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加明星效应，居然在一夜之间激发了网民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感。对，我要强调的是网民，而不是更普泛意义的人民。《穹顶之下》是站在都市中产阶级视角讲给都市中产阶级听的故事，而那些广东贵屿拆解电子垃圾为生的村民们，那些辽宁铁西区的下岗工人们，他们在微博微信上没有声音，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有人说，这部片子唤醒了国人的环保意识，无论如何是好事，至于论证和逻辑的漏洞，不必求全责备。但新闻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事件通报，而是通过事实，视角和叙述方式的选择为公众定义：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解决?这三个方面的论证，以及彼此之间逻辑关系的确立，都不仅是通过“客观”的论据呈现和“自然而然”的推理。问题可以放在不同的框架下阐释，原因有微观表象和宏观结构性之分，至于解决方案的提出更是受到叙述者预设立场的直接影响。这一系列的过滤和选择过程，就是新闻的意识形态性。这话听上去好像很学术，其实老百姓在批评乃至嘲讽官媒报道中的太平盛世歌舞升平时，就是在不自觉地运用这种分析视角。只不过，当一部新闻作品由明星记者(尽管这位名记是依托官媒体制成名)，以体制外的“独立”运作姿态，用情感诉求大于理性分析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时，很少有人再去质疑论据的选取和论证的跳跃。
《穹顶之下》提供的环境问题解决方案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加大环保部门执法能力和执法力度；二，尽快完成产业更新，停止补贴能耗高的重工业和制造业；三，打破能源垄断，鼓励私有化，放开能源市场；四，都市中产阶级从我做起，少开车，多打举报电话。法治，市场，技术创新加上中产阶级出于自保的极有限义举，这是自由派政治议程的标准配置。柴静对这一方案的论证主要援引伦敦和洛杉矶治理污染的经验。就我对英国的了解而言，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首先，英国的经济发展从十六世纪到二战之前都与对海外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密不可分，二战后的经济转型有赖于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中国没有用几百年走过从殖民掠夺到资本主义现代化再到治理环境的奢侈，环保部门执法不力的背后，是英国从未面临过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忽略这种全球政治经济的历史性因素，照搬英国当下的政策举措，对处理中国的矛盾作用有限。更有效的策略应当是在发展主义的“共识”之外探求新的出路。在这个问题上，汪晖（注1）和文佳筠（注2）早在几年前都有更详尽的论述。
其次，即便是在现代化道路上先发制人的英国，产业更新及能源升级的过程也远非柴静描述的那么轻而易举皆大欢喜。片中一位威尔士曾经的矿工，对关停煤矿带来的失业轻描淡写地说了句，那就另外找份工作吧。而实际情况是，七十年代初的英国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引发的工运浪潮此起彼伏，撒切尔上台后动用暴力对矿业及钢铁制造业工会进行铁腕打压，矿区从此大量失业人口靠救济金过活，经济一蹶不振。这段历史，从《光猪六壮士》 (FullMonty,1997)，到《舞动人生》 (BillyElliot,2000),再到最近的《骄傲》 (Pride,2014)，在很多英国电影中都有记录。这也是为什么2013年撒切尔去世时，矿区的工人阶级如逢喜事大举庆祝，一首名为《女巫死了》(Ding-Dong!TheWitchIsDead)的歌曲突然跃居电台点播率榜首。
再来说说私有化。柴静在片中几次将矛头对准中石油和中石化，并提出她的解决方案：打破国企能源垄断，有钱大家赚，鼓励私有化，放开能源市场，因为市场带来竞争，竞争引发创新。听上去很顺理成章是不是?可是在英国这个欧洲率先将能源和铁路系统私有化的国家，五年一度的大选在即，民调显示68%的选民支持将这两个产业重新国有化，就连右翼保守党选民中都有52%的人赞同这项传统意义上的“左倾”政策。原因很简单，市场并不是调配一切资源的最优机制，尤其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基础设施而言，比如医疗，比如教育，比如能源和公共交通。唯市场论者对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奉若神明，却罔顾斯密自己在《国富论》里对这只手时有失灵的举证。英国几大私营能源公司惟利是图，联手控制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即便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民众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仍连年涨价。2012至2013年间，英国老年人中“额外冬季死亡”人数增加了31,100(比上年增加了29%)，连续低温引起流感爆发(要知道英国人所说的极端寒冷低温天气是月平均气温2.9摄氏度而已)及能源价格上涨致使退休老人无力支付取暖费用被认为是相互关联的重要原因。
写到这里，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属于被这篇文章(注3)的归为“疯了”的一类人。因为批评柴静就是不想改善毒空气，因为“对待这个纪录片的态度，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善良与否、理性与否、真诚与否”，因为柴静就是左右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这义愤填膺的捍卫，恰恰是我对《穹顶之下》不以为然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最初的一片赞誉之后，很快有了不同的声音，但争论的焦点并不是雾霾，而是柴静这个人。一个公共政策议题迅速被缩小为对明星的个人崇拜或者人身攻击，而这样的局面正体现了柴静营销团队的成功之处。因为从一开始，这就是站在一个母亲立场上的“私人恩怨”，以女儿的健康开头和结尾，演讲中不时出现这个数据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图表我也看不懂之类的个人化评语，从而大大强化观众的代入感。这是明星柴静讲给你的雾霾故事，如果你认同这个人就会认同她的叙述，如果你质疑她的叙述就是对她的人身攻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柴静品牌与她的故事之间的关系，正如同明星与其代言商品之间的关系，受众或接受或拒绝，但产品本身并不提供协商或争议的空间。有人惊呼《穹顶之下》将从此改写新闻学(注4)，因为这是柴静成功利用自媒体，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以个人化的表演，实现了“专业性，可读性和传播性的平衡”。也许这是我作为传播学者的执念，但我无法不去追究这一个雾霾重重的故事背后所谓“自媒体”的生产机制，讲故事高手起承转合间轻轻略过的事实，以及品牌运营与公共讨论的逻辑之间的巨大落差。
注：
[1]汪晖，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打破发展主义共识，寻找新出路，http://www.aisixiang.com/data/18018.html
[2]文佳筠：缺席的气候正义，http://www.21bcr.com/a/zazhiwenzhang/2009niandiwuqi/2010/0617/995.html
[3]假装在纽约公众号：骂柴静的人，我就想问你一句话，http://news.qq.com/a/20150301/022201.htm
[4]赵何娟：柴静《穹顶之下》可能会、应该会改写的新闻学，http://www.tmtpost.com/198613.html
附：
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
——打破发展主义共识，寻找新出路
汪 晖
摘要：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共识，以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为中心的发展主义，制造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并使得地方、乡村的传统、文化价值衰败消亡，而后者恰恰是摆脱现代性、惟发展主义的宝贵资源，更是维系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基石。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作为大国的中国应突破单纯的环境保护，通过对发展和生态问题、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思考和规划，走出不同于西方发展逻辑的自主性发展新路来。
序言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对这个成就我相当肯定，同时，我也相当警惕：中国世界工厂化源自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化，即其工业产业向中国转移。在这种全球生产体系下，发达国家得到了环境保护，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环境受到污染。今天的中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遭到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被迫产业升级，向更落后、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中国的这种变化，表面上对中国很好，但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全球变暖谁都得倒霉。因此，中国是否应寻找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主义的发展道路来?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责任。
十几年前，在中国，对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的反思局限于理论圈。十几年过去了，环境问题从少数人谈论变为全社会共识，到党的十七大报告生态文明被作为国策提出。这一重大的发展和变化，跟国家环保总局、跟潘岳他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意识的增长、上升跟破坏生态的实践恰恰是齐头并进的：一方面媒体到处都在谈保护生态，一方面环境破坏的速度比保护的速度还要快。为什么?其深层就是整个发展模式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彻底地思考、不真正地改变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保护好生态的，而且生态问题会以几何的级数继续上升。
一、生态问题其实是发展模式问题
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在我主编《读书》时，发表了黄万里等很多关于生态方面的文章。2001年，我和许宝强共同主编了《发展的幻像》一书，还运作香港一些朋友翻译的美国学者麦卡利的《大坝经济学》在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无论是我写的文章还是当时《读书》杂志发表的相关文章，基本和《绿叶》杂志的想法一样，即不是单纯地谈生态问题，而是关注整个的发展模式。我们现在重视文化也好，强调传统也好，突出生态也好，其实都是对发展的反思——现在我们完全走了一条发展主义的道路，物质主义就是发展主义的产物。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主义，牺牲和否定了生态文化的传统。
当然，人们并非都会将生态问题与发展模式联系到一起。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我关注生态环境的时候，国内除理论界的少部分人外，极少有人对此重视，甚至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人说：现在谈生态问题很奢侈，这是西方社会的问题，我们要关注的是现实。这才过了几年?淮河彻底污染了，渭河是大的污染，长江、黄河也污染了，滇池、太湖、巢湖的蓝藻，北京周边的沙漠化、森林消失，等等，问题都来了。
可以说，在2000年前后，中国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开始引起全社会关注，连我自己也直接“卷入”到环保运动里头了，比如说当时的金沙江问题、三江源问题。而且，我们不仅关注生态问题，也关注原住民的文化习俗。我去云南做过多次调查，发现在生态重创的同时，当地少数民族和汉人的文化和习俗也被我们的发展主义破坏掉了。很明显，这并不是一般的生态代价，更是文化的代价，与此相连的也有权利的问题。
现代社会运动一般来说，主要集中在权利的意义、维权的意义上，对此，我也赞成。但我个人认为，仅仅把生态和发展问题划为权利问题，就会让我们又回到了契约关系——现代社会，包括婚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都是契约关系、利益关系——回到了个人主义文化。这种权利倾向的逻辑，实质恰恰是发展主义的逻辑。
在思考中国乡村、中国原住民地区的生态问题和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尊重地方传统生活方式的价值，比如当地老百姓祖祖辈辈保留下来的日常生活方式，这里头是深植着文化价值的，而绝不能仅仅着眼在权利上。地方的文化价值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如他们对自然的崇敬对我们有没有意义?我当然赞成捍卫他们的权利，我也在这方面作了斗争。但是，在话语和理论的层面，必须澄清这一点。
现代社会很大的危机在于，我们不能彻底地思考我们的出发点，比如价值这些问题。由此，哪怕是批评的话语，最终也变成了对于现代社会体制简单的确证。我在云南藏区做调查时发现，藏区里的藏民开始重新恢复一些集体模式，因为他们意识到，虽然你现在讲生态保护，但你的生产方式已经完全是市场化的，藏族的文化已经被摧毁，而他的文化价值是跟他的集体生活、社群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让我觉得，如果你把他原有的那种集体的模式解体了，只讲个人权利，那么你越是讲个人权利，就越是在摧毁他的文化，尽管表面上你是在捍卫他。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没有对现代性和发展主义彻底地反省，哪怕采取批判性的话语，最终也会导致反面的后果，这样的立场和视角应是当下讨论文化和精神问题的真正意义所在。传统的、原住民的、乡村的文化和精神，绝不是抽象的文化和精神，他是跟地方的、乡村的日常生活方式、制度、习俗连在一起的，我们要保护这些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有必要反思我们批判性的话语，更要批判现在占主流的、支配性的发展主义话语。
二、不打破发展主义共识，找不到新出路
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很多的社会运动中，知识分子、NGO是重要的、积极的活动者。但我们今天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被组织在现代劳动分工内的，NGO也已经是现代社会体系、现代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大部分NGO也都是依靠分工、依靠发展项目来进行运动的，没有这些项目的完成，他不可能申请下一个项目，这个背后的动力会影响到他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大部分的NGO并不能真正地深入到地方的文化实践中去，他的目标模式还仅仅是指标性的，不能改变生产方式和发展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因此，如果知识分子、NGO对发展主义下的现代分工世界体系没有意识，则其所要做的事最终会离其目标越来越远。
现在，中国有很多人都把西方作为楷模，因为西方的环保做得比我们好。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产业的大转移正是现在劳动分工的一部分。西方的环境好，是因为他把一些产业弄到西方之外的地方去了，他们的后工业化变成了我们的工业化，变成了更落后地区的前工业化。身置这样一个生产方式和体系中，需要我们对西方的整个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加以通盘地思考。这样做，并不是不要学习西方，也不是不要学习民主，而是强调这种学习是逃脱不开历史的审视和检验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重复西方。
西方中心的问题，要比我们想象的深刻得多，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崇拜西方返回古代的问题。可以说，整个现代世界处于西方的权力支配当中，它表面上倡导的价值跟它的历史前提之间有着深刻的裂痕，尽管它极好地掩盖了起来。因此，我们的社会运动者和知识分子必须很深刻地揭示这个东西，才能加以改变。这就是我们今天碰到的难度和阻力为什么这么大的主要原因。说到底，就是我们试图对西方支配下的发展主义进行思考，对西方主导下的现代化进行反思。当然，这是很多人不能容忍的，因为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共识。不揭开这个共识，就找不到新的出路。但是，你要揭开这个共识，则你的批判的矛头就必然是整体性的。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能量是巨大的，绝不是一两个人能阻止的。当年，黄万里在批评三峡工程、三门峡工程时，很多人还是比较认同的。但是，若你要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彻底反思整个发展主义和发展模式、提升到彻底反思整个现代化世界所支配性的模式上来，则很多人就不能赞成。我觉得，现代的知识分子、社会运动者必须有这样的承担，必须面对这么强大的压力，有责任说出真话。
三、生态之困：城市化发展模式
生态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问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我们要反思300年来支配我们的所有发展观。我不是说现代社会没有提供我们好的价值、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的反思也经常是从这些价值出发的。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彻底的反思、历史性的反思，否则仅仅单纯地谈物质精神问题、东方西方的问题、道统问题，最终都不能真正地揭示这个背后的利害。
这些年，我多次去云南做调研。2007年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滇池快完了。但我也知道，他们在搞金沙江调水，理由之一就是为了清洗滇池，减轻滇池的污染。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为什么?滇池的污染，已经到了难以解决的程度，云南省政府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做这件事，可是根本的问题出在他的发展模式上。我们知道，昆明市人口在过去一二十年当中膨胀了好多倍，原来只有几十万人口，现在已经是几百万人口。滇池当然不是个案，太湖、巢湖、滇池的污染，全都是现行的工业化生产方式造成的，是现行的以城市化为中心的发展逻辑造成的。过去，我们讨论三农问题很多，这是跟生态环境问题密切相关的。因为现在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方法，就是单纯地依赖城市化，但如果单纯地依赖城市化，像现在这些污染问题、生态问题如何解决?乡村建设问题不单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也是为了解决生态问题、文化问题。同时，解决三农问题不单是农业问题，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关系到乡村的位置、乡村的文化、乡村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怎么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都不去思考，我们只是还是在同一个发展逻辑上继续发展，然后我们又调那儿的水来治理这里的环境，这样的东西就是循环，但这种循环最终将导致更大的破坏。以城市化为中心的发展主义不需要彻底反思吗?乡村建设难道仅仅是让三农现代化吗?
四、中国的自主性在于提出自己的发展逻辑
我们要重新理解中国在发展中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中国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全球对于中国生态的压力导致中国生态保护的压力很大。这一点好的一方面是迫使我们转型;另外一方面，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整个现代西方的分工，提升了我们的劳动力质量，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我们的很多工厂将迁移到更落后、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地区，这个转移的逻辑对于中国表面当然是好的，自己不破坏自己。可是反过来讲，全世界都是相互关联的，全球变暖哪一个能跑得掉?所以，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藉此加大在全球发言的力度。
我们在全球发言的力度：第一，不是顺着西方说;第二，不单纯是辩护性的。有一部分人认为，西方事事都做得好，比如它的环境好，他们这正是与西方产业大转移、世界劳动分工相联的，因此不等同于西方真的好。我们不单是辩护性的，不是说这个是发展的必然，我们现在正在过渡，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别人也帮不了我们的忙，但是你不解决这些问题，世界性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的确可以对世界做出贡献。中国怎么办?需要把发展和生态问题、把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重新加以规划和思考，这必将对全人类做出贡献，而不只是解决一个单纯的中国问题。
我所说的这些，并不是否定中国发展的成就，其实我对这个成就是相当肯定的，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内，我们总不能处在落后、挨打、被殖民的状态，必须获得自主性。但这个自主性的获得，并不是仅仅靠你的发展和经济，因为你的自主性是表示你有真正不同于过去的发展逻辑，要提出自己的发展逻辑，而不是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是感觉在别人的逻辑下走得还不错。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NGO运动者、国家领导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有这个自觉，有这个自我的意识：知道自己所处的历史位置，不要又是事事都跟着西方，要考虑打破发展主义逻辑，走出新的道路来。但我觉得在这方面，整个社会从国家到知识分子思考得还不够，而且对思考的容忍度也不够，可见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很大。
现在，能够真正认真做这些工作的人并不多，有一些人做着这些工作，但是在装点。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发展主义的吹鼓手和一些大企业抱在一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会搞一个基金，出来做装点。在西方，很多大基金的背景就是大产业，中国也已经有了，看看一些“环境奖”，我就觉得非常好笑。我是不赞成环保人士去接受这个奖的，我们能不能有对这些问题想清楚的人?当他们知道这个奖的基金背景后，能不能拒绝这个奖?同时对这个问题发表评论?鼓励整个社会来关心?而不是使这个东西再度落入大资本的控制。
这就是现在社会的一贯逻辑，也就是说，他自己把这个东西破坏得一塌糊涂后，他自己又弄一个东西来装点，这个逻辑必须打破。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一个中国的环保运动者在这个高度上提出问题。有些话我不好说，但我觉得非常具有讽刺意义：一些人完全是发展主义的吹鼓手，他们弄了一些东西，还给人颁奖。
现实是复杂的，历史是多重的，我们的知识分子和环保运动者应当有这个自觉，要把环境保护当成一个真实的社会斗争、一个社会性的事业，千万不要当成新的饭碗，这是我的真诚的提醒。我非常希望，有一些环保人士在面对这些大基金给他们发奖的时候，他们能够站出来，或者虽然拿你的钱，但同时我也要指出你的问题。
如果说有一天，美国会成为环保卫士，但实质却是美国对全世界的环境污染是巨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揭示这个真相，这需要真正的自觉，这是自主性的前提。我们如果不能彻底地思考我们自身的环境，我们就不能够说出真话，我们必须有这个意识。尤其是今天，环保运动跟20世纪的社会运动非常不一样，是以草根组织为主的，这一点很成问题。而且，中国的环保运动自身有很强的西方中心主义特点，他们非常崇拜西方的东西，不是真正从草根里面长出来的新的价值。
结语
关注环境，不是单纯地谈生态问题，而是关注整个的发展模式。现在，环保日益成为公众话题，内部的复杂性也就多了起来。西方的政客一个个都在讲环保，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有多复杂。不过，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所以，很值得去认真地对待，要有一些思考很深入、彻底想问题的人，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不是在一个简单的生态意义上谈环保，这一点很关键。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前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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