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抛弃福利国家
来源：《文化纵横》2012年第二期 ：萨松
[原编者按]关于欧洲危机的讨论，《文化纵横》杂志虽已登载过一组封面文章，但由于危机依旧在蔓延，目前为止还没有恢复的迹象，所以仍值得关注。另一方面，一直以来的讨论，都缺乏深入欧洲内部的视角，为此，我们特组织这三篇文章，来推动这一讨论的深化。福利国家被看成是此次危机的主要罪魁之一。但在英国欧洲史学家萨松看来，这一政策恰恰是欧洲有别于美国的自立之基。与他不同，在另一位欧洲问题专家托雷夫兰卡看来，欧洲的分裂已是板上钉钉之事，并给出五大理由，言之凿凿。要把从古罗马以来就四分五裂的欧洲重新抟聚在一起，并非易事，托雷夫兰卡以一位“局内人”的目光，让我们再一次深入了解这一问题的复杂程度。在英国骚乱几个月之后，吴敖祺做了一个有力度的剖析。他深入浅出的叙述，带领我们看到挣扎在各种临界线上的英国及其民众。但的旨归，还是在中国。实际上，欧洲是否能走出危机，它的衰落或复兴，都将关系到世界格局的分化与重组，这与中国在东方的崛起恰恰形成映照。这也正是我们一再关注它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
欧洲福利制度的诞生，是与其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紧密关联的。这并不令人奇怪。在 19世纪，充满活力和信心的资本主义广受欢迎。即使那些叫嚣着预言资本主义必将垮台的反对者们，最终还是拜倒在资本主义的红裙之下，不得不放下意识形态的武器。但是从 20世纪 30年代的那场经济大危机到今天，资本主义却成为所有人都想拯救的对象，同时又很害怕它衰落，因为没有人能预言它的后果。
1950 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间，资本主义的反对者比拥护者赢得更多支持。即使在繁荣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引起了很大的焦虑;除了那些被折磨的工人和受威胁的农民外，中产阶级也许更害怕：工人被煽动罢工、经济不确定、社会地位骤变、霍乱和天花，以及令其闻风丧胆的穷人。
从历史角度来说，资本主义的反对者描绘了资本主义的局限和止境，在勉强接受这宿命且丧气的资本主义的同时，一直在寻求其他的可能性。与此相反，真正的资本主义拥护者则一直努力破除所有法律和政治的障碍，以便让自由市场中的竞争和个体经济能够充分发展。但是他们也明白，如果放任资本主义发展的话，那么至少在短时期内，会产生许多受害者，从而会培育反对者，给自己添麻烦。
与此同时，迅速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渐渐发现，一味抵抗并不能持续很久。与其等待资本主义垮台，还不如去推进改革。当然改革的结果是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容易忍受。
于是，一个利益集团，尽管还不正式，在一些落后国家出现了，野心勃勃地想赶超英国。这些人如今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但是由于第一次全球化(紧随 1873年大危机的世界贸易扩大化)后，国家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改善人民生活，变成共识。所以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很清楚他们处在社会对抗的边缘。即使是 1880年代以前的俄罗斯帝国，发展工业已经在统治精英中成为广泛共识，但还是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来限定最长工作时间，以控制资本主义的恶性扩张。
一、福利政策与社会主义精神
欧洲福利政策(还有民主化和民族主义)也是在欧洲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很显然，如果国家不制定一些拥有社会基础的政策，那怎么来确保不同阶级人群能够都热爱这个国家呢?主要有： 1.对工人阶级的再生产费用进行社会化的平摊(例如养老金、国民保险和医疗体系)。 2.改善工作状况(健康与安全，以及限制工作时长)。 3.允许工人们成立自己的组织(行业联盟)以保护自己的权利。
最初，欧洲福利政策是非社会主义者引进来的，很多时候是因为那些工人阶级政党或行业联盟的施压。第二共产国际在 1889年通过的首部纲领以及 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埃尔福特纲领》中都提倡宪法、政治权利、法律援助、免费医疗救助、免费丧葬、免费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在各个层面的改革。
早在 1880年代，俾斯麦就已经在德国为工人们引进了强制性的健康、意外事故、老年人和伤残保险制度。 1920年，把保险对象扩展至白领工人， 1927年又增加了失业保险制度。
在 20世纪 30年代的挪威和瑞典，农民和工人政党之间的妥协帮助少数党的工人政府崛起，并且推行了社会福利法案、失业保险、养老金制度、工人最低工资，以及补贴给农民和渔民的物价补贴。瑞典在 1933~1938年间，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引进了增加就业的政策、针对大家庭的房屋补贴政策、增加养老金、几乎全面覆盖的生育补贴、带薪假期以及针对新婚夫妻的国家贷款资助。
19 世纪，英国保守党政府针对民众失业以及使用童工的状况，已经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但最终是自由党政府在 1904~1914年间把英国构建为一个福利国家。其中，在 1908年，针对 70岁以上的较低收入者，政府给予了适当的养老金补贴。在 1912年，政府还实现了一部分免费医疗救助，并且在 1914年推行了强制性的校园免费餐。此外， 1911年国民保险制度还为低收入者、失业者提供了病假工资和免费医疗。这些费用由雇主、雇员和政府共同出资完成。
以下是各种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大致类型。 (见表 1)
福利政策在二战之后得到稳固。 20世纪 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以及苏联对纳粹的抵抗，导致了西欧左翼势力渐增。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冷战爆发，促使西欧的福利政策进一步稳固。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在战后到处不得人心。那些年可以说是“纯粹”资本主义思想跌入最低谷的时期。每个人都热衷于让政府进行干预和结构性改革。没人愿意回到 30年代的那场经济大危机当中去。大家都在努力为左翼寻求支持。因此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主义领导人阿尔契德·加斯贝利在 1944年 7月 23日的演讲中提到卡尔·马克思和耶稣都拥有平等和世界大同的思想，都是“赎罪的真实典型”。
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在 1947年的《阿伦纲领》中声明：“确立德国经济的新结构，必须首先明确那个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然结束。”即使是在 1949年的《杜塞尔多夫纲领》中，仍旧非常清晰直白地在篇首就阐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德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是非常不公正的。”
那些支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发展的人群，则主要聚集在自由党的旗帜之下，一直受到各地选民的严厉压制。在 1945~1950年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完全的亲资本主义自由党成为政府中的多数派。无论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基督徒还是传统的保守党派，时代潮流都倾向于社会改革。欧洲各地的左翼政党看起来都是最适合推行社会改革的，他们会向特权阶级斗争，促使这些社会改革成为优先处理的国家事务，并且比其他任何党派都会花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寻求解决方案。在英国，选民们的选票说明了，他们相信工党是推行福利政策改革的。
英国，正是二战后最直接、最重要、最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福利改革的发生地。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赢得战争为福利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境，它的环境比那些战败国(例如德国和意大利)或者是战争中被侵略占据的国家(例如法国)都要更好一些。此外还有其他原因：工党彻底的选举胜利，使得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占有议会的绝大多数席位。无论如何，在 1945~1950年期间，社会压力给予了福利体系构建一种巨大的推动力，即使当时换成是一个保守党组建的政府可能也会推行一些福利政策。事实上，英国保守党已经被当时流行的《威廉·贝弗里奇报告》(一份关于如何建立英国福利国家的蓝图)所刺痛，再加上在二战后的递补选举中落败，它也已经准备采取适当的措施去进行社会改革。
福利国家也可以看作是为了满足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尤其是对其私营经济部分，因为资本主义自身无法提供以下条件来促进再生产：
· 拥有一群思想上没有敌意的劳动力，而且不必为他们提供工资以外的健康保险和养老金。
· 一套高效的交通体系、教育设施，以及低价供应的重要物资，诸如煤、电等。
由此看来，福利国家不仅改善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同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也稳固了资本主义体系。这其中还有一个自社会主义运动开展以来就存在的无法避免的困境：成功逼迫资本主义对自身制度进行改革、改善人民的境遇，是否也算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稳固和合法化?这种短期内的制度改良是否会反而使资本主义的寿命得以延长?
1946 年的英国《国民保险法案》和 1948年实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所共同遵守的普享原则，本来是英国的独特之处，但后来也被北欧诸福利国家普遍采用。 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案》意味着福利政策是公民权利的体现，而且将用国民税收统筹支付。在法案的第 309段中，有这样一句话来说明福利政策是全面覆盖的：“保险计划将覆盖全民，无论其收入多少。”这成为工党福利政策和英国建设福利国家的长期奠基石，得到了各党派的支持，并且把市场和福利供给隔离开来，互不影响。二战后的数年，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政策主要在英国实施。英国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福利国家。
这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偏见的问题。二战后欧洲被迫引进实施福利系统，其背后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已无法实施美国的高工资体系。在 1945~1950年间，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被迫实施可以控制工资水平的政策，即使某些吸收了社会主义者的政府也是如此。福利政策可以确保本国企业家利用低工资水平和国际同行竞争。这些福利国家可以使工业的两个主要阶级达成一种政治妥协，从而避免长期深陷矛盾斗争。
那么这种普享性的福利政策是否有社会主义性质呢?如果社会主义是一种状态——一种“目标状态”，这种状态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社会秩序的全面构造，那么福利政策的普享性并不算是社会主义精神，因为它是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系统共存的，甚至还可以更加稳固资本主义系统。但如果说社会主义指的是民众间的社会关系，那么普享性的福利国家是通过向全民(无论其收入多少)提供服务或商品，这其中体现了与资本主义精神共存的一点点社会主义精神。
二、当前的危机及欧盟问题
《威廉·贝弗里奇报告》尽管是一种很大程度上良化的形式，但仍是英国建设能解决失业、伤病和老年人问题的福利国家之基础。这是建立在统一比例缴纳保险费的基础上的。每个人在工作的时候都上缴相同数量的保险费并获得相同的福利收益。这种统一比例的缴费方式在 20世纪 60年代被弃用，然后改为沿用至今的一种收费原则：对最低规定额度以上的收入进行有比例地征收保险费用。大部分开销都用于养老保险，此外还要对守寡者、残疾人士、失业者以及生育孩子的母亲们给予经济支持。
英国的养老金占国民保险费用的 80%还要多，但仅仅是英国 GDP的 5%。尽管英国国内一直对养老金的危机都有异议，但是相比较而言，其他诸如荷兰、西班牙、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养老金问题更大，因为这些国家中用于养老金的公共支出还要更多。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养老金的公共支出至少是英国的两倍。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况还会更加严重。到 2050年，欧盟国家不再是 1个老年人对应 4个在职工，而是只对应 2个。老龄化问题有以下四个原因：欧盟国家当前的低出生率;战后婴儿潮时期的人口都进入老龄化的阶段;人口寿命将继续延长;涌入的移民无法补偿人口低出生率和日益延长的人口寿命。
有五种解决方法来应对上述问题： 1.增加移民比例，但是需要应对日益强烈的反移民者。 2.增加税收，但是鲜有政党可以处理好这样的社会改革。 3.提高女性就业者的比重。女性就业者数量可以增加，但是可能会在 2018年减少。因为如果女性出去工作，就不能留在家里照顾老人……所以国家可能会比以前支付更多。 4.制止提前退休的趋势。这是很多国家都在采取的措施，但是仍旧难以执行。 5.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出。在目前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没有什么国家可以做到(因为如果对产出不加以监控，又会严重威胁到环境)。
综上，这些措施能否发挥作用，还在未定之天。这就使得我们在谈论欧洲时，似乎不可能不提及“危机”一词。有些人唯恐复杂混乱的局面会持续下去，因为他们梦想一个联邦制的欧洲，一个忘记各自历史差别的欧洲，一个欧洲人可以发现或者重新发现共同身份的欧洲。而其他人非常害怕欧洲成为集权制，害怕几个国家被迫绑在一起，害怕让所谓的“外国人”来干预自己的事务，因此反而乐于见到欧洲的持续混乱。
参与欧洲选举投票的人在数量上而言是很少数的。欧盟对他们而言似乎是一个无关的枝节问题，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一种妨碍。也许欧盟不能赢得这么多人的心也不足以为奇：欧盟想成为政治生活强有力的控制者，还需要拥有比现在更大的力量。但是如果想要获得更大的力量，它又必须得到欧洲人民的支持，需要赢得人心。这是欧盟发现自身存在的一种恶性循环——一个主要的僵局所在。
但是欧盟最严重的失败就在我们眼前：在国际事务方面尤其是当今世界范围的经济萎缩情况下，无法用同一个声音去诉求。令人感到诡异的是，即使欧盟当前危机重重，在这六年之中，它的成员国依然在增长——从 6个变成 27个。它这样的组织仍有许多其他国家想要加入，目前土耳其、马其顿共和国和克罗地亚就想要申请加入。此外，也没有成员国着急离开。如此可见，它所带来的收益肯定超过其支出。
首先，“欧洲”(欧盟)被看成是一个让德国和法国和平相处的机会。这仍然被看成是欧盟的最大贡献，尽管我会思考如果没有欧盟这两国是否就会发生战争。
其次，“欧洲”成为一个经济区，一个共同市场。一个共同身份就此确立。身在欧盟就意味着身在经济繁荣的一边。这是一种让人觉得欧盟在“有效工作”的幻觉。这就是说服英国留在欧盟的原因。丹麦人和爱尔兰人紧随英国人。然后希腊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加入了，因为欧盟意味着民主和进步。同样因为类似的原因，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加入了。
想要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盟” ，并不是那么让人热衷，尽管这一点是在《欧盟宪法条约》篇首就已提出。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身在欧盟所能获得的利益，但是很少有人会希望欧盟各国进一步联合，而更少人会觉得欧盟能清晰界定他们的共同身份。
虽然很多欧洲人并不渴望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盟”，但是他们都希望有一种可以联合欧洲的“社会”因素，即福利国家因素。这并不足以为奇，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获得更少的养老金、更昂贵的医疗费用、更长的工作时间，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更长工作时间又作为一种“自由”和“权利”被贩卖给英国人民。今天支持社会福利的欧洲人，昨天还在庆祝无限制的自由市场，显示出对自我调控能力的动人信念。包括撒切尔夫人在内，没有谁是以废除福利国家的政策来参加竞选的。他们以削减税收为竞争口号，但又无法应对“获得越少，支出也越少”的数学规律，最终只能终止减税政策。
直到最近，欧洲一体化的强烈思潮是“市场化”欧洲而不是“社会化”欧洲。消极的一体化行为，即废除那些阻挠欧洲内部竞争的障碍，曾经一直都被视为比那种制定共同政策的“积极的一体化”更加重要。事实上所有保守党和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左翼政党诠释的主要任务，就是认为主要阻碍欧洲发展的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阻滞、过度的社会福利保障，而一定程度的违反常规和私有化将会确保经济增长、稳定和更多的国民就业机会。正如乔治·阿克洛夫( George A. Akerlof，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罗伯特·希勒( Robert J. Shiller，耶鲁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在他们 2009年出版的《动物精神：人类心理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为何与全球经济紧密相关》一书中所说的，经济行为的法则是如何从经济学家那里传送到智囊团、政治精英以及公共知识分子，最后抵达至大众媒体。这已成为一种政治颂歌：“我是自由市场的信仰者。”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在以前从未成为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主流思想：没有在充斥着保守主义和政府全方位干预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为主流，在 19世纪末也没有。甚至在 19世纪 80年代那所谓的曼彻斯特自由派已失去影响力的英国，也没有。
只有在 20世纪 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才变成了新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诉求，这种全球化与 1890~1910年时期的全球化截然不同，而是有系统地绕过了民族国家。
市场化的胜利不仅仅体现在那些自身市场已经充分发展的地方(西方国家)，还出现在了一些很少有人会期待胜利的地方。如越南、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国，全球性的自由市场已经让这些国家大大受益。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还是在没有出现可靠替代者的时间段里发生了。老一套凯恩斯体系是建立在一个远离全球化时代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是在政府确实可以控制国家经济的前提之下。这已经不复可能。政府都在努力保护自己的人民不受全球化的影响。目前已有(或者将来会有)一些人试图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管理体系，但是只有那些最乐观的人才会深信这样的一个全球性政府是有可能建立的。有人认为霸权主义会重组全球经济，就如同当年美国在 30年里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来重组西方的经济，这几乎就是一种空想。
目前美国依然拥有强有力的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但是它已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威信去做冷战期间它为欧洲国家所做的事。这是当年小布什没有领会到的，但奥巴马已然非常明白。
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贸易联盟，不可能成为一个新霸主。它更是无法规划一个通用的经济计划、税收政策、福利政策、法律和治安条例、安全保障政策以及外交政策。
目前的经济危机为欧洲提供了反思的机会，反思如何才能构建欧洲身份认同。尽管身份认同经常被视为积极的希望，但我们仍应警惕其构成的基础。对欧洲共同的身份认同，意味着要背负过去那些有关优越性和种族偏见所带来的耻辱;而且它还透露出一种气息，这种气息被法国人称之为“文明的使命”，也被英国人称之为“白种人的责任”。从历史角度来看，欧洲并不仅仅是一个发表《人权宣言》的地域，它也曾是执行过殖民政策、参与过奴隶贸易、出现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集中营的地域。那么对欧洲人而言，现在谁才是“他者”呢?在 2002年，新保守主义评论员罗伯特·卡根，在他的《天堂与实力 :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一书中，提出了欧洲人的一个新的“文明的使命”，即相比较美国式的强健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欧洲人需要用更多“间接”的外交方式来解决冲突、构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考虑到作为一个积极模范的美国的实力，它所提供(还将持续提供)的有关现代化的所有形象如此久远而深入人心，如果我们不把欧洲和美国清晰地划界区分，就很难想象出一个强有力的欧洲共同身份。我并不是指反美国主义是发展欧洲共同身份的所必需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在当前这个互相依存的世界里，反美国主义无论如何都没有用途和意义。但是一个国家只有不执行霸权主义，才可能有所改变。而身为霸权国家的美国，所付出的代价就是集正反面典范于一身。
但是一个非美国式的欧洲统一身份，其实现基础又将是什么?
这基础绝不可能是军事力量。欧洲的军事力量与之相差巨大，欧洲人不需要为此白耗力气。只要根据 2006年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就可以说明世界军费在 1996~2005年这十年间增加了 34%，而美国占其中的 80%，并在全球军费开支中占据了大约一半( 48%)。英国、法国、日本和中国则各自大约占据了 4%~5%。这其中体现出来的军事力量不均衡是显而易见的。欧洲被迫保持一种和平状态，因为自身无法为好战的行为买单。
这还不仅仅是军事的问题。同时在一些与军事相关联的事务上，美国和欧洲国家同样存在巨大差异。在面对政治分歧的时候，欧洲更倾向于多边政治谈判而非军事干预——这并不是因为欧洲人更加友好，而是因为军事力量薄弱。正如一位英国外交政策官员所引用的一句名言：“如果你有一把锤子，所有问题都会变成小钉子。”
欧洲共同身份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福利国家。但是只有在全民充分就业的情况下，福利国家才能最好地发展。如果一个国家的失业率很低，那么它的课税标准也会很低(因为失业者是无法交税的)，这样就很难为福利国家征收足够的保险费用。而且失业问题还会增加社会问题(包括犯罪和毒瘾)、减少人均寿命以及增加疾病风险，换言之就是增加福利国家的负担。低就业率的解决之道就是经济增长，但是西方国家又很难达到。此外也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来支持福利国家，但是这又会更加影响经济增长，而且也不受人欢迎，最后可能会导致政党的更迭。表 2是几个发达国家渐增的债务数据图。在欧洲，多数这样的债务借款会用于养老金以及日渐高昂的国民医疗费用。在美国，私人债务则多用于维持一定的个人消费水平(多用于住房)，公共债务则主要用于特别昂贵的老年医保和伤残医疗补助、可怕的军事装备及突发性危机。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欧洲的“社会性”，与其他两类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即美国和日本，相对而言拥有很发达的贸易联盟和社会民主政党，但实力与野心都有所下降或消失)有所区别。市场化的欧洲也许身处危机之中，但依然是一个社会福利的欧洲。此外，这也得益于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单一民族国家，是目前为止共同身份认同的主要根源。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曾在 1998年 3月的《世界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新自由主义的本质》，里面提到新自由主义极其强烈的象征力量。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原则，更是一个系统化解构集体主义的策略，使得消费可以逐步个人化。经济状况随之可以从社会特征中剥离出来。以最纯洁面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把自己打扮成为唯一的理性法则，而与此同时那些社会特征(贸易联盟、政党、民族、家庭等特征)则似乎变成了发展经济的阻碍。
面对当前的危机，我们应该严格质疑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流行，因为这个“主犯”已经过度削弱了对财政部门的管控。反而却逼迫欧洲各国去限制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福利。当经济增长乏力时，这就是一个危险的政策，因为它取消了欧洲人的社会保障。一段时期内社会高度稳定，将一定是欧洲各国在未来十年内的主要特征。
(单位：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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