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在2013年12月7日《第一财经日报》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的那番宏论，把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内心深处的险恶想法和盘托出来了。怪不得他们对三中全会决定如此一往情深，他们有自己的兴奋点，他们是别有用心哪。
按王长江的说法，一些头脑比较僵化的人总是在想“政治固守传统制度”，但他一口咬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里，让我们稍稍解读一下，被他攻击的所谓“头脑僵化的人”，实际上指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广大中共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而所谓“固守传统制度”，就是指的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下中国，也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按照王长江的思路，党的理念已经随着三中全会决定而改变，因为，“市场决定制度”，“制度必须适应市场”。这里，还是要再解读一下。他说的制度是什么制度?显然，这个适应市场的制度，只能是他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他可没有说是社会主义制度。既然“市场起决定作用”，党的理念当然要“随着”“变”过来，即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念改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理念。且不管王长江的想法是否一厢情愿。我国现实生活的发展演变是否正是这么一个过程，也并不由王长江说了算。但他的这个说法，从王长江这个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多年来难以胜数的宏论、大作来看，他持这样的观点是不足为奇的。
王长江对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有他“独特”的理解。市场都起决定作用了，党的传统理念能不变吗?不变也得变!传统制度即科学社会主义还能“固守”得住吗?要固守也固守不住!这里，王长江是在进行明目张胆的歪曲。三中全会决定说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里起决定作用(这里，还必须指出，王长江引文中玩了一个“小小”的偷换概念游戏，文件明明说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他故意说成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这当然是从这一作用是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但三中全会并没有说市场在经济活动的全部领域起决定性作用，那是不能想像的。资源配置毕竟是在经济活动中的一个方面，生产关系、分配领域等诸多方面，市场难道也能起决定作用?
习近平同志对《决定》的说明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显然，这两个作用是不同的，当然也不能相互取代。也有人在一家重要省级党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有人只看到后半句话，即也要发挥政府作用，而看不到前半句话，即要发挥市场作用。如果只讲后半句话，这当然不对。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要忘记，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最根本的一条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题中本义。我们这个国家讲经济问题，包括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都必须牢牢记住，我们的一切经济活动是在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一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不是像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声嘶力竭地鼓吹要在私有化为前提下进行。这样的人是着实有的。三中全会刚闭幕，有那么一些人在大众传媒上，包括报刊、电视、广播、新媒体上十分起劲地鼓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从此不分老大老二，也就是说，可以平起平坐啰，在此以前，有人还谴责“21世纪以来……国有经济……加强了绝对控制和较强控制的垄断地位，妨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云云。王长江鼓吹市场决定制度，党的理念的变化，攻击党在政治上固守传统制度，吹的正是如同上述新自由主义论调一般的的腔调，其祸心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王长江宏论中还有一个着重点是指责有人认为我国改革是政左经右，也即在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上奉行自由资本主义。所谓“政左经右”，究竟有没有?现实生活中似乎存在这个表象。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伪命题。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从来都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是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当然，上层建筑又往往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常理。那么，经济如果右的，政治能左得起来吗?能一直在左下去吗?如果左不起来，政治最终不就要和经济一样一路右下去吗?国外政界的一位头面人物曾满怀踌躇、满怀信心地预言过：中国只要在经济上执行一条自由主义路线，政治上早晚也要执行一条自由主义路线。我国新自由主义分子满怀着这个希冀，他们天天盼望着这个国外头面人物的预言将“不幸言中”。他们对三中全会决定的未来满怀着“改旗易帜”，即“改制变天”的热切心情。但是，他们的这种期待注定是要落空的。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丰富经验;当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还在不断探索、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做出明确的界定和阐述。但只要社会主义红旗不倒，归根结蒂，社会主义政治必定，也必须要和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实践必将证明，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和经济终究是一张皮，而所谓政左经右，则是不折不扣的两层皮，是绝不会有出路的。我们说它是一个伪命题，是符合实际的。而王长江说什么不存在政左经右，则是从他的急图改制变天的立场出发做出的判断。这也是明白如画的。
依着王长江的思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的全面发展都将按照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一步步发展下去。这就意味着完全忘掉老祖宗，完全不讲大道理，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全然撇在一边，让三个“自信”消弥净尽，让市场经济决定一切，指挥一切，这是王长江和持王长江同样想法的人心中的全部盘算。王长江还称，由此引发的鉴于各种利益追求而产生的种种政治诉求则应予以尽量释放。他还步步紧逼地说：我们的政治制度则要对这些政治诉求“给予安排”。何谓“安排”，也可理解为“给予满足”。而如果不作出“安排”，也即不给予“满足”，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只要排除这个阻碍，这个政治制度就必定可以任由市场经济自由放肆地发展下去，也就是非顺势演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不可了。而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制度竟然敢“打压和抵制政治诉求”，尽管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而这个制度的“公信力”就“丧失”了。也就是说，这个制度最终将被抛弃，党的领导最终也将退出历史舞台。这里，人们将生发一个“小小”的困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都完蛋了，经济怎么能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怎么又提高了?而领导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制度和执政党，其公信力怎么又丧失殆尽了?这一点在王长江的宏论中语焉不详。
读罢王长江的宏论，如同欣赏天方夜潭一般。但人们毕竟得到了一个收获，那就是见识了一篇真正铁定改制的绝妙自供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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