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国家现象，这就决定了其实质是阶级意志的思想表达，其作为历史现象所固有的历史合理性和变动性。意识形态不仅随着阶级与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消亡而消亡，而且遵循阶级斗争发展的历史规律、随着国家形态的变化而转型。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不仅体现了它与其为之服务的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我们准确定位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依据，而且体现了历史规律客观性与选择性的辩证关系，为我们在历史发展的曲折反复中坚定理想信念提供战略定力。大体上说，意识形态在其历史变动中，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型：这就是适应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从传统意识形态向现代意识形态的转型，以及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蜕变和时代特征的转变，革命意识形态向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转型。
一、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意识形态是国家权力的组成要素，即“思想的上层建筑”，其功能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就是说，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总要先造舆论，取得道义上的广泛认同;而一个政权的巩固，则总要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统治思想，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无论阶级斗争如何变化，意识形态的这一基本属性都始终不变。但是，传统意识形态具有两大特点：第一，不稳定性及相应的滞后性，也就是说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意识形态可以不一致，因而巩固政权的意识形态就不具有夺取政权的先导性，而只是适应巩固政权需要的一种被选择。例如，中国在公元前475年就进入了封建社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而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后才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确立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期间有近百年到数百年的时间差，这种滞后充分表明了传统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权力面前的被动性。第二，依附性及其非核心性。传统国家的意识形态不仅为国家暴力所选择，而且完全服从于国家暴力，具有鲜明的工具特色和辩护意识特征。因此，意识形态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处于非核心的地位，其能动性基本上限于“执行”方面，而缺乏对于国家权力系统的“建构”功能。
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型。这一转型使意识形态成为历史发展的引领力量，以北美独立和美国建国为标志，开创了近代以来近两百年的“意识形态时代”。和传统意识形态相比，现代意识形态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具有以新国家制度建构为目标的先导性。现代意识形态最大的特点是革命性，所谓的“意识形态时代”也就是革命的时代。现代意识形态通过对现实罪恶的无情批判，通过对未来美好社会基本原则的确立，激发人民的理想热情，开启人民革命的政治动员。从思想观念上超越现存的统治思想和统治秩序，揭示未来的政治和社会构架，使意识形态的作用空前加强。黑格尔因此断言，我们真正来到了一个“用观念创造现实的时代”，列宁在解读黑格尔相关思想时明确指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当代黑格尔主义者弗朗西斯·福山则声称一切真正的革命都是意识形态革命，并借口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断言“历史的终结”。现代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强大政治动员能力、广泛的人民参与性和大规模的历史实践形式，均源于建构美好未来的理想性。这种可以付诸实践的理想(接近于黑格尔的“观念”)构成了现代意识形态的核心。第二，成为国家权力运作和权力结构调整的合法性依据。现代意识形态不仅是立国的先导，而且是立国之本。从权力运作的规范、制度建构和调整的可能到国家形象的塑造，意识形态都是基本依据。正因为如此，现代意识形态在国家的权力体系中不再处于外围和边缘，而是成为基础和核心，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制度生命力的内在依据。这种状况不仅使意识形态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空前重要，而且使其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当一个政权主要依靠暴力来维持时，试图推翻它的力量就很容易找到使用暴力的理由，而在斗争中获胜了的一方，同时也就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正所谓“成王败寇”。然而，在现代国家，“我们发现了一个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那些被列入权力范围的人的思想及情感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暴力推翻现存的权力就变得较为困难，因为“只有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相信现存的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这样的信念被动摇时，建立在权力之上的机构才可能得到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了新政权的一方，却在思想上还保留着旧秩序合法性的空间，而被推翻的旧统治者当然不会承认新秩序的合法性，他们依然保留着思想上的巨大优势。“这样，尽管胜利由无产阶级获得了，但它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是不相等的。”如果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劣势不能有效改变，则旧政权复辟的可能随时存在。可见，单就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而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任务就是空前艰巨的。
意识形态的这一历史转型，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即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规律性正在显现，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时代正在到来。其表现就是革命意识、阶级意识和立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政权更迭和历史震荡，资产阶级革命超越了以往革命的“纯政治性”而呈现出政治—经济立体化的趋势，因而减弱了其偶然性而表现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说，这种革命的发生地及其引领者是确定的，“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这些发生在西北欧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的事件，当时会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革命，除了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外，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任何形式的革命”。不仅如此，历史的必然性还表现在这种革命注定要向全世界扩展。“这种变革所需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政治和理论工具，无论如何已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做好了准备，并足以让世界其他地方都革命化。”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就是对这一客观历史趋势的思想预演。它以高调的方式宣告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折射了历史必然性之光的同时，也包裹着“绝对真理”、“普世文明”的虚假光环。马克思则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把被颠倒了的现实再颠倒过来，最终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意识形态的历史变化也因而得到科学的说明。
意识形态的这一历史转型告诉我们，对于力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的中国，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无论是面对“冷战”的历史环境还是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超越整体上居于统治地位的统治思想至关重要。这就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必须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的原因。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历史经验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要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只要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即便原来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社会民主党)，也会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看似各种思想平起平坐、一律平等，但在资本主义占优(包括今天的“西强东弱”)的形势下，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的独立存在，也就谈不上对其进行抵制和超越，而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这样的党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都不会有所作为。这就是说，必须看到，在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思想“独立”必须高于思想“包容”。只有思想独立，才能拥有思想阵地，才能获得认同、凝聚共识，才有可能去“包容”。
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蜕变及其历史必然性
以资产阶级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意识形态在资产阶级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后，由于统治者既得的特殊利益迅速膨胀，其革命时期与下层人民的利益纽带基本断裂，随着其革命性的褪色而发生了根本的蜕变。本来，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特殊阶级，其争取的解放必定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解放，因此，资产阶级要以全社会的名义发动人民大革命，就必然是有条件的。在马克思看来，“要使人民革命同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完全一致，要使一个等级被承认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陷就必定相反地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定成为引起普遍不满的等级，成为普遍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定被看作是整个社会中昭彰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确实如此，当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旗帜，把革命的锋芒集中在国家领域，直指“专制主义”这一万恶之源时，它的确成了全社会的代表，极大地焕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
不难发现，真正使人们产生历史热情的并不是那种抽象的“自由至上”，而是消除压迫、剥削并最终消灭阶级这一具体的平等要求。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这种实质上的分歧，使革命的预期和实际结果存在巨大的反差，也使“自由民主”在历史的实践活动中越来越暴露其作为阶级权利的本性。行动的结果并没有如愿产生“自由平等”的社会现实，相反，却出现了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把民主共和国看作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步高涨以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生了“告别革命”的历史转型。
否定革命、崇尚改良是西方意识形态发生的深刻嬗变，保守的自由主义由以成为其思想主流。它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归结为革命的罪过，归结为革命所激发的群众狂热、所产生的“民主暴政”及其破坏性，以不能“一蹴而就”的去革命化迫使人们屈从现实，以利己主义个人本位去阶级斗争化、以不可能有统一的“公意”为由把民主虚化为“投票的民主”、把社会矛盾归结为个人自由和公权力的抗争。这样，原来还包容了革命原则的“普遍人权”，就完全蜕变为粉饰现实的辩护工具。于是，“宪政民主”成为政治楷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成为最优经济秩序，追求自利最大化成为自由的核心价值。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此而陷入了一个悖谬，即时代问题的解答有没有一个“节点”：如果没有，那么一切“主义之争”便成为多余，它就必须放弃优越于其他主义的思想霸权;如果有，矛盾焦点就必然存在，社会质变和革命就不可否定。这样，一方面，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及其预言的共产主义革命，西方意识形态不遗余力地攻击“矛盾焦点”说。布热津斯基就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能称雄于20世纪大半部历史，主要归功于它所起的适时的‘大简化’作用。共产主义把财产私有制看作万恶之源，自以为是地认为取消财产私有制就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就能使人性尽善尽美。这种前途得到千百万人民的赞成和向往，使他们充满希望。因此，它在心理上恰巧迎合了政治上刚刚觉醒的民众的感情。”西方批评家们都把“大简化”看作理性主义一元论的产物，而在马克思那里，则具体演化为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他们坚称这种方法过高地估计了逻辑把握历史的能力并且必然企图把各种因素综合到某个核心上。“同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密切相关的更重要的后果是，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某些巨大作用，或者把它绝对化。”
而另一方面，当西方意识形态需要表明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便又不得不回到“焦点”说，只不过往往把这一“焦点”从“经济”转向了“政治”。胡克认为，当代的新技术革命使各国的经济生产方式趋向一致，从而使政治制度成为体现不同价值的根本制度。他写道：“从我们时代的技术革命的观点看来，历史中的经济因素的首要性到政治因素的首要性的这种发展趋势，大概是不能倒转的。”克罗斯兰等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经济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使“1914年以前的传统资本主义的所有重大的特征不是大为变形，就是完全改变了”。两种社会制度的主要区别，“与其说在经济方面，不如说在政治方面：这是专政和民主之间的差别”。这种悖谬说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告别革命”的蜕变，使之真正沦为“虚假意识”，主义不再是信仰的方式，而是实用主义的工具，是实现其卑劣思想霸权目的的手法。它要告别的是危及其统治地位的革命，而对于推行其霸权主义的“颜色革命”则是从来不告别的。
“告别革命”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告别了其原初的形态，使意识形态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中再次面临着转型。这次转型有两大特点：一是意识形态的立足点不再是未来的美好社会，而是能够控制的现存冲突社会。波普尔写道：“我们永远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完善的社会中……没有冲突就不会有人类社会：没有冲突的社会不是朋友的社会而是蚁类的社会。即使能达到这样的社会，有些最重要的人类价值就会由于达到了这种社会而被毁灭。”其结论是阶级永存、国家和政治权力永存，从而放弃了对实质民主和事实平等的追求。这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抛弃了理想主义的旗帜，它由以激发的不再是群众创造未来的激情，而是相互竞争的欲望。二是意识形态的核心依托不再是理论逻辑“观念”，而是普世伦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足于个人主义，但经历了由理性人向生存人的转变，其特征由革命时期生气勃勃的理性主义转向了相对主义、多元论和不可知论，其断言由于个人理性的先天缺陷，人们永远不能从总体上认识世界和设计未来社会，而只能通过对现实制度的局部修改以走向进步。因此，凝聚共识、指引人们超越现实制度的就不是以真理性认识为基础的理论逻辑，而是人们内心不证自明的普世伦理，由此产生的价值追求成为激发人们共同行动的力量。伦理价值高于真理价值、道德制高点优于历史制高点，是现代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波普尔还以此批评马克思主义把真理置于伦理之上、理论置于人道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愿承认他们自己的伦理观念具有任何终极的和自明的意义;他们宁愿从理论方面来说明其人道主义的目标;这种理论解释他们的伦理观念是社会环境的反应或产物。”他认为这样一来，判别道德是非的标准就从大众转移到少数真理拥有者，转移到道德以外的领域，道德成了阶级斗争的武器。殊不知，他们的这种所谓的自明道德，不是没有实际意义，就是对统治阶级思想的自发认同。道德脱离理论自觉，就只能是流行的统治思想的附庸。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生的又一次历史转型，表明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随着资本扩张驱动力的金钱本性显现，原来笼罩其上的“新教伦理”信仰激情逐步褪去，经由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和政治幻灭，其实现思想操纵的方式也就从激发未来的热情转向刺激商品消费和生活享受。世俗物质主义取代理想主义，享乐主义取代艰苦奋斗，个人利己主义取代牺牲奉献。除了物质利益的博弈，它已经找不到任何能够激发人们创造热情的精神动力。从把创造财富视为“天职”、靠信仰引领创新的新教伦理，到向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回归;从毫无顾忌、无所畏惧地追求真理，靠理性引领实践的理想主义，到躲避崇高、嘲笑真理、贪图私利的庸人世界观;从敢于直面社会矛盾、勇于以全社会的名义发声，到无奈于社会利益的分裂、止步于社会窟窿的修补的特殊利益守护;诸如此类。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堕落的轨迹，充分表明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生存危机和道德通则危机，是“告别革命”、“非意识形态化”的后果;资本主义不能延续其创业精神，新教伦理挽留不了艰苦奋斗，自由主义无力开拓精神发展新空间;表明这一意识形态的精神内核的确已经“终结”。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非意识形态化”，更不是“历史的终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意识形态依然是争夺和巩固阶级统治权的重要方式。
我们也必须看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又一次转型，也有其历史合理性，这就是当代意识形态必须面对的：在以和平发展为特征的时代条件下，意识形态如何发挥作用。对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就是如何在这一新的历史环境中继续保持其革命理想主义。一般说来，革命时期与和平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条件，列宁从他所处的革命时代出发，把这两个时期分别称为“政治消沉期”和“政治高涨期”，前者为后者积蓄力量。特殊地说，今天的和平发展时期已经不是两个革命之间的“间隙”，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同一世界市场中长期共存的一个历史阶段，其和革命时期的不同就更加需要我们去面对。就两个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而言，区别起码有三。
第一，革命时期是社会生活的“质变”、“飞跃”时期，人们容易“激情燃烧”;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建设时期，是社会生活的“量变”、“平淡”时期，人们容易“精神懈怠”。马克思曾称，革命时期的社会变化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而非革命时期则是“二十年等于一天”。在革命时期，人们的热情、创造性和历史主动性空前高涨，新事物层出不穷，因此“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民的盛大节日”。列宁在革命的“沉默期”曾用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告诫共产党人，要善于抓住社会生活的革命本质，积累革命的力量。他指出：“对运动，不仅要从过去的观点来看，而且要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并且不是像‘进化论者’那样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缓慢的变化，而是要辩证地理解：‘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在今天，面对已经几十年的社会缓慢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后冷战”状态，如何保持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激发广大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热情，的确是一个挑战。
第二，革命时期是革命团体共同目标高度一致、共同利益高度稳固的时期，容易集中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旗帜下;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建设时期，利益多元导致的价值多元，尤其是个人利益和价值的逐步凸显，造成了坚持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困难。革命必然发生在社会矛盾高度集中对抗的时刻，社会罪恶的高度集中导致了社会反抗力量的高度一致，两军对垒迫使人们进行“二择一”的选择，立场、共同目标和信仰相互推动使“主义”必然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在今天，市场经济为激发个人的活力必然提升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利益如果没有相应的加强，利益的多元和分化必然导致共同理想的削弱，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削弱。
第三，革命时期是着眼于未来、通过憧憬未来获取前进力量的时期，理想性是题中应有之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ZW(〗《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7页。〖ZW)〗。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建设时期，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现实生活、眼前利益和当下价值，容易虚化未来、淡化理想。人们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合理之处在于生命的价值已经更多地体现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而危险之处在于因沉溺享受生活而封闭了自我，从而阻断了自我超越和自由全面发展之路。如何在关注日常生活中激发理想的火花，保持对于未来的强烈关注和执着追求，是今天必须面对的又一难题。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及其历史转型
西方意识形态的又一次转型具有两重性：它既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其文明类型衰落的征兆，又是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一种应变，是力图保持其意识形态优势地位的调整。而对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就不能简单地一刀切，而必须两面作战：既不能“告别革命”，也不能“照旧革命”;既不能“非意识形态化”，也不能“再意识形态化”。具体地说，我们既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一元历史观，坚持真理观决定价值观，又要充分肯定价值观在当代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突出作用;既要坚持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党性原则，又要努力扩大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包容性;既要保持革命传统，又要致力于将这一传统有机融入现代社会生活;既要坚持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又要给自我实现预留足够的空间;既要坚持远大理想、包括共产主义信仰，又要切实关注现实生活的改善和幸福;等等。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会要么被搞乱、被“妖魔化”，要么被架空、被虚幻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也有一个适应新形势的转型问题。
这一转型是个两位一体的任务：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共识、调动力量的作用，一是要让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思想理论全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是要把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转移到核心价值观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型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还是把意识形态的基础建立在科学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之上，不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可知性;我们坚信历史的发展和人性的变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人们在改变外部自然的同时也改变着内部的自然即人性;我们坚信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因而必然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个性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承认阶级的存在和自私的人性是永恒的社会现象。
毫无疑义，思想理论仍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支撑着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并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理论创新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活力，理论武装决定了意识形态的能力。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建的第一位任务，就是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不仅是党在今天遇到的首要问题，而且是即便下大功夫也难见成效的难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口头上重视而实际上冷漠、轻视乃至歧视，使轻视理论学习成为一些人最愿意承认的缺点，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似乎严重而实际无关紧要的问题。“重视理论”似乎可以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并列，成为党建的三大难题。
究其原因，大致有两条：一是理论本身的某些欠缺，导致人们可以远离理论而生活在另一话语体系中;二是理论作用于实践缺乏中间环节和实践载体，致使人们可以置身于理论逻辑之外。就第一方面而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是不是其基本原理、在今天要不要继续坚持和发展、如何坚持和发展这个问题首当其冲;就第二方面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向社会生活的渗透至关重要。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核心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权”。这恰恰是我们今天必须坚持和发展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里明确指出：“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从客观上说，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是阶级社会走向自我解体的征兆;从理论上说，科学阐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有了“工人阶级”这一科学概念，阶级存在的历史性、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社会主义的过渡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才有了透彻论证的基础。因此，决不能以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为借口，淡化甚至否定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熊彼特也承认：“社会阶级并不是分类学家的产物，而是有生命的现存的实体。他们的存在必然有各种后果，如果把社会看作是个人或家庭的无定形的集合体，那就全然漏掉了这些后果。”
实际上，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个共产党执政的核心问题是说不清的。对于“群众”历来有两种解读：一是把它作为“个人的集合”，其基础是个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解读;另一是把它作为“人民的别称”，而人民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但始终是以先进阶级引领的、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大多数，其基础是阶级。作为阶级，最为重要的是具有政治意识、即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整体意志。因此，它不仅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阶层，而且严格说来，不具有争夺统治权的被统治者，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阶级。“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这样，群众路线就内在地包含着党的领导，把依靠群众和坚持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是对群众路线的扭曲。当下存在的那种离开党性讲人民性、离开阶级讲群众、把人民虚化为个人的集合名词的倾向，根子在理论的不彻底。
“实事求是”不是无党性的口号，而是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实际运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立场就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而不是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的立场;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流行观点或自发倾向;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而不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或具体研究方法。因此，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对于个人，则是一个改造世界观、转变立场的自我革命过程。离开了这一精神实质，实事求是就必然变成消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的借口，就必然变成淡化意识形态、混淆政治界限、兜售西方价值观的方式，就必然变成没有善恶是非客观界限的折中主义，从而成为个人投机钻营、满足私欲的工具。因此，坚持工人阶级立场，按照工人阶级的阶级使命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是实事求是的精髓和灵魂。事实证明，不讲立场的选择、不讲世界观的改造，就不可能真正把群众当作亲人。中国讲了几千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吾老”和“人之老”、“吾幼”和“人之幼”之间的鸿沟就是迈不过去。当下那种离开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抽象地谈论实事求是的倾向，本身就不实事求是。
还要看到，和革命时期不同，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直接面对理论，因而即便是彻底的理论也还要经过转化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核心价值观就是促使这种转化的中介。努力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成为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追求和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和高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追求。背离这一精神的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不能增强而只会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因此，我想重申，人民至上、劳动优先、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定性上，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它是社会主义而不是“普世价值”;第二，它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就第一点而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要以及如何通过其“社会主义性”去整合人类性和民族性这一根本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较为主要的偏向是，把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即“普适性”作为价值观提炼的最高原则，不但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而且“默认”了当今强势的西方价值观。可见，包容要有立足点，这就是社会主义，否则，包容就会变成“消融”。就第二点而言，今天有不少人对于集体主义讳莫如深，总怕因此挫伤了个人的积极性，因而直言不讳要把个人主义作为主导价值观。实际上，只有在真正的集体中，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可能的;而个人主义的主宰，只能导致人的功利化和自我封闭。正如海尔布隆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设法通过培养普遍的社会意识来克服资产阶级生活的异化和分裂时，也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它的文化。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精神气质很可能是‘神圣的’而不是‘渎神的’，是道义上负责的而不是不讲道德的，是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不是只讲求实际功利的。功利主义的打算将让位于对个人责任的考虑。社会主义社会必将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资产阶级社会只讲求个人名利，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以心怀集体为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培育、形成，也需要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引领作用。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需要在理论建设、生活方式和学术话语的建构上发挥作用。从理论建设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的利益、生活经验、情感体验等直接联系，因而把不同的价值选择和人生道路鲜活地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迫使人们去思考、追问和探索，从而提升了真实的理论需求。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既着眼于人的培育，同时又规范着制度的建设，把育人、用人和制度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可以较为有效地克服目前存在的某些制度导向和理论导向有所脱节的现象。总之，紧紧围绕着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渗透，思想理论建设就不会与实际生活、利益诉求脱节，那种轻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的状况也就有望得以克服，这个无论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或是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第一位重要的工作。
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培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落脚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不同，源于两者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在西方自由主义看来，保持“优越意识”及其实现渠道，是社会保持活力的不竭源泉，其前提是承认存在“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根除的”不平等。请注意，这里讲的不平等不是指人们的自然差别，而是社会差别，主要是经济政治差别。它认为能够为优越意识提供发泄渠道的是：企业家的经济活动、民主政治以及“体育、登山、赛车等纯粹形式上的活动”。因此，“民主社会和贵族社会的区别，并不在于消灭了优越意识，而是把它引到了地下。民主社会坚持人人平等的命题，它们的精神是平等精神”。可见，西方自由主义所承认的平等，仅仅是“平等精神”，而不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意义上的平等。在保持实际不平等的条件下，人和人、人和自然就不能全面交往，人的发展空间不但必然有限，而且社会的对抗和恶性冲突在所难免。可以肯定，人类不会长久沉醉于资本主义文明堆砌的生活方式藩篱，冲破这一束缚是迟早的事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可以在健康生活方式的丰富多样和超越创新上起引领作用。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及其学术标准的建设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着力点。使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截然对立、借加强学术性排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值得注意的动向。如果说我国学界长期存在重理轻文、重社会科学轻人文科学、重文化轻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就是重所谓“文本”而轻实际研究。即不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为主线，而是力图把“西马”乃至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话语、或者纯文本的解读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范式”。似乎只有西化式的研究才有“学术性”，而关注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只是“意识形态”，就是这一倾向自以为有力的支撑。马克思主义研究当然要加强学术性，但不能制造意识形态和知识的对立，更不能通过淡化意识形态达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谓学术性，就是要把决定广大群众思想和行动的问题找准、道理说透、起到辨别是非、释疑解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功效，从理论上阐明问题，而不是脱离实际、故弄玄虚、甚至混淆是非、散布谬误。建立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和学术评价标准已经刻不容缓。(注释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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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3]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4]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5] 克朗姆尼克等：《意识形态的时代：从1750到现在的政治思想》，张明贵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
(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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