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著名的改旗易帜派领军人物之一杜导正接受香港记者的访问,就18届三中全会决定,好抒发了一番胸臆。看来,杜先生的心情极佳。他喜出望外,溢于言表。他认为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拐点——即中国将从错误的道路拐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了。他说的正确道路是什么呢?也就是数十年来朝思暮想、孜孜以求,让中国走上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那条道路。这怎么能不让杜先生高兴得为之雀跃,为之手舞足蹈呢?
但是几个月前,杜先生可不是这番心情。他认为,从去年4月到11月17日,中国的“形势很糟糕”,“真的太危险”了。因为中办发了九号文件,习近平同志又有两个内部讲话,其中一个是著名的8•19讲话,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杜先生觉得,“这些东西一出,国内形势立即恶化”,“民营企业家纷纷携资外逃……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对我党从有希望到失望又到绝望”,几个老朋友(当然都是和杜先生志同道合,气味相投的老伙计了)见面,讲着讲着就掉泪,说“完了,完了”,对“党完全绝望了”,简直是如丧考妣一般。杜先生还特意给另一位我国改旗易帜派的领导人物李锐写信,说“要尽最后一份力”,“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党完蛋”。杜先生还同李锐串通着要学谭嗣同。李、杜两位自比戊戌政变六君子的领军人物,为了“革故鼎新”,不惜剁去脑袋以明志了。这伙耄耋老人一时间情绪坏到了极点,食不甘,寝不安,真是方寸大乱,乱成一团了。
而三中全会一开,杜先生们的情绪立即起了一个180度的转变。他们认为,中国的拐点来了,“近平同志拐了个弯,拐回正确上来了”。听听,口气大得惊人哪!他们以为自己是教师爷,明摆着要给总书记做出鉴定。还说什么习近平同志“一会儿有人在他耳边吹左风”,一会儿又被“健康力量(当然是李、杜等人当仁不让了)引着、影响着”。杜先生认为,去年4月到11月那段,“显然有人在他耳边鼓吹那套‘左’的思路”,也“实践了一段,根本行不通,在党内外、国内外都遇到大阻力”,而现在三中全会一开,错误力量被正确力量压了下去。因为,习近平同志“接受了进步力量的影响”。在李、杜眼里,习近平就是这样一个任人摆布、没有主见的领导人。当着去年8月间,习近平同志义正词严地提出要对错误言论敢于亮剑、敢于发声、敢于担当、敢于严肃执行党的政治纪律,不要做开明绅士,不要怜惜自己的羽毛,那是被错误力量在“耳边”刮了所谓“左”风的缘故,而且最使杜先生气愤不堪的还居然接受这些错误力量的影响“实践了一段”。而现在,以李、杜等人为代表的党内的“正确力量”,即“党内民主宪政力量”终于把他拉了过来,那还不喜出望外吗?紧接着,杜先生又进而摆出一副秋后算账般的架势,告诫习近平同志要“搞清楚为什么半年多思想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显然是要习近平同志清算自己的思想改变,并挖出根子来,真是一不做,二不休,非斩尽杀绝不可啊。在杜先生看来,只有这样追查下去,“搞清楚这个,才能够回答能不能搞下去”的问题。他是生怕习近平同志哪一天又回到去年4月到11月那一段时光去呢。看看这伙人的嘴脸,去年的绝望、痛哭,到今年的大喜过望,却又还不放心,生怕搞不清楚去年错在哪里,以后再“重蹈覆辙”。改旗易帜派的遗老们的心律异动,血脉贲张,一忽儿“上穷碧落”,一忽儿“下坠黄泉”,这一年来,他们仿佛坐上了过山车一般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从旧社会解放出来的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苦探索、奋勇前进。当前正在进行着复兴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着两个百年目标前进的宏伟事业。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坚守着不可摧毁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杜导正先生们也有他们的“自信”,即西方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的制度自信,美国式普世价值的理论自信和资本主义的道路自信。他们的三个自信和中国共产党坚守的三个自信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他们的三个自信是货真价实的“异质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无论如何也无法予以包容的。但是目前中国共产党内却存在这样一个怪异诡谲的现象。像杜导正先生(绝非他一两个)那样坚守他们自己的那三种自信的人竟然还打着中共党员的招牌,而且还装扮出一副忧党忧国、悲天悯人的模样。杜先生说自己是“娃娃党员(按:应该是七、八十年的党龄了),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完蛋”,对党“要在良心上过得去”。杜先生真是自命超高啊!他不遗余力地要按照他的三个自信来替代我党坚守的三个自信,他是安着什么样的一棵“良心”呢?他在党内不断伸展他的触角,不断“影响”着他的周围的人们。他把党的兴旺,把党坚持三个自信看成党要完蛋。他潜身党内所做的一切正是要改造我们的党,要为此“尽最后一份力”,让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完蛋。这就是杜氏的“良心”所在。他实在称得上是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套用他在接受访问中说过的一句话;“真的太危险了”。
杜先生力图改造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竭力要“影响”党的领导人。他自称,作为党内的“正确力量就是民主宪政力量”,要帮着习近平同志把“错误力量‘压下去’”,“接受进步力量的影响”。杜先生在访谈中还不惜尽情吹嘘自己和习仲勋同志“不仅认识而且熟悉,说与习老如何来往密切”,“至少有六七年比较密切的来往”,时间可真不短嗬!他说他和习近平同志没有来往。但是他深信“遵循遗训是中国的传统”,“习近平同志不会离开他爸爸的思路和性格、风格、作风”。那就是说,杜先生坚信必将和习近平同志同样有“密切来往”,恐怕也是“至少有六七年比较密切来往”吧。也许更长,谁说得准呢。为了提醒我们的总书记,杜先生特地在接受采访中加了这么一个插曲。当年,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履职时,杜导正先生曾经当过“没有开过一次会”的“顾问”。但是当着他炫耀这个“职务”时,却又不那么自信,心虚虚地说什么当这个顾问“估计是习仲勋同志的主意”。又是“估计”,又是“连一次会也没有开过”,“顾问”这个官衔看来有点虚幻,但“顾问”这个桂冠,可是要牢牢捏住不放的。对于杜先生来说,这是一顶十分值钱的桂冠。他怕是美美地想着今后继续当习总书记的“顾问”吧。那时,恐怕不会再一次会也不去请他出席吧。杜先生的自恋癖真是浓得化不开嗬。他想当顾问,以大施雄才,大展宏图的心态真是心急火燎,再也按捺不住了。人们还注意到,当下杜先生虽然没有戴上“顾问”的顶戴,但是杜先生已经“责无旁贷”地履行起顾问的职责了。杜先生在访谈的最后部分说:目前,“‘左’的右的或者说‘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复杂。三中全会后,近平的班子向民主的、健康的力量靠拢,但还是要警惕,‘左’的力量得到很大一部分弱势群体的支持。其实弱势群体根本分不清‘左’‘右’。这不是在给习近平同志出谋划策吗?但是杜先生又十分畏惧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也就是中国社会中最广大的工农为主体的普通人民群众。杜先生十分痛恨的所谓‘左’的力量正是得到中国社会中“很大一部分‘弱势群体’所支持”的。而这很大一部分“弱势群体”,从杜先生的本能出发,也是对之既十分仇视,又十分鄙视的。因为那些“弱势群体”根本分不清“左”右,他们只关心自身利益。杜先生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他正是和中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他口中的“弱势群体”)完全对立着的。
杜导正先生们欣喜若狂地盼望着中国历史的拐点,似乎如杜先生之所愿已经到来了。杜先生顿感“眼睛一亮”,觉得“有希望了”。但历史给予的答案是无情的。三中全会决定公布表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已经到来。这是在向着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前进。我们遍读杜先生的这篇访谈记,通篇未涉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一撇一捺。他对习近平同志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仍然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反复论述,故意视而不见。杜先生已经用自己的访谈记录千真万确地说清楚了他的那个拐点要拐向何方。可以正告杜先生们,你所心向响往之的东西将永远、永远地不能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这就是历史的逻辑,也是历史的答案。这里还要奉劝杜先生几句。去年4月到11日间,杜先生们感到中国的形势“糟糕”到“绝望”的地步,那是因为发出了中办九号文件和习近平同志8•19等讲话,而且还实践了一段。那么,请再去读读今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委和中纪委等会议上的讲话吧。所有这些讲话的精神却正在逐步地、一一地学习领会着、实践着。可敬的杜先生,你又将是一种什么感受呢?是不是形势又糟糕起来呢?历史是至为公正的。历史赋予杜先生的命运只能是,也必定是,“负隅饮泣”而已,如果他还继续“精神烁烁,行动敏捷”的话。
文章做到这里,似乎可以就此打住。但笔者拜读对杜导正先生的访谈记再三,深感还有一个“小小”的收获,愿意奉献给尊敬的网友诸君们共享。那就是杜先生多年来惨淡经营的领地《炎黄春秋》究竟是一块什么阵地。人们早就指出,这是一个中国土地上十分鲜见的却又锋芒毕露的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土围子。现在杜导正先生亲自来证明斯言非讹。杜先生清口白牙地说:“我们杂志社有的年轻编辑就比较激进,对共产党完全绝望了,希望共产党下台。我就说,真是马上下台,国家就大乱了……他们说,你不用管,乱乱就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真是难得的不打自招啊!一群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的年轻编辑在那里经营着这个反党土圈子,而有着几十个人的《炎黄春秋》的一个团队,杜先生说这个团队“李锐在我前面”,在那里主事,把持着这家土围子。那伙年轻人直白地倾诉反党情怀,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党拉下去;而李、杜他们毕竟要“老到”得多,“深谋远虑”得多,也狡诈得多,他提出了一个什么“历史到了拐点”的观点,实质上是拐着弯地要把党拉下台,并从此把中国拐进资本主义世界去。出发点和归宿点完全一致,只是策略运用不一。老老少少,上上下下几十口人把持着一家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党的土围子,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我们顿时“眼睛一亮”,顿时提升了我们的视力和洞察力。杜导正先生的率真,实在是让我们太受用了,谨谢。(2014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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