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变：公共卫生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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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4日 17:36 《财经文摘》
《财经文摘》第九期封面
随着近几年公共卫生事件接连出现，整个公共卫生系统都显出失灵迹象。《财经文摘》本期对一些基层卫生机构和现象进行报道和解读，直击公共卫生体系存在多方面缺陷。公共卫生系统还能否发挥作用？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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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村庄的消亡看中国基层公共卫生危机
防疫站乱相
高耀洁：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
这边风景独好
铜墙铁壁还是不堪一击
中国能否摆脱艾滋病的纠缠
铜墙铁壁还是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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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4日 17:17 《财经文摘》
越来越多的公共卫生事件降临中国。一个月前，云南牟定有四人因狂犬病致死，官方立即掀起大范围的屠狗行动。和非典时期一样，因为被怀疑对人类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有许多狗相继被人类抛弃和处死，一些从来没有犬类管理规范的城市也开始对那些自由游走在街巷的狗加以警惕，呼吁人们进行提防。官方试图通过这一行动，避免人们遭受狂犬病的伤害。
北京近期则发生了另一起公共卫生事件。有一些人因为进食福寿螺患上广州管圆线虫病，接二连三住进了医院，还有许多摄入过同类食物的人没有露面。出售此类食物的一家饭馆说，大致有超过两千人在他们那里点过这道菜。北京的媒体还披露说，既便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情，有一些餐馆仍在无所顾忌地向食客兜售福寿螺。
现在，还没有任何信息显示这两起公共卫生事件会很快被平息。但在这两起事件发生后，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随之出现：云南想用一种简单又行之有效的办法尽快铲除狂犬病毒隐患，但这种粗暴行为暴露出公共卫生系统预防、应对秩序的混乱和脆弱，更多时候，人们很难愿意相信这能提高安全系数。
北京的卫生部门则仍没有走出被动接收患者的“救治者”角色，当一位医生建议对福寿螺致病事件加以注意之后，接收病人的医院7月上旬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疾控中心。可是在长达一个月时间里，卫生主管部门没有采取什么有力措施。那之前，几乎没有人听说过广州管圆线虫病。
这恐怕不仅仅是预防失职的问题。随着近几年公共卫生事件接连出现，整个公共卫生系统都显出失灵迹象。应对态度轻慢或过度、处置措施迟缓或草率，有一些情况则显示他们有时会措手不及。这意味着，一种积极、从容、主动和事先防范的公共卫生机制并没有建立。本刊本期在对一些基层卫生机构和现象进行报道和解读的时候，就关注到了一些类似现象，公共卫生体系存在多方面缺陷。这使人担忧：公共卫生系统还能否发挥作用？
公共卫生体系对于社会大系统的运转是如此重要：一方面，它担负着救死扶伤、消除疾病和苦难的义务；在这同时，又为整体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着最基础的安全和稳定保证。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国当前的公共卫生体系似乎没有肩负起这样的重任。尽管政府想方设法要改善医疗环境，以便能够及时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来促进人们的健康，但和公共卫生应急机制一样，还有两个卫生环节没有做好：使用卫生服务的代价应低到足以使人们恢复健康，并能同时实现财务(风险)保护。
目前过分强调自费和按服务项目收费，加上扭曲的价格政策，导致了不必要服务的提供和医疗费用的迅猛增长。这些变化，加上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许多医疗机构药品处方过量，医疗机构过度提供有利可图的高技术服务，而对不赚钱的基本服务则提供不足。过度收费变得越来越普遍。私人医疗机构的情况则更加严重，由于对私人医疗机构的经营活动的规制十分薄弱，使患者受不良行医和庸医之害的风险相当大。这些现象几乎在公共卫生领域都有存在，比如艾滋病等高危卫生领域。
中国一直在加大对公共卫生的实际投入，但政府对整个卫生事业的投入增长快于对(疾病)预防与控制的投入增长，并且政府对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项目的投入仅占政府非医疗保险卫生投入总额的10-20%，这也是实情。
显然，在出现退化或停滞的时候来谈论公共卫生体系的运转如何利国利民是不切实际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体系来监督卫生服务的质量和公平效率，也没有一个标准告诉人们，政府是否应该将核心公共卫生功能置于更优先的位置？最近的改革和增加的投入是否充分？政府应该依靠那些在收受补贴之余还进行创收活动的医疗机构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吗？或者，公共卫生活动是否需要进行更大一轮改革？这都是我们发现的重要问题。
策划：本刊编辑部
从一个村庄的消亡看中国基层公共卫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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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4日 17:07 《财经文摘》
44岁的张报华正在为一项“废物利用”工程迟迟不能启动而焦虑——一年以前，他代表柏叶房村委会分别向省、市、县三级农业主管机构递交了一份报告，计划将现在已经杂草横生的柏叶房村旧址100多亩土地改造成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但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他没有得到批复，计划不得不就此搁置。
张报华是江西省余干县柏叶房村民委员会的书记，他掌管的这个村庄位于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畔的东部地带。从2003年开始，这个村的900多口人分成两批用了两年时间逐步迁离此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死亡威胁，有超过70个青、壮年因为同一种疾病同时或先后死去，另外一些人则疾病缠身或终身残疾——对于疾病的未知和恐惧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抛弃了故土。
一个村庄的消亡
20年里，癌症一直纠缠着这个村庄的人们。有书面记载的集体病例发生在1986年，那时候中国乡镇一级的卫生防治体系尚未全面建立，乡村作为中国最基层也最偏远的行政区划，卫生医疗资源几无覆盖，不明原因的病死现象屡见不鲜。在柏叶房村，1986年以前的死亡病例基本遭到忽视。那之后，不断有年轻的农民死去。此外，当地的报章披露说，有一部分人则先天残疾，连四肢都没有。
张报华的父亲和叔父在20年前同样死于不明原因的病症，他的父亲在48岁的时候死去，而他的叔父则是40岁。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和诊疗技术过于简陋，尽管他们都在县城接受过检查，在患病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却并不知道自己所患病症。他们采取那种吞服草药的农村传统治疗方法，以期达到驱散病毒的目的。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他们应该都是死于癌症，张报华对《财经文摘》说。
20年间癌症死亡现象过于频繁，使张报华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判断。在他父亲死后，开始陆续有人因为癌症丧命。最初，整个村庄每年会有一两个年轻人患上这类疾病，后来一年会出现十几例癌症患者，年龄介于20岁到50岁之间。而在所有癌症种类中，肝癌和直肠癌是柏叶房村人群中最普遍患上的两种癌症。
那时候感到有些可怕，张报华说。
后来，他们主动将情况向政府做了报告，请求帮助。1992年，江西省的卫生主管部门和肿瘤医院派遣工作人员对柏叶房村病例进行调查。初步认定是人们的饮用水存在问题。
张报华说，他们的结论是，人们的饮用水中汞含量超过卫生标准的3倍，因此致癌。
医学经验称，汞是自然界唯一以液体形态存在的金属，任何形式的汞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转化为剧毒的甲基汞，进入人体后将会侵害人的神经系统，临床表现为头痛、头晕、肢体麻木和疼痛、肌肉震颤、运动失调等，在体内蓄积过高，能致癌。当年的专家结论大致援引了这个依据，并强调了汞中毒的致畸和致突变现象。历时近10年的集体癌症、残疾病例被确诊。当地的报章报道称，生命之源的水成了夺去许多人宝贵性命的“真凶”。
那以后，柏叶房村的人们努力改善水源，为了避免饮用汞含量超标的地表水，他们挖开地面，在距地表两米深处取水饮用。张报华说，当他们知道致病原因后，心情愉快，认为一切不幸都将烟消云散。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对于农民们掘地取水的行为表示赞赏和支持，拨付1.3万元人民币予以补助，鼓励每户人家都打上一口水井。
鄱阳湖畔地势低洼，汞含量超标的水源很容易污染地下水，并且农民们在距地表两米处取水，所取之水仍然是地表水，这无助于改变柏叶房村人们的患病情况。他们将水送往卫生机构进行检查，得出的结论是汞含量仍超过正常卫生标准1倍。此后当地的报章报道说，困惑的人们试图从不受疾病困扰的邻村引水，但引水设备需要一笔“昂贵”资金，这使乡村两级的财政无力负担，改水计划没有实现。
1998年，长江泛滥成灾，咆哮的洪水冲毁了沿江的村庄和房屋，政府做出了治理江河的重大举措，并利用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同时，又先后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四省启动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工程。鄱阳湖是治理目标，居住在湖畔的人们为此开始迁往异地。余干县一些濒临中国最大淡水湖的乡镇也被纳入移民建镇工程，苦于集体病症困扰的柏叶房村民希望这会成为他们命运的转机，但这一愿望并未完全实现。
2003年，柏叶房村死亡病例出现增加趋势，恐惧的村民向官方递交了请求迁移的报告，官方予以确认。当地卫生院的医生江增胜对《财经文摘》说，之所以很快获得来自官方的支持，是因为余干县卫生防疫站的防疫科长是柏叶房村的人，起了上下疏通的作用，否则肯定不会引起高度重视。
这一年，余干县一位主要执政官员的亲自视察改变了柏叶房村的状况，当地报章披露说，这位主要官员在乡村干部群众大会上表示，使柏叶房村尽快搬迁，就是在实践“三个代表”。这位官员还说，这个村庄的人们生活一天过不好，作为官员的他们就一天睡不好觉。在那次会议上，这位官员还当场在请求迁移的报告上作出批示，接着，全县开始行动，搬迁规划、专项资金和移民补助很快被落实下来。
希望早日脱离苦海的想法促使人们相继离去，一个存在了若干年代的村庄消亡了。
实际上，张报华并不太愿意相信水源是致病的唯一原因，也不认为搬迁之后会使人们免于病痛。他认为还有其他的致病原因并没有被找到和解决，他说，一切都存在太多不确定性。他呼吁卫生防疫机构对此加以重视，进行多方面的调查。
在余干，掌管县卫生防疫站的施水生同样对于集体癌症病例的致病原因表示不能确定。2003年以前，施水生还没有在卫生防疫站的任上工作，当他2003年来到防疫站履新的时候，前任站长留给他一纸从前的诊断报告。施水生对《财经文摘》说，根据省里的初步认定，柏叶房村高密度癌症病例是水源问题。
但同时他也无法解释与柏叶房村相邻村庄为什么水源就没有问题，他说，按理说，他们吃的粮食、耕种的土地，以及生活习惯，好像都差不多。
施水生感到其中原因有些错综复杂，他说，一方面可能是水源，一方面可能是环境卫生在恶化，另外村庄里病人多，粪便污染后也很容易传染，得了肝炎也容易引发癌变。
显然，这只是一种假定，卫生防疫部门并没有掌握实际的患病原因，而且施水生还表示，在柏叶房村成为癌症村前后直至搬迁，他无法确认实际有多少患病者，尽管他表示，在每个乡镇的卫生院都会实时报告一些病例，他们也会在必要的时候下去就一些病例进行调查。
这个人口超过90万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卫生防疫站，现在有47位工作人员，作为一个公共卫生单位，管辖着超过10个乡镇卫生院。施水生说，哪里都会有一些业务骨干。
但这些业务骨干对于应对突发的传染性或非传染性疾病毫无有力措施可言，尽管自80年代开始，中国的乡镇卫生院作为公共卫生资源覆盖的标志被陆续设立，但面对一起历时20年的集体癌症病例现象却无能为力，不仅如此，包括县、市甚至省级公共卫生医疗机构也无法深入乡村给出有效应对，一个村庄最后只得被迫荒弃。
公共卫生危机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看来，因为全民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和基层社区卫生防治体系欠缺，由于某种不确定性的原因导致集体病例危机的现象，并非柏叶房村独有。
中国目前并没有一项具体数据可以显示存在着多少类似村庄，但无疑，报章对此类现象的披露近些年并没有中断过。癌症村的称谓不时会出现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
贾西津8月21日在北京对《财经文摘》说，如果有一个最基本的医疗保障覆盖体系，重大的群体性疾病发生概率将被降低。但她继而表示，中国当前的医疗状况有点“全或无”。如果地理区位好，经济条件优越，一些地区的医疗资源会被无所顾忌地滥用，例如治疗一项普通感冒也需要动用几百块钱的药物。而在相反的地区，一些人则连生命健康的起码保障都不会有，“我们完全没有在一个高技术条件时代里完成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医学硕士出身的贾西津说，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不断提升，但用于最基础的保障资金是有所差异或不能保证的，这直接制约着全民医保和医疗援助的实现，以致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问题不断累积和恶化，当被发现之后，解决起来相当棘手。
那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正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贾西津说。是要建立一个“全或无”式的面子医疗工程，还是就现有水平建立一个更加贴近基层、适合农村需求的、以基本防治服务为主体的特色基础医疗体系，这是需要加以注意和考虑的问题。过去20年间，在“全或无”的医疗资源不均衡覆盖下，当公共卫生问题越来越严重时，病人们不得不被迫进行高额投入的治疗，这是一种极普遍的情况。
建国初期，基层公共卫生领域由赤脚医生和中医药防治疗法组成，尽管看起来技术简劣，但对中国而言，这种模式还是有所收效的，一些疾病能被有效地提前控制住，并不是所有疾病都需要动用更高级医疗仪器。贾西津说，这符合基本医疗保障的要求。
她还介绍，在现有资金量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一种社区型的医疗和防疫模式，可以使很多病症在最初就得到缓解，从而不会让所有问题积累到要死人的地步。她说，社区型预防模式是很适合中国农村的。
官方对于基层卫生状况也显得忧心忡忡。现在，尽管中国有3592个疾控中心(防疫站)和4万所乡镇卫生院，但乡镇的医疗条件与卫生资源并不容乐观，很难发挥实质性的救治效果。卫生部长高强去年接受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采访时说，虽然中国在国家、省、市、县四级都设立了负责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执法监督专门机构，而在乡、村两级没有相应的机构，也没有专职或兼职人员，缺乏必要的监测检验设施和经费保障机制，不能有效预防、监测、发现、报告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高强说，中国有七亿农民，基本生活在乡村两级。农村基层疾病预防控制网络的不健全状况，难以有效控制重大疾病的流行。
这种防治状况一度受到评论家的批评，他们警告说，中国城乡防病体制早已瘫痪或崩溃。一位叫李菊石的批评家称，现在，全国范围内“重治轻防”的思想严重回潮并笼罩着整个医疗卫生界，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和分布畸形发展，经济效益、金钱第一是每个单位的首要考虑，社会效益和人民利益连挂在嘴上说说都很勉强。
在余干县卫生防疫站，施水生向《财经文摘》抱怨了国家财政补助的微薄以及办公条件的简陋，一方面认为防疫站需要国家更积极的财政扶持，另一方面，他也暗示受财力的困扰，他们并不能更好地展开工作。
但李菊石撰文说，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赤贫基础之上，在科技、教育、文化、经济都处于开创振兴阶段，各种资源仍较匮乏薄弱的条件下，50年代至70年代成功消灭或有效地控制了多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但在防治技术和手段更加成熟、有效、医疗药品更加有保障、资金更加充足之后，疫情的降低进展缓慢继而停滞，许多原被控制的疾病正卷土重来。
李菊石说，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虽然越来越先进的进口设备充斥了越来越豪华的医院大楼，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到这里解除痛苦和提高健康水平，社会上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并没有取得显著进展。
李说，这是中国公共卫生领域发生的戏剧性变化。
去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课题组在一份评价报告中也提出，虽然在2002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42%，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新的卫生、健康问题不断出现。
除此之外，由于医疗卫生资源的覆盖不均以及受防疫、诊疗技术的限制，乡镇患病者的损失显而易见，在经济负担日益加剧的同时，生命质量并不能获得良好的挽救。
在柏叶房村，过去年均600元的收入入不敷出，患者为了治病只能举家负债。张报华说，他们村庄有超过70口人患病，平均一人每年花4万元治病，总额也接近300万，不仅最终无法治愈，家庭的生活质量也直线下降。负债的人陷入经济窘境的同时，也使出借人家庭陷入了困境，相互联动，整个村庄都在变穷。
尽管早在2002年，政府就表示要大力推进医疗救助制度，要求省、市(地)、县级财政都要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情况安排资金，对农村贫困家庭给予医疗救助资金支持，对实施合作医疗按实际参加人数和补助定额给予资助。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农民贫困家庭医疗救助给予适当支持。但这项举措并没有完全覆盖到位。
：章剑锋(本刊记者)
防疫站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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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4日 17:10 《财经文摘》
在国家没有力量把防保经费全部包下来的前提下，卫生防疫部门要坚持自我发展，只有开展与防保业务有关的服务项目，通过有偿服务组织创收。这种角色错位的畸形发展，使中国基层防疫站的生态环境恶化，乱相丛生。
扭曲的经费机制
据湖南湘西某防疫站工作人员蒲医生向《财经文摘》透露，该防疫站目前全额财政拨款只有基本工资一项，摊到人头上平均每人700-800元，办公费用和药品、设备添置费用要靠工作人员自筹。
防疫站经营收入来源有三种。一是接种疫苗，药品由财政拨款或依靠防疫站经营收入购买，防疫站向接种对象收取手续费。二是直接开设诊所，或出租门面。三是食品安全卫生强制体检，比如饮食店申请卫生许可证，员工疾病体检都归口到防疫部门，体检费用由体检者自付，还有就是罚款，比如检查发现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餐饮店要进行罚款。四是日常体检，费用由体检者自己或所属单位偿付。对于一些突发性传染病，比如狂犬病，一般是按照谁接种谁付费的原则，从患者那里收取费用。“去年春节期间，有4个人被狂犬咬伤，这些人的接种费用就是自己出，将病犬击毙后1000多元的消毒费用也由他们掏。至于被咬伤的人是否与犬主商量如何分担费用，这不是防疫部门的事。”蒲医生举例说。
由于相对于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来说，开门治病显得更为有利可图，所以在利益驱动下，愿意从事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很少。“能力稍强一点的自然是往医院跑，可以坐在医院开药拿红包，收入水平比我们强，也比我们轻松。” 蒲医生的话也显示几分无奈。
在江西某县，不久前当地卫生防疫站的负责人还在向《财经文摘》抱怨入不敷出的窘境，他认为，财政经费支持的不足使他们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并对医院的高额收入和“宾馆”一样的楼房表示了倾慕。在很长一个时期，该防疫站一部分员工已经发不出工资，在编职员每月不超过300块钱的补贴没有进行调整的历史也有10年之久。
创收有道
“现在性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治。一般得了这个病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大医院，而是就地解决。防疫部门批准开设性病诊所方便了患者，也能为卫生事业筹措到资金”。蒲医生说。防疫部门由于人手有限和医疗风险的原因，往往不会自己抛头露面，而是将性病诊所承包给私人，自己收取风险低而稳定的承包费。据了解，性病的治疗十分复杂，有条件的医院都不敢说自己能完全根治，防疫站为创收将性病诊所承包给私人，医疗效果实在令人担忧。“一般治疗性病多使用专门用途的抗生素和激素类药，只要承包医生按照程序走，医疗安全问题不会太突出，不过患者能不能治愈，那就因人而异了。”蒲医生说。
看来，为人治病不是目的，通过承包收取费用才是初衷，否则，性病的治疗完全可以放在医院，现在却成了防疫部门的生财之道。
江西某县防疫站负责人向《财经文摘》表示，基于目前的困境，他们正在向设立性病门诊的方向努力，但是一弄就需要投钱进去，买一套设备要几十万元，“我们以后会对此做进一步的考虑。” 他说，自己的防疫站硬件设施羞于示人，“不说我们，你到我们省里看看，大医院的楼房盖得像宾馆一样风光，省防疫站却破烂得吓人，建起来五年后才有钱装修。”
事实上，鼓励创收的政策给原本人手有限的防疫部门带来巨大的额外负担，造成职能的缺位和错位。在这种体制下，防疫部门只能将精力投入旁门左道的各种创收上，正常公共职能的履行严重弱化。
设备老化，机制迟钝
“我们的医疗设施十分落后，像癌症这种疾病，一般发现就是晚期，只有一两年活头，要说预防，根本不可能。”在谈到设备购置问题上，蒲医生的语态有些尴尬。事实上，通过创收取得的资金，在缺乏监督和压力的条件下，防疫部门自己也不可能花费巨资购买新设备，这笔钱更多用在了职工福利上。
在预防费用偿付上，“小范围疫情的控制由防疫站自筹资金解决，如果范围较大，需要向上级请示专项拨款，这笔钱由财政出。”从蒲医生的话可以看出一个险情，依靠防疫部门自筹资金解决所谓小范围疫情实际上增加了疫情扩散的几率。这笔本该由财政支付的公共资金要求防疫部门自筹，不仅是政府职能的错位，更重要的是，目前防疫部门作为一个半公半商的机构，创收的积极性很高，防病的积极性却很低，甚至被当作一项沉重的负担，防疫部门与其自己掏腰包，不如把疫情说大一些，由财政出钱，而地方政府也不是省油的灯，总有一个核实甚至推脱的过程。这样一来一去，疫情的发展和扩散就难以避免。
作为防疫部门，对流行性预防负有职责，当《财经文摘》问及疫情扩散是否要公布疫情、追究责任时，蒲医生说，“哪个地方政府愿意说当地发生了流行病，这不是影响政府形象吗？况且流行病的确认十分复杂，弄错的话会引起社会混乱。当然，也会偷偷地治疗。要真的追究责任人，这不等于承认疫情存在？所以一般是不会有真的疫情被公布出去的。你看有哪个地方主动说自己的地盘上有传染病流行的？”没有病，当然也不会追究责任。从蒲医生的话里可以看出，现在最缺失的环节是责任追究和监督机制。
流行病有地域特征，防疫站只是卫生业务部门，一般疾病的预防只能按照操作流程来做，防疫范围也限制在几种常见疾病上，比如肝炎、流脑、霍乱等，费用掣肘严重。“我们人手有限，如果发生大范围流行病，就必须上报取得上级部门和政府的支持，通过政府动员扑灭疫情。” 蒲医生说。但目前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制造政绩的经济发展数据上，对于只花钱的卫生防疫兴趣不大。“所谓重大疫情，比如禽流感，上面发文件了，就抓得紧些，没有文件的，除非不可控制，否则很难受到重视。” 蒲医生说。
在新疫情不断显现的今天，这种传导机制实在让人担忧。
免费标准应以防为主
“儿童接种疫苗比较好办，可以通过学校组织，费用根据病种不同，可能来源于财政，也可能由家长和学校自己出。来源于财政这部分是政府强制要求预防的疾病，有固定拨款。成人以单位和个人预防结合，一般只要单位愿意出钱给职工，我们就积极配合，个人自愿来的，我们也欢迎，但药费和注册费要自己负担。”蒲医生说。据了解，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疫苗分为两类：第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规定受种的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麻疹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等；第二类疫苗是指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但免费项目是否包括注射费的问题直到去年6月才解决。
浙江舟山徐女士对《财经文摘》说，在为6岁的女儿一次性交45元注射费用后，现在已经为她注射了卡介苗、麻苗、乙脑疫苗、百白破三联、瘠灰疫苗糖丸、乙肝疫苗，但甲肝疫苗不免费，是自己打的，药费和注射费一共90元。
这不能不令人回想起1988年春天的上海甲肝大流行以及引发的城市危机。当年4月，上海感染甲肝的人数达到了高峰。那个月的其中16天，日报告发病数超过了1万例。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主任医师巫善明回忆说，在持续了半年多的甲肝风波中，全城直接查出有31万人感染，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了甲肝病毒的患者是其4倍，这意味着当时上海有15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而1988年的时候，上海的人口不过1200万。当年因为甲肝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超过百亿元！
甲肝是传染性很强的流行病，儿童抵抗能力低，是易感人群，而甲肝疫苗却未被列入免费范围，与这种病治愈率高的关系很大，但也不能成为自费的借口，对于烈性流行病来说，毕竟应该以预防为主。除了甲肝，相信还有其他烈性传染病应该列入免费范围，比如伤寒、霍乱，这就要求对免费项目和标准进行重新界定和评估。
防疫鸿沟和落差
卫生防疫原本是面向全民的，但全民防疫至少在目前并没有在地方完全推行。拿《财经文摘》采访的地方来说，一些常见疾病的预防费用不可能由防疫站出，它本身就是依靠经营弥补日常开支的机构，地方也以财力不足推卸责任，这就必然出现城乡落差和防疫盲区。
据国家卫生部发布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通知，从2005年6月1日起，所有计划免疫疫苗，包括注射费用，在预防接种时将不会再收一分钱。当记者向徐女士提到这一文件时，她说，女儿是2005年6月1日前注射的疫苗，所交的注射费只能自认倒霉。而她在带女儿去注射疫苗时，根本不知道哪些应该免费，当医生将疫苗卡交到她手上时，她才清楚有这么回事。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如果防疫部门不向服务对象作任何宣传，那么利用免费项目收费自然也会成为其生财之道。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仍有很大的存在空间。因此，在基层防疫部门投入不足和监督缺失的现状下，政府法规能否在地方得以全面贯彻，还不能盲目乐观。
2002年起，国务院批准将乙肝疫苗纳入儿童计划免疫，但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薄弱环节。湘西某县防疫站另一名工作人员向《财经文摘》表示，新生儿乙肝和麻疹等疫苗采取接生医院就地接种的方式，目前所有在医院接生的婴儿都能享受到免费注射服务，接种率超过90%，如果按城乡划分，城镇高于农村。记者无意对接种率数据进行否定，但从这位工作人员的话里还是可以发现一个线索，防疫部门的接种服务转移到医院后，在家或私人诊所出生的婴儿，很难得到有效的追踪服务。在中国农村，有三成婴儿在家出生，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防疫盲区和城乡落差。
对成年人来说，由于过去预防机制不健全，地方和单位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人都没有接种疫苗，比如乙肝补种疫苗的就多是自发行为，也就是在自我保护意识下的自费免疫行为。事实上，由于地方企业凋敝，能够为职工考虑卫生预防的企业已寥寥无几，即便是待遇相对稳定的行政事业单位，例行检查也不可能包括成人免费疫苗项目。对于补种疫苗的成人来说，如果没有政府或单位的统一组织或下发文件，防疫站也不会提供免费服务。比如，在政府统一组织下，对一些特定单位的人群提供免费或部分免费服务。蒲医生表示，目前预防积极性稍高一些的单位，主要还是有公费医疗的企事业单位和学校。
《财经文摘》记者拨通了湖南芷江防疫站电话后，工作人员将电话转给了急救中心门诊，医生向记者推荐了两种乙肝疫苗，价格有11元的，也有24元的，并建议用价格贵的，说效果更好。当记者问及是否免费时，急救中心表示，包括药品和注册费用都需自己负担。
：罗岳(本刊记者)
中国掀起打狗潮
3人死于狂犬病后，在政府要求下，中国组织击毙了50000多条狗，这在中国官方媒体被广泛宣扬，但却遭到动物保护组织强烈批评。健康专家指出，这种粗暴的政策显示出中国卫生安全现状的虚弱。在中国，只有近3%的家犬接种了狂犬疫苗，每年有2000多人死于狂犬病。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经过5天的残杀，中国云南牟定县几乎把狗杀绝，只有军警系统的狗得以幸免。家犬被屠杀人员从主人那里带到固定地点进行宰杀，《上海日报》报道说。由警察领导牵头组成的打狗队在夜间进入村庄，用噪音诱狗狂吠，然后杀掉，报道这样描述打狗过程。在打狗队到来之前，已有63%的犬主自己将狗宰杀。打狗行动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讨论，法律学者和动物保护人员都指责这一行动过于残忍和冷血。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应更多地关注狂犬病预防。中国官方媒体《法制日报》指责，打狗行动成为“政府在处理传染病方面采取的十分粗暴、冷血和近乎疯狂的举动。”“这项行动说明，政府官员在保护人们免于受到狂犬病侵害方面的首要步骤上已经失职。”由中国政法委主办的《法制日报》编辑这样评论。新华社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地方政府对这类问题有足够重视，打狗其实没有必要，但社论也表示，“这种措施现在成了防止情况变糟的唯一办法，如果发现得早，他们就应该给狗注射疫苗，从而防止扩散。”云南牟定县官员辩护说，当地20万居民中有360人受到狂犬伤害，其中4人死亡，包括一名4岁大的女孩。“为使疾病远离人群，我们作出了打狗的决定。”新华社源引牟定县政府发言人李海波(音)的话说。2004年，中国有2651人死于狂犬病的病例报告。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狂犬病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十分有限，世界卫生组织的动物传染病专家弗仑斯特·达珊博士说。
出处：美联社 2006年8月1日 编译：杨政文
高耀洁：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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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4日 17:16 《财经文摘》
有时候，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现在都在缺德
79岁的高耀洁医生下榻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简陋的小型宾馆里，带着一位艾滋病人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和《财经文摘》见面。此前的十年间，高耀洁医生在中国基层与艾滋病患者进行了全面接触，和他们吃在一起过，住在一起过，生活在一起过，向他们提供着物质与道义方面的援助，并不断地无偿接收一些无家可归的艾滋孤儿，帮助他们摆脱苦难的阴影。
80年代末期，血浆经济在中国一些城镇和农村兴起，导致农民卖血狂潮出现，引发了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比如艾滋病。1996年，妇产科大夫高耀洁在河南接诊了第一例艾滋病人，发现了血液问题。此后，她独自一人着手对艾滋病问题进行考察，并不断揭示存在于中国底层的艾滋病灾难的真实情况。
因为揭示这些问题，高耀洁医生的小女儿不得不流落加拿大。“她非常恨我”，高医生说，“她来电话时从不叫一声妈”。高医生的女儿在她揭示艾滋病和公立医院接纳非法行医后，失去了在卫生系统的工作。
过去10年，高耀洁医生见到了1000多位病人，有时候一天走7个村庄，见100多位病人。1999年，高耀洁医生联系到12名艾滋病患者，春节时给其中8人分别汇去100元，半个月后，有400元被退回，退款单上写着“收款人已死”。2000年春天，在河南文楼，艾滋病人排着100多人的队伍从高医生手上免费领药，一位病人获得了100多片健胃药、退烧药，并问，“大夫，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吧？”
在中国，有一些农民的感情和道德判断仍然只停留在毛泽东主席年代，这成为他们取舍事物的一大标准。在毛主席逝世20多年后，艾滋病人们仍然保留了这种传统愿望，某种层面上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位能帮助他们摆脱病痛和苦难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人就是毛主席。
还有不到一年时间，妇科大夫高耀洁将逾80岁，不间断地投身于艾滋病拯救工作对她的健康构成了一些威胁。今年春天，一度支持她的丈夫已经因为癌症在河南逝世，这令她感到悲痛。
8月23日，她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社会问题会议，显然，艾滋病问题无可避免会被进行讨论。高医生带着一位她认为随时可能死去但又不似那种传统的不善讲述只知哭泣的病人来到北京，试图让病人临场带给人们一些实际影响。那一天，高耀洁医生还随身携带着一些药物胶囊，以此对付可能随时出现的血压升高。
在交谈中，这位医生掉了三次眼泪，她那干涩的眼眶里泛出一些湿润，眼睛红红的，话音凄凉。高医生说，她正在为自己料理后事，从去年开始，她陆续将自己的出版物整理出来，分别送往各地的图书馆，她已经写好了遗书。这是一位天伦之年的老人的忧伤和哭泣，迷茫和怀疑使她落泪。十多年以来，她恐怕从来没有找到过一条顺畅的路。
以下是高耀洁医生与《财经文摘》的交谈：
《财经文摘》：您为什么会关注并参与艾滋病救助工作？
高耀洁医生：我是不小心陷进去的，看见死的人太多，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财经文摘》：您认为您与艾滋病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高耀洁医生：一个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财经文摘》：您能给他们什么？
高耀洁医生：我在尽一个人的责任，虽然这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我个人的力量而言，也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中国很大，艾滋病是全局性的问题，我做的工作是寥寥的。可是我来到这个人世，作为一个人，我就要做一些有利于人的事情。上对得起先人，下对得起子孙。
《财经文摘》：有利于人，利在哪里？
高耀洁医生：那些没爹没妈的艾滋孤儿，我把他们弄出来，让他们接受教育，有一个归宿，会慢慢好起来的。可是，我也没法保证他们不受大环境的影响。
《财经文摘》：什么影响？
高耀洁医生：缺德！
《财经文摘》：缺德？
高耀洁医生：因为有好处，可以名利双收。艾滋病防治领域的贪污问题是普遍的，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有时候，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现在都在缺德。
这不光是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我退休后没回医院坐诊，就是不忍心欺骗病人。看着他们骗病人，我难过。现在的一些艾滋病慈善组织也是个名利组织。如果不同流合污，那是站不住脚的。
《财经文摘》：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很严峻吗？
高耀洁医生：很简单，一是道德沦丧，现在的血液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第二就是一切向钱看，不管病人死活，只要钱。现在如果不用狠手段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将来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我不敢设想。
《财经文摘》：记得您对我说过，这是一场国难？
高耀洁医生：在1996年以前，我是相信外界传说的艾滋病只是行为不端、吸毒造成的。1996年以后我第一次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抱着这个态度，我进一步接触了许多病人。
穷卖血、病输血。如果当初制止血传播，现在不会这样的，这都十几年了。我承认，性行为或吸毒都能导致艾滋病感染，但我同时也认为，血液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概率非常大。现在卖血现象还是不能制止，死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下去，国将无可征之税，亦且无可用之青年。
《财经文摘》：您在最底层都看到了什么？
高耀洁医生：现在主要是信息不透明，宣传不到位，妨碍了知情权，有些人连艾滋病都不知道，怎么防治？还有就是官员说瞎话，现在地方上一直在捂，捂得太严了，从前是公开的，现在则是变相的捂，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们要想做好，一定要说真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掩耳盗铃。
《财经文摘》：当您不断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公众时，有没有压力和阻力？
高耀洁医生：我现在天天准备着死亡，怎么样死我不知道。我准备自杀。我真不想活了，主要是不能说真话。我希望官员们能回头去做点实际工作，我是永远不相信他们的。
《财经文摘》：您为什么这样痛苦？
高耀洁医生：现在我是欲罢不能，病人为什么都来找我不去找政府？因为你没有为他们办好事。做工作是要看成绩的，要是不断有人死去，要我们医生干什么？我对不起那些病人。
：章剑锋(本刊记者)
这边风景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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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4日 17:18 《财经文摘》
与整个社会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漏洞百出的情形不同，有一家与国有垄断化工企业联系紧密的防疫站却运作得如沐春风
这是位于洞庭湖边一个具有40年历史的传统化工企业，这个中等城市的经济效益长年来都是名列前矛。企业的厂房、化工车间等都位于离市区较远的一个郊区，属于相对独立的社区。怀着在这样一个职业病潜在威胁巨大、疾病防疫的城乡边缘地带应该容易找到证明 卫生防疫体系缺失证据的初衷，走访了在这个大型国有垄断化工企业医院防疫科工作多年的夏女士。
这里是一个以工厂和职工为主体的大社区、小社会，企业包括职工家属在内的几万人的基本卫生防疫和医护工作就完全由企业的医院担负。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厂医院是工厂的一个行政部门，承担医护职能。医院职工工资不和业绩挂钩，无论是预防费用还是医疗费用都是企业内部消化。改革后，这个化工公司的卫生医疗机构发生了裂变。公司卫生处的职业病防治科仍归企业单独管理，其他疾病防疫和治疗工作都由所在省卫生局和所在企业协同管理。整个医院进行了转型，现在它更像是一个地方下属的辖区医院。
众所周知，医院如果集预防和治疗于一体而且有存在业绩考核的话，那么治疗科室和防疫科的工作是有些矛盾的，预防工作做得好，医疗工作必定就会受到影响。但在夏女士看来，他们的医院不存在这样的情况。首先，在运作经费上，由于考虑到医院服务的群体80%是企业职工和家属，所以医院整体是享受企业补贴的，医院的防疫科则承当了市防疫站驻当地的派出机构的职能，负责当地的日常疾病的防治工作。所以，医院的所有职工每人每月最少1600元的基本工资完全是有保障的，剩下的奖金就靠所谓的“工作业绩”来评定。其次，虽然防疫科和医护治疗科同为医院的职能部门，但是他们的工作不仅没有市场经济效益争夺上的“矛盾”，反而各施其责、各谋其利，相得益彰。
从医院的治疗科室来看，由于对企业内部职工和家属的收费标准相对较低，所以他们的业绩主要通过对外的医护方式实现，如为周围县、乡的农民提供相对于那些县级医院、乡级卫生所更为高质量的诊断和治疗服务。因此，医院完全不用考虑缺少病源和相关的业绩问题。夏女士主动谈到了自己多年的工作情况和体会。
防疫科工作的内容是按照市里的防疫标准并结合企业具体情况开展的：其中包括新生儿五大疫苗、三大传染病(流脑、乙肝和狂犬病)的接种；从事企业内部餐饮等服务行业人员的体检，妇幼保健和定期下车间或者周围农村的医疗知识的义务宣讲活动。夏女士说，他们是有具体的考核指标的，例如，每两年会免费为单位全体女职工、女家属提供一项可以选择的妇科检查，定期需要到周围农村进行义务宣讲等，由于每年公司都会拨付足够的经费(几万甚至十几万)给防疫科作为专项活动宣传基金，在充足的资金支持下，这些活动还办得有声有色，有时甚至涉及了周围的城镇。
在日常防疫中，他们特别重视那些有传染性的、可以“早发现、早治疗”的病例的检查工作，毕竟这不仅关系到患者个人，也关系到了生活在企业空间内和周围的每个人。更重要的是这些防疫监测工作从制度上都已置于防疫工作业绩的考核范围，于是防疫工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提高。谈到这些，夏女士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其实，无论是在市场体系、计划体系下，也无论是公共卫生防疫还是企业、社区防疫工作进展得顺利、有序都需要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一个是当权者的重视；一个是足够的经费支持。”
“有钱好办事”是市场经济的硬道理，那么我们不禁疑惑：当今我国GDP持续增长的数字不正是国家财政富裕的明证吗？可为何只有少数一些国有垄断企业才有能力、有意识提供高质量的公共卫生防疫和医护服务呢？在公共医疗体系市场化的过程中，原有的卫生防疫机构逐渐找不到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并没有跟上改革和经济快速增长的步伐，社会公共卫生威胁时有发生。当前严重滞后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不仅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更有可能窃取我们长期积累的国家财富。
：李悦(本刊记者)
中国能否摆脱艾滋病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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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4日 17:19 《财经文摘》
现年42岁的河南农妇李宝珍将不久于人世，在未来某一段时期内，她会很快在这人世间消失——因为她患上了艾滋病。
这个不幸的消息是在今年夏天被证实的。6月下旬，她从宁夏来到北京一所三级甲等医院看病，那之前，不间断的发烧与咽痛症状迫使她持续了超过半年的辗转求医生活，有许多医生看过她的病，但都没有给出结果，这令她束手无策。今年，在一个熟人帮助下，她来到北京看病。确定无疑的是，她的预期寿命只有半年时间。
她是我们建院以来接诊的第四例艾滋病人，而且是带着明显症状来的，主治医生朱小常对《财经文摘》说。医科大学毕业的朱还是第一次见到艾滋病人及其发病状况，他描述说，这位病人发病的时候浑身出汗，两颊通红，在床上捂着被子，极度畏寒。
医院对症用药以减轻她的痛苦，但由于并不是专门收治艾滋病人的定点医院，他们需要马上将她转走，以避免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意外。经济条件的窘迫使李宝珍无法在北京接受昂贵的治疗，此外出于对宁夏丈夫的愧疚，她只能选择独身一人悄悄回到河南老家，孤苦挣扎并默默等待死去。
艾滋风行的年代
这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中国，艾滋病防治由于主要实行的是户籍属地优惠治疗机制，李宝珍根本不可能在河南老家以外任何省份以一个外地户籍病人的身份去享受优惠救助。因此，这位早年在河南先后与两位男人一道生活过的病人，只能在主治医生的建议下回到河南。
我考虑，河南那边的艾滋病救治体系应该是比较健全的，她理应能够获得更合适的优惠治疗。朱小常对《财经文摘》说，你知道，这种病是无底洞，如果缺少救助是不可想象的。
但从李宝珍的经历来看，回到河南，无异于让她重新陷入旧时的噩梦之中去。在河南上蔡，她先后与两位男人生活过，而这两位男人无一例外与她的卖血经历并由此导致艾滋病有关。
在20世纪90年代，她遇见了她的第一位丈夫，她将这种不幸结合视作年幼无知的产物。在那个穷困潦倒的年代，她的丈夫苦于物质条件的匮乏，不断对她施加家庭暴力。当她明白遭受暴力的根本原因后，她从别人那里获知卖血可以换得一些经济来源，挣不上大钱的她决定卖血。主治医生朱小常说，病人先后去有着某种政府背景的基层血站卖了4次血，一次400CC，每次获得50元人民币，欢天喜地地回家交给丈夫，以换取短暂的安宁。
但在后来，她无法继续忍受暴力，在卖血点结识了一位男子并与其私奔，这是一位职业卖血者。衣食有着，此后她不再卖血，过着一种相对平静的生活。但过了7年时间，这位男人在车祸中死亡。
第二个男人死去后，她离开了河南，经人介绍嫁给了宁夏一位外企工厂的工人，这段生活对她而言相对快乐，她与她的丈夫非常恩爱。但是去年冬天，她开始犯病——此前她并没有意识到她可能得了艾滋病，尽管自1985年开始，中国河南艾滋病源于“血祸”的消息不断被披露。
在中国，血液对于艾滋病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波助澜作用，卖血和输血而感染艾滋病以至最终丧命的占有极大比例。“血浆经济”的兴起造成了艾滋病的大面积蔓延和扩散。90年代，市场经济使中国的局部省份开始出现血液交易市场，有一些基层政府公开设立血站，鼓动人们有偿卖血，这使许多贫困的人此后成为职业卖血者，而另有一些人则受利益驱使和影响，一度徘徊在血液市场里，像李宝珍一样以间歇性出卖血液改善物质环境。
“噗哧一针，两袋两斤；大街一转，啤酒皮蛋，”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对《财经文摘》说，90年代人们发现血液买卖能挣钱，这与改革开放后陆续展开的经济活动是密切相关的，这是血液买卖大规模提升的特定历史条件。
交易和买卖破坏了血液安全的基础。景军说。
在艾滋病毒最初风行的年代里，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显然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李宝珍极为无辜地表示，她只卖过4次血，而且都在干净的人民医院里。但她的说法不具有任何说服力，谁也不能保证，干净的人民医院里就不存在艾滋病毒和肮脏器具。因贫卖血，因病输血，人们一向信赖的公共卫生机构正面临着不能回避的道德拷问，他们的公信力也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
“卫生系统缺一样东西，那就是缺德”。79岁的高耀洁医生在北京对《财经文摘》说，她对地方政府在艾滋病救治方面的不作为和隐瞒表示愤慨。从1995年开始，高耀洁用了11年时间在中国底层奔忙，以个人的方式进行无偿自费的艾滋病教育和拯救工作，她的呼吁受到了高层领导人和舆论的重视，引起了中国社会对艾滋病问题的广泛注意和参与。
8月23日，高耀洁来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她同时为《财经文摘》引荐了一位河南巩义的艾滋病患者。这位病人1995年在巩义市人民医院引产，产间出血，在医生的建议下，给她输了一些从血库里提取出来的血液。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错误的建议，此后她被艾滋病毒摧残，并受到了丈夫的抛弃和毒打。现在，这位艾滋病晚期患者满脸枯槁腹部肿胀，正在对人民医院提起一场无望的诉讼。高耀洁医生说，从身体状态来看，这位病人恐怕活不了多久了。
在河南一些地方，艾滋病人正陆续对医院提起诉讼，但这种诉讼同样不会有任何实际进展，因为据称，一些法院已经进行了对艾滋病人诉讼不予立案的口头规定传达。
中国需要处理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艾滋病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医学专家和一些机构警告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数已居亚洲第二位，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许多普通人群面临着扩散威胁。来自河南的高耀洁医生也不止一次向《财经文摘》表示，艾滋病不是河南局地的专利，她反对人们仅仅专注于河南地域的考察。
十年以来，高耀洁医生对一些基层地区进行暗访工作，其中一些村庄可能比河南文楼还要糟糕。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以确保血液安全，此外，积极采取干预和防治措施，避免交叉感染以及阻断艾滋病的大规模流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最初，一些应付式的消极措施使中国丧失了先机。
最开始我们对艾滋病的控制力度是不够的。景军表示，从1985年第一例艾滋病出现一直到2003年非典结束，18年间我们一度对艾滋病采取了轻视的态度。那时候有一种奇怪的看法，认为艾滋病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产物，与中国的距离是遥远的。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开始承认艾滋病的存在，但认为那只存在于少数生活方式有问题的人中间。到后来，血液买卖的生产方式被突然发现，卖全血和单采血浆使许多无辜的人患上了艾滋病。这时候采取了捂盖子的方式，不想对外公布实际情况，也不想借公开动员社会群体的方式进行防治，景军说。在2003年以前，没有一位首长会以面对面握手的方式接见艾滋病人，但非典是一种深刻教训。当年冬天，温家宝总理在北京的一所医院里看望了病人，此后，胡锦涛主席也深入病人中间与他们交谈。
“这是跨时代的，但花了18年，”景军说。
中国如何应对？
中国为什么会浪费18年时间？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对《财经文摘》说，广范围而言，许多地方官员对于艾滋病是避讳的，担心问题暴露后会失去很多外资，外出劳工受到歧视以及当地农产品滞销，更为重要的是怕政治前途受到影响。
但是流行病学告诉人们，越捂盖子问题最后将更加严重。杜聪说，中国错过了好几个时期，尽管现在“救火”的人多了，但“火”烧得更大了。
现在，从组织架构上，中国有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有许多专项基金以及30多个部委的联席会议，一些非政府组织和草根组织也在不断参与这项工作。最重要的是，最高层领导对控制艾滋病流行作出了承诺，中央财政的防治经费从2003年的3.9亿元增加到了去年的8亿元，这之外，中国政府加强了同联合国卫生机构和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国际合作项目覆盖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003、2004年，中国分别获得国际社会7亿人民币捐助。
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接受世界卫生组织号召，鼓励无偿献血，压制有偿卖血，并对非法采血进行打击。吴仪副总理说，要除恶务尽。
但是在防治方面，基层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使防治工作显得被动和应付。例如存在于艾滋病防治领域的贪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高耀洁医生说，基层官员们正不顾一切向钱看。最近揭露的河南上蔡县委书记杨松泉便是如此，媒体说，他挪用了艾滋病防治专项基金。在河南和一些民间工那里，他们通常喜欢把杨松泉称作“杨半亿”，他们怀疑这个人的腐败生活是建立在贪污艾滋病救济基金上的。
“我们从来没有把救助金交到官员手里，也不会助长腐败行为，”杜聪说，现在，艾滋病领域的贪污是一个很大的潜在问题。
杜聪掌管的智行基金在1998年成立，并迅速在中国境内展开救助工作。过去五年，智行基金在华中地区先后接触了许多官员，有一些人公开要求杜聪把救助金交给他们，表示可以代为管理和安排。杜聪说，“我从来不会这样做，并会产生很大的怀疑。”
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得到别人的劝告，当他们决定深入一个灾区，有人会告诉他们，那是一个贪污和腐败盛行的地方。因为贪污致使资金无法落实到救助对象身上，现在已经有许多人不再向艾滋病防治项目捐助。
贪污腐败的现象也显示出，虽然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艾滋病防治，每年投入的各项资源都在增长，但是地方的工作并没有被理想展开，许多老百姓仍得不到救治，中央政策没有被很好执行。有一件事情令人记忆深刻，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河南和艾滋病人一同过春节。去上蔡前，温总理在驻马店和当地官员见面，并接见了杜聪等非政府组织成员。温总理在向当地官员询问了几个问题后表示，他对那里的艾滋病工作仍感到不放心。
除了腐败，从医疗资源和技术水平来看，中国基层卫生医疗体系能否担当起防治艾滋病的重任依然值得怀疑。景军教授说，一方面，中国艾滋病防治队伍不健全，人才缺乏，有治疗经验的和能够胜任基层防治工作的医护人员都很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如果病人持续增加，这将对卫生系统带来挑战。
另一方面，由于物质条件的差异，病人获得的医疗资源是不对等的。商业浪潮下，特权治疗和优先治疗是造成资源分配不均的原因。景军表示，医院对待病人的态度、处理方式取决于他们对货币支付能力的衡量。折射到艾滋病方面，大多数人是因贫致病，比一般病人更为困难。他说，“解决艾滋病问题，需要对公共卫生制度的可行性、公平性进行整肃和革新”。
几乎每个艾滋病人在卫生系统面前都面临压力，尽管政府已经推行“四免一关怀”政策，但官方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地区落实不够，病人不能及时得到抗病毒治疗。一些病人先后向《财经文摘》表示，他们为了治病已经一贫如洗，甚至不知道国家有免费政策。此外还会遭到医务人员或部门的歧视。
医疗界内部对特种病的排斥现象是很普遍的，景军说。通常因为某种道德判断，艾滋病人会被拒之门外。
李宝珍就是这样。回到河南之初，没有人接收她，她只好住在一个旅馆里，发病的时候，她联系120。120拒绝了她的求助并告诉她，如果她是喝了毒药，他们会无条件接诊，但她不是。
那时她的身体上长出了疖子，她给北京的前主治医生朱小常打电话哭诉，但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朱小常为了给她寻找一处安置点，利用了一下午时间往河南方面的卫生主管部门打电话咨询，感觉人人都在推诿，有三分之一的电话无人接听，其中有一个卫生局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两个电话，一个无人接听，一个是住宅电话。
“我十分愤怒，但没有办法”，工作三年的医科大学生说。此后他再也不敢和李宝珍联系，因为感到歉疚。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李宝珍现在靠宁夏的丈夫给她寄点钱治病，在上蔡县中医院，她每天都在发烧，每天都需要不断地支付治疗费。她丈夫的HIV检查还没有出来——如果确定她丈夫受到感染也得了艾滋病，那她连唯一的费用来源渠道也会被掐断，两个同样的病人对一个低收入家庭而言，简直就是噩梦。
这种因贫获病、由病致贫的现象可能会加剧中国的发展危机。杜聪说，治疗一个病人比预防一个病人所需付出的成本要高许多，如果防治不好，治疗费用是很庞大的。相应地，国家将不断丧失一部分有效生产力。
他说，如果中国控制不好，最终一切苦难将由老百姓和国家共同承担。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很多非洲国家因为艾滋病的问题都面临着亡国危险，没有人当兵了，一个国家的感染率达到30%，人均寿命一下子从60岁削减到30岁。国民经济生产力几近停滞。
在2003年，中国专家曾就艾滋病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过一次评估。他们的报告说，艾滋病不停地传播，严重地影响包括经济产量的下降，医疗费用的增加，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惧以及人们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儿童、老人等脆弱人数的增多等。
艾滋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专家给出三种方案，他们估算，2010年艾滋病总的医药花费将从2001年2.15亿元分别上升到19.8亿元(低方案)、35.51亿元(中方案)和60.07亿元(高方案)。
到2010年，在流行低方案情景下，GDP总量比没有艾滋病流行减少76亿，10年累计减少225亿，在流行中方案情景下，GDP总量比没有艾滋病流行减少118亿，10年累计减少319亿，在流行高方案情景下，GDP总量比没有艾滋病流行减少159亿，10年累计减少400亿。
宏观经济增长削减的同时，防治经费也存在巨大缺口。中国专家援引数据称，2001年，联合国艾滋病特别大会进行了全球艾滋病防治费用估计，到2005年时，中国开展艾滋病干预活动所需经费是39500万美元，也就是32.4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中国计划的预防控制艾滋病传播的投入力度，即便是加上省级的投入，也远远不能满足艾滋病的防治需要。此外，艾滋病的蔓延将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现在投入100万和五年前投入100万是完全不一样的，但现在投入和五年后再投入又不一样了”。杜聪说，如果救助和防治不错过一些时机，中国需要付出的代价将会被控制在理想范围。但从目前来看，这个趋势并不明显。
他介绍说，一些地方目前还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尽管也有些官员默默无闻做了许多工作。但更多时候，官员们拒绝得到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和帮助，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有一些即使表示默许，但也要求他们不能张扬。
：章剑锋(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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