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塔•哈内克 魏文编译
《科学与社会》杂志在2012年4月特别号将用于现在争论的关于社会主义中心问题的讨论。哈内克和另外5名来自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应出版者的邀请参与了这次讨论。
出版者提出的问题是：1，为什么今天谈社会主义?2，生产的社会主义组织的主要特点;3，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刺激和觉悟的水平;4，社会主义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5，在社会主义参与制计划的中心问题。
一，为什么谈21世纪的社会主义
一种远离苏联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垮台以后，社会主义这个词过去和现在都有严重的负面的负担。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消失之后，拉丁美洲和世界左翼的知识界感到困惑。我们知道的对社会主义的东西比我们想要的东西更多。我们曾谴责缺乏民主，专制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的中心计划，不尊重分歧，试图平均的集体主义，将重心放在生产力的进步上而不注意需要保护自然的生产主义，教条主义，企图强加无神论，迫害信徒，为了领导过渡的进程只需要一个党。
但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消失的同一时期，在拉丁美洲开始出现民主的和参与本国治理的实践，展现一种对资本主义而选择的我们想要建设的社会。不仅是展现新的社会，而且在实践中表明能够以透明的、不腐败的、民主的和参与的管理，这在我们的一些国家左派通过选举得到政府准备了政治条件。
这些光芒开始照耀我们的次大陆，并由于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失败以及近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而得到加强。一种面对资本主义而选择的社会主义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如何称呼它?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有勇气将这个面对资本主义而选择的社会主义称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恢复了永远有效的价值：“爱、团结、男女平等”，并添加了形容词“21世纪”，以便将新的社会主义区别于20世纪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错误和偏离。但是必须注意到35年前70年代初在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人民团结联合左派的支持下取得的胜利已经开始了世界上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第一次经历。虽然3年以后他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了，却留下了他的教训。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从那次失败中学到了某些东西，那就是如果想以和平的方式过渡到这个目标，必须重新思考到那时在世界上已经实施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因此必须制定另一个更加符合智利现实的计划，以和平的方式实施计划。看来这就是阿连德在使用他的民俗理论时想让人们直觉了解的东西，被比喻为“有葡萄酒和香槟的社会主义”，旨在在建设一个民主的扎根于民族的-民众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认为智利的经验应当作为第一个实践经验去考虑，它企图远离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过渡到今天我们所说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人的全面发展。米歇尔•莱波维次说过，21世纪的社会主义具有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人的发展通过革命的实践(改善环境，人的自我改造)去实现。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未来的社会有助于人的所有的潜力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造成的分裂的人类将被全面发展的人类所代替。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稿中说的，“组织让每个成员能够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发展和利用他的潜力，因此不改变这个社会的本质”。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最后版本中，这个新的社会作为一种联合体出现，“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因此，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不能由一个政府和一个启发性的先锋队的决定而出现。不能从上面以法令去实现。它是一个靠人建设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在改造环境的时候也改造自己。它不是一种赠予，是一种征服。
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产科医生。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在拉美本世纪首先出现这种选择性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形势可以以某种方式与20世纪初革命前的俄罗斯的情况比较。那时候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它的恐怖就是我们面对的新自由主义和它的恐怖：贫困和饥饿的扩散，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自然受到破坏，我们的主权越来越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说已经够了，首先行动起来抵抗，然后走向攻势，使提出反对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总统候选人获利胜利。这些拉丁美洲的政治领导人经历了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经历的同样的抉择：或是采用资本主义的措施以便试图拯救他们的国家向前进，这可能意味着让人民遭受更多的痛苦，或是面对资本主义开始建设一个选择性的社会，也就是说，走向另一种模式，使他们的人民成为新社会主要的建设者。换句话说，面对新自由主义模式明显的失败(已经表明它不能解决拉丁美洲人民的问题)，出现下列抉择：或重建资本主义的模式，即有明显变化的新自由主义，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但是仍由资本主义的逻辑推行，或是向建设一个选择性的计划前进。
使人进退两难的是仅是夺取政府如何通过这个政府向社会主义前进。正如玻利维亚副总统阿尔瓦罗•里内拉说的，没有经济的和文化的条件作为前进的基础。这曾经是1917年向列宁提出的进退两难，今天向我们许多现在的统治者提出来了，严重的问题是在我们的情况下没有取得国家的权力。在我们的国家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物质和文化的条件很弱，而且也没有更重要的和至今公认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不拥有国家的一切权力，只有国家的一小部分权力。我们知道国家的权力不限于行政的权力，而且也包括立法的和司法的权力，武装力量和政府的地方机构(州和市政府)和其他的机构。因此取得政府和拥有国家的一切权力不是一回事。这是在智利左派的某些阶层所犯的错误之一。当时说政府应当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没有注意到当时存在的力量对比，好像是阿连德赢得选举时就是做到拥有了国家的所有权力。
我认为取得国家的权力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做到拥有武装力量，或如同有人称之为“暴力的垄断”。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认为，在智利阿连德推动的进程与玻利瓦尔革命进程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一种没有武装的和平过渡，委内瑞拉的进程是一种和平过渡，但是有武装，不是因为人民武装起来，而是因为武装部队的绝大多数支持进程。
一方面，我们应当考虑到我们的政府继承了一个国家机器，它的特点是具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功能，但是不是为了走向一个人道主义的和团结的社会; 走向一个把人放到它的发展的中心的社会，而是也如同变革的重大角色一样走向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实践表明与激进左派的某些阶层的教条主义的理论相反，一个革命的政府能够利用这个国家，将其履行成为一个在建设新社会中的工具，推动一个导致逐步取得国家的一切权力的进程。
但是，我们应当说明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局限于利用继承的国家，革命的政府需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建设新的机构的基础，建设新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创造民众成为主角的空间，为民众的阶层从最简单的水平到最复杂的水平行使权力，这样将创造一个从下层建设的新的国家，或是一个取代旧的国家的国家：正如恩格斯在事情的管理中说的，对人的统治将被取代。
那么，当我们还远离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叫社会主义者?我们这样称呼那些决定走上长期的和艰难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政府，它们已经开始实施旨在走向这个目标的措施。
二，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的主要特点
我们将指出21世纪的社会主义提出的生产组织的某些特点。首先它把人放在中心的位置，由一种人道主义的和团结的逻辑支配，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获取利润。其次，尊重自然，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我们的目标不应当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好。第三，建立一种新的辩证法：生产—分配—消费，其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由劳动者组织社会的生产，旨在满足居民的需要。第四，由一种尊重自然和寻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的观念指导。第五，更合理地利用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一个参与制的分权的计划，它与苏联官僚主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是对立的。
下面再做一些具体分析。我们的辩证法：生产—分配—消费。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如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知道社会产品的分配方式取决于在这个社会里生产资料所处的分配方式。为了让社会的财富能够满足国家所有的居民的需要，重要的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不被少数人独占和用来为他们自己牟利，而应当是社会的集体所有制。但是社会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不是同一回事，尽管21世纪的社会主义倾向于认同国家所有制，尽管列宁坚持将国家化与社会化区分开来。国家正式代表集体，但是为了让集体实际上占有生产资料(工厂、矿山、土地、服务)，所需要的比一个简单的没收资本家的法律行动和将这些生产资料交到国家的手里要多得多。
在苏联以及跟随它的榜样的国家，不是一种劳动者对生产进程的实际占有，而是将生产资料简单地国有化。这些生产资料不再为少数人所有，以便成为自然的国家的所有制。但是，生产进程本身发生的变化很少。在大工厂里工人继续是机器的又一个螺丝钉面已，在他们的工作中心很少或没有参与做出决定。说不好听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保留生产的等级制组织，经理有一种“专断的”权力，命令从上往下传达。可是我们不应当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当大部分多余的产品不是落入私人(领导人、经理)的手中，而是落入国家的手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和为了解决社会紧迫的需要。
由劳动者组织的生产。国家成为生产资料合法的所有者，为了谈到社会所有制，需要劳动者占有生产的进程，他们参与组织这一进程，不是感到自己是机器上的又一个螺丝钉，而是感到能够贡献他们的思想和通过实践取得的知识，可以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在工作时作为社会的人将实现他们全面的发展。
有趣的是在阿连德时期的智利，他们提出的劳动者参加国家的企业的管理的目标之一是“人格的全面发展”，让劳动者与任何公民有同样的权利，“在他们工作的企业内部不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这是不可思议的”。
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不能允许保持使劳动者神经错乱的不可触碰的劳工进程，不能保留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分离。工作的人必须了解整个生产进程，必须能够控制这个进程，能够发表意见和对生产计划与年度预算做出决定，对分配包含他对国家贡献中多余产品的分配做出决定。
列宁认为大工业要求存在“一种严格的和绝对的意愿的团结”，以便领导“数百人、数千人和数万人的共同劳动”，党的任务应当在于“指导”群众，“帮助他们协调在公共的会议上讨论劳动的条件，无条件地服从苏联领导人的意愿，在劳动期间他是独裁者”，坚持应当学会在公众的会议上将民主与“工作期间铁的纪律”结合在一起。
我们能够更好地确定社会所有制，它作为那种属于对他们拥有的事情做出决定而受到影响的团体的所有制，其比例符合受影响的程度。它与“赌金保管者”的观念有相当多的共同点。遵循它支持的救济原则，至少在理论上，在欧洲共同体多层次的政府的结构中，关于普遍性的程度和做出决定的范围社会的所有者是不同的。在普遍的最高层做出的决定搀杂着更多的占有，将影响到更大比例的人和在最低层实现的利益。在每个层次，社会的所有者需要在他们之间进行谈判，以便对他们拥有的东西的使用达成一项协议，使这些东西满足集体的利益，这由他们自己确定。
但是，我们能够说劳动者已经准备好积极参与操控企业吗?除了例外的情况，他们没有准备好，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兴趣与劳动者共享关于操控企业的更有技术性的知识，不仅是有关生产的方面，而且在有关企业的贸易与资金方面。将这些知识集中在经理的手里是允许资本剥削劳动者的机制之一。因此，为了在自我管理或共同管理的进程中取得进展，应当迈出的最初的步骤之一是允许劳动者占有这些知识，为了能够运用这些知识，他们应当在实践中开始进行管理，同时应当在企业的管理和行政事务的技术方面进行培训。
满足公共的需要。如果生产资料是社会所有制，它意味着是所有人的所有制，所生产的产品应当符合人们的需要，剩余的产品不能被那个小的特别的工人团体占有，而是应当与地方的或全国的社会共享。但是，谁决定这些需要呢?应当是确定需要的人们自己，通过一个参与性的计划的进程将其放在优先地位。
一个新的效率的观念尊重自然和寻求人的全面发展。21世纪的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新的效率的观念。不能继续用资本主义的生产率来衡量效率，在资本主义如果做到生产剩余价值，才是生产性的：生产率以在一定的时期产品的数量来衡量，这是否符合人们的需要，是否破坏自然则无关紧要。在智利南部，日本跨国公司的效率以在一定的时间内砍伐树木得到的木材数量来衡量。这种衡量不考虑对智利森林的破坏，不考虑它对气候变化将带来的后果。
在社会主义效率必须考虑两件事情:首先，一个企业如果在生产时不破坏人类的前途，不破坏自然，才是有效率的; 第二，一般没有注意到的是一个企业生产的双重性。表面上它在将原料变成产品时，只生产商品或服务，但不是这样，在生产的进程中还有另外的变革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劳动者本身：男人和女人在劳动时，也就是在将原料变成产品时自身也在发展，或者说畸形发展(伤残)。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主义一个企业除了物质上的生产，它还允许劳动者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相结合，参与他们的企业的管理，它才是有效率的企业。但是为了使这种参与成为现实，而不是形式上的，需要劳动者理解他们参与的生产进程。
人文发展的投资也是生产性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应当考虑将对劳动者的发展的投资看作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培训不应当认为是与劳动日分离的某种东西，相反，整个劳动日里将一定的时间用于劳动者的培训，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因而这意味着对一个社会主义方向的钢铁企业的效率与一个资本主义的钢铁企业的效率不能用同样的参数去衡量，前者决定每个工作日用两个小时培训劳动者，包括他们的技术能力和企业管理的培训; 后者将整个劳动日用于生产产品。如果效率只用产品的数量来衡量，资本主义的企业就可能获胜，尽管这还要看，因为已经证实当劳动者对他们进行的劳工活动的意义更有觉悟时，就会对劳动有更大的动力，这积极地反映在他们的生产率的提高。相反，如果我们衡量效率不仅看劳动生产率，而且也看对自然的尊重和劳动者的人文发展，无疑，一个自我管理或共同管理的社会主义企业比一个资本主义的企业有优越性。
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刺激和觉悟水平
苏联的制度没有做到鼓励劳动者。如何做到让劳动者有兴趣、有质量和效率地生产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制度失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苏联垮台以前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他在古巴人民政权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社会主义还没有能够找到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的鞭子以鼓励生产。人们以为找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解决办法是使用资本主义掉了牙的武器：回到家庭的和个人的刺激，与此同时并鼓励私人所有制。但是，个人的或家庭的私人所有制是能够刺激劳动者的唯一杠杆吗?
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的感觉似乎是为了决定劳动者面对他们的工作可能有的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什么当时的口号 “工厂是工人的!”和“土地是农民的!”在苏联模式中不起作用?因为国家以劳动者的名义占有工厂和土地，与这些工厂和土地服从劳动者从属于劳动者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是有很大区别的。
参加管理：一种重要的鼓励。铁托对此完全理解，他拒绝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企图在南斯拉夫推动一个劳动者广泛参与的经济模式，将生产资料交到劳动者的手里，让他们进行自我管理。能够参加管理的事实，他们的意见受到重视，他们劳动的结果为劳动者谋福利，他使南斯拉夫自我管理的工业取得了非常积极的经济效果。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古巴研究员达里奥•马查多给我们的回答是，据东欧的社会主义经验“劳动者从来没有感到是生产资料和服务的主人”，从法律上说他们是所有者，但是这没有伴随着“一种参与行使(权力)”。在他们劳动的时候，其他人从上面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
在委内瑞拉电力部门的劳动者中间出现了这种承诺的所有权的感觉。卡达非电力公司是反对派的另一个目标，电力工人组织起来以便阻止任何破坏公司的图谋。这是长期反对过去的政府将企业私有化的斗争的产物，这些劳动者在他们争取收回企业的斗争中开始提出管理的问题，前任经理实际上已经将企业拆毁。劳动者提出了纠正在南斯拉夫一些偏向的想法。
这对国家是一个战略性的公司，必须避免在由劳动者管理时变成维护个人的或团体渺小的利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重要的是管理的成员除了企业的劳动者和经理外，还应有有组织的社区的发言人，因为归根到底电力公司不属于电力工人，而是属于所有的委内瑞拉人，委内瑞拉人的声音应当通过接受公司服务的社区传达给公司。为了指出公司的缺陷，提出解决办法和为其落实提供合作，这些社区应当有发言权。梅里达电力公司实施了这种管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很明显地改善了服务。过去因公司提供的服务差而受到社区谴责的电力工人现在受到亲切的对待，税收大幅度增加，非法获取电力服务的家庭减少了。由劳动者提议的一名地区经理，一名总经理支持这项决定，一名工会领导人与工人结合在一起，和谐地与经理工作，与工人和社区举行会议讨论如何改善劳动，讲解这些成果。这里存在所有各方的共同责任，为了这样做可行，工人需要能够信任领导企业的人。为此，重要的是在涉及任命上述企业的经理干部时工人的声音被听取。
但是，为了让工人参与企业的领导，这不纯是形式上的，而是根本的，工人接受有关的培训以便进行有效的管理。一名工会领导人对我们说，当工人感到他们的意见受到重视时，他们准备三倍至四倍地工作，因为现在他们愉快地劳动。“过去是为了一份工资而劳动，现在是真心地工作”。我们认为能够参与做出决定是对劳动者主要的鼓励，让他们在劳动的活动中自己表现得最好。这样劳动不再是出让，而是从精神上履行工人的义务，使他们感到有用，是比他们自己的企业更大得多的一个家庭的组成部分，使他们自己能够实现最大的发展。
可是这个目标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让我们记住我们的劳动者受到过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精神的教育。他们努力劳动的动因更多地与经济刺激相联系。需要一个文化履行的过程，以便他们能够摆脱过去的这种遗产。随着新社会的逐步建设，这些人将参与他们劳动的中心的管理。他们会感到劳动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他们的潜力的一种表现，他们将采取团结的行动，感到满意，理解价值比拥有更重要，推动他们行动的精神鼓励会越来越多。我们说过，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为了思考对劳动的的刺激和动机，我觉得考虑中国和越南的经验是重要的。在那里很清楚地看到进程一步步前进的必要，在分配剩余产品中犯了错误时，开始时过多地注重集体使用的报酬(为了满足社区的需要，特别是孩子和老人的需要)，根据每个农民的贡献而得的报酬减少，因为贡献更多的人倾向于离开合作社，因而对农民的整体造成损害，因此合作社里更穷的农民决定减少其百分比以便再次吸引他们。
同样巴西农村无地劳动者的运动的经验也是重要的。它开始的政策是在所有的家庭之间平均分配，而不考虑每个家庭在劳动中的贡献。这使那些更努力的人泄气，支持游手好闲的人，而正是在需要增加生产的时期。以后过渡到根据劳动日分配的方式，最后根据劳动的小时进行分配。这种方式对鼓励多劳动的人比过去收到更好的效果，但是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因为每个成员的生产率是不一样的：一个有力气的年轻人在一个小时内可以比另一个年纪大和力气小的成员收获更多的玉米。巴西农村无地劳动者的运动的领导肩上有找到衡量每个成员的贡献更有效的方式的挑战。
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考虑在未来的社会应当如何分配：是根据劳动的数量或是以其他的方式进行分配。在讨论中有人认为没有发生分配方式与将分配的产品应当存在的关系。由于“这种数量……根据生产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应当改变分配的方式”。我们今后的巨大挑战是考虑到过去的遗产，如何实现建设未来。当然在开始的时候重要的是寻找刺激和奖励努力劳动的方式，因为不大努力工作的人与靠毅力和热情工作的人挣同样的钱是不公正的。还必须鼓励创造性和革新。但是我认为随着人们的文化和价值逐渐改变，应当实现逐步的发展，以至使人收到更多的报酬，这是对他们最好的鼓励，由于他们的工作正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做出贡献，使他们感到幸福，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对所有人更好的社会。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有缺陷的武器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也不能考虑在一朝一夕放弃这些武器，我们应当逐步减少使用这些武器，使我们能够创造社会变革的条件，使人们以其他更有力的动机去劳动，而不是只靠纯粹的个人兴趣。
四，社会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或进程
关于社会主义所产生的思想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应当被另一个解决它内在的矛盾的社会取代。这个对资本主义而选择的和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被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一个长期的和痛苦的分娩之后从资本主义社会生长的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合作性质的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在这个阶段“个人对劳动分工奴役般的屈从消失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也消失了”; 在那里劳动变成为人的重要的第一需要，人实现了“在他们所有的方面”的发展，完全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法权，每个人根据他的能力为社会提供他能做的一切，从社会得到他需要的东西。但是，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做出这种两个阶段的划分呢?这引起了许多歪曲和争议。他这样做是为了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计划，即被更多了解的“哥达纲领”，它陷入许多不一致，把属于取决于所指的社会类型的建议混杂在一起：是在谈不完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从资本主义的德国而衍生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件事情是指出目标，另一件事情是为了实现这项目标而提出具体的措施。
但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社会应当是怎样的思想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种投机思想的产物，而是源于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内部矛盾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其中之一是集体的劳动者存在技术上的需要，另一个条件是为了满足人的更加迫切的需要所需要的生产能力的提高。但是马克思不仅指出有利于出现一个有选择的社会的条件，而且同时在研究资本主义对劳动者和环境的矛盾和负面后果时，指出什么事情是需要拒绝投资或改造成它的反面以便能够建设这个社会。如取消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投资，因为这与生产进程越来越社会化的性质是矛盾的，表明需要将基改造成为集体的或公共的所有制，以便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是为了使经济不引向个人的利益，而是引向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利益。
必须消灭日益增加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是资本主义剥夺所有知识或劳动者与生产进程相关的能力的结果，要使劳动成为一种将体力和脑力同时结合的活动。必须消灭精神错乱的强迫的劳动，这种劳动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者的潜力，将其看作是机器的又一个螺丝钉。建立一种让劳动者致富的劳动制度，使其实现人文的发展，因此他不再感到劳动是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需要。必须结束对自然的破坏和农村-城市的区分。这种投资导致在生产过程中将劳动者放在主角的即中心的位置。
由于这些投资，马克思可以想象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是什么样的，他将其命名为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将把它称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这里我想指出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已经结束的目标，即一个乌托邦的目标，它向我们指出道路，对此我们应当越来越多地接近讨论它。
为了理解社会主义和它的过渡必要的观念，使用一些有助于区分社会上不同的抽象的水平是有用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抽象的社会，其特点是一种生产关系统一的制度，人们知道对马克思来说这是围绕这个制度构建整个社会的核心。这种抽象的水平使我们更容易看到上述社会的本质特点而不失细节，但是实际上存在的是不同的生产关系正常地共存的具体的社会，其中一种生产关系统治其他的生产关系，它的特点浸透到社会的其他部分，使其有自己的名称。为了命名抽象的社会，我们使用生产关系这个词。比如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我们正考虑一个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说，一个单独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或是一个马克思在《资本论》头两卷中思考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观念：它的因素的系谱，全面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向全面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过渡。第一个(系谱)指的是基本的因素在历史上起源的方式，没有这些基本因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不能存在：一方面，劳动者摆脱整个生产工具被迫出卖他的劳动力以便生存; 另一方面，积累一定的资金能够投入购买这种劳动力。这些因素在历史上可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出现(封建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的解体)，为了一个逻辑结合在一起：获利最大限度的利润。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存在时，历史地结合成同一种关系，资本的主人准备购买劳动力以便获利利润，而劳动力的主人不能做别的事情，只能出卖劳动力以便能够生存。但是这种关系从开始出现就不是完善的，随着时间越来越强调资本对劳动力的统治。比如在开始时，女裁缝们聚集在一个大棚里为一个资本家企业主工作，她们在手工劳动中获利技术鉴定。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但是不能完全控制生产的过程，还得依靠这些女工的技术。资本家努力占有这种技术，但是为此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引进越来越先进的机器用于生产过程，一步步剥夺工人控制生产资料的能力，将工人的创造性降至最低限度，提高生产率，使得资本家和他的雇佣人员越来越多地控制经济各部门的生产进程，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
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在开始时纯是形式的—将逐步变成一种现实的所有制。当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基础上巩固，寻求日益增加推动其扩大再生产的利润是经济的逻辑，而不需要额外的经济措施来强迫工人像先前的阶段那样屈从于资本的统治。
在谈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时，除了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要素以外，我们应当区分另外两个观念：我们说的是全面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生主方式，在这里将工人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工具统治工人，而不是工人控制工具，此前的阶段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过渡阶段，在那时形成初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素逐步改造，以至工人完全失去对生产进程的控制。
社会主义：基本的因素，过渡的类型和目标。如果回顾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做的事情，我们应当由此确定我们称之为形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特点的基本因素(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称为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因素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和工人通过对他们参与的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控制的生产进程。将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逻辑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
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可能有不同的来源，同样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也是如此。在左派掌握的政府获得胜利的国家，战略资源已经在国家的手里，已经具备社会所有制的法律因素并有相当的进展。在其他国家可能存在合作性的措施的重要进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诞生的生产者的各种合作尽管仍然是团体所有制的表现，而不是社会所有制的表现，可能以重要的方式对生产资料进行集体的管理。在一些地区可能存在印第安社区的实践，那里存在社会所有制和将产品用于社会的表现。另一方面，因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集体劳动的技术需要，劳动力遵守纪律，劳动力的职业化，都是可以有利于生产进程集体管理的因素。
根据这些因素的发展，我们可以考虑存在或多或少为建设社会主义准备好的公司。从抽象的观念来说，社会主义社会从生产资料不再是资本家所有制的地方开始，它已经转到革命的工人的国家手里，同时劳动者开始将生产资料控制在他们的手里，受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指引。但是只有通过一个过渡的进程，法律上的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不再是形式上的社会所有制，以便走向一种现实的社会所有制。在一开始作为生产资料的主要出现，代表全体劳动人民，也就是说，代表整个社会，因为这是一个男女劳动者的社会，此前他们以精神错乱的方式工作，被看成是一部大型机器上简单的螺丝钉，他们应当一步步成为生产进程的主人，直到对生产进程的占有成为现实的集体的占有。以后我们会看到除了劳动者在工作中心的参与，还需要社会的参与，应当通过一个参与制的计划的进程确定部分剩余产品的用途。
我们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内部的过渡，在这个社会里已经完整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我们应当将这个过渡的进程(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与一种社会形成或一旦掌握了权力或部分权力(只是政府)的具体的社会的历史的过渡区分开来，革命的民众社会集团决定走上通向自己的目标漫长的道路，为人民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和社区越来越多地以主角参与创造条件。我们应当记住：社会主义不能从上面下命令实现，这是一个应当由人们建设的进程。
这种历史性过渡的特点和速度取决于每个国家的特点：组成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每个因素的情况，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关系还可能有分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但是也取决于所继承的文化的很重要的形式，取决于民众主体的加强和力量对比是有利或是反对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比如可能存在生产合作社，在那里劳动者参与企业的管理有很大进展，但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或占有没有考虑和由满足社会需要的逻辑指引，而是被追求团体的利润的逻辑指引。在一个继承了由资本主义训练的劳动力的社会里向建设社会主义前进与在一个缺少劳动习惯和劳动的速度完全不同的农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同的。
至此，我们谈到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第一个阶段和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过渡。但是我们能说是一种完全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吗?我们应当和可以指出我们前面说过的想要建设的社会的基本特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目标，怎么能向这个目标前进呢?另一件事是我们想到能够在头脑里以完成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而这种生产方式此前并没有成为历史的现实。
总之，我将“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走向必须前进的地方的地平线，我把那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斗争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将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进程称为“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我完全认同马克思1890年8月21日写给奥托•别尼克的信说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先是单位个国家进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是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
五，社会主义的参与制计划的集中制
没有参与制计划就没有社会主义。我强调这一点不仅是因为我们应当消灭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且是因为我认为只有通过这个进程社会才能占有它生产的劳动成果。
生产资料是人类的财产。以前我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我曾经提醒这个问题值得更多地发挥，已经到了这样做的时候。为了理解这个观念，必须注意到财富的起源是什么。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财富有两个来源：自然和将来自自然的原料转变为使用价值的人的劳动。
但是我们记住，人的活的劳动生产新的使用价值，但是也有《资本论》的所说的：“死的劳动”，也就是加入到劳动工具中的劳动。过去的这种劳动也成为一个生产财富的重要因素。这些经过改良的工具、机器，当然还有科学的智力的发现大大提高社会的生产率，这是一代传给一代的遗产，是一种社会的遗产，是人民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或社会的财产属于谁呢?由于整个的欺骗过程，资本主义使我们相信这些财富的主人是资本家，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资本家准备放弃这些财产，如果对他们的损失进行补偿的话，这说明资产阶级的法律在种补偿时为什么没有修改，而认为它是公正的和自然的。相反，社会主义从承认这些遗产是社会的遗产出发，因而认为这是应当被用来为整个社会谋利益的财产，而不是为私人的利益服务。这些加入了几代人的劳动的财产不能属于专门的个人和专门的国家，而是属于人类。问题是如何确保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将这些财富非私有化，将其变成为社会的财产。
但是，由于在21世纪初的人类还不是没有边界的人类，这种行动应当在每个国家开始，第一步就是将战略性的生产资料转为体现社会的利益的一个国家的所有制。
澄清与所有制观念有关的方面。先要理解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什么。这种所有制可以和一些情况有联系：能够使用、享有和支配生产资料，这是通过它们生产的结果。区别法律的权利与使用、享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能力也是重要的。我们将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在行动中支配它们具备的能力也就是控制和管理生产的进程的能力称之为有效的占有。我们将生产资料的有效占有与支配生产资料和它的产品集中在同样的人手里的情况称为生产资料的实际的所有制。
马克思谈到，在制造业的阶段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法律上的主人，还没有完全控制生产资料：生产资料还应当适应人的组织体制和劳动者拥有的技术。但是在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相反的情况，机器使生产的组织越来越独立于劳动力：劳动者完全失去了对生产进程的控制，资本家在做到控制整个生产的进程时，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实际上成为主人。另一方面，可能出现实际的所有制与法律上的所有制不在同样的人手里。一项土地的计划可能将土地国有化，也就是通过国家将土地变成所有人的所有制，授予耕种土地的权利，为社区或地区中心支配在土地上收获的成果。国家可能有法律上的所有权，而社区拥有实际的所有权。现在可能存在其他的法律上的所有权与实际的所有权相结合的情况。可能出现一种法律上的所有制与一种有效的占有分离的情况，也就是说，存在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权利在生产产品的第三者手中的情况。这就是农奴生产的制度，地主在法律上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因此留下一部分生产的成果和直接的生产者农奴，地主让给他一块土地，他实际上拥有这块土地，用他自己的劳动工具，用它进行生产，因此留下另一部分产品。
国家所有制只是一种法律上的变化。另一种情况是法律上的所有制与实际的所有制的分离出现在国家干预一个企业时。从法律的观点来说资本家继续是所有者，但是干预者(国家)支配生产资料和企业的产品。
在社会主义的初期，主要的生产资料转到国家手中并不意味着所有者法律上的变化以外的东西，劳动者继续服从于一种外部的力量：现在是新的社会主义的经理，劳动者在生产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没有变化。这是一种形式上的集体所有制，因为国家代表社会，但是实际的占有不是集体的。因此，恩格斯认为“国家对生产力的所有制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在其内部已经具有正式的手段，这是为了达到解决的办法”。
这种解决只能是以有效的方式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因此协调占有和改变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为此只有一道路：社会公开地和不拐弯抹角地拥有这些生产力，不承认其他的方向。
参与制计划：社会拥有生产资料的形式。这意味着什么呢?社会是某种很抽象的东西：可能是整个人类。这是决定谁应当有效地拥有生产资料，即谁应当有权使用、享有和支配这些生产资料。需要区分社会所有制的不同水平，其每个水平是由受对他们拥有的东西做出的决定的影响的团体确定的，与受影响的程度有关。根据这个逻辑，一个为一定的个地区—比如一个公社--生产面包和甜食的面包店，它的劳动者来自本公社，原料来自这个地区的农民，所有权应当是这个公社的。它成为国家的所有制没有任何意义。相反，一个战略性的企业如石油公司，劳动者的集体自认为是这些本来属于国家的全体居民(或是人类的)的财富的所有者是荒谬的。这不意味着这些劳动者不能或不应当参加该企业的管理。生产的剩余产品不能只用于改善企业职工的生活条件，而是应当用于企业新的投资，支持附近的社区的发展，在成为整个国家的财富时，大部分剩余产品应当贡献给国家的预算。这个企业法律上的所有权应当由国家掌握，它代表全国，对生产进程的控制应当控制在该企业劳动者的手里，但是生产过程中获得的产品的用途在扣除为了生产进程的再生产和按劳动进行分配之后，应当由整个社会确定。
如何做到在公社和在社会确定这些产品的用途?这里参与制的计划进程发挥一种很重要的作用，它完全区别于官僚的参与。根据所有制的不同水平，参与制计划的进程的角色将是不同的。在公社的面包店，关于生产多少，用什么原料，产品的质量和品种，产品什么时候做好，如何分配，对企业的维修和扩建投资多少等，应当由使用原料进行生产的人们的代表，由在面包店工作的人们的代表和消费面包和甜食的人们的代表确定。在石油公司，虽然该企业的劳动者应当参与石油生产进程的管理，参与对再投资、扩大投资、贸易、剩余产品的社会使用的管理，整个社会应当通过它的不同的发言人参与企业的管理。
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中心特点之一，但是为了存在实际的和非纯形式的社会所有制，那么需要社会通过实施参与制的计划，公开地和不拐弯抹角地占有这些生产资料，其方式取决于所涉及的社会所有制的水平。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63期，摘译自2012年3月28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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