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和对策研究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旗帜，对于统一思想、整合力量、凝聚人心、激励斗志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P194)我们党一成立就明确宣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鼓舞下，我们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社会主义是我们的选择，共产主义不仅是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也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心中的崇高理想。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理想;社会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样多变态势。与此同时，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西方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甚至消极、不健康和反动的思想观点大量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现时代面临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严峻挑战的态势，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担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最大的风险”，[4](P156)即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污染”[4](P45)愈来愈严重。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党的事业的成败，值得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警觉。
(一)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
二战后几十年来，尽管美国政治经济诸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运用武力或“和平演变”战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1945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指出“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5](P1)“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5](P3)当时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是青少年。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惊叹：“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的果然完全实现了。”[5](P3)苏东剧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2008年7月31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国防战略》中讲到：“美国将继续对中国施压”，“要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来影响中国的选择”。[6]美国的对华长期战略就是“围堵压制、分化瓦解、拉拢演变”，具体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还不时地沿第一岛链制造事端，恐吓中国;第三步就是在前两招都不能得逞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与中国对抗。这充分说明美国统治阶级搞垮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是一以贯之的。
这些年俄罗斯、东欧、中亚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强，特别是由于我国正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使GDP逆势而起，排名全球第二，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引导着世界各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反思。这是西方世界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和所谓的政治“精英”，日益把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利益的巨大挑战者和最大的潜在敌人，把正在崛起的中国看做是当年的苏联，并坚持把美中之间的合作、竞争与博弈看成是“新冷战”。二战结束后，美国依靠自己的硬实力，打了两场最大的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冷战”结束后，美国打了海湾、南联盟、伊拉克、阿富汗四场小的战争，后两场是胜而不利。美国总结其20多年前搞垮几乎与自己比肩的苏联的经验，开始逐步转向更多地倚重自己的软实力对付中国，以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
最近披露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十条诫令》中，有7条是讲怎样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搞垮中国的。一是“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二是“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了一半”。三是“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四是“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五是“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六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七是“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可谓暴露无遗。
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渗透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1.推销新自由主义，进行学术理论渗透
学术理论渗透是西方国家“西化”、“分化”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推销其所谓权威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诱骗发展中国家按照其战略意图进行所谓“改革”。在经济上主张“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在政治上强调“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宣扬“三权分立”和宪政民主;在战略和政策方面，鼓吹全球资本主义化、西方化、美国化。
改革开放后西方流入中国的各种理论中，经济学理论、金融学理论、法学理论，已经成功地渗透到学术理论界，在有些方面甚至已替代了主流思想理论。一些学者和理论家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和提出自己的理论，而是一味地顶礼膜拜，引进、阐释西方的理论，甚至去拿美国的理论套中国的情况，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演绎为市场决定一切，公开鼓吹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有的人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在教育界，一些学科的教学方针、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材到考试方式等，正在逐步全盘西化、整体上西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受到冷落甚至冷嘲热讽;不少院校喜欢用西方教材甚至原版教材，基本是全套的西方话语体系，教师教学时不加批判地传授。在一些决策层，有的政策的制定和出台，也明显看出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痕迹。
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一种奇怪现象，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些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左”或“思想僵化”，把批评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视为“时髦”或“与时俱进”;竟出现了“三笑”：讲马克思主义有人嘿嘿冷笑，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有人嘲笑，讲共产主义有人哈哈大笑。
2.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进行思想文化渗透
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文化渗透的战略图谋从未改变过。冷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积极致力于向我国输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他们不断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上开展心理战和宣传战，宣传人权高于主权，淡化中国主权意识观念，攻击中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性解释、诋毁性解读，对社会主义进行“妖魔化”宣传。
他们一方面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改变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核心价值观。譬如通过学术交流、理论研讨等途径腐蚀或收买某些精英人物，大力推行其新自由主义理论，削弱中国的理论思考能力和原创力，企图使中国按照他们的思想来指导当前的改革，最后使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通过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大力宣传推销其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西方一些颓废、有害的思想观念，影响我国群众并改变其价值观;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特殊时机、特殊场合等渠道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煽动街头政治，图谋“颜色革命”，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约翰·珀金斯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曾指出，在美国出现的“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他们通过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敲诈、贿赂、色诱乃至谋杀等手段，拉拢、腐蚀和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蓄意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并通过欺骗手段让成千亿的美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为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服务。
另一方面利用其经济、军事、科技以及传媒手段上的优势，进行文化渗透，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在《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披露：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美国《混合语》杂志也曾曝料，在第三世界推进“现代性”的幌子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豢养一批打手专门打压那些致力于自己民族文化崛起的人。
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是美国的文化部宣传部，其通过“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大量收买本地文化打手，以卑鄙的手法扩大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空间。美国政府发言人乔治·坎南很直率地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宣传”界定为，“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7]美国宣传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说得更直白：“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和欺骗都是允许的。[8]
美国人口虽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是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80%-90%的新闻，都由美国等西方通讯社垄断。美国等西方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国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目前美国拥有1500多家日报、8000多家周报、1.22万种杂志、1965家电台和1440家电视台，还拥有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三大电视巨头以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电影生产基地好莱坞。美国控制了全世界60%-80%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制作;美国电影生产数量占全球影片1/10，占全世界电影总票房2/3，占全世界观演时间1/2。在全球放映的影片中，好莱坞电影占85%。2010年我国电影产量达到526部，票房首次突破100亿人民币，可美国的一部电影《阿凡达》票房收入即达20.74亿美元，约合120多亿人民币。许多青少年正是在对美国各种“歌星”、“影星”的崇拜中迷失了自己的理想。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国内的确出现了少数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者，他们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至上，以西人的话语为话语、西人的措辞为措辞、西人的视角为视角，对本土文化进行边缘化和虚无化，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如此等等，造成了中国文化原创能力的深层弱化。
3.以信仰自由为借口进行宗教渗透
传播宗教曾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华渗透的主要载体，“传播福音”是他们身披的华丽外衣。现阶段西方的宗教渗透主要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借口，企图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和占领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阵地，消融和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干涉中国宗教事务，破坏中国的统一，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明确说过：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距离。所以西方某些国家一直企图利用宗教分裂和颠覆中国，他们支持达赖喇嘛谋求西藏独立，鼓动法轮功邪教分子闹事;出巨资160亿美元要“把中国基督教化”，等等。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艾克曼在他所写《耶稣在北京》一书中指出：“根植于西方的大陆基督教会，崇尚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价值，倾向支持中国走向民主。在中国，上至政治学术精英，下至农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的人数至少有八千多万，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未来30年，中国经济在实现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基督徒的人数会达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这条东方的巨龙，或许会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9]
西方势力进行宗教渗透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8种：
一是利用广播电视进行传教。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一些国家的卫星电视节目都有针对中国的汉语和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固定传教节目;梵蒂冈电台的汉语广播则直接传达罗马教廷对中国天主教的指令，操纵我国天主教的地下势力;从香港、马尼拉到首尔的半月形地带约有30个广播电台有针对中国大陆的宗教节目。他们的口号是：“用基督占领中国，打开中国的福音大门。”鼓吹使“中国人归主”，使中国“福音化”。[10]
二是通过国际邮政邮寄宗教经书、书刊、音像制品，或通过陆路和水路走私大宗宗教宣传品等进入中国大陆，甚至在中国内地建地下工厂私自印刷传教书籍，制造宗教活动用品。近些年，各地海关截获大宗宗教宣传品的事件经常发生，而境外的类似活动至今势头未减。
三是打着学术交流、研讨、传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识的旗号，进行隐性的宗教渗透。近些年，一些境外基督教教会组织在我国境内外曾开办多期“培训班”和“研讨班”，培训许多人员。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为例，2001年以来，该学会已经连续举办数届“美国宗教与文化暑期高级研讨班”，参加者不少都是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宗教学及相关学科系、研究所的领导人和学科带头人。比如，在2002年的第二届研讨班上，共安排了八次讲座，分别由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圣公会神学院、环球圣经公会和大使命中心等机构的神学教授和牧师主讲。[11]
四是国外的神学教授、神职人员在中国的一些高校内或开课程，或做讲座，公开进行宗教渗透;有的甚至被聘为客座教授，经常给研究生、本科生授课。更有甚者，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北美某基督教学会竟来中国举办了跨数省长时间的基督教“学术讲座”。首站选在北京，然后是哈尔滨、长春、南京、杭州;18天时间在5座城市的8所大学中作了10场讲座和座谈。[12]
五是国内一些大学的外籍教师或外国机构人员利用各种方式进行非法传教活动，或是借外语培训之机对参加者进行传教渗透，或是利用讲学或捐资办学之机进行传道渗透。
六是利用慈善事业布道传教。如通过医疗、助学、扶贫、救灾等活动，以经济资助换取宗教影响的扩大。如美国一个基督教徒医疗队到我内地某地农村从事义诊活动，每给一个人看病，就给病人贴上一张“上帝爱你”的标签，并发一张印有《圣经》语录的名片。[10]
七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教。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网上传教提供了十分快捷而又很难控制的便利条件。据统计，当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中文网站大约有1500多个，多数为天主教、基督教的网站。其中一些网站、网页已经成为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的重要渠道之一。[13]
八是以办厂为名进行传教活动。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宗教背景的外商、港商、台商到中国大陆投资建厂越来越多，甚至有的境外宗教组织直接在中国大陆投资。由此带来的企业布道、传教的情况进一步突出。他们往往在企业内非法设立宗教聚会场所，传经布道。有的外商企业以安排好工种为条件，诱导中方员工信教，发展教徒。此外，他们还在内地寻求代理人为他们服务，甚至直接在我境内兴建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宗教渗透等。
西方的宗教渗透在新疆问题上产生的影响特别明显。长期以来，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大做文章，积极扶植我国境内和逃亡国外的分裂主义势力，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我国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纠合在一起，民族分裂活动更趋猖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大肆鼓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利用宣传、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阵地，通过出版书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文艺演出、聚众演说、讲经布道、制售传播音像制品和利用互联网等途径，极力宣扬分裂主义思想，使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民族分裂活动往往与暴力恐怖活动互相配合。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股势力”在新疆策划和制造了一系列暗杀、爆炸、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事件，其中最典型的是2009年的“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2014年“7·28”新疆莎车暴恐袭击案，严重危害了我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4.利用大众传媒对我国形成全方位包围网，进行“妖魔化”宣传
据我国有关部门监测结果显示，西方主要国家和敌对势力在我国周边地区共设有30多个转播台，每天使用普通话和多种方言、170多个频率对我国播出60多个小时的节目，再加上一些国家从本土发射的广播信号，共有50个境外电台使用300多个频率对我进行广播;在卫星电视渗透方面，他们在我国上空构建了密集的卫星电视网，频道达400多个。[14]在2008年拉萨“3·14”事件中，“美国之音”不仅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更成为达赖集团的传声筒。事件发生前，它突然加大藏语广播时间，并暗中替达赖集团传达指令，让他们在敏感的时候制造事端。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互联网对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2014年上半年，中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间长达25.9小时。[15]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也加紧与我国争夺互联网等思想文化的新阵地。2010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会见各大网络公司的负责人时公开表示，美国会利用网络推行“民主化进程”。
网络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向中国进行思想渗透的新的重要渠道。全球13个互联网顶级服务器中，有10在美国;美国在事实上把持着国际互联网的生杀大权，随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让别国断网。2009年5月，微软公司根据美国政府禁令，切断了古巴、朝鲜、叙利亚、苏丹和伊朗等5国用户的MSN接入服务，这表明美国控制互联网不仅会用于文化渗透也会对其他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互联网使用的通用语言文字都是英语英文，中国处于被掌控的局面。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庞大的“写手队伍”，在境内外的中文网站和BBS(网络论坛)上大量贴文，向我境内传播政治谣言和有害信息;还资助我国境内的敌对势力建立网站，支持他们利用互联网联络指挥、组织策划、蛊惑人心、煽动闹事;西方还入股控股我国的主要门户网站，使之成为西方的喉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花样不断翻新。继近代中国被列强贬称为“东亚病夫”之后，国际上“丑化”中国的言论，不断变换花样。比如，苏东剧变后不怀好意的“中国崩溃论”出台;面对我国的发展，别有用心的“中国威胁论”、“挑战国际体系论”、“中国责任论”(或冷贬或热捧)又相继登场。这些论调交替影响，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二是歪曲热炒具体事件，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不断炒作具体事件，如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环境、“有毒”食品、“危险”玩具、军费增长等问题，作为“妖魔化”中国的武器，而所谓“西藏问题”、“人权问题”，更成为他们惯用的武器。比如在奥运火炬传递和新疆、西藏等问题上，西方媒体以偏见和谎言混淆视听，致使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成了西方媒体所塑造的中国。中国的解释和说明往往又引来“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等论调。在我国集中精力筹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西方一些媒体和政要千方百计地将奥运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试图借奥运迫使我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做出让步。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多次宣称，如果达赖代表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有进展，“达赖和中国政府方面都承认谈判的进展，那么我参加奥运开幕式的障碍将被排除”;“中国政府和达赖谈得好，我就考虑去北京参加奥运会”，[16]等等。西方就是这样通过把特殊问题普遍化、个别观点模式化的手段，影响舆论，企图唱衰中国。这些加大了我国对外宣传中引导舆论、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成本
三是与我国境内的右翼精英勾结，利用现代传媒和出版物大肆诋毁、恶搞和亵渎民族英雄、革命英烈、模范人物。他们说岳飞、文天祥阻碍了民族融合;大肆诋毁、丑化和恶搞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杨开慧、刘胡兰、毛岸英等革命先烈，雷锋、王进喜等先进模范，说刘胡兰是村里一个缺心眼的小妞，说雷锋做那么多好事是在作秀，说董存瑞手举炸药包是让人给哄上的，说黄继光堵枪眼是根本没有的事等等。这些说明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态度和立场，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5.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文化交流”，培养西方国家需要的“西化精英”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经阐述过，控制中国不能主要依靠武力，要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辅之以控制战略威慑，使中国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西方统治集团总结搞垮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认为颠覆中国政权要通过资助、扶持中国的某些“西化精英”，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当前活跃在我国境内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正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长期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有1000个左右，加上开展短期合作项目的组织数量，总数可能多达4000-6000个。[17]在这数千家境外非政府组织中，有政治渗透背景的有数百家。如曾经在东欧剧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进入我国活动，利用文化交流、捐资助学、项目培训等手段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情报;通过插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特别是以开发援助、扶持弱势群体为名，抓住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城市拆迁、退役军人待遇等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以“维权”相号召，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煽动民众同党和政府产生对立情绪;或者支持参与策划街头政治、民族分裂等活动。
西方国家尤其注重通过资金援助在我国内部培养西方代理人和政治反对派，西方国家每年经非政府组织流入我国的活动资金可达数亿美元。在中国活动的知名基金会主要有“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1月在中国建立办事处起至2001年9月，在中国资助总额即达1.28亿美元，[18]项目包括人权与社会公正、治理和公共政策、教育与文化、国际事务、项目支持等，通过资金资助，影响甚至收买了部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和对政府决策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培养出了西方国家需要的“西化精英”。美国民主基金会虽属非政府组织，但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块招牌”。这个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如在拉美、独联体、西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进行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其在中国频频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甚至控制中国的某些社会活动家和法学家，直接干涉中国内政。(来源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二)国内社会意识更加多样多元多变，出现了“少数人与党和政府疏远疏离的倾向”，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巨大风险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现已处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随着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社会意识更加多样、多元、多变，这既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了活力，也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纷繁变幻。围绕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偏于极端的意见和建议，出现了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少数人与党和政府疏远疏离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个别同党和政府离心离德的人”。“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1](P19)
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 主导信仰日渐淡化，拜物崇权倾向日益严重
信仰，作为一种价值导向，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信仰都可以说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共产主义一定胜利，不仅仅是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也是绝大多数老百姓心中的理想目标。然而，由于诸多原因，现在这种主导信仰已经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逐渐淡化。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所在，青年大学生是社会高认知群体，是社会知识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创造者和传播者，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青年大学生的信仰问题，不仅对其自身的成长、成才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但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思潮席卷大学校园，当代大学生中不同程度存在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多元化的现象。在信仰的选择方向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信仰复杂与缺失现象。据殷丹对湖南省大学生信仰现状的调查，在1742份有效问卷中，回答“有信仰”的只占全体被调查人数的38.1%，刚刚超过1/3;表示“没有明确信仰”的占全体被调查人数30.2%，表示“曾经有过信仰”的占12.8%，如果将“曾经有过信仰”的也视为目前没有信仰，那么，目前“没有明确信仰”者达到43%，将近达到全体被调查人数的一半。[19] 另据赵宗宝、卢亚君、王兆云对河北某高校大学生信仰问题的调查，在3659份有效问卷中，选择信仰共产主义的1417人，占38.73%;表示没有信仰和不知道信仰什么的共1891人，占51.68%。[20] 这些数据说明，当代大学生有近一半的人信仰缺失和信仰动摇，信仰这一人类社会普遍具有的精神现象，在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青年大学生主导信仰的缺失和动摇，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发展和长治久安。
在主导信仰日渐淡化的同时，拜物崇权的倾向日益严重。由于发展市场经济，经济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及多方面的影响，一些人尤其是部分青年人更加重视物质利益的追求，不愿谈人生信仰，不愿为伟大理想献身，崇拜和向往的往往是权力、金钱、荣誉。他们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将社会和他人当作手段，强调追求个人快乐的目标唯一性，满足于直觉主义、感觉主义，缺乏社会责任、回避理性思考。一旦遇到现实的利益问题，他们什么都可以放弃，甚至是自己的灵魂。2010年6月下旬，广东的18位亿万富豪通过网络和报纸等媒体选妻，不到一个月竟有5万多靓女报名参选，这足以说明社会对金钱的崇拜。《非诚勿扰》的女嘉宾在节目中公开表白“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这是现今一些所谓的拜金女价值观的典型表现。
2. 宗教信徒有较大幅度增长，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国际交流交往的扩大，宗教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开始“复活”、“回暖”，而且发展迅猛，整体趋热，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颇为罕见的宗教“繁荣”。宗教的快速发展，首先表现在近几十年来信教人数的持续增长。中国目前到底有多少人信仰宗教，尚无准确的统计数据。根据中央统战部的数据，“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多人”。[21] 这是2002年底我党公开发布的宗教信徒数字;2011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做客人民日报社强国论坛(2011年3月9日)，也说“中国信教人数有一亿多”。9年过去了，但这个数字始终未变。目前，很多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据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课题组2003-2006年在中国30个城市对4596个样本的抽样调查，按照中国现有人口比例的推算，估计中国目前具有宗教信仰的总人口在3亿以上。[22](P3) 据徐海燕对辽宁省的调查，截止到2002年，辽宁地区信教人数已近160万，而在1993年，全省信教人数仅为46万人，平均每年以18.6%的速度递增，9年的时间，信教人数增长了114万人，比1993年增长了3.5倍。[23] 1998年，北京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九五”项目“北京青年宗教信仰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显示，北京市大学生中明确表示有宗教信仰的占13.4%;[24](P18) 2000年，上海市教委重点课题“大学生深层次思想问题研究”显示，上海市大学生中因各种原因而信教的合计为11.8%。[25] 2012年回娅冬、詹国华对长沙7所大学的调查显示，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占总人数的15.08%。[26] 考虑到农村信教人数远大于城市，估计中国信教人数应在2亿左右。尽管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对于近20-30年来我国信教人数不断增长的判断，几乎没有人持怀疑态度。
其次，宗教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宗教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显著标志就是宗教文化热，具体表现在，一是宗教活动场所不断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一些地区出现了滥建寺庙、道观及祠堂的现象;有些地方新建了大量庙宇，不仅建筑面积大，且设施齐全、装饰华丽，有些地方为发展旅游业，兴建的寺庙、佛像更是难以计数。二是各类宗教活动日益频繁，宗教活动的内容也相当繁杂，每月初一、十五都有诵经、烧香等佛事活动，至于佛诞、菩萨诞等重大节日则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此外，宗教书刊越来越多，表现宗教内容的文艺作品日益增加;新闻媒介中宗教方面的信息量相当可观，旅游文化中的宗教成分日益浓厚。总之，宗教对我国社会生活尤其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
3. 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时有出现
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总体上保持了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围绕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也形成了若干热点，某些老问题被重新提出，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挑战。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的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旗号鼓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有的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突出表现为以下13个方面。
一是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的方向改。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第二是土地的私有化;第三则是金融的自由化。[27] 吴敬琏认为为了避免陷入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28]
二是歪曲恩格斯思想，宣扬“放弃共产主义”。一些学者提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要通过和平方式走向社会主义，他曾说“到20世纪下半叶欧美将进入社会主义”，今天太平洋那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一些人移民国外是投奔“社会主义”。
三是宣扬“苏马非马”，否定列宁主义。一些学者提出“要澄清苏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要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去”，完全否定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29]
四是宣扬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偶然的，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内在联系。有学者提出，中国人并不是自己主动寻找马克思主义的，而是马克思主义顺道进来的，“然后中国人被动地去接受它”。[30]
五是歪曲邓小平理论，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美国那样”。有学者提出“共同富裕就是现代中产阶级化”。“邓小平去美国等地看了……共同富裕变成那样就是社会主义”。[31]
六是把新一届党中央的治国方略误读为“新权威主义”、“政左经右”。有学者提出，“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新权威主义道路”，习近平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是“新加坡模式”，是新权威主义加市场经济。[32]
七是宣扬共产党是全民党，也代表资本。有学者提出现在与革命时期不一样，共产党是执政党，应代表“全体公民”和有钱人。“不能把人群分成阶级，自称代表一个或几个阶级”。混淆了党性和代表性问题。[33]
八是否定中国模式，为新自由主义张目。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进步是建立在西方发展的基础上的，中国必须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经济改革要搞自由市场经济，政治改革要搞宪政民主。[34]
九是误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些学者提出，市场在一切场合都应该起决定作用。市场的决定作用就是市场化，市场化同样使用于思想、政治和文化领域;市场化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35]
十是否定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基础。有学者提出，从历史看是先有共产党执政再有国企，国企不是共产党执政基础。共产党是由于发展了民营企业，才提高了执政合法性;国企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36]
十一是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污蔑社会主义革命是灾难，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消解党的执政合法性。一段时间以来，仍有人继续宣扬和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编造、虚构历史事实，对党的历史、党的领袖进行抹黑，重新解构党和党的领袖的历史，在一些党员心内形成原罪心态，在群众心中颠覆党的形象。认为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1789-1870-1917这股潮流”。[37](P295)
十二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主张用法治代替人民民主专政。认为“叫法治，法律就是最大，必须是这样一个理念”;如果有比法律更高的东西，就别说自己是“法治国家”。“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法治，怎么还有人怕它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呢?很是莫名其妙”。
十三是否定党对政法系统的领导，主张“各级法院、检察院不再设立党组，内部也不再设立机关党委或业务部门党支部等政党组织，终结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与法院、检察院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法官、检察官原来是党员的，应该冻结组织活动，终止与党的组织联系;原来不是党员的，在任法官、检察官期间不加入任何政治组织。[38]
这些有悖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模糊了人们的视野，导致人们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了不确定性和一些干部、群众信仰危机的加深。
4.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现时代面临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挑战
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互相交融，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科学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并存，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非科学社会主义文化激烈交锋。在这种多元化格局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根本的是在信仰方面发生了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日益泛滥，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被淡化。
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不信马列信鬼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地方和部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部分党员干部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根据中纪委工作报告反映出来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腐败问题的严重性。1982-1986年，共处分违纪党员650141人，其中开除党籍的151935人;1985-1986年，处分省军级干部74人，地市级干部635人。[39] 1987-1991年，共查处违纪案件874690件，处分党员733543人;其中县团级16108人，地市级1430人，省军级110人。[40] 1992-1997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31000件，结案670100件，党纪政纪处分669300人;其中县处级20295人，厅局级1673人，省部级78人。[41] 1997-200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县处级28996人，厅局级2422人，省部级98人。[42] 2002年至2007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77924件，结案679846件，党纪政纪处分518484人。[43] 2007年11月-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3759件，结案63906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429人。[44] 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2万件，结案17.3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2038万人。[45] 201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万人。[46]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从1982年到2014年上半年，全国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达435万人。从1982年到2002年共处分县处级干部65399人，厅局级6160人，省部级360多人。由于2002年后不再公布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数字，所以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远远大于此数字。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
在青年人中，“80后”的人群对星座、算命、宗教等领域感兴趣，他们或受传染于社会环境，或由于从众心理，或出于个人好奇，举止行为往往自觉不自觉带有宗教符号，如佩戴十字架装饰，参加圣诞节活动等等;这几乎成为一些大学生所谓追求时尚的表现。
在一些社会群体中甚至出现了是非不分、美丑不辨的严重社会现象。2010年山东的阳谷县、临清市和安徽的黄山市在争做西门庆、潘金莲故里，还要搞西门庆、潘金莲旅游文化节;西门庆被一改在传统文学名著中“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艺术形象，华丽转身成为当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江西宜春还把“叫春”这个情色味十足之词当作自己城市的广告词;还有近年的雅阁女、芙蓉姐姐、凤姐、马诺、伪娘、春哥、犀利哥之类的“娱人丑星”、“精神病明星”轮番登场、蹿红网络。一些领域思想道德严重滑坡，媒体娱乐节目丑态百出;社会生活中诚信缺失，市场上假货盛行，假酒假药、假种子假化肥、假文凭假证照、注水肉、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塑化剂、假有机蔬菜等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遍布城乡、坑害百姓，恶性食品案件频发，使人们深刻感受到意识形态面临的巨大风险和道德危机的严重存在。（节选，注释略）
基金项目：本文为刘昀献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应对执政风险和考验研究”(项目批号：11&ZD068)的阶段性成果
简介：刘昀献(1956-)，河南汝州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研究基地专家、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应对执政风险和考验研究”首席专家。
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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