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社科院有关课题组最新的报告指出，我国当前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使得农业劳动者仍占44%，社会的中间层占15%，而低阶层进入中间和高阶层的门槛过高，流动障碍在强化，便形成了该缩小的阶层没缩小，该扩大的阶层没扩大，阻碍了社会结构的公正、合理、开放的自由流动。
“七大指标”衡量社会和谐度
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可以从一些主要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中找到方向与答案。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研究员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中，选取了38个重要指标组成指标体系，概括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不平衡现象，需要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特别注意。
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难以乐观
社会秩序指数由刑事、治安、贪污、生产、安全等五项指标组成。统计数据显示，1979～2004年26年间，我国社会秩序指数年均递减1.7%，其中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的5.5件上升到2004年的36.4件，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7%；以同样的计算方法，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年均递减1.6%和5.4%。在安全指标中，2004年我国交通、工伤、火灾死亡人数高达14.6万人，每10万人死亡率由1979年的4.4人增至11.3人，年均递减3.5%。
社会稳定指数则由通胀、失业率、贫富差距、城乡贫困率等指标组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字匡算，26年间我国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1.1%。其中通货膨胀率年均递减5.8%，实际失业率年均递减0.8%，贫富差距年均递减3.7%，城乡贫困率递增1.1%，显示总体上我国减贫成果是突出的，但其中城镇贫困率年均递减6.4%，城乡收入差距递减0.8%。
让民众拥有充分安全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社会秩序和稳定指数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居民社会不安全感的增加。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公司在2005年岁末的居民生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从2003年～2005年已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更是大幅下降；在影响社会治安安全感的因素中，农村居民忧心财产安全，而城镇居民则更多地担心恶性犯罪的增加。
据分析，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居民治安敏感度上升，农村社会治安管理落后、应变能力差，城市流动人口较多、治安环境复杂，加上我国警力不足的现状，都是影响居民安全感的重要原因。
另外，社会安全生产事故不断，工伤人员生存状况欠佳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与安全保障能力滞后的矛盾突出，行业市场经营秩序不规范，相关法制建设尚未完善。地方政府与企业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不足，从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也都导致了安全生产事故不断。
社会发展总支出比例低
国家财政用于文教科卫、社会福利的事业费和基建投资，统称为社会发展总支出。从历年看，我国社会发展总支出绝对额有了很大提高，但比例仍很低。改革开放前，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文教方面费用占GDP的3%左右，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比例逐步提高，2004年社会文教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到5.5%，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若加上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就占到GDP的10.4%，提高幅度明显。但从总支出看，人均社会发展支出只有1100元，而用于经济和其他支出高达90%左右，人均达9500元。（教育卫生支出单列）
社会发展总支出比例偏低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准，满足不了居民需要。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领导小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05年11月，我国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只有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1.03平方米。
与此同时，教育部公布的2004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检测报告表明，与2002年相比，我国7～22岁学生的体能指标包括爆发力、力量、肺活量等继续呈下降趋势，而超重及肥胖检出率上升，其中10~12岁城市男生肥胖检出率上升幅度增加了15.97%，表明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亟待提高。
社会发展支出少还直接影响到一些产业的发展。如我国5亿城市人口仅仅拥有3000多块银幕，人均拥有数仅及美国的1/20。由于我国银幕数量少，一方面“量少价高”不能满足大众需求，另一方面又使“20部引进大片横行全年”，市场容量过于狭小成为制约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外，目前我国大量的文化资源配置集中在大中城市，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人民群众不能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也需要通过提高社会发展投入来解决。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益化、社会化和系统化程度需要加强。
投资效果需要提高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外延、扩大投资而获得。投资占GDP的比例从“六五”到“九五”期间一直在快速提高，2003、2004年虽然采取了调整措施，投资率仍提高至47.3%和51.5.%，由于投资过热而引发了原材料、燃料的紧张，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造成了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
另一方面，综合反映经济效益的指标投资效果系数（新增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则在26年中分别下降了48%和49%，平均每年递减2.5%和2.6%。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国有银行主导型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投资风险约束机制，从而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金融效率始终难以提高。最终使宏观经济的不良后果集中到金融系统，增加了宏观经济风险。
依靠低效投资拉动的经济扩张引起了许多伴生问题，如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使得城乡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城市环境承载力趋于饱和。许多城市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环境容量，23.4%的城市全年水质达标率小于60%，同时还有近2/3的城市供水不足，1/6的城市严重缺水。而在农村，频频被发现的“癌症村”，也要求政府必须加大环保工作力度。
公共教育经费投入慢于GDP增长
教育事业是实现现代化、振兴国家、进行国际竞争的战略性产业。我国教育事业投入近来显示出一条两头高、中间低的曲线。1970年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1.2%，此后逐步上升到了1995年的2.8%，1995～1997年又降至1.8%，2003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851亿元，占GDP的3.3%。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教育弹性系数一直低于1%，财政性教育经费按人口平均2003年仅为36美元，只相当于美国90年代1400多美元的2.6%。
除总体教育投入占GDP比例较低外，我国教育机会不均也比较严重。据统计，2003年教育部的预算内经费用于农村小学和初中的只占30%左右，中西部地区农村的中小学有危房约4千万平方米，贫困学生2400多万人。
专家指出，一个社会不可能做到财富的绝对公平，但是要尽力做到机会的公平，而教育是机会再分配的重要基础之一，贫困人口一旦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就业竞争力就会下降，对经济调整和社会变革的适应性就会更差。因此，教育公平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
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低
我国公共卫生经费的投入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0.4%～0.5%之间，且历年呈下降趋势。我国的卫生弹性系数即卫生经费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比值，从1991年到2004年14年间，只有0.96%，慢于GDP的增长。
在卫生医疗总费用的构成中，政府投入的比例由1990年的25.1%降至2003年的17%，个人医疗支出由36%上升到56%。个人医疗费用总支出同期增长了12.8倍，政府投入只增长了5倍。
卫生资源也存在分布不均的情况。据卫生部调查统计，医疗卫生资源约有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集中在大医院，2004年每千人口医生数，农村只有0.85人，仅为城市居民的1/3，还有10%的农村没有医疗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和医疗费水平均很低。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滞后，对国民经济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巨大的。据卫生部测算，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因病、损伤和早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因病和损伤所消耗的医疗费相当于GDP的6.4%，两者合计就占到了GDP的14.6%。
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低是造成“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并降低了城乡居民的卫生服务水平。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目前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缺少医疗保障。城乡低收入患者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41%，应就诊而未就诊采取自我医疗的比例，城市占47%，农村占31%，贫困地区未就诊未住院比例高达70%～90%。
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低，还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性。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绩效进行的评估排序，中国居144位，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排序中，中国居188位。
各种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属于复合型，兼具分配不公和制度缺失的特点。一是贫富收入差距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参考世界银行的调整数，用五等分法测算出平均贫富差距，从1978年的2.7倍扩大到2004年的7.2倍。
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计社会保障与福利补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04年的3.21倍。三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东西部人均GDP比例由1991年的1.86倍扩大到2004年的2.52倍。四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行业平均工资，2004年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是7.5，1978年为1.3。
贫富差距扩大是当前群众最为关心的焦点问题。贫富差距不仅影响消费，影响劳动积极性，还影响社会的合理流动和社会稳定。中国社科院有关课题组最新的报告指出，我国当前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使得农业劳动者仍占44%，社会的中间层占15%，而低阶层进入中间和高阶层的门槛过高，流动障碍在强化，便形成了该缩小的阶层没缩小，该扩大的阶层没扩大，阻碍了社会结构的公正、合理、开放的自由流动。
贫富差距背后的种种不公平分配原则和制度设计，是影响群众心态稳定的关键诱因。同时，近年来富人收入来源呈多样化，增值速度加快，而穷人收入来源逐步萎缩，呈递减趋势，形成了所谓的马太效应，更令人忧虑。
老年人口贫困率高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以来，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有效降低生育率的同时，也促使了老龄人口的增加。199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10%，到200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也超过了7%，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已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在老龄化加速的过程中，老龄人口贫困化正在扩大。有关资料估算，在全国60岁及以上的1.4亿多人口中，贫困率达13%～17%，平均6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
人口老龄化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老年人口的增加与社会上对满足老年人口需求的投入不成比例，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目前，完全需要由社会供养和照料的老年人约有2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1000万。所以我们不仅要给予老年人经济上的赡养，而且还要有精神上的慰藉，要格外给予他们安慰、体贴、照料、尊重和帮助。
社会上还存在老年歧视的倾向，由于老年人经济地位的降低，社会与家庭地位必然受到影响，没有人站出来为失去经济地位的老年人维护合法权利。遗忘弱势群体，致使社会公平的砝码偏向一侧，影响公众对老年人的看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实施者更注重在岗人员的利益而忽视老年人的利益，加上家庭小型化，社会人口抚养比激增，社会养老措施跟不上，不仅加重了社会保障体制的压力，也使得老一代日益成为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日益加大代际间的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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