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个符号，“煽情公知”，“自由派”，“女文青”，“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赴美生子”...所以“柴静出品”的确让我抱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开始看这部片子。坦率说，这片子里的煽情，我还是不喜欢，也不适应她讲话的腔调。
但无可否认，雾霾这个话题，太重要、太紧迫，与我个人的利益、我所关心的人的福祉休戚相关。治理雾霾、保护环境，也与我个人政治立场不矛盾——对环境议题的话语表述固然是充满阶级性的，但环境污染在现实层面，是跨越阶级的议题——坦率说，如果完整看完这部片子，还是只能得出一个“这就是中产阶级的政治压迫”，或者“这是‘文傻’的一面之词样的结论——我觉得是太轻佻了。
有人说柴静的片子有唤醒对污染浑然不知的人的作用——让大爷大妈开始买N95口罩和空气净化器。以我个人有限的生活经验来看，即便大爷大妈们，也早就对空气问题叫苦不迭。而我的同龄人，则更是对此抱怨连连。但大家是散沙般的个体，我们的不忿消匿在为生计忙的日常，消解在狂轰滥炸的娱乐节目的声浪；我们除了在特别糟糕的天气拍照以自嘲，好像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与几十年如一日的“国家大计”、"大转型”比，个人的抱怨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
可是无奈里又夹杂着许多委屈。
2013年秋冬，我在郑州，每天用AQI APP监测天气，200以上是常态，动不动就400， 500。我本来是该在郑州做访谈，但经常绝望地躺在屋里，看着窗外的灰蒙蒙，不想出门。郑州市民戴口罩的很少。即使天气再恶劣，中小学还照常上课。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我小题大做。
后来我在微博上抱怨郑州的AQI爆表，我发现那个季度，郑州指数排名全国前十，远高于北京。微博上很多朋友当时很惊讶地问：“怎么，难道雾霾不是你们北京才有的事情？” 那是，我意识到，对雾霾问题的媒体表述，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为是北京，所以得到大量关注报道，而北京周边更严重的河北、河南、山东（那年我自己观测APP数据得到的经验），却鲜有人关心。
有一年冬天，我在大学朋友聚会上抱怨雾霾问题，在座的都是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有些已经有了孩子——大家的态度是：这事儿谁也管不了，这事儿是集体不作为，操心这事儿是闲的蛋疼。
这听着让我绝望——当我觉得空气这件事特别重要、特别糟糕、特别让人沮丧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麻木的，无所谓的。我于是常常陷入自我否定——可能只是我太惜命了吧。环境就是如此，结构就是如此，你除了尽量自保（或许就是用脚投票离开这个国家），确是无法做任何事——个人的任何反抗，在这个这么严重的问题面前，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
而今天，我不太喜欢的柴静，却做了一件让我十分佩服的事——
问一问到底谁在这个庞大的雾霾制造机理扮演角色，到底谁该负责，为什么不负责，怎么去监督？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除了绝望，可以做什么？
柴静当然比老百姓更有资源和话语权，她肯定不该算是“大多数”，可是和这个庞大的雾霾制造系统（包括国家、市场、企业、社会，国际产业分布结构)相比，她可撼动的资源和能动性，又算有多大？
柴静片子里强调拨打12369进行公民监督。她专门录下环保部门一个工作人员拍胸脯的保证：我们一定百分之一百出现解决问题！——和官僚机构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这个“百分之百”，一般是不可能的；但每个人都行使自己的权利，去监督政府作为，至少是当下有限政治空间里，可以力所能及的事情。
当然，即便12369畅通无阻，仅仅是监督环保部门，也是不足够的。还能做什么，我们应该继续讨论。
为什么此片选择在两会前播出？为什么剑指中石油，力推天然气市场开放，私有化，而不提核能源？为什么宣传某款环保APP? 吕新雨说，柴静的片子是在与隐性资本合谋。是的，我们甚至可以从片子里，读出公民社会倒逼政治改革的意味。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深入分析柴静片中给出的答案所潜在的政治议程，指出它可能与哪些权力产生合谋，从而带来哪些新的问题。例如，虽然柴静的叙事兼顾了平等问题，强调了环境恶果往往也是底层承担更多；虽然她例举了那个从小没有看见过星星、现在父亲被强拆打伤的小女孩的例子——但不可否认，整个片子看下来，资产阶级政治性还是很明显的。但就算是这样，就算此片会为新上任的环保部张背书，为新兴小资产阶级之“奥森奔跑党”摇旗，与私有资本形成合谋，但难道她提出的这些问题，不是与我们每个人（不管阶级、性别、民族、年龄等）都相关吗？难道我们深陷其中的每一个人，就什么都不做，等着中国工业自然衰退、等着人口密度自然减小，等着几十年后一切"按照客观规律变好吗”？
一辈子很短，反正我不愿意等。
我觉得有必要去分析柴话语背后的权力结构。作为普通人、受够了空气污染的人、知道自己一辈子都无法呼吸上特供空气的人，我更想通过与大家交流观后感，找寻一些作为行动基础的共识。例如——
“空气污染牵涉每个人每天的生活”
“中国为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且承受代价的人与获得利益的人是负相关”
“中国人口规模和密度决定了同样空间内的污染，我们要死更多的人”
“治理环境问题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而不是任由其恶化”，
……
在有这些共识的基础上，当然要去分析其引发出的阶级问题、政策问题、体制问题、甚至性别问题（比如片中自然之友的动画里，说“让妈妈做饭注意油烟机”，为什么厨房里的只是妈妈？这里面就还有性别本质主义的问题）。
柴静走访英美，试图为我们找寻可以借鉴的出路。我同意一些政策、管理方式在微观层面，对我们有一些启示作用，但她建议的整体解决问题思路——产业升级的同时保障就业——有些想当然了。片中英国环境大臣信心十足地说：“100年前我们有几百万矿工，但现在仅剩3万，但我们整体就业率更高了！因为一个产业退出舞台，另一个产业会同时兴起。” 柴静的画外音说，“1960-70年代英国治污的前十年，经济不但没有倒退，还增长了。”
这样的“先例”无法论证急速产业转型在中国目前是可行的。我们不需要世界-体系理论或者发展社会学的知识，也明白老牌发达国家走的这条工业革命去工业化的转型之路，是建立在全球政治霸权、海外殖民地和市场的扩张、国际产业链分级的前提下的。
20世纪中期，第一世界的劳工运动力量壮大，他们迫使国家与资本对劳工进行妥协，出台高工资、福利的社会政策，为产业工人提供高消费的生活模式。资本的无法继续留在第一世界保持高利润，它的逐利本性使得第一世界的资本家开始在亚洲和拉美找寻更廉价的土地和劳力，从而完成了制造业的空间转移。而欧美则摇身变为金融资本主义的中心。这一方面保证了他们的去工业化进程不以大面积失业为代价，而另一方面，也确实为2008年那场更大危机留下了隐患。而且，事实上去工业化问题可能带来的贫困、失业，也并不是完全对第一世界没有影响。它们更多地以第一世界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形式表现出来——金融家们赚得盆满钵满，而本国的穷人却比二战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相对贫困。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今天的环境危机和第一世界今天的“天清水蓝”，正是全球资本空间转移后的二分结果。如果中国今天试图沿着这条“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走，有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如前文所说，中国的污染可能和几十年前的伦敦、洛杉矶成因相似，但中国的人口密度和污染规模，是与他们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使是同样的污染规模，我们也要死更多的人，这样的一条“老路”，我们真的走的起、走的心安理得吗？
另外，如果中国现在立刻进行产业升级和去工业化，即使技术上可行，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是否可能？如果是选择以内部调整的形式进行，即沿海资本转移到内陆的形式，会否引发大规模的就业问题？如果不同时兼顾环境，转移到内陆的资本，是否会加剧对内陆环境的掠夺和破坏？
如果本国重工业和制造业是更多地转移到海外（比如现在已经开始的向东南亚和非洲的转移），我们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比如，我们把发展成本转嫁到非洲（片子里显示，我们已经是在这样做了，把无质量监督重污染的车卖给非洲），真的是问题解决的最终方法吗？
那么，如果我们想做一个更负责任的“大国”，首先从根治起，在国内做结构调整，提高企业环保规格，适当均衡各种工业的布局，那么，各种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如何解决？政府和资本，在这些利益网里，有没有清晰的边界？我们都知道，政府和资本常常捆绑在一起出现在地方治理中，宁愿一起沉船，也拒绝改变。 环保这种非短期可见利益的公共事务，能撬动那些坚实的利益链吗？
这些，是在我看来，柴静的片子没有看清楚的问题。或者说，是她为了片子能传播的更广，而策略性避开谈的问题。但总之，环境治理，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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