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认为，比较容易改革的都已经改了。剩下是难点，可实际上是两个大问题。第一个是利益集团。他们认为，改革有损于他们的利益，因此，有各种不同的反映。第二个是制度惯性。老路走惯了，走新路总是这儿不合适，那儿也不合适。将二者称为“硬骨头”(中国剪报，2014年3月11日)。
什么是利益集团?人们下边纷纷议论的是0.4%的人掌握中国70%社会财富的三大资产阶级——以官僚资产阶级为轴心的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后者有洋买办和土买办。洋买办指外商，土买办即为中国的两大资产阶级转入外国国籍，但仍在中国盘剥。
建国后的前30年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但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其答案就是改旗易道——在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私有化黑纲领指导下，将个人凌驾于党中央和中央主席华国锋之上，大搞“一刀切”的包产到户、大卖国企并给其上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户口，并用违背宪法的《物权法》将其“合法化”。从而导致0.4%的三大资产阶级掌握70%社会财富。《中国剪报》2013年10月22日，以《前400名中国富豪总财富34746亿》为题摘登《国际金融报》10月18日《福斯特》2013年中国富豪榜显示，排名前400位富豪的总财富达34746亿，相当于全国13.4亿人口上半年GDP的约1/7(14%)。尽管未报道这些人的身份，但可以肯定他们是三大资产阶级。再联系2013年7月23日，《生活文摘报》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2012年最低收入的5%家庭收入累计占所有家庭收入的0.1%;最高收入的5%家庭累计占所有家庭收入的23.4%，是前者的234倍。2012年全国家庭人均收入13033元，最低收入的5%家庭人均只有1000元，5%～10%家庭人均2000元，最高5%家庭人均343000元，是前者人均343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于2012年底，中国基尼系数为0.61，中国收入不均和两极分化严重，已经超过美国。这说明现在已经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了，那还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现在绝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而空喊深化改革。只有睡在公有制的床上共富村、社的社员，才能完成共富梦——中国梦。否则，只能是自欺欺人的黄粱美梦。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困苦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得出：“东方不亮西方亮，黒了南方有北方”。何况经过半个多世纪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中国人民，经过新旧社会、公有与私有两层天的对比，坚信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梦。以抗日英雄捍卫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为代表保住了周家庄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史来贺为代表保住了刘庄的公有制、吃包产到户“后悔药”王宏斌为代表让集体经济又无可奈何花又开，并提出创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等8 000多个公有共富村、社，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动摇，咬住公有制不放，顶住“三不一少”私有化的歪风邪气，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以实际行动与其进行坚决地斗争。经过30年河东、河西的对比，终于让公有共富的真善美使私有化的假丑恶在实践面前显了原形——坚持公有奔小康共同富裕喜洋洋国泰民安;包卖私有奔小康两极分化民遭殃动荡不安——泾渭分明。卖卖厂卖完祖孙都下岗;抢抢抢地抢光三代同流浪——必须维稳。这些共富村、社不仅让中国人民羡慕向往，而且让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种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称这些村是“第二代延安”，来这些村采访、参观学习、旅游是“到中国来看共产主义”。用“延安”、“共产主义”非常中肯而崇敬的语言将这些村、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跟什么斗的问题讲清楚了。
今天，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发展着的大寨村、刘庄村、周家庄人民公社、南街村、华西村、兴十四村、滕头村、南岭村、杭民村、洪林村、韩村河村、北徐庄村、小冀镇东街五队、龙泉村等8 000多个村、社。它们在土生土长，斗争中成长的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无私则无畏，威力大无比的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为首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下，从各自的天时、地利、人和出发，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都建成有自己优势的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的数个到数十个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一二三产业，年产值分别达数亿到数十亿元(华西村则更多)。当年的人民公社社员都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环境优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几十年无刑事犯罪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将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20个字标准，完善成为突出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共富”的24个字，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然而用“一刀切”搞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卖国企搞私有化只能是包产到户，人心涣散，各自为政，散沙不一盘，国企被卖，性质必变，两极分化，那是必然。那怎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据笔者亲临南街村、刘庄、小冀镇东待五队、龙泉村、韩村河等村学习调研，并参考周家庄人民公社等大量资料，对这些村、社的发展历程可庄严地向世界宣告：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梦，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始终高举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动摇，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不含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斗私批修不松劲，坚定不移地走“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不回头，狠批“三不一少”，永葆姓“公”不姓“私”定能实现。因为他们没有利益集团，是跟制度惯性私有制的斗争中才走上新路——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正道。
毛主席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让帝国主义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30年的改旗易道正好是第三代和第四代所为(两代为首的是一、二代)。尽管已经搞了私有化，党代会有数十亿、数百亿的代表逐届增加，还不算比其更多的这个书记、那个长的官僚资产阶级。据有关资料，不少资本家入党已在党内占相当大比例，甚至超过工农比例;公有制大约只占20%(数千人给中央上书)。但由于党内的先进分子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还未走上苏联最后的道路。要让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寄希望于以习近平为首的十八届党中央。一年多来的反腐败、拨乱反正，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要反腐彻底，必须坚持发展壮大公有制，在私有化(三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官僚资产阶级是制度的惯性的主要代表)上动刀子——真正改革的难点和阻力。绝不能再让仅剩下的公有制再搞私有化。因为私有制是三大资产阶级入党、掌握党、政权的“法宝”——“三不一少”黑纲领的必然结果。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榜样就在刘庄、南街、华西、周家庄人民公社这些成千上万的共富村、社。笔者已经两次建议习近平七常委去这些村、社调查总结，并让他们在两会上答中外记者问。这算第三次建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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