，即使不低人一等，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你进了厂口口声声找党组织，给被找的人弄得也不好看。[31]
在我进行实地调查的企业中，其中一个企业内有许多我过去的同学和朋友，当我在采访中问及党组织的事时，他们有的哈哈一笑；有的则以不屑一顾的神态说，现在什么时候了，谁还关心这种事；有的百思不解，不知道我为什么关心和提问这种问题。[32]有一位退休在家多年的老干部，在接受我采访时，仰天长叹一声说，唉，现在共产党不行了，都成地下党了。[33]
他们说共产党成了地下党，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该说是共产党成了“业余党”，因为产权变革以后，企业由外商控股，在新制定的公司章程中，根本没有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企业党组织一下子成了“五无”组织，即无办公室，无编制，无专职人员，无活动时间，无活动经费。地下党或业余党与原来的党组织的根本区别在于，在上级主管部门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企业的产权或部分产权之后，企业党组织利用企业的资源维持自己的生存、利用企业资源进行党组织活动的权力被剥夺了。
在企业党组织不能继续利用企业的资源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之后，过去对企业内部事务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党组织，一下子变得非常的虚弱，不仅开展正常的组织活动困难重重，而且维持自己的生存都面临严重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原来就不受欢迎的党务工作，产权变革后成了谁也不愿意接的烫手竽头。我在采访一位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时，他很坦率地说，我不愿意当这个书记，他们（指上级党组织）非要我当。我一直都是搞业务的，我也不懂党务这一套，而且作为一个总经理，平时也很忙，让我当书记，我也顾不过来。[34]他虽然直接说自己不愿意兼书记，是上级党组织非要他兼任，他不兼任这个书记也不行。但是，他这个总经理兼书记，又让下边的车间主任全部兼任了支部书记。
这位总经理自己都不愿意兼任党的职务，他为什么又让他下边的干部都这么做呢？我在采访另外一位有关人士时，他说，现在你不让各级经理主任兼书记不行啊。过去人们就不愿意当书记，但是，因为党的职务与行政职务享受同样的待遇，拿一样的工资，为了享受这种待遇，有些人也就无所谓了，现在党的干部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了，人们更不愿意干这一工作了，因此，只能让行政领导兼了，这样也算解决了待遇问题。另外，过去党的书记还有党管干部的权力和参与决策的权力，多多少少有点权威，别人也不敢不听你的。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当书记，做党的干部，一点好处也没有，谁愿意干？你就是愿意干，下边的人也不听你的，你也干不下去。让各级经理主任兼了书记，书记的待遇问题也就解决了，他说话也有人听了，究竟是因为他是经理，别人听他的，还是因为他是书记，别人听他的，也就无所谓了，总之有人听他的就行了。[35]
这种由经理兼任书记的做法，被人们称作一肩挑，有些人认为这是国有企业产权变革以后，解决企业党组织参与决策、党管干部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从上边提到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来，下边的党组织在进行这种安排时，哪里有那么深思熟虑的打算，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为了回避让他们头疼不已的一个问题：如果党务工作不由行政领导兼任，无法解决其待遇问题，也无法解决他对企业职工发号施令的权力问题。
但是，这种一肩挑的办法，只是回避了问题，模糊了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当一肩挑的办法无法实现时，党的书记无职、无权、无人愿意干的事实，就暴露无遗了。我在实地调查时，就遇到了这样的例子。一家国有企业产权变革后，至上而下的干部都实行了一肩挑。有一天，有一位车间主任因为工作上的差错被外方管理人员撤了职，成了车间中的一名普通职工。另外一个非党员接替他成了车间主任。因为这位新的车间主任不是党员，当然也不能兼任党支部书记，书记和主任这两个职位因此被分开了。这位书记成了普通工人以后，不仅没有了管理其它职工的权力，而且也没有了相当于车间主任级的工资待遇，对他来说更加悲惨的是，按照公司的有关规定，他做工人的工作，还不能拿普通工人的工资，要拿最低工资，要试用三个月，在他用行动证明自己适合这个岗位之后，才能拿普通工人的工资。[36]由此可见，那种以为通过一肩挑就解决了党的书记无职、无权、无人愿意干的想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这个例子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不是企业离不开企业党组织，而是企业党组织离不开企业，企业内党的干部，离不开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与权。
第二，产权变革以后，企业党组织在企业内维持其正常活动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面临着一个经费问题。我在采访一位企业党组织的负责人时，他指着办公室的几份报纸说，产权变革以后，党组织开展活动不能从企业的财务里开支，只能靠党员的那点党费，这点党费，订上边要求订的报纸都不够，其它活动还怎么搞？[37]
其次，面临着一个活动时间和活动场地问题。在产权变革以前，不论是党员还是党的干部，都习惯了在上班时间进行党的组织活动。虽然这些活动比较乏味，由于参加这类活动等同于上班，人们也就无所谓了。产权变革以后，新的企业主往往不允许党组织利用上班时间开展组织活动，企业党组织直接面临着一个如何开展活动的问题。如果改在业余时间活动，由于占用了参加者的私人时间，许多人就借故不来了。另外，利用业余时间活动，往往需要在企业外进行，还有一个活动场地的问题。因此，许多企业党组织仍然坚持在上班时间进行活动，不能公开活动，就半公开，或者完全秘密的活动，但是，这要冒一定的风险。我在采访一位有关人士时，他讲了这样一件事，在一家中日合资的企业，党组织有一次在一个房间里关起门来秘密开会，不知道是谁告诉了日方的总经理，日方总经理一脚把门踹开，质问他们不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在这里开什么黑会，开会的党员个个目瞪口呆，不知道如何是好。[38]
再次，在产权变革以后，企业党组织进行活动时，还面临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它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它代表谁的利益进行这些活动？如果企业党组织仅仅代表一个抽象的党，它的活动不与企业内的人和事结合起来，仅仅局限于组织党员学习中央文件，向党员干部传达中央精神，这种活动势必难以长期维持。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它代表所有者，产权变革以后，它显然不能再代表所有者了，至少不能代表所有的所有者了。代表管理阶层，也代表不了，因为企业内有总经理。我在进行实地调查时，有些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应该代表工人。[39]但是，工人并不认为他们能代表工人的利益。[40]而且企业党组织的各级领导人，在产权变革后基本上都由各部门的经理兼任，即所谓的一肩挑，在日常工作中，他们都是管理工人的管理人员，怎么可能再充当工人代表呢？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企业党组织成了地下党，业余党，在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中没有它的位置。
第三，产权变革以后，党组织通过发展党员吸纳各种优秀人才，变得更加困难了。
在产权变革前，企业党组织在发展党员问题上已经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在产权变革以后，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在产权变革以前，尽管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党的威信因为腐败现象的猖獗越来越低。但是，党组织毕竟还掌握着党管干部的权力，党员资格仍然是选拔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另外，企业党组织也保留着参与决策的权力。因此，入党即使不能成为一种精神追求，至少还可以成为一种追求物质利益的手段和途径。但是，产权变革以后，党组织的这种权力也没有了。因此，党组织从精神和物质利益两个方面，都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主动要求入党的人更少了。
我在一家企业进行调查时，我问一位年轻职工，产权变革后企业有什么变化。他直截了当地说，最大的变化就是非党员也可以受到重用。他举例说，有一个与他年龄差不多的大学生，和他一样前不久才进入这家企业工作，因为这个大学生在电脑方面非常出色，他的这一才能被外方总经理发现以后，外方总经理马上让他在公司的计算机中心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他说，这在产权变革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根本没有这种机会。所以，我们现在都明白了，不是党员，只要自己干得好，也可以受到企业的重用。我本来就不想入党，现在对入党当然就更没有兴趣了。[41]
在我进行实地调查的另外一家企业中，产权变革以后，连续三年都没有一人申请加入党组织。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发展党员任务，企业党组织只好从企业产权变革前的申请者中找了三个人，把他们发展入党。这位企业的一位中层干部说，这三个人中，有两位都犯过错误，按说都不能发展入党。在过去三年多时间内，党组织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过任何培养教育，按说这也不能发展他们入党。现在发展他们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还愿意入，我们还能说什么？还能提什么条件？[42]
由此可见，对企业党组织来说，产权变革造成的休克状态，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企业党组织如何在产权变革后的环境中生存的问题。产权变革以后，许多企业党组织的组织架构虽然可以恢复起来，但是，它过去所拥有的权力是无法恢复的，在意识形态上，党组织早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权力是其生存的基础，产权变革不仅剥夺了它对企业内部事务进行干预的权力，还剥夺了它利用企业的资源维持自己组织活动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生存就变成了它所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问题。
流动党员问题
产权变革对企业党组织的冲击，不仅使原来的企业党组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使勉强生存下来的企业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生存环境，它还衍生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流动党员问题。在产权变革过程中，有些国有企业彻底破产倒闭，这些企业的党组织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这些企业党组织所管理的党员被迫流向社会，成了具有城市户口的流动党员。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它们的党组织虽然在产权变革过程中生存了下来，但是，企业党组织所管理的许多党员，却因为种种原因被迫离开了企业。这些党员也成了具有城市户口的流动党员。如何对这些党员进行控制和管理，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流动党员问题并不完全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引起的，正如当初人民公社解体时，造成了大量农民的流动，从而形成了农村的流动党员问题一样，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造成了城市的流动党员问题。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造成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被兼并、出售、租赁、股份制改造……，城市流动党员从个别现象变成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这些具有城市户口的流动党员，与人民公社解体时形成的具有农村户口的流动党员相比，管理起来更加的困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人民公社体制因此而瓦解之后，一些农村党员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打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农村党组织对他们的控制，成了流动党员。但是，这些来自农村的流动党员，大多数都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外出打工的，在外地打工若干年后，最终还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他们外出期间，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般都住在农村，逢年过节，，他们还要回去看看。也就是说，他们的家还在农村，根还在农村，他们的农民身份并没有完全改变，他们只是一种临时的流动者，因此，农村党组织对他们还有一定的约束力。国有企业产权变革造成的流动党员，却没有这么一个相对固定的根，对这些流动党员来说，他们的根，就是原来的国有企业，离开了这个企业，就成了真正的流浪者，因此，地方党组织对他们进行管理控制，也更加困难。
在如何管理这些流动党员问题上，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由哪一个党组织来管理的问题。这些流动党员原来所在的企业党组织，有的随着企业的破产和出售，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有的企业党组织虽然还存在，但是这些党组织也不愿意管理他们，因为这些党员已经离开了企业，企业党组织缺乏控制和管理这些党员的有效的手段。因此，流动党员只能由流动党员居住地的党组织管理，即由流动党员居住地的街道居委会党组织管理，但是，这些党组织也不愿意管理，它们的理由是这些党员只是住在这一地区，他们并不在这里工作，街道党组织控制不了他们的劳动人事关系，同样缺乏管理和控制他们的有效手段。[43]另外，由于中国实行单位制度，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单位负责，因此，中国城市的街道居委会，一直是最不受重视的基层组织，所管理的对象，都是单位不愿意接受的人员，如残疾人，刑满释放人员，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单位的孤寡老人，各种单位不愿意管理的离退休人员等。街道居委会的党组织，行政级别也非常低，管理的党员人数也非常少。一下子让它管理众多的流动党员，这些党组织也确实没有这种管理能力。
我在进行实地调查时，就遇到了这种问题。一个国有企业破产了，其所有党员都成了流动党员，上级党组织让这家企业所在地的街道党组织接受并管理这些党员，街道党组织不同意，说这些党员的数量比我们现在管理的党员多许多倍，其中一些干部的级别也比我们高，我们怎么能管理他们，除非上级党组织再专门成立一个党委来管理他们。[44]由于这些党组织不愿意管理这些流动党员，这些党员就成了“两不找”“两不管”的党员，成了不受党组织约束的自由党员。据四川省委对1000家国有企业的调查，三年中共有6780名党员因为下岗等从企业中转走了组织关系，但是，其中80%被对方党组织拒收，成了这种谁也管不着的自由党员。[45]像深圳这样一座改革开放走到全国前列的城市，人员流动更加频繁，流动党员的数量更多，这种不受党组织管理的自由党员也更多。据统计，深圳市有这种流动党员36600人，其中20000多人属于这种自由党员。[46]
然而，比由哪一个党组织来管理更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管和管什么的问题。这些流动党员原来都在国有企业工作，而且还是党员，有的还是干部，多多少少都有一种优越感。现在下岗失业，对原来的工作单位，对党组织都有怨言，觉得自己跟着共产党干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落了这么一个下场，连饭碗都没有了，对党组织和党的活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觉得党员不党员，关键是有钱，信念不信念，关键是吃饭，不愿意再受党组织的约束。有的已经自行脱党，有的干脆提出来要求退党，有的则加入了宗教组织，从宗教上寻找精神寄托。[47]管理这些对党组织颇有怨言，对党组织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甚至于对党组织很反感，而党组织又对其缺乏有效约束手段的党员，无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另外，这些流动党员，在失去原来在国有企业的工作以后，基本失去了生活来源，生活往往比较困难，生计是一个很大很迫切的问题，因此，党组织组织他们学习，他们往往要求党组织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或者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党组织难以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又强化了这些流动党员对党组织的抵触情况，更加增加了党组织管理这些流动党员的难度。我在调查时发现，因为产权变革而下岗的党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怨气很大，党组织的领导人都经常躲着他们，更不要说组织他们进行学习，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了。[48]
对流动党员进行管理的另外一个困难，是地方党组织没有积极性。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演变，各级党组织已经从原来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演变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没有一些好处的事情，他们是不热心的，也不愿意介入。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就属于这种没有好处，费力不讨好的工作。[49]因此，各地的党组织对此都没有积极性，并提出许多借口来推卸管理流动党员的责任。例如，有的提出“抓大放小论”，认为党的建设也应该抓大放小，重点抓好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党的建设就不错了，小国有企业既然都在放开之列，其党组织的工作当然也应该一放了之。流动党员更应该一放了之。[50]有的提出“力不从心论”，认为现在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党组织的工作千头万绪，抓日常生产经营和在岗党员的教育管理都顾不过来，哪里还有精力去管理下岗失业的党员，即使想管现在各级党组织也没有这种能力。[51]我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地方党组织的这种消极心态非常明显，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讨论这类问题。[52]
从国有企业中流动出来的这些党员，有些人可能长期失业，呆在家中，有些人可能会重新就业。如果他们在其它国有企业找到了工作，[53]那么他们就重新成为了国有企业中的党员，由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对他们的管理。如果他们到了非国有企业就业，他们就成了非国有企业中的党员，这又从如何对流动党员进行管理的问题，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在非国有企业中建立健全党组织，管理好这些企业中的党员的问题。这个问题比流动党员问题更棘手，更难解决。
首先碰到的问题仍然是上级党组织本身的问题。我在上边已经提到过，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演变，中共的各级党组织已经蜕变成了一种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们是不热心的。对那些仍然属于国有企业，但是，产权转移到了其它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企业所在地的党组织都不愿意接手其党组织的管理工作，[54]对于产权与政府毫无关系，地方党组织对其内部事务没有任何权力的非国有企业，他们当然就更加没有兴趣去管了。我在对有关人士进行采访时，他们对非国有企业的党组织问题的态度都相当冷淡，有关部门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有的指定了专人负责，工作也是处于起步阶段。[55]
其次是大多数非国有企业的企业主都不愿意在自己的企业内建立党组织。大多数非国有企业的企业主都把自己的企业看成自己独立王国，对党组织的渗透非常敏感，总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直接间接地阻挠地方党组织在自己的企业内建立党组织的专门机构。[56]我在进行实地调查时，有关人士说，按照党章的要求，凡是有三个以上党员的地方就应该建立党的组织，因此，建立党组织并不需要征得私人或外国企业主的同意，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在非国有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很困难，往往要征得企业老板同意，得到他们的合作，才能进行。他说，为了在一家私人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往往要费很多口舌，在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之后，才能把党组织建立起来。有时好不容易把党组织建立起来了，没有几天，有些党员被老板解雇了，党组织也不复存在了。就算是党组织能维持下来，在企业里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书记处处还要看人家老板的脸色行事，否则就有可能被炒鱿鱼，因为那毕竟是人家私人的企业，不是国有企业。[57]如果遇到比较开明的私人企业主，党的活动还好办一些，否则，党组织就难有作为，形同虚设。大部分这类党组织的工作都开展不起来，其作用也就是收收党费，传达个通知。[58]
第三个问题是这些企业内的党员对建立党组织和开展党的活动态度冷淡。在非国有企业中，许多党员不仅对建立企业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态度冷淡，而且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许多党员，在离开国有企业到非国有企业就业以后，心理很不平衡。他们认为，自己过去在国有企业中工作，好歹也是一个党员，如今落到这种地步，不得不靠为私营企业主打工养家糊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在他们看来，在私人企业内打工，本来就觉得丢人，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党员，更觉得丢人，因此对党组织的事不太热情，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有的党员脑子里有临时观念，觉得在非国有企业打工，本来就是混一天算一天的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更不愿意参与党组织的活动。有的党员则是担惊受怕，觉得现在自己身陷非国有企业，处事要小心，害怕暴露了自己的党员身份，企业主看不惯自己，炒自己的鱿鱼。还有一些人，党组织的观念早已淡薄，觉得这正好是摆脱党组织控制的机会，原来的党组织管不着自己了，自己不声张，现在的企业里也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党员，这样更自由。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非国有企业中，出现了许多隐性党员，人们把他们叫做“地下党员”。[59]但是，这种地下党员，不是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前，在社会中不公开暴露其党员身份但与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那种地下党员，而是不愿意向上级党组织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不主动与上级党组织保持联系，让上级党组织找不到的地下党员。
党员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使上级党组织搞不清楚一个非国有企业中有没有党员，有多少党员，这又增加了在非国有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难度。而且即使在这些企业中建立起了党组织，有些党员也不肯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有一家私营企业，上级党组织根据了解到的情况知道其中有三名党员，并在这家企业中建立了党组织，后来才发现还有三名党员，这三名党员已经在这家企业工作多年了，但是，一直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60]党员既然连自己的党员身份都不愿意暴露，在这些企业内开展党组织活动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四是非国有企业本身的一些特点加大了地方党组织在这些企业中建立健全党组织的难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国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非国有企业的数量比较多，规模比较小，在这些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在操作上，相对比较困难。另外，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它们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企业本身的生存周期也比较短，在市场环境中不断生生死死。这也给地方党组织在这些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教育和管理这些企业中的党员增加了困难。[61]
由此可见，对流动党员和非国有企业中的党员的管理教育，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而且随着产权变革的不断深入，流动党员以及在非国有企业工作的党员会越来越多，这一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从目前的情况看，各级党组织对此还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党员没人管”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
结论
通过上边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对企业党组织的影响是巨大的，许多企业党组织因此而组织瘫痪、队伍溃散；虽然有一些党组织在产权变革后仍然可以生存下来，或者重新恢复起来，但是维持正常的组织活动已经非常困难，更难以在企业内发挥重要影响；在产权变革过程中，还有一些企业党组织随着企业的破产倒闭永远消失了，它们管理的党员被迫流向社会，有些企业党组织虽然生存了下来，它原来管理的一些党员却因为下岗等原因离开了企业，这两种人构成了地方党组织难以管理的城市流动党员，造成了棘手的流动党员问题。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给企业党组织带来的这些变化，将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产生重要的影响。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所建立的单位制度。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因为它不仅直接控制着中国的国家权力，还直接控制着工厂、学校、医院、研究所等基层单位。中国共产党利用国家权力在各行各业中逐步建立起这些单位组织，并将绝大多数的城市人口吸纳到了这种单位组织中，通过这些单位组织对大多数城市人口进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
中国共产党对这些单位组织的控制，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行政途径。所有这些单位组织，都隶属于政府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被称作该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共产党控制着政府，利用上级主管部门与单位组织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对单位内的事务进行控制。另外一个是党组织途径，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单位组织中都存在着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这两种党组织是上下级关系。通过这一途径中国共产党也可以对单位内的事务进行控制。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是这些单位组织中的一种类型，从它涵盖的人口数量、拥有的资源和担负的功能看，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类型。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控制，对于控制国有企业所涵盖的众多人口及其所拥有的资源，维护它在政治上的领导核心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割断了国有企业与其上级主管部门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上级主管部门也因此失去了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的权力。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控制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的第一条权力链，从上级主管部门到国有企业，再到国有企业职工的权力链，就被切断了。但是，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如本文所述，在产权变革造成的第一条权力链断裂之后，国有企业内的党组织失去了它在企业内存在的根基，有的彻底瘫痪，有的完全溃散，有的勉强生存下来，但已无法对企业内部事务发挥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控制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的第二条权力链，从上级主管部门党组织到国有企业党组织，再到企业内的党员，再到企业职工的权力链，实际上也被切断了。
就国有企业所涵盖的人口和资源而言，随着行政和党组织这两条权力链的断裂，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政治生活中既控制着国家权力，又控制着社会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经被迫把自己的权力收缩到了国家权力机关，失去了对社会基层组织进行直接控制的能力，不得不从过去的领导核心蜕变成了仅仅控制国家权力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从过去的领导核心，逐步转变成仅仅控制着国家权力的执政党，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它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开辟了道路，预示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对企业党组织的影响的考察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的这一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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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22。
[2]参见访谈记录1-1；4-4。
[3]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开始于1993年。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四届全会决定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产权变革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4]参见邹谠关于中国政治的论述：邹谠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5]我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前的人民公社，也是一种单位，但是，人民公社已经在80年代末解体，国有企业就成了涵盖人口最广的一种单位。
[6]这是中国共产党管理和控制社会基层组织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企业，一个车间，一个工作班组，都要党员和党的组织的存在，不能留有空白点，从而确保党组织随时随地掌握和控制各种基层组织及个人的各种动态，使党组织在任何时候，都处于一种主动地位。
由于企业的规模不等，有的企业比较小不再分为车间和班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只在这样的企业中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
[7]三会一课制度是指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是党的组织生活的主要形式。参见：叶梧西邵云瑞，《现代企业党的建设》，（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页161。
[8]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十一条规定，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重视吸引在生产第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是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之一。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页74。
[9]陈峰公婷的文章《毛后中国的党与市场：对列宁主义政党根基的侵蚀》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分析。参见：Chen,Feng and Gong,Ting.,Party versus Market in Post-Mao China:The Erosion of the Leninist Organization from Below.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Vol.13,No.3,September 1997,pp.148-166.
[10]参见：叶梧西邵云瑞，《现代企业党的建设》，页150
[11]高云，<党的基层组织权威弱化成因刍议>，成都：《理论与改革》，1998年，第1期，页70-71。
[12]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第5-8页。
[13]参见：叶梧西邵云瑞，《现代企业党的建设》，页8。
[14]参见：陈三仪（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兰州：《组织人事研究》1997年，第1期，页8-11。
[15]访谈记录：7-6。
[16]在中国大陆，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被人们简称为“改制”。
[17]访谈记录：7-6。
[18]参见：史海，<海城市委在企业改制中是如何抓好党建工作的>，沈阳：《党员特刊》，1997年，第2期，第16-17页；<党员信箱>，沈阳：《党员特刊》，1997年，第1期，页36。
[19]访谈记录：7-6。
[20]访谈记录：5-3。
[21]对此还有一种观点，叫“可弃论”，即一些地方在出售或兼并国有企业的过程中，认为党组织可有可无，甚至担心党组织是一个会影响企业出售或兼并的包袱，在谈协议时根本不提党组织及党员的何去何从问题，从而使这些企业的党组织和党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参见：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7。
[22]访谈记录：4-4。
[23]访谈记录：1-7。
[24]仲兆军牛巧娣，<在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中加强党建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沈阳：《党员特刊》，1998年，第9期，页14-15。
[25]访谈记录：3-5。
[26]访谈记录：1-1。
[27]访谈记录：3-5；3-4。
[28]访谈记录：1-6。
[29]访谈记录：4-2。
[30]访谈记录：6-2。
[31]访谈记录：6-2。
[32]访谈记录：1-7，5-2。
[33]访谈记录：9-2。
[34]访谈记录：3-3。
[35]访谈记录：1-6，1-7。
[36]访谈记录：7-1。
[37]访谈记录：3-4。
[38]访谈记录：1-1。
当然也相反的情况，在一家香港巨商控股的外资企业中，这位香港巨商就对中方的党组织十分照顾，允许他们利用企业的场地，在上班时间进行党的活动。但是，这都是特殊情况，并没有任何法律保证。参见：访谈记录：1-1。
[39]访谈记录：4-3；1-6。
[40]本人在实地调查中，被采访的工人都坚决否认企业党组织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认为企业党组织只代表那些党的干部的利益，认为企业党组织既不愿意代表工人的利益，也不能真正地维护工人的利益。参见：访谈记录：6-1；7-1；7-4。
[41]访谈记录：7-2。
[42]访谈记录：4-2。
[43]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6。
[44]访谈记录：1-1。
[45]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6。
[46]钟荫腾郑秀玉，<党的基层组织设置若干问题谈>，深圳：《特区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4期，页46。
[47]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6。
[48]访谈记录：1-6。
[49]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5-6。
[50]张明智鞠向波，<企业党建不能‘抓大放小’>，沈阳：《党员特刊》，1998年，第6期，页15。
[51]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7。
[52]访谈记录：9-1。
[53]这种可能性应该说越来越小，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对国有企业的态度，不是扩大其数量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而是减少其数量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抓大放小”这四个字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参见：陈佳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改组>，深圳：《深圳特区报》，1999年。9月23日第7版。
[54]访谈记录：9-1。
[55]访谈记录：10-1。
[56]郑煦林,(福建师大经法学院研究生),<私营企业党建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福州：《福建理论学习》，1997年，第1期，页23-24。
[57]访谈记录：7-6。
[58]李静唐金风，<如何加强私营企业党员管理教育工作>，沈阳：《党员特刊》，1998年，第2期，页15-17。
[59]张明智，<非公有制企业中党员不转组织关系的几种心态及对策>，沈阳：《党员特刊》，1998年，第7期，页16-17。
[60]李静唐金风，<如何加强私营企业党员管理教育工作>，页15-17。
[61]访谈记录：7-6。
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非国有企业内党员管理困难的根本原因，还是产权问题。正是由于上级党组织对于非国有企业没有财产所有权，所以，它们也决定不了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决定不了这些企业的人事安排，也不能通过这种人事安排给企业中的党员分配各种物质利益，从而也不能控制这些企业中的党员的行为。这是上级党组织在非国有企业中建立党组织，面临重重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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