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文化纵横》2012年第二期。
冷战后20年，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是：意识形态淡出→民族国家凸显→传统文化回潮，三者之间有着明确的递进式的因果关联。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1993年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1997年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都是针对时代课题的回应。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任务的界定和表述也进行了根本调整，从六七十年代的“反修防修”和“继续革命”，变为七八十年代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再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对应于冷战后的时代环境，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回顾历史，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精神文明和文化为主题，执政党共计召开过三次中央全会，三次都是六中全会，即1986年的第十二届六中全会、1996年的第十四届六中全会和2011年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
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背景是改革开放，特别是1984年城市改革启动后，经济生活躁动，经济秩序失衡，原先计划体制和管制型社会的意识形态管理方式已不能奏效，知识界偏离正轨，挑战体制，批判传统，思想活跃而混杂，执政党亟需重新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但其效果，到80年代末已见分晓。
十四届六中全会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其立意源自两个方面，一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瓦解，二是中国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由此导致国内不仅思想舆论浮动，而且社会伦理失范。全会提出15年远景目标，即到2010年，全民族将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公民素质、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等显著提高，全国范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等。今天回看当年的设想，令人有隔世之感。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总量在全球不断超越法、英、德、日等经济强国，居世界第二。近年全球金融风暴、经济衰退，美欧日发达国家均遭遇空前的金融、财政困境，中国似乎一枝独秀。但是第一，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中国政府被战略围困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第二，国内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准继续下滑，已经到了老弱倒地是否帮扶都需要全民认真讨论的地步。第三，与此同时，文化领域的企事业机构总体上处于疲弱状态，文化产业占GDP比重较低，这似乎也是文化软实力严重不足在产值上的表现。
这就是十七届六中全会所针对的问题。通读全会文件，透过繁缛复杂的官方话语，其核心命题就是所谓“建设文化强国”。对于执政党来说，目前，文化领域的所有政策措施、所有改革发展，都是为了“文化强国”这个核心目标。但是，“文化强国”本身仍然是一个含混不清、过于笼统的概念，例如，文化强国的内涵及层次，评估某一国家是否文化强国的标准，都完全没有界定。
那么，什么是文化强国？可以美国为例。2010年，美国文化产业占其GDP比重为25%，仅次于军工产业，中国则为2.75%。根本的差距在哪里？当然不在产业本身，也不在人才队伍的优劣，而在于美国有能力向全球大规模销售它的核心价值观，即所谓“普世价值”，而中国不能。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强国。而所谓文化强国，就是：
第一，有自己的一套既独立、又普世的核心价值观；
第二，能源源不断地推出原创性的文化作品；
第三，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产业来传播和营销其价值观和文化作品。
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文化强国由这三个层次的要素组成：价值观、作品、产业。缺一个层次，就不是文化强国；三个层次都缺，就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弱国。比如，缺少独立的核心价值观，就必然在意识形态上依附于其他文化强国；而缺少文化产业，就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文化产品的倾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文化强国，还是文化弱国，都是在相互博弈和竞争中形成的，首先都是国际政治的概念。
所以，关键还在于核心价值观。那么，这个核心价值观又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社会判断人们行为的最终的是非标准，即一个社会的终极信念。我们构建一种核心价值观，不能总停留在嘴上、纸上，而必须付诸行动。关键在于，一个社会的先进分子要能够在重大利益关系中有取舍、能担当、敢牺牲。由这样的先进分子组成先锋队，才能引导一个社会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转变。而重大利益关系体现于上层建筑，就是政治。
因此，是政治为文化赋予内涵。文化源自实践。总是先有政治性的实践，然后才有文化上的提炼、升华和再现。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或执政党来说，比“文化自觉”更根本的，是“政治自觉”。美国文化产业强大，是由于美国掌握全球的文化领导权，说到底，还不是美国的政治强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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