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反思批判不是为了清算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我认为，今天所有的生育政策选择困境缘于我们对中国人口问题认识的误区。首先一起和人口学家重温一下人口的变化规律。虽然在座都是人口学家，但是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把人口学的自身变化规律给忘了，所以我要提醒一下。
20世纪我们处于一个最伟大、变化最快的巨变时期，这背后是人口爆炸、人口转变。这张图是我经常用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单位，20世纪发生了人口变迁、人口转变。往前推200年是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开始并开启了人口转变，20世纪二战以后是80%的发展中国家为主引领了世界人口巨变。人类人口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那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口革命或者人口转变。
回到20世纪，从1950年开始，我们看一百年人口发生的巨大变化，前所未有的人口现象在人类历史上都发生了——最快的人口增长率、最大的增长量以及最快的结构变化。这是我们整个人口变化的大背景。再回到中国，对中国人口转变的历史，我觉得有误读的方面。首先对于历史人口的讨论，我有两个观点，其一，由于不存在现代统计制度，所以，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全面性或具有代表性的人口调查数据。正因为只拥有局部的或有限的数据，所以才有了不同人口社会侧面的观察和不同观点的争论;其二，由于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其人口变化还是处在高出生高死亡阶段，也因此，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可能出现人口转变意义下的“人口激增”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人口才真正发生了人口转变即人口从高出生高死亡转向低出生低死亡水平。但对于这段人口历史，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广为流传的看法是这样：20世纪50、60年代“人口激增”是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结果即“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以及学习苏联英雄母亲鼓励生育的结果，并由此带来了人口负担。其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之路，人口也随之进入了转变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全民人口健康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我国人口较之一般发展中国家，除三年困难期之外其死亡率下降最为迅速，中国人口像所有国家的人口转变一样在其初期出现了“人口爆炸”剧增阶段，显然，这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水平迅速下降的结果，而不是鼓励生育的结果。这是建国以后我国人口沿着人口转变自身规律变化的结果。
关于人口成为问题要先厘清什么是问题?所谓问题，涉及到关系失调，要么是内部关系失调，要么是外部关系失调，这种关系失调可能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成为“问题”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存在客观事实，比如13亿人口，全世界第一;另一方面，成为“问题”还受制于主观方面的认识与判断。比如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知道我们发展落后了，这是一个事实，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人口方面，决策者认为我国人口众多是主因，所以1979年、1980年我国计划生育转向了最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如今回顾这段历史，通常认为那时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个特殊时期不得不做的唯一选择。我过去也不反对这个观点，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我们了解到了越来越完整的历史过程以后，我认为这是一个特殊时期错误认识判断下的错误选择。
以1980年《公开信》为标志，这是我们认识人口问题的分水岭，我们的认识判断由“人多力量大”转向了“人多是负担”，这也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分水岭。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叫《毛泽东人口思想智慧》，我对毛时代人口政策有两点评价，第一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生命的尊重。实施计划生育没有突破剥夺生育权利这个基本底线;第二是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没有破坏人口自身均衡发展这个基本规律。那么，面对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我们有什么办法?毛主席提出了“革命加生产”，通过生产把“馅饼”做得更大;通过革命和改革，把“馅饼”分配更公平。过去我们是以这种方式来批驳马尔萨斯的，但讽刺的是1980年以后我们全盘接受了马尔萨斯观点，并且加以运用，为控制人口数量，既剥夺了人们生育自主的权利，也破坏了人口自身均衡发展的规律，这都是由于我们对中国人口问题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结果。
我个人在人口生育政策研究方面介入比较早，因为我的博士论文1995年就在讨论21世纪初生育政策平稳过渡问题。为统一思想，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2000年7月我在《人口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最佳时机:中国人口政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章，我从四个方面论证了2000年左右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平稳过渡到二孩的最佳时机。2001年翟振武教授发表了“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认为“在人口规模问题与年龄结构问题的比较中，规模问题在目前和今后十几年仍然是第一位的问题，结构是第二位的问题”。同年，我发表了题为“也论中国人口数量与结构问题——兼与翟振武教授等商榷”。我认为我国人口问题“不是数量第一，结构第二，而应该是数量与结构并举”“数量与结构统一”。“数量与结构统一”既是对我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也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种途径。普遍二孩是数量与结构统一的手段。2002年在翟教授主持的“中国人口数量究竟多少亿才合适?”论坛中，我又撰文指出，“中国人口不能以追求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
如今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停留在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争论中，还在担心一旦放开生育政策会出现巨大的生育反弹、生育堆积。事实上，回顾历史的话，会发现我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人口政策改革的机遇，我们依旧没有从“人多是负担”的价值判断中没有跳出来，依旧没有摆脱过去对人口问题的错误认识。
我们处在一个最伟大的时代，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及狄更斯在其《双城记》中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描述，那正好是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黄金时期。而现在是我们的人口巨大转变时期，所以我们感到非常庆幸，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感到非常悲哀，为什么呢?我用“人口之殇”来形容。因为正当我国人口处在年轻、发展壮大充分展现其能量的时候，却被1980年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拦腰一斩，这是自毁长城的错误选择，这是有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错误选择。
如今“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遇冷，再次说明我国已经进入深度的低生育率社会，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要担心的不是生育水平的巨大反弹，而是放开政策达不到生育回升调整结构的目标怎么办?所以应该终结争论，正本清源，彻底从人口问题的认识误区中、人口形势的误判中解放出来。即刻无条件地废除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变控制为鼓励生育，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我们都是书写历史的人，历史会记住我们。
（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系2014年12月20日在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举办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上的发言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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