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京，朋友聚会，有人说看不懂中国经济。若说超发行货币，却流动性吃紧;若说通货膨胀，却CPI不断下行;若说汇率承压，却顺差忽然增加。主流舆论继续唱好，非主流仍然看淡，政策依旧在惯性中滑行。那么，应该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呢?同时，如何破解中国经济的难题呢?
其实，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严重程度。货币超发行确实非常严重了，然而资本沉没更严重，实体经济仍旧缺乏资金;通货膨胀确实严重，但CPI数据根本无法反映实情;人民币汇率处于历史性拐点，却有沪港通和深港通等资本回流安排进行技术性对冲。经济制度设计和经济政策安排，都在强化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如果，我们不能解释经济现象，我们不能正确认识经济问题，我们就无法有些地解决经济问题，我们就必须面对深刻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在惯性中滑行，滑行貌似失重，本质上是失控。
首先，我们重新解释一些经济现象。
牛顿第二定律表明，物体的加速度与施加的净外力成正比，与物体的质量成反比，方向与净外力方向相同。以方程式表达：F=ma。其中，F是净外力，是所有施加于物体的力的向量和，m是质量(重量)，a是加速度。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F=效率提升+资本扩张。其中，效率提升=管理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和科技进步均涉及体制改革，很难一蹴而就。随着中国经济总量m的快速增长，保持经济增长速度a就越来越困难。在效率无法大幅度提升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F只能依赖资本扩张。资本扩张，在外资涌入到达峰值后，自然就转换成了人民币超发行。人民币超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将导致人民币崩溃，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世纪性灾难。显而易见，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应该源于管理进步和科技进步，我们现在必须全力阻止通过货币超发模式来“保增长”。就经济政策而言，在效率提升不足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我们应有勇气戒除对宽松货币政策的惯性依赖，我们必须接受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下滑的严酷现实。此刻，我们必须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并在经济良性循环中完成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
牛顿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是有极限的。我们已经开始触碰到这个危险的极限了，我们已经开始进入经济增长的数量极限了。经济学讲究边际效用，经济学不承认什么“好政策”。所以，“保增长”必须给出明确的货币超发行边际，“保增长”必须符合货币发行的刚性约束性条件。所谓货币发行的刚性约束性条件，就是确保人民币实质购买力，也就是说必须捍卫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如果，“保增长”等于滥发货币，“保增长”等于人民币崩溃;那么，“保增长”就是不折不扣的坏政策。现实是残酷的，坏政策中隐含了庞大的既得利益，坏政策在主流舆论中变成了诡异的“好政策”，坏政策一旦实施就会形成巨大的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毋庸置疑，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抛物线顶端了，我们必须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科学的论证了，基础货币供给不能超越经济运行的一般需求，我们坚决不能允许政府进行政策投机了。我们经历过银元券和金圆券的荒谬时代，我们没有理由再次重蹈覆辙。我们现在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得过且过将投机进行到底，要么义无反顾将调整全面落实。崇祯选择了前者，国破家亡;雍正选择了后者，康乾盛式。普京选择了前者，卢布危机;奥巴马选择了后者，美元复兴。
其次，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问题呢?
在牛顿定律之后，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人类认识世界打开了更宽阔的视野。1907年，爱因斯坦撰写了关于狭义相对论的长篇文章《关于相对性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到了等效原理。他阐述了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成正比的自然规律。依据等效原理，经济增长速度是相对的。人民币与美元密切联系，使得人民币尺度与美元汇率联动，美元升值时人民币度量尺度在延长。其含义是，2014年的7.5%的实际增长，远远高于此前超过8%的名义增长。并且，在全球增长放缓的时刻，相当于引力场的引力衰减。其含义是，为实现2014年的7.5%的实际增长，政府必须填补引力场减弱的动能，国家付出了远远高于此前8%的经济政策推动力。相对论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可以修正我们对经济数据的误读。一是我们的绝对速度在降低，而我们的相对速度实际上在增加;二是我们为了维持高速度，必须付出比以往高得多的代价。所以，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支撑一个脱离实际的名义速度。要知道，在爱因斯坦的质能守恒定律中，质量和能量是反比例关系。意思是，我们是否需要损耗能量(国家信用)来支撑质量(GDP)。过度透支国家信用以获得高速增长，可能意味着未来的报复性衰退。道理很简单，高通胀将导致资产溢价高于生产利润，最终将迫使资本退出创造价值活动，我们最终会陷入全面经济危机和大萧条之中。在制订经济政策时，我们确实需要科学发展观。
经济学不是科学，却应该科学。科学不外于哲学，哲学就是理性的审美。我们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本意是希望人民生活得到整体改善。人民生活整体得到改善有两种方法：第一是经济总量增加;第二是经济存量再平衡。意思是，在经济总量增长放缓时，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经济存量的再平衡达成目标。也就是说，收缩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实施税赋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予以补偿。一些朋友可能片面理解了改革，改革不仅仅要解决增量问题，改革也必须解决存量问题。当然，经济学应该科学，却真的不是科学，经济学有阶级性。因为，“正能量”确实不属于物理学范畴，“正能量”是一种高尚的社会主义情操。放宽时间与空间的视野，货币政策也是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向穷人课税，紧缩的货币政策相当于向富人课税。解决存量平衡问题，恰恰是为总量增加奠定坚实的基础。富人付出一些牺牲，恰恰是为了子孙的长治久安。毕竟，大家都不愿意革命。在瑞士与香港的三十二年长跑中，瑞士的平衡增长最终战胜了香港的畸形增长。事实上，经济规律是不可战胜的，发达国家的长期稳定增长，正是源于经济结构的均衡稳定，而绝非来源于扭曲经济结构。过度扭曲经济结构的国家，无一不是最终走向衰败。我们提出强化针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课税，是经济再平衡的必由之路，是共富、共荣、共赢的和谐之路。相反，无底线的宽松货币政策，必然导致极度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资本大规模外逃，货币超发反而导致资本收缩，最终将彻底枯竭经济增长的动力。所有无序宽松货币的国家，无一不是死于信用崩溃。一个伟大的政府，不在于满足少数人的无限贪婪，而在于满足多数人的基本需求。阶级性，也讲究平衡，也不外于科学发展观。道理讲清楚了，政策选择就有了思想基础。
最后，如何破解中国经济难题呢?
第一，稳增量，调存量。
经济政策逻辑上，总量增长速度必须服从于存量结构平衡。意思是，为了捍卫国民福利，就必须确保人民币购买力，确保人民币购买力就必须节制资本，节制资本就必须允许总量增长速度下调。一句话，再也不能以残酷掠夺劳动者作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了。同时，必须看到，存量平衡，才是促进总量长期增长的方式。历史地看，中国无惧通缩，中国最怕通胀，请不要忘记八九年那场风波。在危机时刻，不向富人课税(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而是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向穷人征税，就算是科学家爱因斯坦也不会同意。1917年(爱因斯坦38岁)，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爱因斯坦非常支持这场伟大的革命，赞扬这是一次对全世界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的社会实践。他表示：“我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许多人认为，是马克思制造了革命，是列宁创建了社会主义。不是的，是通货膨胀制造了革命，是经济危机创建了社会主义。不要认为革命就不符合经济学原理，革命只不过是一种激烈的改革，激烈也是因为历史别无选择。苏联革命进行经济存量再平衡的结果证明，存量再平衡也可以创造总量增长的奇迹。历史地看，中国经济总量增长的奇迹，也是中国革命导致经济存量再平衡的结果。在广义相对论中，那不过是质能守恒定律的一次完美运用。一句话，放下“保增长”的包袱，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坚定不移地调整经济存量，重建公平、正义、高效的财政政策。
第二，调结构，增效率。
调整经济结构，将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将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将激发经济总量增长的潜能。资本(英文：Capital)，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即资金、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用来生产其他商品或产生收入的累积物力与财务资源。在统计意义上，资本通常用来代表金融财富，特别是用于经商、兴办企业的金融资产。也就是说，名义资本总量(包含了沉没资本)并不等同于实际资本总量(运行中资本总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错误配置，会导致资本沉没，货币虽然增加而实际资本总量却在减少。中国经济就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央行不断投放货币，资本不断地沉没于不动产，实际资本总量不增反减，实体经济不断出现钱荒。经济结构调整，将有利于活化沉没资本，将有力地促进资金周转速度。请注意，不动产溢价速度超越劳动溢价后，必然会导致资本大规模沉没，从而形成资本稀缺假象。经济结构调整，将激发沉没资本重回创造价值活动，将加速存量资本的流通速度，在名义资本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增加实际资本总量，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动能。管理层必须清醒了，财政政策才是刺激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工具。我们必须实现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科学管理，纵容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节制资本的时代必须开始了。我国古代尚且有一本“鱼鳞册”，我国今天难道不能登记财产并开征税赋吗?我国古代尚且有“一条鞭法”，我国今天难道不能让食利者做出一点贡献吗?我们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怎能不尊重创造价值者的劳动?我们怎能不体恤底层国民的酸甜苦辣?万法皆税，“正能量”应该在财政政策中。早就应该有一点儿动静了!
经济学不是科学，因为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伟大的经济学家，往往是悲悯的社会主义者。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没有阶级性?什么“积极的财政政策”?那是对谁的积极?难道，是积极地配合国内外利益集团大规模兼并国民财富吗?什么“宽松的货币政策”?那是对谁的宽松?难道，是稀释劳动者的共同资产和劳动成果吗?在一轮又一轮的“积极”和“宽松”后，要素价格极度扭曲，分配结构极度扭曲，经济结构极度扭曲。结果，极少数人暴富，资本大规模沉没，一轮又一轮的钱荒，然后是更疯狂地“积极”和“宽松”。拙劣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恶性循环，越演越烈。看不懂中国经济，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大家忽略了经济学的阶级性。我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专家令人不安。
说到我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专家，我们应该送他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老实说，我国人民没有责任和义务，辛苦纳税为西方豢养经济政策销售经理(Sales Manager)。我国的国际化企业需要境外营销的销售经理，他们完全可以去那里发挥他们的职业优势。无论如何，共和国不欢迎政策欺诈，不能让他们继续瞒哄领导了，不能让他们继续欺骗群众了。主流教育、学术、传媒，应该有起码的道德底线。一个肥胖症患者，应适度增加运动，而不是忽悠他们继续增加食量。不要听到隔壁瘦子吃肉(搞量化宽松)，就非要杀了自己家的黄牛(国家信用)。请相信，基于发展经济学的“保增长”是政策毒药;请相信，拯救经济危机的最佳途径是实现存量再平衡的新社会主义，绝不是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战略规划。道者，反之动。无法则有之，有法则违之，有违则纠之，有纠则避之，皆反之动也。共和国必须对他的竞争对手反动。在统一应力场中，应借助外力增加国家实力，而不是傻乎乎地做什么负责任的大国。人民币维持汇率稳定，就必然延长度量经济增长的尺度，就必然表达为国内的通货紧缩，就必然向全世界输出通货。人民币汇率稳定，全世界才能接受人民币通货，中国才有机会建立庞大的人民币债券市场，中国的人民币才有机会走出国门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不要继续给美国经济充当附庸了，我们早就应该建立中国经济政策的主体性了。如果，领导们能够掏出那些“塞耳屎”(Sales)，管理层敢于对西方反动一次，毫无疑问可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必将为中国全面崛起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北京，想起来很亲切，看起来很陌生。火树银花下，长安街的繁华让人迷醉。走在旖旎的街道上，你很难想到居庸关的烽火台，你很难想到山海关外凛冽的寒风。或者，似我这种“关外”来的汉子，才有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好在，危机一旦被意识，也就化解了一半了。
望领导学习进步!祝人民幸福安康!愿祖国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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