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导致当今世界社会分化问题
蒲国良
[摘要]新世纪以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上许多国家内部由两极分化所牵动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日趋凸显，社会裂痕不断扩大，已经影响到各所在国的社会和谐与稳定。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成因、体制因素和部分民众自身等原因，应从多视角进行全面考量，并注意吸取他国的经验教训。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在社会结构加速调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形势下，世界许多国家内部社会分化更加凸显。尤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不少国家的社会分化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特点，传统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打破，社会凝聚力下降，社会不稳定性增大，执政当局掌控时局的难度加大，给多国政府带来严峻挑战，有的政府甚至因此翻船，原有的社会体系被破坏。因此，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和解读社会分化问题，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一、近期世界多数国家社会分化日益凸显
冷战结束以来，由两极分化所牵动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日趋凸显，许多国家社会内部发生了结构调整与利益分化，呈现出一种压扁的M型阶层结构，导致社会裂痕扩大，国内矛盾乃至社会冲突增多。社会分化作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存在的一种普遍性现象，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病，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富裕阶层队伍有所扩大，所占社会财富比重增加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国家富裕阶层人数不断增加，已占人口的15%左右，德国高收入阶层近十年从15.6%上升至16.8%。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相对富裕群体也在不断扩充，包括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内的多国富裕人口迅速增加，俄罗斯达700万人，印度至少达500万以上。自1994年新南非成立后，南非的黑人上层富裕人口大幅上升，达到近百万。同时，世界多国富人分享社会财富的份额不断增大，美国1%的富裕家庭占据全国家庭34.6%的财富。即便在金融危机冲击使资产价值严重缩水的情况下，2009年英国前1000位的富人所占财富仍然高达2580亿英镑。当前，6%的印度富人占有全国60%的资产，2007年，印度有40位超级富豪其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1]
2.中产阶级队伍出现重大分化
与前一时期中产阶级队伍在多数国家呈扩大趋势相反，近些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中产阶级队伍发生分化，少部分中产阶级挤入富裕阶层，而大多数中产阶级队伍整体生活水平下降，资产严重缩水，俄罗斯、印度股市一度跌幅达70%，本国多数中产者财富萎缩，印度据称有3亿左右的中产阶级，但实际上在这3亿人口中，占大部分的是中产阶级的下层群体，他们中的不少人实际上就是刚刚脱离贫困线的温饱阶层，而在危机的冲击下，该国又有数以百万以上的中产阶级下层民众重新沦落为穷人。西方中产阶级近来分化明显，中产阶级下层生存压力增大。据美国商务部经济统计局的数字，近些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多数中产阶级的家庭实际收入下降，其中收入居中的双亲四口之家的年收入1990年为67100美元，2000年为80800美元，2008年则下降到80600美元，而同期美国的医疗、大学四年制公立学校学费和住房价格分别上涨了325%、158%、150%，美国2009年约有400万人跌出中产阶级队伍，德国近十年中产阶级减少350万人。法国许多中产阶级产生“身份倒退”之感，他们无力购买同属中产阶级的父母居住地的房产，不得不置房于更便宜区域。美国典型中产阶级当今难以达到30年前其父辈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大都是负债过日。
3.穷人队伍增大，贫困化现象在多国凸显
受金融危机影响，许多国家穷人队伍扩大，且穷人越来越穷。当今美国、法国处于贫困线以下者分别达4000多万和800万，德国最低收入群体月均净收入从2000年的680欧元降到2008年的645欧元。日本在战后较长时期内，贫困人口都在不断地呈下降趋势，到1986年，其贫困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2%，而到2009年上升到16%，达2000多万。意大利在金融危机冲击下，2009年占全国人口大约13.6%的800万人面临贫困威胁，而其中有300万人则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中。印度经济近十几年快速发展，但贫困人口仍占总人口的34.4%，达3亿多人。埃及近些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不慢，但大多数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改善极为有限，目前仍有占40%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吉尔吉斯坦的数字则在人口的一半以上。实际上，近些年来，许多欠发达国家贫困人口近期均呈增多趋势，非洲每年都有至少数十万以上儿童饿死。
4.社会贫富分化趋于严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西方多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美国0.1%即30万人口的收入等于该国1.5亿中下层群体的收入[2]。据美国《财富》杂志2003年的排行榜揭示，排名在前一百位的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薪为3750万美元。[3]到本次金融危机前夕，这一数字还更大。欧洲、日本10%的最富群体收入为最穷群体的10倍左右。俄罗斯则达20倍，俄罗斯国内极富者富可敌国，而最贫穷者远低于苏联解体前的水平。泰国20%相对富裕阶层的收入是该国60%的中下层群体的2倍多。南非黑人内部的贫富分化近些年来也在不断扩大，20%的最富与最穷群体占黑人财富之比是58.9%比2.6%。更要看到，拉美一些国家的基尼系数近些年来则在0.5以上。世纪之交，巴西10%最高收入家庭占全国总收入的59%，而40%的低收入家庭只占总收入的5.6%，[4]其贫富差距可见一斑。在埃及，据称前总统穆巴拉克家族的资产至少有400亿美元，而本国多数民众的家庭财富在一万美元以下。
5.社会排斥现象日趋显性，社会宽容度弱化
多年来，许多国家包括妇女、儿童、长期失业者、流浪人员等在内的边缘和弱势群体越来越遭致本国主流社会的漠视和排斥，生存环境恶化。因经济形势恶化，西方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破产业主、无力偿还债务者等遭到强势集团和主流社会的歧视。欧洲国家排外情绪甚嚣尘上，新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伊斯兰信徒遭到主流社会及极端势力的排斥和歧视，包括美国、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多国都在收紧移民政策，制定更加严格的移民条款。俄罗斯近年来对在俄经商、居住的部分中国人也不时地采取一些“非正常”举动加以排挤或打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许多国家内部富裕地区对贫困地区的容忍度下降，富者越来越不愿资助穷者，双方对立情绪上升，意大利北方地区对南方地区就是如此，如意大利北方联盟甚至提出要“甩掉”南部这一包袱。就是在南非，一些新近富裕起来的黑人上层也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边缘群体表现出歧视和冷漠，不愿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施以援手。
二、世界性社会分化问题引发诸多严重社会后果
应当说，社会分化是一种危害很大的社会现象，对许多国家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种不良影响，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裂隙加大，不和谐因素凸显
不少国家的社会分化造成了国内不同群体特别是富人与穷人阶层之间、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的严重隔阂与利益冲突，导致社会不和谐气氛凸显。美国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富人阶层遭到中产阶级和下层群众的强烈义愤，成了“过街老鼠”，“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99%的人群对1%人群的严重不满情绪。埃及、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等国近年来接连出现弱势群体冲击商店、超市，打砸银行、抢劫货物等事件，发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墨西哥、巴西贫民窟不时发生针对主流社会的暴动和骚乱。在俄罗斯等多国，存在穷人对暴富群体的仇视心态以及富人对穷人的轻蔑行为。俄罗斯媒体披露，上世纪90年代，俄个别暴富者，甚至在狩猎场把无家可归者当作“猎物”来追击，社会影响非常恶劣。
2.国民心态出现重大变化，消极情绪蔓延
社会严重分化导致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民众的精神创伤与心理压力增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不安、焦虑、失落、迷茫、颓废甚至怨愤情绪不断上升，导致吸毒、自杀、犯罪现象凸显，邪教势力上升，日本自杀者连续多年突破3万。自杀在日本已经不是个人问题，这背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5]，社会分化应当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当今西方许多国家的中产阶级叹息“好日子一去不复返”的悲凉感弥漫整个社会，动摇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消解社会凝聚力。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多重影响，部分民众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恶化，进而对国家失去信心，对个人自身的发展前景看淡，社会不满情绪急剧上升。
3.助长了本国极端政治势力，导致各种民族主义泛滥
社会分化为西方及一些国家内部各种极端政治势力的崛起培育了有利土壤，像西欧多国极右翼势力提出反移民、反一体化、保就业、新爱国主义等口号，以此蛊惑人心，挑拨民众对社会现实不满，并成为选举中新崛起的黑马，冲击传统的主流政治力量，增大了一些国家政治的不稳定性。2011年7月挪威极右翼种族排外分子布雷维克策划爆炸案与枪击案，杀害数十名无辜民众，引起整个欧洲及世界的震惊和恐慌，成为极端势力制造社会不安的典型事件。在日本，极右翼势力也借民众对社会的不满，大肆进行民粹主义宣传，包括在对外政策上煽动对中国强硬的鼓噪，博得了部分民众的支持，给当政者构成一定压力。在以色列、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国内的极端政治势力近些年来都在乘机扩充势力，进行各种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宣传，甚至在国内外制造一些事端，引发国内其他民族或邻国的担忧。
4.社会动荡加剧，个别国家引发“街头革命”
随着社会分化的凸显，一些国家的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严重受损的阶层奋起反抗。去年底，突尼斯因一摆摊青年的自焚而引发了全国性的街头运动，埃及紧随其后，“阿拉伯之春”蔓延到中东北非地区多国，导致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强人政权相继垮台。西欧许多国家近年来爆发了接连不断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紧缩福利改革政策，希腊近两年爆发了1000多次不同形式的罢工和示威活动，葡萄牙仅是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国家，但竟然爆发了近300万人参加的全国性大罢工。法国罢工声势与影响也为多年少见。英国2011年8月的伦敦郊区骚乱以及年底爆发的200多万人参加的大罢工，都对其社会稳定敲响了警钟。美国自2011年9月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持续了数月，波及全国800多个城市。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多国也都发生了各种抗议运动，印度农民因失去土地掀起暴动，俄罗斯部分城市因政府物价上涨而爆发示威游行，南非爆发百万人的大罢工。这些应当说都是社会分化矛盾积聚的结果。
三、世界多国社会分化的深层原因与背景探析
应当说，近期以来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分化，并非一日而成，也不是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它是由一国的制度体制、方针政策和政治力量斗争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的盛行是导致社会分化的思想根源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影响西方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经济决策的意识形态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想。该思潮在经济理论的本意是：加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生产效率，调动劳资双方尤其是企业主的积极性，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但是，从里根———撒切尔在经济社会层面的实施过程看，以及在其他国家特别是拉美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演绎中来看，这一思潮在实践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基调已经演变为：“股东价值”决定论，资方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论，资本的作用远远大于劳动的作用;在经济动作中绝对崇尚“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决定一切，少干预乃至不干预市场运作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小政府、大社会”成了衡量是否有效的经济运作的重要标准。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的作用下，西方大多数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原来相对平衡的劳资关系被打破，劳方不仅在多数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而且成为其发展模式调整改革的主要对象，成了其现行既得利益受到侵蚀的最大受害方。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分化日益加剧，根源在于所在国原先一直坚守的社会公正的理念和思想动摇了，人们的思想分裂了，社会公正作为确保一国团结稳定的重要性在统治者的认知中下降了。
2.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发展使资本处于优势地位，“资攻劳守”加速社会分化
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推进，不仅使得资本可以不受限制地跨越国界自由流动，而且更是插上科技的翅膀，以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来追逐超额和高额利润，资本的逐利本性又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下尽情暴露。客观上讲，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确实使得资本运动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导致来自社会各方对资本的约束大大地减少了，尤其是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缺乏调控、各种规制不健全的缺陷，摆脱本国政府的干预和劳方的制约，加上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的国际因素，使得其政治道义感、社会责任感空前下降，甚至对社会、对劳方发起了战后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反攻”。因此，当今社会分化为何在多国加剧，就是因为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环境，不断甩掉自身的道义包袱，减轻对劳方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劳方在当今的现实环境下缺乏能够实质制约资本“出轨”的杠杆，社会分化由此凸显。
3.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导致普遍的贫困化
近二三十年来，世界多国的利益分配格局有利于富人，两极分化的根子在于分配体制失衡，收入调节功能下降或失效。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分配体制都是一种资本优于劳动、利润优于薪金的格局。在全球化的红利分享中，跨国公司、大资本集团的利润较前数倍乃至数十倍增长，而西方相当部分中下阶层其收入近20年来增长十分缓慢甚至负增长，且要承担的税赋更高、享受的福利更少，进而导致部分民众相对贫困，有的甚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许多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收入的增长远远跟不上企业利润和资本收益的增长，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外资工厂里，大多数工人只拿到略高于维持其简单再生产的极其低廉的工资，而外国资本家则获得前所未有的高额利润。西欧不少国家出于维系现行福利制度考量，确立了高税收制度，但在全球化资本和产业自由流动加快的环境下，跨国公司和资本集团纷纷把资本和实业流向低税制国家，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多数国家的传统福利制度难以维系。为减少企业外迁、资金外流，不少国家采取减税、取消遗产税等措施，但此举反让资本、企业集团和富人直接受益，中下层民众获益有限，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因此，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今多国的利益分配体制与格局的形成决定权在资方、在跨国公司，劳方并没有真正发言权，所在国的政府在相当程度上也只能看跨国资本的“脸色”，大都不敢“多事”。如果“多事”甚至难缠，结果多是企业搬迁、资本流失，就业岗位消失。
4.经济社会政策出现偏差或受强势集团左右
在当今许多国家，任何一项经济社会政策的出台，实际上都是阶级利益较量的结果，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结果。利益的争取要靠实力说话，强势集团往往不公平地获得更大的利益，其代价就是弱势群体利益受损。近几十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社会分化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策上的问题，多国在政策取向上都是倾向于强者。许多国家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多是考虑富人和强势集团利益，对中下层群体的利益保护明显缺失。瑞典总工会的领导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感慨：在70年代，瑞典政府每出台一项经济社会政策，都要把工会领导请到首相府，共同商讨后才能出台，而到90年代，瑞典总工会领导则是在政策已颁布后才获悉此项政策已经出台。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各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拯救大金融资本集团、大银行、大企业，为避免其垮台不惜重金施救，但对中小企业则很少顾及。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推出1.6万亿美元减税政策，主要受益者是资本集团、企业主和富人，中产阶级尤其是穷人得益甚少。印度人民党政府8年执政推行的经济社会政策主要使资本集团、企业主和城市中产阶级受益，广大农民阶层受惠极少。一些拉美、非洲国家未能找到实现经济社会转型道路，出现经济增长回落，居民收入提高缓慢，过度城市化的战略导致就业困难，贫富分化加剧，产生大批城市贫民，引发社会持续动荡。突尼斯的内陆地区为何长期得不到发展，就是因为本•阿里政权被沿海地区的强势利益集团所包围，决策者听不到来自内陆地区的声音。
5.失业现象长期而大量存在，当政者不能有效扭转
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失业及工作不稳定在许多国家日趋严重，是导致社会分化加剧不可忽视的原因。在全球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各国企业尤其是西方资本集团、跨国公司把降低劳动成本视为其追求超额利润的重要手段。在激烈的竞争中，它们大肆鼓吹劳动市场自由化、灵活化，呼吁为劳动政策“松绑”，以尽可能压低劳动成本，即便雇工也更多的是招聘非全日制的临时工、合同工，导致失业队伍不断扩大和就业不稳定性增加。日本就是一个典型，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雇员工作相当稳定，基本都是实行终身雇佣制，而如今日本企业也大肆仿效美国，大量雇用短工、临时工、合同工，失业队伍也不断扩大。同时，跨国资本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加速把资金、企业向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西方许多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在制造业中的工人失业现象走向长期化、普遍化。而且，当今多数国家政府迫于资方压力，不是全力配合资方就是无所作为，使得失业问题成为社会分化的重要源头和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因素。
6.部分劳动者自身难以适应形势变化而被社会淘汰
社会分化现象的出现和扩大化，除了上述外在原因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部分民众自身的主观原因，如教育培训欠缺，使部分劳动者素质低下，难以适应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在淘汰大量传统工作岗位的同时，又创造了许多顺应生产和工作要求的新兴岗位。但由于不少国家培训体制与工作脱节，传统劳动体制、福利体制客观上导致部分民众的学习、创新动力不足，技能更新的愿望不强，尤其是长期在一线工作的蓝领工人在产业转移背景下，很难顺利实现技能的迅速转型，积聚了大量的长期失业者，这在西欧国家尤其突出。另外，由于教育体制的弊端，能力培养的不足，不少国家大学生一毕业就找不上工作。他们难以适应全球化的快节奏和新形势，无力自主生存，逐渐游离于主流社会，少数甚至沦落成反体制力量。在印度、非洲多国，大量儿童的失学最终积聚成数量庞大的文盲群体，他们更难以适应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岗位要求，始终在社会的边缘挣扎。当然，部分劳动者的素质、能力和精神状态固然成为其滑向社会边缘的重要因素，但本国政府在此方面长期没有积极作为也是加剧这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境遇雪上加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已看到这一问题，有的已在体制、机制上进行调整和改革，尽力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实现自立。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社会分化的经验教训，对于正处在改革开放关键时期和经济社会转型重要阶段的中国来讲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迪意义。它至少告诉我们：要加大反贫困力度，大力促进就业，扩大对弱势群体利益保护;要制定有利于社会公平的经济社会政策，确立相对合理的利益分配与调节机制，稳住中产阶层;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缩小数字鸿沟，要减缓和克服社会分化，教育是根本;要加强对社会思潮和舆论的引导，努力营造宽容、互助、向上的社会风气。
注释：
[1]景鹏娟.印度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J].商业文化(学术版)，2009(11).
[2]宋小川.论当前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两极分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6).
[3]谈光华、王会鹏.论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变迁及发生机制[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0(4).
[4]苏振兴.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J].拉丁美洲研究， 2005(1).
[5]殷润兰.从自杀现象审视日本民族特性[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66期，摘自2012年第1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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