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灾难，有天灾也有人祸，但没有哪次象2008年这样高密度地向中国袭来。历史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施予中华民族如此密集的考验，其抗灾实践也必然要向我们理论工提出特别的研究任务。
一、民族崛起的过程往往也是经受磨砺的过程
历史上最终萎缩并消亡的民族，大抵都是少经灾难并在糖水中泡大的民族。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1]谁都希望幸福，希望安逸，但安逸的民族到最后基本都衰亡了，而那些生于忧患、不屈不挠的民族，最终多崛起于大国之林。
这里说的“灾难”，不是一般的“困难”，而是一些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抵抗的天灾或人祸。如雪灾、地震、洪水、瘟疫是天灾，战争或分裂国家的事件则是人祸。2008年中国遇到的灾难，只是中国人民抗灾史中的一个插曲。面对不可抗的灾难，一般的互助已不能奏效，人民唯有团结并依靠国家才能取得胜利;失去祖国，仅靠犹太人式的族群互助，或像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驱逐并漂泊在海外的犹太人那样企求国外慈善救援，则如杯水车薪，难以达到自救的目的。因此，多难之时，人民别无退路，唯有背靠自己的祖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最明显的例子是古罗马，古罗马开始就是几个土丘上的村落，先是北方高卢人欺负他们，罗马人虽然反复上贡求饶，但还是不行，于是，罗马人只有奋起反抗，最终打败高卢人。接着南方迦太基人汉尼拔[2]看到罗马即将崛起的“威胁”，要先发制人，发动“布匿战争”[3]攻入罗马，横扫意大利半岛。这反使罗马人心凝聚起来了，众志成城，打败了汉尼拔，兼并了迦太基。此后，罗马人便一发不可收拾，征服了整个地中海。
罗马人之所以能够征服地中海国家，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太富裕以至因长期“无敌国外患”而失去了战斗精神。他们的民众几乎就是在糖水中泡大的。地中海的人民有学问、会唱歌、会跳舞，有点像中国宋朝人，结果他们都做了罗马人的奴隶。当时有人说罗马没文明，罗马人反说，我把你征服了，我就有了文明。罗马征服地中海后，希腊之美就为罗马之美所替代：希腊神话中的美神阿佛洛狄忒摇身一变就成了罗马神话中的美神维纳斯。自罗马之后，地中海至今也没有重现昔日荣光。
美，是人类实践本质的对象化，是人改造世界的力量在对象中的显现。比如，高山峻岭，对原始人来说，它是令人恐惧的，因为原始人尚未认识并征服这些自然对象。但对今人说，它则是美的，那是由于人类已征服了这些自然对象，旅游者在其中欣赏的并不仅仅是风景，而是通过这些风景(也是人类的另类“战利品”)体会着人类改造世界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主体力量在客体中的显现，换言之，灾难是美学的温床。这正应验了老子“反者道之动”的道理。
美，是一种文明，但美历来都是以强者为标准的，而强者都是在苦水中熬出来的族群。世界流行的审美标准多是强势民族的标准。现在，第三世界的美女标准多以西方人为参照，有色人种将自己的脸抹得很白净，其下意识就是想与白人靠齐。试想如果当年是非洲人征服了世界，那今天的美女标准也一定是以黑为美，我们市面上的化妆品一定是以黑为流行色。语言之美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学英语也是因为英语母语国家的富有和强大。与化妆的人文意义一样，语言是身份的暗示，在下意识中也是立场的显示。英语里头有法语，法语中有拉丁语，为什么?法国人征服过英国人，罗马人征服过法国人。
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民族。犹太人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13世纪末开始从埃及迁居到巴勒斯坦，曾先后建立希伯莱王国及以色列王国。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这两个王国先后被亚述人征服和被巴比伦人灭亡。 公元前63年，罗马人入侵，此后犹太人反复遭受了罗马人施予的屠城之难，大部分犹太人被赶出巴勒斯坦，流亡欧美各国。犹太人从此过上了没有了祖国的生活。但是，这份痛苦赋予犹太人以智慧，但这时的智慧只是些小聪明：他们钱赚得快，学问做得好。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弗洛伊德是犹太人……所有这些成就给人的印象是，即便没有祖国，照样会过得很好。那时的犹太民族在今天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中几乎就是没有缺点的一个民族。但欧洲人对犹太人是蔑视的，因为尽管犹太人有钱有文化，但他们没有祖国。他们每个个人的能量被发挥到了极致，但在不可抗拒的天灾或人祸面前，他们没有祖国为后盾，就显得毫无自卫能力，最后被希特勒一车一车地运送到奥斯维辛的焚尸炉里去了。你说犹太人没有“先进文化”，马克思就创造了先进文化;你说犹太人没有先进生产力，爱因斯坦就创造了先进生产力;你说犹太人不知“以人为本”，弗洛伊德的学说几乎成了所有人本学说的基础。他们都是犹太人。但犹太民族在20世纪40年代并没有因其个体的优点免遭德国纳粹的屠杀，这与1937年因失去祖国依靠，中国南京个体人或群体人的才干并没有使其免遭日本人施予的屠城之灾的道理一样。
来到奥斯维辛后，犹太人才知道什么是祖国，从那里跑出来的犹太人由此有了世界上最强的爱国心。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家后，与阿拉伯人打了六场战争，整个阿拉伯世界至今也打不垮以色列。为什么?这是因为以色列人知道纳粹焚尸炉的滋味。以色列这么小，却如此有战斗力，靠的就是爱国心。大家知道，美国外交政策是亲以色列的，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了一项亲以政策在美国国会通过，在美国的许多犹太人是在倾其家产为此而努力。[4]世界上恐怕只有犹太人对祖国的认识最深刻，他们从其千年流浪经历体会中、从德国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迫害中觉悟到国家与财富的关系，他们知道国家是其最后的、因而也是永远不能失去的靠山。现在的犹太人已把钱财放到第二位，把国家放到第一位。他们知道，如没有国家，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财富的作用微乎其微。
二、大灾难能荡涤人性的虚荣，使人迅速找到真理
我们常说的“好事多磨”、“吃亏是福”、“至绝地而后生”等等，都是生活的经验之谈，推而广之，也是国家成长的经验之谈。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大灾难能使民族在生死之地迅速找到并接受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真理。民族在其发展战略起步阶段，一般都是诗情画意的，但当大难来临时，人们意识中的所有七彩泡沫就会在生死面前被涤荡一空，从而使人能迅速接受真理。
真理往往是冷酷的。
你看英国人，他们在近代崛起时，与古罗马人一样也是经常遭到大国的欺负。先是西班牙人欺负它，接着荷兰人欺负它，英国人把这两个海上强国打败后，拿破仑还要渡海打英国，英国联合欧洲各国打败拿破仑后又跟俄国人打。这一波一波的战争，主要是英国人抵抗欧洲压迫而不是什么称霸世界的战争。历史上的许多霸权都是在其他霸权的过于压迫下催生的。正是有了这种反抗压迫的经验，英国人后来在治理世界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冷酷，形成了一整套冷酷的地缘政治经验：它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空话，败了认输，赢了获利。这份经验哪来的呢?它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反抗欧洲大陆压迫的实践中，从敌人那里学来的。英国崛起后，转入与俄国的争霸斗争，俄国人走到哪里，它就逼进到哪里，就这样才出现了“日不落帝国”。
美国人走到今天，则是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人压迫的结果。欧洲人并不喜欢美国独立，为什么?美国独立不同于印度独立，美国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对此，欧洲(首先是英国)不愿意，它们打着骂着要逼美国走拉美式或印度式的依附道路——这与2008年西方人在“3·14事件”和“巴黎圣火受阻事件”中对当代中国所持的病态心理完全一样。
美国独立之初，欧洲不停在文化上妖魔化，在军事上打压美国人。很多欧洲生物学家和种族学家说，动物到了北美那儿三代就变小了，人到那儿三代后也得变小。[5]1812-1814年，英国入侵美国，还打到华盛顿，烧了白宫;英国人在谈判中还提出建立“印第安自治州”，要分裂美国——这与今天的美国人在中国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完全一样。美国人奋起反抗，进行第二次独立战争，将英国赶了出去。林肯进行南北战争的时候，全欧洲都在支持美国南方分裂主义势力，希望美国分裂为两块[6]——这与今天欧美人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完全一样。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俄国人支持美国北方，欧洲又出现了邪恶轴心论，说北方林肯的美国和沙皇俄国是邪恶轴心，两个“邪恶”轴心要联合起来。[7]但是，美国人顶住了几乎是整个欧洲的压力，北方打败南方分裂主义势力使美国获得统一。
到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海军有了发展，欧洲又出现了“美国威胁论”。[8]但结果是，美国在欧洲的骂声中越来越坚强，欧洲越打压，美国越强大。欧洲人为美国设计了三灾九难，可是美国人硬是强力崛起了。美国真正走向霸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与古罗马、英国等霸权国家一样，新崛起的美国一旦称霸，它就开始欺负别人了，此后，它的历史就不辉煌了，就开始颓势：二战刚结束，美国就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碰得灰头土脸;21世纪初，美国人又开局不利，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沼泽。
苏联兴亡的例子说明，历史上没有压垮的而只有吹垮的民族。俄国十月革命后，其苏维埃政权在建立之初就经历了《布列斯特和约》的屈辱，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国联军支持的白匪全国性的叛乱。俄罗斯人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旗帜下众志成城、英勇抵抗，击退叛乱并在1924年建立了苏联。接着又面临西方的经济封锁，但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反而提前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实现了以装备制造业为基础的国家工业化改造，并于1936年建成社会主义。1941年希特勒大规模入侵苏联，苏联人民再次团结一致，奋起反抗，不仅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还在战后建立了对苏联国家安全极为有利的社会主义阵营。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受到美国的侮辱，这反倒刺激苏联军事工业在其后的高速发展以及苏联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强势角逐。在打压无效后，西方转入对苏联的捧杀策略：1988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宣布苏联将放弃勃列日涅夫“教条”。1990年10月15日，西方人丢给虚荣心十足的戈尔巴乔夫一个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12月25日，苏联就正式解体。戈尔巴乔夫获奖与苏联国家解体时间相隔仅一年。现在总结，苏联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在西方的吹捧中远离了真理、远离了列宁、远离了枪杆子，卫星上了天，红旗倒了地。列宁并不是神，他也不代表个人，他代表的是俄国人民在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强国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的有利于俄罗斯健康发展的真理。苏联解体后，现在的俄罗斯人又开始重新认识列宁，因为在挫折的冷漠中，他们又找到了被他们曾丢弃的真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试图由此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深化并为此经受磨砺的过程。起初，我们中国人将这个过程想象得诗情画意，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行了，但在鸦片战争中，中国“学生”挨了西洋“先生”的打;。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1856-1860年，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中国由此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此后，中国人转学东洋日本。1894年，日本又挑起甲午战争，次年中国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因此失去台湾。东洋和西洋“老师”这么打中国“学生”， 1899-1900年，中国人民只是稍稍还了一下手，发起“义和团运动”，东洋和西洋人就一起打着骂着来中国，逼着中国签订《辛丑和约》。帝国主义从《辛丑和约》中勒索到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的贫困和凋敝;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国的全面危机，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确立。这事对中国人刺激大，但还没找到出路。20世纪始，我们又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向“德先生”、“赛先生”学得不彻底，还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这劲头与我们今天一些要与国际“全面接轨”的人差不多。毛泽东曾回忆过他这段亲身的经历：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9]
但中国人学西方越是心诚，越是不打折扣，就越受欺负。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要走西方道路，西方反而要趁此分裂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战胜国，西方反而在华盛顿会议上同意日本占领中国胶州湾;洋先生最后终于将中国学生打醒了。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10]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希望的致力于民族救亡的政党，他们一开始也想走一条代价小(即借国民党力量)的发展壮大之路，1927年，蒋介石翻脸不认人，来了个“4·12”大屠杀，这反而逼着共产党放弃了幻想，转从本土寻找改造国家的力量，走了一条与中国最基本的力量即工农大众相结合的“井冈山”道路。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嫁祸于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在这次日本入侵中国的事件中，中国开始相信“洋大人”们派来的“李顿调查团”会有公正的结论，为此中国人还不惜生命为他们搜集大量的证据，结果洋大人所得出的结论根本不关中国人的痛痒。这激起了中国人的义愤。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与海外“洋先生”们彻底决裂了，中华民族怒吼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族团结达到空前一致。虽然过去那些带着“全盘西化”花岗岩脑子的人在中国还有，但已极孤立。他们在“9·18”事变后搞了一个“低调俱乐部”[11]，在日占区时而顾影自怜，时而顾盼自雄，最终随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终成民族的败类。八年抗战后，中华民族抛弃了代表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认识并选择真正为中国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全民族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打过长江，实现了中国基本统一，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强国道路。从此，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与美国人、苏联人建国后受欧洲打压的情况相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们又受到美国，继而苏联的打压。20世纪50年代，西方对中国经济封锁;60年代初，中国又遇饥荒以及来自东南、西南和西北三方面的军事威胁;70年代，苏联在中国北方大兵压境，这些使中国人凝聚力再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我们没有多少高新技术，我们生活水平也没有现在高，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团结就是力量”，什么叫“众志成城”，全民族的团结使我们再次胜利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节食缩衣，硬是独立自主地造出了原子弹，以至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立即(10月28日)致电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惊呼：“中共核爆炸，苏联新领导人，戴高乐、威尔逊，等等，从这一切可以看到，不管我们做什么，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迅速地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影响这些变化来降低对我们安全的损害?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保住面子——并在这些变化中免于丢掉一切?”[12]
但是，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并不是在书斋中作出的，也不是一次性作出的，而是在其他浪漫主义选择失败后作出的。起初，蒋介石走买办道路，依附于西方，想通过依附性参与“国际资本大循环”使中国在“比较优势”中发展起来。但实际结果是，外资大量被引进中国后，大量农民破产，两极分化严重，使本来只是革命的星星之火演变成燎原之势。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世界处于诗情画意的语境之中，整个世界要和平，谁的“和平”调子喊得高谁就得人心。[13]把这种和平主义调子推向高潮的是1928年8月27日几乎所有国家都参加签字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白里安-凯洛格非战条约”)条约第一条称：“缔约各方以它们各国人民名义郑重声明它们斥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且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14]法国外交史学家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说：“这个公约的签订标志着和平主义浪潮和当时外交界称之为‘公约狂’的思潮的顶峰期的到来。当时有很多人认为，签订的公约越多——即使是一些止痛药式的公约也好，签字国就越忠于它们的誓言。”[15]《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保罗·肯尼迪补充道：“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事实证明国际联盟的实际贡献不是遏制侵略者，而是使民主国家陷入混乱状态。在西方，厌战舆论极为盛行，但是这一舆论的发源地却允许许多这样的论调存在：即国防力量的存在已无必要，因为国际联盟将会以某种方式防止未来的战争。”[16]作为这种和平主义思潮的制度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德国战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它的宪法“民主”得几乎没了边沿，但很短命。在中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对共产党员大开杀戒前，谁也不听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不是绘画绣花”的告诫，认为那不符合现代政治的“普世原则”，不与“国际接轨”，等到千百万党员的人头落地后，许多共产党人如梦初醒，其“民主”——确切地说就是西方社会民主党和伯恩斯坦宣扬的“民主”——幻觉才彻底被打破，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思想才在党内形成共识。
即使如此，在怎么使用枪杆子、走一条什么样的军事路线的问题上，党内意见也远未一致。开始我们用集德国、苏联和日本军事理论为一体的“最高学府”黄埔军校的洋理论，觉得那“正规化”，反映“现代军事意识”，但那洋玩意在20世纪30年代对共产党不适用——这与现在那些高技术军事装备以及建立其上的“大纵深”军事理论在四川山区救灾中不适用一样，红军长征上路不久，30万红军在洋顾问李德指挥下被打得只剩3万。这样的代价(90%的死亡率)才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没有黄埔“正规文凭”，没有“伏龙芝军事理论”培训，但对中国国情有深入了解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更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自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思想，我党才真正告别了洋教条，找到了革命的真理，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17]与列宁一样，毛泽东也不是神，他也不代表个人，他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在其漫长的救亡实践中总结出的适合中国发展的真理。
三、灾难是民族和国家进步的加速器
灾难在许多民族的发展史中，都转变成民族和国家进步的加速器。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国家进步的速度是由其前进的阻力大小所决定的。民族觉悟，从而民族发展道路正确的选择，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学堂里教出来的，而是在实践，尤其是在战胜严重灾难的实践中产生的。东方的历史是这样，西方的历史也是这样。
西方地缘政治学先驱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告诉那些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同行说：“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18]正如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近现代文明是在抵御欧洲人和日本人侵略和压迫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道理一样，中世纪东方人对西方世界的冲击也是西方中世纪文明产生的原因。
直至19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中国人一直是敬畏有加，以至认为中国是有“国运”的国家。黑格尔对中国的“国运”十分乐观，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19]英国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打败中国后不久，恩格斯于1857年更是警告英国政府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20]
黑格尔和恩格斯都没有说错，中国人不辱使命。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西方打压和入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几乎被西方列强肢解。但战后中国人民团结一起，成功北伐，中国于20年代末接近统一。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1940年，日本还将中国分裂为数个政治实体。可中国人民硬是不屈服，于1945年打败日本，1949年，中国基本统一。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1964年，中国人又成功试爆原子弹，成为世界上少数有核国家之一。大灾难加速了中国的进步：从《辛丑和约》到中国拥有原子弹，其间只有64年。
20世纪后半叶，因称霸世界而忘乎所以的美国人逐渐失去了辩证法，并由此失去了黑格尔式的智慧，对远东事务的判断也越来越走神。1949年8月，在中国解放前夕，美国国务院以艾奇逊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白皮书，称：“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不堪重负。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21]1949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关于美国对华贸易的政策报告草案》中断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如此之低，附属于苏联的中共政权不可能在一代或几代内创造出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工业基础”。[22]对此，1949年3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NSC41号文件，决定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企图迫使中国向美国屈服。
对此，毛泽东立即作出回应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23]结果半个世纪又过去了，与1949年时比，中国人口在原来基础上增长了一倍多，可人民生活反而越过越好。目前中国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20世纪60年代，中国拥有了原子弹，70年代有了“两弹一星”。这样快的发展速度是英美这样一些工业文明的“样板”国家无法比拟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又面临新一轮的资本全球化浪潮。这时，有些同志似乎又忘记了历史，又开始不自觉地重复近代中国开放的认识逻辑，再次出现全盘西化的倾向，出现了唯经济论。但在1989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9年我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特别是在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人祸”之后，我们才发现，不管中国如何开放、融入全球化的意向多么真诚，中国崛起本身在西方人眼中就不可能不是一个政治过程。明明是“藏独分子”在打砸抢，西方在“3·14事件”中还是帮着“藏独分子”制造反华舆论，这让中国人再次体会到近代以来“老师打学生”的感受。所有这些认识，在巴黎圣火受阻和汶川大地震中一下子转化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这种感情如此强烈、以至全球华人瞬间都聚集在五星红旗下。
真正的老师是对手，真正的课堂是沙场。人的正确认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斗争尤其是从残酷的斗争实践中产生的。
与姑娘长大了，漂亮了，就会有人说闲话的现象一样;现在中国长大了，漂亮了，西方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开始骂街。19世纪末期，西方对华政策是胡萝卜加大棒。现在西方既无胡萝卜也无大棒，对中国只有无奈，无奈就只有骂街，但辱骂决不是战斗，辱骂说明无能。与当年美国崛起造成了欧洲人心理失衡并对美国开骂的情形一样，中国崛起也造成了目前欧美人的心理失衡。事实上，这种阵痛在国家崛起过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与英美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所经历的这种阵痛还不算是最重的。西方人今天利用中国的灾难骂人，明天还可能会要打人，这其实是好事，说明中国长大了，而且是健康地长大了。但我们必须在战术上重视这次挑战。为此我们需要人民的团结。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泽东同志说：“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24]2008年的灾难使我们全党更加认识到，要战胜困难，必须依靠人民。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
以前我们常说落后要挨打，这没有错，但当经济不那么落后的今天，我们又会发现，如果失去人民，不仅要挨打，而且必被打败。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苏联被肢解的时候，人民是漠然的。2008年一系列灾祸是在我们无法预料的情况下出现的，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总书记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赶到震区，指挥官兵救灾。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语言，一种无言的感召。这使2008年的形势向着一切反华势力希望的反面转化：它不仅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反而更加密切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和谐的理念在这次大地震中得到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的认同。人民认同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前提。
“反者道之动。”[25]比较一下西方进步的历史，看看中国近百年魔幻般的发展奇迹，有谁还会怀疑2008年的灾难不是中国崛起的加速器呢?如果我们再看看在这次灾难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我们就会对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充满信心。
四、总结经验，迎接挑战
反思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逢大灾因不善于总结经验而亡国的教训并不少。远如中国大宋，近如苏联。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26]那么，在2008年已出现的灾难中，我们国家管理的这根“链条”中有哪些“薄弱环节”呢?我们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呢?我以为至少有如下几点：
第一，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百川汇海，最终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富裕，更在于依靠人民。政府要强有力，就不能脱离人民。人民的概念是表述一个国家中的主体人群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概念，在中国具体的语境中首先是工农兵，因为他们是中国公民的主体部分。无论我们市场经济发展得如何好，其检验标准是我们的人民是否由此得到“反哺”。在19世纪后半叶，俄国工业化经济发展速度不低，但其经济成就不是反哺人民，而是刺激了两极分化，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便发生了革命。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速度也不低，但经济成就也不是反哺人民而是刺激两极分化，结果造成绝大的工农革命。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它的人民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被理解为人民市场经济。人民是市场的主体，是市场活动的起点和终点。市场利润最终要反哺社会主体即人民，至少不能刺激两极分化，所有政策都要以为人民服务为起点。2008年中国人民战胜了一次次困难，并不是依靠什么“与国际接轨”，也不主要靠“国际援助”，而是依靠中国最普通的人民及海内外同胞的对党、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信任和支持;依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原则。国家有了人民支持，才能自力更生;有了自力更生，就能共度时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其改革开放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7]
第二，中国国防建设在新军事变革中不能失去传统。胡锦涛同志说：“用战斗力标准统一改革思想、衡量改革措施、检验改革成效。”[28]汶川地震后，我们看到部队的军事装备已非常现代化了，可救灾部队进入灾区(也是另类“战区”)的速度却迟迟跟不上。这使人怀念起我们已被撒销了的骑兵、铁道兵、基建工程兵等兵种[29]。20世纪30年代，我们红军在这一地区可以纵横驰骋，就是靠双脚和马匹运输，非常灵活;而蒋介石的部队则为物所累、步步为营，非常笨拙。1931年，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从江西的富田追逐逃敌至福建的建宁，其间的距离大概为700华里，才用了15天时间。以至于毛泽东讽刺蒋介石“步步为营嗟何及”。[30]60、7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道兵、基建兵已在川贵一带的“三线”建设中积累了相当丰富和有效的凿洞、开道和建筑的经验。但是，在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中，今天我们部队装备技术含量大幅提升了，可部队投入战斗的速度却并不理想，最早到达汶川地震中心的不是现代化机械与信息部队，而是徒步行军的部队。救灾途中，部队为装备所拖延，装备却不能随人而动，这大大限制了被军家视为部队生命的机动性。这说明我们的军事变革又有些回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尊“黄埔”、轻本土，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过于看重与国际“接轨”的形式，轻视了与中国具体实践条件的结合，这让我们在这次救灾中付出了代价。看到这次大部队不能随首长在第一时间同步推进，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今天再出现20世纪50年代那种西藏平叛行动，我们目前的现代装备所表现的战斗力是否可以比那个时代更有效?将产生于并适合于欧洲平原的军事技术及建立其上的大纵深集团军推进的战术[31]应用于中国，若在中国西北地区，这没有问题，但这次部队救灾遇到的问题提醒我们，这种理论及建立其上的兵力投入方式并不适用于中国西部山地，这与当年李德及黄埔毕业的红军指挥员运用西方战术，作战非常勇猛却败得很惨的原因十分相似。中国西部多山，可以肯定，将来若在这一地带再出现自卫反击战或反分裂军事行动，我们还将更多地依赖中国传统作战方式。因此，今天我们在学习西方军事思想的同时，也不能将中国传统中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中国陆军和海军的军事变革也要更多地在传统上推陈出新，因地制宜，而不可照搬西方。比如，在未来中国西南山地，我们可以训练山地特种作战力量;在西北地区，可更多地借鉴西方大纵深战术;但在东部海区，则要更多地要向西方海洋国家学习。
第三，在经济开发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国长江的国防价值。毛泽东曾说：“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32]如果说“外族进攻”凝聚起中华民族的人心的话，那么，“修河”则强化了中国内地的联系。河流是先于陆地和天空的航线，因而也是最古老和受天灾人祸影响最小的航线，正因此，它也就成了中国人民联系及由此产生的中国统一的最基础之纽带。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天灾人祸过后，一般留下的直接可用的总是水运航道。从2008年初的雪灾、5月的地震救灾经验看，在中国南方山地，水运仍是人力和物资投送最便捷、最稳定的通道。
“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33]在天灾人祸来临之际，水航不仅是物资调运，同时也是保证军事调运最基础、最稳定的通道。正是由于有了京杭大运河，才有了古代中国北方与南方的联系及由此产生的一次次国家统一战争;正是由于曾国蕃控制了长江，才保证了近代中国的南北统一;正是有了长江，抗战初期中国东南战略物资才有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向大西南的大规模迁移;最后，正是由于毛泽东打过了长江，才有了当代中国的统一。
保证中国统一的最核心因而最具全局战略意义的纽带是中国长江。对此，西方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 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34]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35]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和长江与外界便捷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36]
马汉的分析推进了我们对长江的看法，即中国长江不仅对于中国内部统一，而且对于抵御“外族进攻”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2005年，我国针对“台独”势力颁布了《反分裂国家法》，事实上这一法律不仅适用台海地区，而且应当适用全国任何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重视长江经济价值的同时却忽略甚至削弱了长江的国防价值。目前，我们在长江修的许多水库犹如一道道篱笆，而中国东西两面只有长江可以天然贯通。在马匹运输有限且已经废弃的情况下，自然水运如再不畅通，一旦路陆通道和天空航线再因天灾人祸而中断，那我们的国家安全就会因军事力量不能东西(东至台海，西至川藏)两面及时调度而不得不面临重大困难。
第四，国家在重视政治民主建设的同时，更要强调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组织纪律性。在2008年初的雪灾和5月的汶川大地震中，政府的组织力来源于人民的纪律觉悟，来源于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的纪律。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37]，这次抗灾的胜利证明了经济活动与国家武装力量及人民组织纪律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2008年的抗灾胜利，说明经济活动的底线实际上是由国家保障的，在危机时刻，国家是依靠军队而不是所谓“市场的力量”或“看不见的手”以及所谓“国际慈善机构”来解决经济困难的。建国之初，我国的基础性的经济活动，也都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相应军种如铁道兵、基本建设工程兵等完成的。军队是国家最有组织和纪律性的部分，组织纪律性不仅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安全的终极保障力量，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38]国家政治如果为了“自由开放”以致失去组织纪律性，变成一片散沙，那中国因“富裕”和“自由”而亡的宋朝就是前车之鉴。
第五，中国外交要在更大的范围内体现人民性。外交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强大与否的重要表现。国家战略能力包括战略文化、战略思维和战略管理三个层面。战略文化更多的是民众层面的事，人民参与和关心政治、参与外交，会提升国家的战略能力。清朝时全国上下“莫谈国事”，苏联时期高度官僚化的外交模式，都将人民推到外交之外，这是不利于人民动员和国家发展的。主权是法权的表现。尽管民间并不能形成法权意义上的外交主体，但由于民间的国际交往行为自古存在且有巨大的外交价值，所以，进一步发掘“民间外交”[39] 的价值并将其看做是依托于国家主权并且是配合国家外交政策的准外交行为，是非常必要的。列宁曾将“法权意识”分为“一般民主派的法权意识”和“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40]而后者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法权”的另类表述。鉴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中国外交就应当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能体现其中的人民性(即“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而2008年中国的外交实践为此提供了成功范例。
2008年，海内外爱国同胞自发地团结起来，利用网络舆论和民间力量在外交领域打了一场漂亮的人民战争，挫败了国际反华势力利用拉萨“3·14事件”和“藏独”分子挠乱圣火传递事件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企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人民群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和实践在外交领域开辟了民间外交的“第二战场”，同时也为我们外交理论研究提出了“民间外交”(实质是“人民外交”)的新课题。我们通常说的外交，是国家主权间的外交。而主权之下的各国人民之间其实也有极大的准外交空间，目前，我国配合政府外交的各种“学会”、“联合会”等准官方组织，已不能涵盖因中国利益向世界迅速拓展而产生的更为复杂的外交形势及由此产生的并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41]的外交任务。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国家利益日益扩展，其外交任务在相当的层面上已离不开目前开发极不够而又潜力巨大的民间外交的配合。从新世纪以来，尤其从2008年的外交实践中可以看出，民间力量对国家外交利益起到了有力且不可替代的维护作用，它使中国国家外交有了更强的抗险机制和更好的外交回旋余地。这个在人民群众实践中产生的有效经验，需要进一步向理论和政策层面转化。
第六，《反分裂国家法》适用于中国任何地区。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打砸抢事件。4月9日和11日，美国和欧洲议会分别通过了所谓“决议”，干涉中国内政，将“拉萨3·14事件”引向所谓“宗教自由”、“人权”等误区，以混淆视听。4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西藏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我们和达赖集团的矛盾，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42]这里，胡锦涛用“分裂祖国”而没有沿用以往的“民族分裂”的概念，准确地指出了“拉萨3·14事件”的实质。这是将原本针对台海统一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的原则在“西藏问题”上的推广和应用。
事实上，在现代法制和政治文明的语境中，法权意义上的“民族”问题的基础是“民族自治权”，但各民族在建立主权国家后，“民族自治权”就概念自觉升华并归入“国家主权”范畴，“民族”概念就转化成一个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概念。也就是说，具有法权即“民族自决权”的民族问题的合理性，只存在于该民族建立国家之前而不是之后。
事实上，从法权的角度分析，在国家主权确定的条件下，“民族分裂”并不能准确地表述“分裂国家”的含义。因为民族分合问题，在国家主权诞生后已不能再是一个主权再造，而只能是一个文化再造的问题。国家主权诞生后的“民族自治”已失去了“民族自决权”的内容，而转化为一个用于突出特定国家区域行政，而非突出特定民族权力的概念。作为原本隶属于不同民族自治权的自然人，在主权国家建立后便转化为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公民，这时的国家就从以往隶属于血缘的宗法权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是欧洲家族联姻型国家——转化为隶属于地域主权的“公民国家”。这时的“民族分裂”与“民族复兴”的概念一样，都不再是一个法权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在所有现代“公民国家”语系中，公民权是人权的最高形式：公民权的核心是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公民对国家要求公民权利的前提是对国家应尽效忠义务，而后者即尽忠义务是前者即公民权利的绝对前提。当个人的人权与公民权冲突时，公民权高于人权，因为这时的人权的主体即个体自然人的自决权为了获得国家保护已在建国时自觉地让渡给了公民权;民族权和宗教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但是，当民族与宗教权利和公民权利发生冲突时，公民权应高于民族权和宗教权。国家只保护依法履行纳税、效忠国家义务的公民的权利;当民族权和宗教权与国家主权冲突时，国家主权高于民族权和宗教权。国家主权属于现代法权范畴，如果我们对分裂国家的行为不是基于现代法权的逻辑即主权认同，而还是基于“民族分裂”这样一个文化认同的概念来定性，那就会将少数人的叛国行为混淆为民族宗教行为，将少数人的政治行为与整个民族的宗教文化活动混为一谈，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混为一谈，并最终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不慎犯了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43] 的错误。2008年，中国政府从“反分裂国家法”的视角定性并挫败“3·14事件”的新的实践，有助于深化我们关于祖国统一理论的研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新推进。
最后，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我们不能将“公民国家”与“公民社会”在理论上混为一谈。事实上，二者在学理上不是对等的范畴。比较而言，“公民国家”的法权基础是国家主权，“公民社会”的法权基础是“个人自决权”，如上所述，后者显然附属于前者。事实上，使用“公民国家”的概念要比使用“公民社会”，更有益于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它不仅消除了将“社会”与“国家” 对立起来的——实际上是将不可分割的“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割裂开来的——潜意识，同时它还消除了绝对“人权”和绝对“民族自决权”的潜意识，从而使绝对自由主义和绝对民族主义的意识在理论上发生动摇。因为在现代公民国家制度中，公民权成了人权的绝对实现形式，国家主权成了民族自决权的绝对实现形式。宗教自决权是人权的内容之一，但由于信徒的公民身份也使其无限的宗教自决权转化为必须绝对服从其公民权的有限宗教自决权;也就是说，民族和宗教自由权利必须以绝对效忠国家为前提，并由此换得国家对其宗教自决权的依法保护。如果从这个视角观察，我们就能对胡锦涛关于“我们和达赖集团的矛盾，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的判断及其理论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
五、2008：中国将不辱使命
2008年，高密度袭来的灾难以及中国人民战胜这些特大灾难的经验，对未来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而言，将起着不可估量的推进作用。抵御灾难的实践催生了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它让中国人民在突降生存底线时认识到集体的力量，认识到强力政府及其集中调度人力和物资的能力在中国经济活动中的关键作用，认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中国人民安危的关键意义，认识到国家的统一与人民的团结对于中国和平发展中的重大保障意义，认识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的永恒价值，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永远鲜活的历史唯物主义真理。最后，2008年产生的这些认识将引导中国形成不仅与人类一般文明而且还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即在政治上依靠和优先保护公民的主体部分即工人、农民、解放军的利益，而不是损害他们的利益的政治管理体制，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
[1] 此句出自《孟子·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 汉尼拔(Hannibal，公元前234年-前149年)，北非古国迦太基著名军事家。生长的时代在正逢古罗马共和国势力的崛起。少时随父亲哈米尔卡·巴卡进军西班牙，并在父亲面前发誓，要终身与罗马为敌，自小接受严格和艰苦的军事锻炼，在军事及外交活动上有卓越表现。公元前221年任西班牙的迦太基军统帅。曾入侵罗马，失败后逃往叙利亚(前196年)，向安提柯三世献策进兵意大利，未见采纳，后自杀于小亚细亚的俾提尼亚(Bithynia)
[3] 公元前264～前146年古代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发生的争夺西地中海制海权的三次战争。迦太基系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因罗马人称迦太基(Carthage)人为“布匿”(Punici)，故名。第一、二次布匿战争是作战双方为争夺西地中海霸权而进行的扩张战争，第三次布匿战争则是罗马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
[4] 参阅陈双庆：“美国犹太人对美中东政策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6期，第35-41页。
[5] 参阅[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8页。
[6] 参阅[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77-79页。
[7] 当时法国《祖国报》有意将林肯与沙皇作为两个邪恶“轴心”并列一起，认为“北方联邦是美国反叛各州的刽子手，沙皇俄国是追求自由民族的刽子手。” 1867年4月9日，美国参议院以37：2的表决结果批准从俄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向国内报告说，这项条约是美俄联手挑战英国权势的一个信号。参阅[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8] 1898年，美国拿下夏威夷，并向西班牙挑战，入侵古巴和菲律宾。这在欧洲掀起“美国威胁”论声浪。1899年有一个叫奥克塔夫•诺埃尔的人写了一本名叫《美国祸害》的书，认为：从门罗时期开始，美国“对旧大陆一直怀有很深的敌意”。这种敌意如今终于爆发出来了，对抗在所难免。“在地球的各个地方，美国不久将必然与欧洲发生冲突”。 美国“朝着全球干涉主义刚刚迈出了新的一步——在古巴的是一小步，在马尼拉的则是一大步”。 菲律宾只不过是“吸引美国的远东贸易的钥匙”。 认为全书内容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世界属于美国人”。参阅[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46页。
[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
[10]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11] 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战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励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罗君强、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干脆就住在地下室。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于是胡适为这里的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所谓“歇斯底里的风气”(指当时国民党主战派及人民大众——用现在网上流行术语说就是所谓“愤青”或“民粹”——的抗战热情)的不满。抗日战争爆发， 南京瞬间沦陷，低调俱乐部成员一度四散，很快部分成员又聚于武汉，集合在一个名叫“艺文研究会”组织周围。其中有些人后来发现对日“和比战难百倍”(胡适)，遂转入抗战。
[12] “汤普森致邦迪备忘录”(1964年10月28)，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37-938页。
[13] 1926年9月10日，被时称为“和平使者”、著名的《非战公约》倡导者之一的法国外长白里安在为德国加入国际联盟而作的著名演说里大声疾呼：“在这场搅得全世界动荡不安的最最可怕的战争刚刚过去几年，各个战场上的血迹还没有干的时候，彼此曾经进行过如此激烈对抗的世界各国民族，现在竟然能够在国际联盟这个和平的大会上见面，互相交换为世界和平事业共同努力的愿望。难道这不是一个特别富于建设意义的和令人欢欣鼓舞的动人场面吗?”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接着说：“我们不要步枪，不要机枪，不要大炮!我们要和解，要仲裁，要和平!”1927年9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禁止一切侵略战争和建议用和平方法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波兰提案。1928年2月，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六届泛美会议上，也通过了一个由墨西哥代表团提出的类似提案。转引自并参见[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著，李仓人等译：《外交史(1919-1978)》(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92、98页。
[14] 引自“非战公约”(1928年8月27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29页。
[15] [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著，李仓人等译：《外交史(1919-1978)》(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页。
[16] [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17] 毛泽东：“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963年9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18] [英] 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1-52页。
[19]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20] [德]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007年版，第107页。
[21] 转引自毛泽东：“唯心主义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0页。
[22]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23]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
[2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页。
[25] 《老子·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26]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241页。
[27]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l页
[28] 胡锦涛：《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军 不断提高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能力》。http://www.gmw.cn/CONTENT/2008-03/11/content_746315.htm。
[29] 骑兵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一个兵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组建起来。1928年4月，我军第一支骑兵部队——西北工农革命军骑兵队正式成立。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骑兵部队最多时达到12个骑兵师。1985年我军由摩托化和机械化取代了骡马化，骑兵作为一个兵种消失。
铁道兵，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陆军的一个工程技术兵种，包括铁路、隧道、桥梁、建筑、舟桥、通信、工程等部队，它担负着工程保障任务。战时，担负战区的铁路抢修、抢建任务，保障军队的机动和作战物资的输送;平时，主要参加国家铁路建设。1948年解放军组建铁道纵队，1953年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从此，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1982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铁道兵各师分别改称铁道部各工程局。其间，铁道兵为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和共和国铁路大动脉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简称基建工程兵，是陆军的一个兵种，主要担负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和国防工程施工的任务。1966年8月，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其直属的部分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使其成为一个职业化的施工队伍，以解决地方施工队伍在其施工期间因家属拖累较大、跨区调动困难等因素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在中共中央作出组建基建工程兵的当年，即分别在冶金部、煤炭部、水电部、化工部、建工部、交通部等中央各部直属的施工队伍中抽调有关人员，组建了第一批基建工程兵部队。基建工程兵组建后，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又多了一个兵种。中共中央于1971年至1979年，又先后组建了铀矿地质和矿山、水文地质普查、北京地铁和市政建设、战备通信、黄金地质等部队。经中共中央的批准，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于1978年1月正式成立。到1979年底，基建工程兵共辖有10个军级或相当于军级建制的指挥部、32个师级或相当于师级建制的支队、5所技术学校、150多个大队或团，总人数约50万人。198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第七次大裁军。为适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军队精简整编的需要，国务院、中央军委于同年8月作出了《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基建工程兵大部按系统对口集体转业到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水文地质部队转隶有关军区;战备通信部队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水电、交通、黄金地质部队划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3年11月，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被撤销。至此，作为一个兵种的基建工程兵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使命。参见，潘泽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撤销的军兵种》，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9/6264473.html。
[30] 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夏)：“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步步为营嗟何及。”最后一句是在讽刺蒋介石当时制定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
[31] 大纵深作战理论是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的超时代的军事思想，即以杀伤性兵器同时压制敌人整个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敌人战术防御地幅，尔后将扩张战果的快速集群投入战斗，在可能的情况下以空降兵实施空降，迅速将战术胜利发展成为战役胜利，以尽快达成预定目的。按照大纵深战役理论，大纵深战役过程中的战斗行动如下实施：步兵、炮兵、坦克和航空兵密切协同，对敌人防御的战术地幅的全纵深实施突然袭击，以突破战术防御地幅。然后，向打开的缺口投入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组成的快速集群，在航空兵和在敌人战役后方空降的空降兵的支援下，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直至彻底粉碎敌军集团，夺取有利于实施下一次战役的地区。
[32] 参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33]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34]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35]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
[36]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78页。
[37] 毛泽东：“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38]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39] 我们常说的“外交”从实体上说是主权间的关系，但从理论上说，这种关系则是一种法权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公民并不能以个体的名义承担“主权”资格，因而不能扮演外交主体的角色。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民间外交”，确切地说，就是发生于各国人民间的经过政府授权或虽未授权但与本国利益相一致并产生积极而不是消极外交作用的行为。未经国家授权，一国的自然人或法人在国际交往中签订的合同、契约等，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私法低于公法，由此而论，我们所说“民间外交”本质上是准外交行为。关于“民间外交”的讨论，参见：“中国要有强大民间外交力量”，http://www.huanqiu.com/www/337/2008-04/96429.html 。
[40] 列宁：“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版，第354页。
[41]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42] “胡锦涛说，西藏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我们和达赖集团的矛盾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4/12/content_7964570.htm。
[43]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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