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纪潮在《知识出了什么问题？》一文中（见《博览群书》2005年第8期）敏锐地指出，王曾瑜“书生意气地用学术标准对付商业标准”，并提出更深一层次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通史（彩图版）》事件真是蛮有意思的，它折射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知识在坚守传统和走向市场之间的尴尬。”的确，在市场日渐繁荣的今天，“看不见的手”已几乎将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如何处理好学术化和市场化二者之间关系，是值得学术界深入讨论的问题。
但我以为，目前最迫切需要讨论的不是学术化与市场化的二难困境，不是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而是知识分子本身问题。我反对海德格尔关于商业时代消灭学者的武断说法，商业时代同时也是信息时代，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信息时代必定能孕育出更杰出的知识英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起步晚，历经政治磨难，于文革后方得到迅速发展。二十多年来，大量古籍的重新印行，诸多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网络资源的丰富和便捷，国内国际学术交流的日渐频繁，这些无疑都为学术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国内学界频频出现让人无法接受的不良现象，从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到北大名教授，似乎转瞬间就轻易倒在通往知识英雄的路途中。因此，让我们真正感到忧虑的，不是商业化，不是权力的影响，而是知识分子本身是否已经做好准备，用健全的人格和健全的心智来把握住时代提供给我们的机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健康的学术氛围决计不能形成。没有健康的学术氛围，学术必不能得到良性发展，此时奢谈其他一切问题都为时过早。要说社会意义，彩图版《通史》风波所折射出的社会意义也许正在于此。王曾瑜、金生叹、王纪潮三人文章所暴露出的共同缺陷，不是知识，而是知识分子自身出了问题。
问题一 缺乏是非观念
王曾瑜《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一文，原本不值得一提。无论从何种角度，我们都不能将之与学术或学者相提并论。称其为流言蜚语，就已经是保持了学者最大程度的克制；说它妖言惑众，也不能认为过分。
金生叹身为学者，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居然称其“严肃”，性质十分恶劣。（见《“休想封杀”？》）我不得不写一篇小文章，严厉指出王曾瑜的“四不严肃”，即：用人身的攻击替代问题的讨论，用道听途说的传闻替代科学的论证，用情感的宣泄替代理性的分析，用政治的话语替代学术的话语。（见《何来严肃？》）金生叹尚属孺子可教，自知心亏，随即旋其面目，将旧文去掉“严肃”二字，略加修改后投稿《南方周末》，以示回其心迹。
王纪潮朽木难雕，不顾我已作文在先，胆大妄为，公然陈言“是非且先不说，仅如此之言不讳指名批评的文章标题就令人感到惊奇，也觉得痛快！”学者不说是非，却视粗俗辱骂为痛快事，这种心态与鲁迅笔下围观日本侵略者砍杀中国同胞头颅的看客有何两样？过去警察审问犯罪嫌疑人，常常先不管是非地棍棒交加，看起来很痛快，却不知酿成了多少冤假错案。近来曝光的佘祥林案就是非常惨痛的教训。现在我们知道了，这叫刑讯逼供，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为法律所不容止。王曾瑜已成粗暴警察。王纪潮不加分析就为之叫好，是一不分是非；不加求证，直接沿用王曾瑜说法，称《通史》是“垃圾产品”，是二不分是非；视王曾瑜粗俗文章为“尖锐的学术批评”，是三不分是非。王纪潮还试图替王曾瑜开脱，说“王（曾瑜）文的批评并非是针对某个名人，而只是不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守传统身份进入商业领域”。这更是淆乱视听！王曾瑜早就不守传统知识分子身份，进入商业领域写小说了，哪能对此不满？他对戴逸恨之深，从纸背都能看出来，哪能替他遮掩得过去？王纪潮也知道“学者应该是社会良心和净土的守卫者”，如此是非不分，守卫的是什么良心？
是非不分，就不会有职业道德。球员裁判是非不分，必然假球黑哨不断；大官小吏是非不分，必然腐败堕落丛生；商贾掮客是非不分，必然假冒伪劣泛滥；知识分子是非不分，必然异端邪说横行；其结果就是，球市砸了、官场臭了、商业烂了、良心守不住了。守不住良心，更不会承担社会责任。出了问题，自然首先想到推卸塞责，把别人指出应由他本人负责的恩荫制说得跟自己没了干系。报社不发表他文章，他就跳将出来，无理取闹，要求对报社对自己负责任，而不是对大众负责，真所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曾瑜曾在文章中推崇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史才、史学、史识。我作文提醒过他，此说已经章学诚发展为史学界共知的“史才四长”论——史德、史才、史学、史识。（见《中国史学传统的两个侧面：盛世修史与乱世著史》）王曾瑜前不讲“史德”也罢，后又把善意的讨论文章一概斥之为“围攻”，则是完全没有史德。金生叹、王纪潮是非不分，党同伐异，为虎作伥，同样没有史德。
问题二 缺乏进行学术对话的意识和能力
有人说，中国多文人少学者，国外则相反，这是中国学术界与外国学术界的一大区别，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不幸。想想觉得甚有道理。
文人作文在于抒发胸臆，因此讲究文字的感染力，爱恨情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当今李敖，他说不喜欢宋代名画家范宽，理由是范宽字“中正”——他恨一切叫中正的人，特别是蒋介石；他说喜欢晚清名将胡林翼，理由是胡林翼字“润之”——他喜欢一切叫润之的人，尤其是毛泽东。这是文人风格，说的人直率，听的人痛快。
学者作文在于探讨问题，所以讲究科学性，要摆事实讲道理，用逻辑的论证阐明观点。观点未必是真理，但起码能用材料和论证过程来自圆其说。材料也不见得有十足的可靠性，但起码不能是道听途说的传言，更不能是无中生有的捏造。论证未必能十分严密，但起码能合乎逻辑，言之成理。
我无法把王曾瑜、金生叹、王纪潮三人的文章看作是学术批评。从观点到材料到论证过程，我看不到他们有进行学术对话的意识和能力。王曾瑜根本不打算进行辩论。一来他那些浮而不实、哗众取宠的观点经不起任何推敲。比如一个人有没有学问，这是一个十足的伪问题，他用十本书也论证不了，我却用一句话就可以反驳。二来他没有进行辩论的勇气。他断言曹彬是“儒将”“尽忠报国”全不见于史书，就有人从史书中找到白纸黑字的记载。王曾瑜不敢承认错误。照他的逻辑，承认错误就意味着说自己没有学问——这种自打嘴巴的事情，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面对的。三是他没有进行辩论的逻辑能力。他一叶障目，认为《通史》学术水平不高且获得中国图书奖，就一定是学术腐败。王曾瑜自以为这种推理很有逻辑，绝对不会想到在别人眼中其实很幼稚。王纪潮就聪明些，知道“查了一下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的书目”，发现该奖“并不以学术性为鹄的”，“实在是犯不上计较”。王曾瑜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想不通，把风车当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哪里还能有逻辑？更为可笑的是，《文汇读书周报》不发表他的文章，他就草率骂起报社不讲信义，偏袒戴逸。报社可是刚刚发表过金生叹批评戴逸的文章啊？！（见《“休想封杀”？》）这种幼稚逻辑，害得许嘉骏一肚子苦水倒不出口——秀才遇到兵，哪里说的清！我替许先生说了几句公道话，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与王曾瑜先生一起复习<庄子·秋水>》。王曾瑜是纸老虎，知道自己禁不起公众的质疑，所以抛下一句“一概不接受媒体采访”就闭门谢客了。其行其状，宛若世之周子，其始至也，“将欲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蔑王侯，风情张日，霜气横秋。”而如今“抗尘容走俗状”，只落得个“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何苦来哉！
金生叹比王曾瑜要强一些。他起初是非不分，说王曾瑜“严肃”。经我批评，赶紧做了更正，这起码表了个姿态，像个学术对话的样子。但是我不认为他比王曾瑜要好多少，充其量他是五十步，王曾瑜是一百步。我在《何来严肃？》一文中对他说的几条都作了分析，提出了很多质疑。他不驳斥我，却在不能提供更有说服力证据和论证过程的情况下，又将原文基本不加改动就投稿《南方周末》，原地踏步走，未将任何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这绝不能说是有学术对话的意识和能力。在此我重复两个小问题：一，史书的体裁体例为什么不能变？二，说明代宦官专权始于永乐，依据是什么？希望金生叹先生能写文章回应一下。
王纪潮能看到王曾瑜看不到的问题，说明他视野要开阔些，不是死钻牛角尖的人。但是从以下四个方面看来，他进行学术对话的能力也有很大问题：一，说王曾瑜的文章是“尖锐的学术批评”，这反映出他不懂学术批评的规范。二，说“从披露的情况看，修订图书中的错误是在获奖之后，也就是说它获奖之前就已不符合出版系统图书评奖的先决条件”，这反映出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有所欠缺。有错误就不符合评奖条件？获奖了就不能修订？这是什么逻辑？三，说该书“乃至惊动最高领导致信祝贺”，这是把传闻当事实，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反映出他缺乏做学问的基本品质。学界如此大事竟然张冠李戴，幸亏他就此发表的议论不多，否则洋相出到月球去了。四，王纪潮引用了不少名人的话，说明他好学。但是他学而不思，食而不化，一知半解就盲目套用，甚至胡编乱造什么“规则”，说明他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还需要提高。海德格尔的话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半。普朗克的名言在自然科学中大抵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是否如此，王纪潮应该反思。至于说“知识颠覆了商业竞争上质优价廉才能够得利的成本规则”，更不知他在说什么。我是学经济的，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质优价廉才能够得利的成本规则”，这完全是王纪潮强不知以为知、不懂装懂的生造。质优价高就不能得利？质低价廉就不能得利？质低价高就不能得利？这些问题的答案，贩夫走卒知道得都比王纪潮多。
没有是非观念，说明他们缺乏健全的人格；没有学术对话的意识和能力，说明他们缺乏学问家应当具备的健全心智。以这样的残缺从事学术研究，只能带来同样残缺的学问。当然，一两个人的残缺，远不值得我们杞人忧天。他们不过是晴朗天空中的几片乌云，远不足以遮蔽太阳的光芒；他们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几个暗礁，远不足以阻隔远洋的航行；他们不过是万里长江的几处险滩，远不足以拦截滔滔江水向东流。从文章角度来说，三人文章都千疮百孔，不值一驳。但是我们又需要用千百篇文章来驳斥他们。学问之道距离做人的道德底线不下万里之遥，而他们自始就从离学问万里处下行，迷惑了许多不明真相的读者，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不加清肃，必有三人成虎之势。马克思教导我们说，“让错误不受驳斥，就是赞护知识分子作恶。”
鸣鼓而攻之，这是我们的起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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