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意识形态工作要紧紧抓在手上

　　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尤其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紧紧抓在手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关键是落实领导责任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首先要解决领导权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其中思想领导对于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具有极大意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新形势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要求，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要求。

　　领导，就是要领之导之。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相信和支持我们党的，是愿意跟党走的，关键是我们党要站在时代前列、斗争前沿，带领群众前进;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关键是我们党要亮明自己的旗帜，在众声喧哗中唱响主旋律，引导社会思潮。这些年，一些错误思潮暗流涌动，把部分群众的思想搞乱了。这个时候，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站出来说话，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对那些做了错误思想俘虏的人，就是要大喝一声，猛击一掌，使之警醒。

　　近年来，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就是谁发表正面的言论，谁发表支持党和政府的言论，谁驳斥那些攻击、污蔑党和政府的言论，谁就会受到围攻，而我们自己阵营常常是鸦雀无声或者声音不大，对正面声音支持保护不够。这种现象很值得深思。如果听任这种现象发展，那就是放弃领导责任，就是让领导权旁落。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制度模式选择、价值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决不能左顾右盼，更不能退避三舍。领导干部要敢于站在风口浪尖进行斗争，不能对大是大非问题绕着走，不能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没有“开明绅士”。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想政治斗争中，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能作旁观者，而要作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看一个领导干部政治上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他重不重视、善不善于抓意识形态工作。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同志，应该旗帜鲜明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责无旁贷承担起政治责任。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阅看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媒体的内容，带头把握本地区本部门媒体的导向，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严肃问责。

　　意识形态领域离不开管理

　　与领导权紧密关联的是管理权。意识形态领域要不要管理?当然要。思想无形，但承载和传播思想的媒体、阵地等等是有形的，是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当然需要管理。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1页)这里所说的对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调节”，就是管理。其实，现代社会，没有哪个领域不需要管理，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管理也是生产力。

　　西方标榜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其实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管制是很厉害的。西方社会真正的统治者是垄断资本集团，那些在本国及国际舆论场上呼风唤雨，对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施加着巨大影响的最有权势的西方大媒体，都掌控在垄断资本集团手中。西方媒体可以问责政客、指摘政党、批评政府，可以让某位政客落马、某个政党败选、某届政府下台，但它们绝对不会从根本上去质疑、批评、反对资本家老板和资本主义制度。西方垄断资本集团重金雇佣大批思想舆论精英，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包装成所谓“普世价值”，在国内向民众长期宣传灌输，搞意识形态禁锢，凡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就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在国际上按意识形态划线，不遗余力向世界输出西方意识形态，用西方标准评判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符合西方标准的就被视为好的，不符合的就加以妖魔化。美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频繁对外用兵，制造了多少人道主义灾难!而西方媒体在这些战争中甚至充当了信息战、舆论战的工具。西方经常讲“思想的自由流动”，可是他们何曾认真地介绍过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别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为什么很多美国人眼界狭窄，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难道不是长期实行思想封锁、愚民政策的结果吗?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对于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等宣传文化部门、机构和媒体来说，对于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来说，就是要讲党性。党性原则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原则，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管理问题的核心。

　　讲党性，有三条最重要。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政治上，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组织上，确保各级各类宣传文化机构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二是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是人民利益最忠实的代表者，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这就决定了宣传文化工作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三是坚持党的宣传纪律。宣传文化工作不仅要遵守宪法、法律，服从国家有关部门的行政管理，而且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包括各种具体工作要求、注意事项等。不讲纪律，领导权、管理权都会落空。

　　现在，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让互联网有一个相对开放自由的舆论环境，作为对主流舆论阵地的一种补充，本该是有益的、建设性的。但网络谣言大行其道、网络侵权乱象纷呈、网上负面炒作甚嚣尘上，使网络空间变得污浊混乱，严重损害了这种建设性，不管行吗?依法治理网络乱象，让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关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关系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关系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是一件必须办好的大事。

　　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有其复杂性、特殊性。对群众正常、合理、善意的批评和监督，不管多么尖锐，我们都欢迎，都不要不高兴，更不能压制;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听取、切实改正。对学术问题，应该发扬民主，平等讨论，以理服人，做到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对思想认识问题，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加强正面宣传，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党要管媒体、管导向、管队伍、管干部，强化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职责，让主流思想舆论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以话语权赢得主动权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也至关紧要。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自己在不断总结，但也有人作出别样的解读和评说，并且竭力同我们党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些年，思想理论领域很热闹，有些问题引起很大争论。有争论并不是坏事，真理总是越辩越明，重要的是必须牢牢掌握话语权。

　　现在，国际上对中国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大都是肯定的，各国领导人在与我国领导人见面时都会对我国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肯定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这恰恰是西方最忌讳讲的。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西方就有人预言，中国共产党搞革命还行，搞建设不行，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世界上又有人说风凉话，搞得好就是“中国威胁论”，遇到困难就是“中国崩溃论”，一直不绝于耳。3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多少风浪，不仅都挺过来了，而且每场风雨过后都发展得更好，同世界上一些国家乱局不断形成了鲜明对照。实践证明，我国走出来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其实，世界上哪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终极模式”?有些人低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或者是也看到了，心知肚明，但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口头上就是死不认账。西方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演绎是最典型的套话，他们讲那一套讲了一二百年，现在还在讲，还是那些概念、那套说辞，讲不出什么新东西，就是凭借着重复了一二百年的那些套话垄断了国际话语权。

　　值得警惕的是，在西方强势话语和错误思潮影响下，国内一些人的认识也发生了偏差，盲目跟风，对我国发生的事情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为标准来评判。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取得的胜利等，明明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功，分明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却被说成是“普世价值”的兑现，在“普”不在“特”;同样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如群体性抗议事件等，发生在西方国家就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体现，发生在中国就被说成是“体制弊端”造成的，是所谓“社会危机”的表现，有人甚至把雾霾也归咎于体制;有些人看不到当今世界上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事实，却在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认为中国只有实行西方“宪政民主”才有出路。这是怎样的迷思与蒙昧!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不对，中国人自己才最有发言权。中国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能照谁的模式办?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中干得很漂亮、很成功，但在总结研究、宣传阐释上却不够给力，说的不如干的。真正在广大民众中有影响力凝聚力的是爱国主义、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论述，但这是不够的。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有强大吸引力、说服力、凝聚力的话语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以解读中国的基本国情、价值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论述”，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论述”，从而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赢得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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