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铜锣湾清场的结束，香港“占中”闹剧最终收场。这场“运动”让李柱铭等香港的“民主派”出尽了风头，然而“占中”带给香港底层社会的除了混乱的社会秩序，却没有丝毫的实际利益。说起“占中”事件的风云人物李柱铭，不得不提到与之一度共事的香港著名社会运动家和教育工杜叶锡恩女士。
杜叶锡恩，1913年生于英国纽卡斯尔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48年被普利茅斯弟兄会派往中国江西省南昌传教，1951年杜叶锡恩前往香港，在香港创立慕光英文书院，为1950年代的香港市民提供教育。杜叶锡恩虽然生于英国，但操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和普通话。
杜叶锡恩服务香港四十多年，因目睹了港英政府的贪污腐败，一身正气的杜叶锡恩开始了揭露港英政府假民主，为基层市民争取权利的斗争，曾不畏强权、为民请命，最终促成香港廉政专员公署的成立，被很多超过50岁的香港市民视为真正的“香港良心”;她在民意未受尊重的七十年代愿意聆听市民的意见，并呼吁推动民主政制，因而被很多老一辈的香港人视为真正的“香港民主斗士”。她亦质疑泛民主派为何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仍然贫穷和贪污腐败时没有出来为基层市民争取权益;相反，由八十年代至今、香港社会经已变得富裕和廉洁时才出来争取普选。此外，她对美国的所谓民主和人权加以鄙视，批评美国的人权纪录差强人意。
“占中”者不知所云“民主派”假民主
2013年，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发起“占领中环”，杜叶锡恩说“也许戴博士会有兴趣通过外国‘友好’，参观和见证腐败的民主。事实是，1997年後香港一些所谓‘民主派’实际上是以其不民主的行动，延缓我们的民主进步。”(来源：香港《大公报》报道《杜叶锡恩∶戴应参观腐败的民主》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3/0411/1540448.html)而针对2014年的香港占中，杜叶锡恩认为“占领中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有抗争对抗，就不会是爱。”他们不是说要用爱与和平去占领中环吗?“你认为这些人会走去中环互吻、讲和平吗?”(来源：观察者网《香港101岁民主斗士：“占领中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http://www.guancha.cn/local/2014_10_03_272976.shtml)
2004年，杜叶锡恩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指出，“民主，不是你叫自己做民主派就是民主的。民主其实是从心里发出，从心里去追求的。”“是不偏不倚愿意坐下来讨论问题，达到一个公平的妥协。真正的‘民主派’是可以包容其他人不同的意见，愿意和别人合作。但是香港这些所谓的‘民主派’就一样都做不到。”“那些自称为‘民主派’的人其实一点也不民主!”她批评“民主派”一直采取与中央对立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们不想香港回归祖国，仍然希望英国政府管治香港。
当说到民主党的李柱铭，杜叶锡恩语气颇为激动，对李有一句评语：“李柱铭十分愚蠢!”虽然李柱铭很熟悉政治，但他却把所有的东西都政治化。她认为，李柱铭早前应邀出席美国听证会是要不得的：“当年我在香港发动市民迫使港英政府打击贪污的时候，都没有去美国向任何人求助。”但是李柱铭却向一个具有危险性的霸权主义国家求助，与自己的国家对抗，这就等同邀请敌人来攻击自己国家。
有数十年政治经验的杜叶锡恩指出，美国一直力图分化其他国家，她说：“就是所有美国总统都是表面对人友善，内里却在分化削弱其他国家，以控制其经济。”她举例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分化了朝鲜和越南;如今美国表面上支持“一个中国”，暗地里又向台湾地区供应武器，支持他们对抗中国，这些都反映美国居心不良。她认为，美国会藉分化香港特别行政区以打击中国，因为中国的不稳定便对他们有利。但李柱铭却看不到这些利害关系，这就十分愚蠢!对于外国干预香港事务，杜叶锡恩不留情面地予以抨击。早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香港一定要推行多些民主，杜叶锡恩质疑：“美国何来权力，说香港‘一定’要做什么?他们根本就无资格就香港的事务发言!”
杜叶锡恩认为，部分立法会议员虽然隶属不同党派，但是他们的行径却往往与民主党一致，连手对抗政府。她点名指出，立法会议员余若薇、吴霭仪、刘慧卿、何俊仁、张文光、司徒华等都与李柱铭同一鼻孔出气，不过有些人包装得较为友善，较受市民欢迎。她批评，“民主派”人士不鼓励群众与政府坐下来商谈，反而煽动他们上街游行，然后向外界声称上街的人都是对普选有诉求，这是不对的。
杜叶锡恩指出，香港人最想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有保障的生活、稳定的工作、足够的教育等。
在香港居住超过50年，见证香港回归祖国的杜叶锡恩分析说，香港回归6年多，已成功落实“一国两制”，但香港的民主发展应当循序渐进，不能一步登天。“一人一票也未必能选出有质素的人来管治社会，照顾市民，解决问题。”“菲律宾政府是由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是他们最终得到什么?贪污!”除了菲律宾，亚洲其他民主发展进度很快的国家及地区都出现很多贪污的政客，她逐一数出来：印度、台湾、泰国……所以她认为一人一票与民主不能划等号。她指出：“一人一票未必能选出有质素的候选人”，“依照香港目前的状况，我认为香港仍未有足够条件推行普选，因为香港有太多的政客，他们不仅要求一人一票，而且抗衡中央政府。”由于政客的路向不一，各持一词，所以需要更多时间让他们磨合。
殖民时代香港贪腐横行
杜叶锡恩女士对民主问题的认识正是源于她在香港半个多世纪来对香港从殖民时代走向回归的历程的见证，同时，杜叶锡恩女士能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审视发生在香港的一事一物，来分析和透视香港在殖民时代及回归后的种种变化，对于香港问题才能发出很多真知灼见。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将杜叶锡恩女士的著作《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称为“充满正气和洞见的声音”。
二战末期，蒋介石曾向同盟国表示过战后自英国收回香港的意向，但在列强姑息﹑蒋介石无力力争情况下，当日章旗在战后香港降下，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又在香港战后的天空飘扬!1949年解放军攻克南昌，尽管新政府并未将外国公民当作敌人对待，英国政府依旧告诫英国公民离开中国大陆，1951年2月杜叶锡恩女士离开江西省省会南昌来到香港。杜叶锡恩女士在自己的著作里这样记录了她去香港前在大陆新政府治理下的两年的状况：“共产党接管之后，社会状况的确有了改善。原先有人对我们说会发生各种暴行，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减轻了，经济有了起色，法律与秩序恢复了，电力、道路、通讯和运输也大大改善了。”
杜叶锡恩乘火车到罗湖边界再前往香港，一路很顺利。桥的这一端飘扬着中国国旗，另一端则是英国国旗。怀着理想主义的她当时相信，英国国旗代表着英国的正义，但她很快便发现她想错了。
英国是老牌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三百年。英国又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有长期的殖民地统治技术上的经验。一般都说英国殖民方策很“现代化”﹑开明，殖民地官僚和当地亲英国化精英合作，以现代文官官僚统治，廉能而公正。然而，1951年抵达香港的杜叶锡恩发现的图景却是：贪污腐败和贿赂公行，无处不在，像病毒一般蔓延，感染了殖民地香港社会的全构造!
当时的香港公安政法机关，和当地黑社会“三合会”共生，鱼肉人民。五﹑六〇年代香港公共交通施设不足，私人为生活“非法”经营小巴﹑小客车者众，这些升斗小民，自然成为“三合会”勒索敲诈的对象。在警察环伺下，三合会在车站站点公开收取保护费，警察却视若无睹，因为三合会收的钱，会和警察分赃。此外，举凡开店﹑摆摊要上牌﹑取得许可，都必须直接或通过三合会贿赂。甚至于要办学﹑在医院要求照料，找一份差事，取得“公屋”居住权，公职职位买卖，邮寄包裹﹑批发场的交易，都要给某一个或多个关节贿赂打点。更糟的是，贿赂层层分赃，非但贪得无厌，整个公安﹑官僚机关的权力反而成为殖民地香港巨大贪渎结构的保护体。任何人向公检机关举发，往往收到“查无实据”的回函，甚至召来三合会份子殴打﹑打砸。于是“政法加三合会”的罪恶﹑黑暗结构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大吸血虫，附着在香港广大升斗小民身上，尽情吸食其膏血，而殖民当局历任总督竟视若无睹。到了一九六〇年代，香港几乎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贪渎机器，终于引爆了一九六六年和六七年的市民暴动事件。
受到市民暴动的影响﹙大陆文革只是暴动的外因﹚，港英当局在一九七四年推出了“廉政公署”，基本上打击了殖民地香港腐败结构。杜叶锡恩女士在自己的书中指出，由于“廉政公署”没有起诉权和审判权，不免有为德不卒之处，使殖民地高层白人贪官享受殖民政策下对白人﹑英人官吏的“治外法权”，让他们秘密辞官，带着贪渎积累的巨富“退休”回到欧洲。香港的贪腐今日也许基本遏制住了。和贪风斗争了五十年的杜叶锡恩女士，语重心长地要今日香港为政者，心存“为人民服务”之志，汲取教训，更好地保证杜绝腐败的恶疾!
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民主”真相
杜叶锡恩女士在书中多次着重指出，老牌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英国，终一百五十年对港统治，从来没有在香港施行过民主，总是以保证香港的“稳定”﹑“繁荣”为借口﹙一九六六﹑六七市民暴动后，又以香港在一九九七回归中国在即，已经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民主改革为托辞﹚，拒绝在区议会和立法会安排几个民选的议员。
杜叶锡恩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五年任香港任市政局议员，一九九五年任立法局议员，一九九七年至九八年被选入保证香港和平回归过渡的“临时立法局”议员。估计除了一九九〇年代中后经由民选担任公职，也有由港英当局指定的任期。这样的港英当局，在一九九七年，为了联合在港亲英反中的精英，破坏香港和平有序的回归，达成滞留港英殖民势力，破坏中国将香港和平回归的既定﹙依中英协议的“基本法”﹚政策，在彭定康策动下，突然在一九九七年主张直选立法局议员和区议会的“突然民主化”政策，使杜叶锡恩感到港英殖民者的伪善与险恶。杜叶锡恩披露，当英国确定其对香港的“租期”将于一九九七年结束，“香港突然冒出一类新政客”，其中有人与美国关系密切，自称“民主派”。但这些人在殖民地香港腐败统治下荼毒港人的时候从来不曾对社会不正义过问过。杜叶锡恩指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派”，而是一群亲英﹙美﹚﹑“反中的积极份子”。他们和殖民当局一道，力图为香港的回归设置障碍。他们先是要求主权归还，治权归英国，只在香港升中国五星红旗。遭到中方拒绝后，又提出“延长”英国治港三十年，又遭峻拒。中国坚决主张一切依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在一九九七年回归。而“……令所有的人意外的是，在中国治理下，香港人民享受了比英国人统治下更为民主的制度……。”
一九九二年，英国当局突然阵前换将，将原定留任到一九九七回归时的卫奕信总督撤下，换上了殖民主义者彭定康，带着一篮子阻挠和平顺利过渡的计划来港履任末代总督。其来港行前，还在英国首相府，与首相共同会见两个今日香港“著名”的“民主派”，打算不惜违背《基本法》规定改变市政局﹑区议会﹑行政局和立法会的结构与功能，结果经历了斗争，被中国打销，回到《基本法》的方针上来。
杜叶锡恩对英国殖民主义体制深恶痛绝，对香港终能光复回归中国深为高兴与祝福。在书中，她对古巴﹑北朝鲜和中国革命表达了同情和理解，但她却绝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派。她出身英国工人阶级。一九四八年来中国传教，不久就对在华西方教会的民族歧视和信仰上的伪善心生厌恶。四九年大陆解放，五一年随教会撤到香港。一九五五年她因长期来眼见教会的伪善﹑种族歧视和令人窒息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宣布离开教会，继而从事为香港社会深为贫困和不公义所苦的弱势者的利益奔忙的工作，饱受打击和挫折，却只能使她逾战弥勇。长年为民众奔波使她得以跻身区议会而立法会议员──虽然她坦白自承她的白人背景使她免于受到打压或递解出境的报复。
正是有了这些经历，杜叶锡恩对英美政府宣扬的所谓的民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她不相信形式上“一人一票”的普选能保证“民主”。她认为花大钱﹑媚俗煽动，接受企业“政治捐款”的“竞选”只能欺骗选民，强化权力与﹙企业﹚金钱的苟合。在她看来，民主﹙democracy﹚是真正使人民群众﹙demos﹚作主的制度，是挑选真正能“为人民服务”，心中常存人民的疾苦﹑深入民众和他们的生活中，调查和研究深重的民瘼，从而提出具体针对的改革立法和方案。她批评高高在上的英国殖民当局﹑立法会议员，都不了解香港和港人的真实问题和实态，尤其是那一帮跟着彭定康“突然”登上政治舞台的一些“突然出现的‘民主派’”，他们是亲英反中的急先锋，“相信其中有人和CIA关系密切”。
反对“经济殖民主义”
杜叶锡恩在她的书中指出，帝国英国，曾为了加强自己的霸权，而不择一切手段达成富国强兵﹑统制宇内﹑奴役他人的目的。希特勒的帝国，二战时的日本都做过相同的迷梦，但无不在战败和衰落中结束。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做为新兴大国崛起，自恃其无可匹敌的财富和巨大杀伤性武器，战后五十年来，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任意施加经济封锁，殃及无数老幼妇孺，发动政变，蹂躏民主和人权。美国并且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贸易组织”，做为干预他国财经政策，为其跨国公司谋利，进一步扩大世界范围内严峻的贫富差距，业已引起第三世界国家忿怒的反拨。美国，像历史上的大帝国一样，深信自己有统治和征服世界的“道义责任”。
杜叶锡恩女士更认为“二次大战后的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在冷战体制下，美国支持各扈从反共独裁国家进行了以清除共产党人为名的﹑组织性的人权蹂躏运动，杀害了数百万人。美国以贩毒﹑走私﹑武器买卖支付全世界反共亲美战争与政变，设立国际性恐怖训练学校，秘密培训酷刑拷打强暴逼供的“科技”。杜叶锡恩也侧重指控了美国及其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军”对伊拉克丝毫不顾及国际正义和法律的恣意侵略，对无辜的伊拉克老弱妇孺造成重大伤害，而对世界舆论的谴责不屑一顾。总之，她把这种以重武装﹑跨国大企业﹑国际金融工具为手段干涉和控制世界以满足帝国霸权利益者，为“经济殖民主义”。
杜叶锡恩女士谈了今日霸权大国如何以“经济殖民主义”制霸世界，旨在说明今天全球范围内的民主与自由在现实上正受大帝国的严重威胁，意在对面向这个大气候不但视若无睹，又实际上对这帝国极尽斜肩谄笑之能事，在香港政治生活的末节上挑弄不必要的矛盾的香港“民主派”，有严厉的批评。
寄希望于新生一代
在书的结尾，杜叶锡恩女士表露了对年轻香港学生和青年一代的关心，希望年轻的一代人能明辨是非，看见偏执宣传的迷雾背后的历史真相与前行的正确方向。杜叶锡恩女士对中国和中国新生代青年的寄望之殷﹑关怀之切，真情流露，力透纸背，读之动容。而凡中国人，多么应该怀着深深的自省和感谢，通读她这本充满道德力量﹑真知洞见又勇于实践精神的好书。
*本文内容综合自香港文汇报等媒体的有关报道及台湾作家陈映真先生的《倾听充满正气和洞见的声音——<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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